潘毅：中國集體村莊的啟示
（潘毅：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係教授）
1980年代以來，“分田入戶”的小農經濟在經曆幾年短暫的繁榮之後，很快便陷入停滯。到1990年代，已經不能提高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計，而且製造了“三農問題”。那麽，今天我們該如何來重新看待這段曆史，又有何經驗、教訓或反思。潘毅教授帶著我們走進周家莊。與數十萬個倒下去的合作社相比，周家莊成功地將集體合作社存續至今。在今天的中國，它的經驗當然不具普遍性，甚至麵對著全球化資本流動和城市化的衝擊，情況令人擔憂。但是，在杜潤生過世之際，如果我們能夠重新審視周家莊的發展，提升當下對中國發展模式的爭論，將有助於我們從必然性邏輯回到曆史情境，從而一方麵更公允地評價曆史上的集體經濟，另一方麵打開未來的合作經濟的想象。
“分田到戶”的家庭聯產承包製明顯是對前三十年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實踐的一種拋棄。1978年以前，中國的製度，主要以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和公有製為主要標誌，期間伴隨著對自由市場的否定和對公有製之外其他所有製形式的強烈批判和排斥，建立了最新的、公有製主導的生產和生活模式。
“分田到戶”的改革以市場經濟為主要內容。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意味著生產方式和資源分配方式的根本性改變，全民和集體所有製主導下的生產方式為市場主導的私有經濟所取代。與此同時，在意識形態領域，從對非公有製經濟的否定轉變為大力讚揚外資、民營在內的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時至今日，就規模而言，非公有製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
在農村，這一改革曆程最鮮明地體現在人民公社的普遍解體，以家庭經營為基本單位的小農經濟在中國農村重新取得了統治地位。從1978年末小崗村宣布“包產到戶”、“打響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槍”，到1985年全國農村人民公社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工作全部結束，全國共建9.2萬個鄉、鎮人民政府，村民委員會82萬多個。僅僅6年時間，就把艱苦奮鬥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製度解體，從而使人民公社退出了曆史舞台。
小農經濟的弊端
過去多年，人們給予杜潤生力推的家庭聯產承包製高度評價，認為這一製度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促進了農業生產的快速發展。
然而，農村在經曆幾年短暫的繁榮之後，很快便陷入停滯。九十年代以來，小農經濟不單不能提高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計，而且製造了“三農問題”。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小農經濟既無法實現規模經營、亦無力通過積累實現擴大再生產，這使得農民增收困難，亦使得農村變成了純農業社區，農業之外的多種經營無從談起。由於人多地少，農業人口無法完全被小農經濟吸納，於是數量龐大的農民工群體便出現了，這是中國半無產階級化的前奏。
農民工問題的出現，一方麵是因為農村和農業生產已經無法容納農村勞動力，另一方麵是因為沿海地區出口導向型的工業發展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供給。“打工潮”在1990年代以來逐漸形成，並愈演愈烈，造就了中國特殊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路徑，促成了“世界工廠” 的發展模式。
然而，“世界工廠”的發展模式存在嚴重的隱患。由於出口導向型的工業高度依賴於國際市場需求以及國內廉價勞動力的供應，一旦國際市場供求出現大的波動，就會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就業產生重大的影響。同時，勞工工資長期偏低造成內需不足，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前景堪憂。而在農村，由於農業產出低，大量勞動力尤其是年輕的精壯勞動力紛紛流向城市，導致農業和農村發展乏力，更帶來“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等街知巷聞的社會問題。
在農業生產領域，規模化經營被政府視為解決“三農”問題的主要出路，各地湧現出的“公司+農戶”以及扶持種田大戶的做法，無不著眼於推進農業的規模化經營，以期實現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但是這樣的規模化經營操控在公司和少數大戶手中，廣大農民的生計依然難以改善，甚至淪為農業雇傭工人。
人民公社效率低？看看周家莊合作社
人民公社作為集體合作生產的一種特殊形式，是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一項重要製度安排，對中國農村乃至於整個中國社會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目前，主流的論述對人民公社都持否定的態度。關於過去的曆史，我們有待探索，目前，還留下來的集體村莊，我們出於好奇，終於在2009年的春夏之交，第一次來到周家莊集體村莊，土地麵積21046畝，人口4495戶，13029人。周家莊實行兩級管理，下轄10個生產隊。由於短暫停留，除了驚訝周家莊的發展水平，就是村莊內部的建築物井井有條，家家戶戶分有一套不算豪華、但是整潔的別墅。對於帶著對人民公社許多負麵印象的我們，周家莊作為一個特例，它的存在，挑戰了我們的“常識”，也讓我們意識到“常識”很大可能是主流意識形態的主流建構。2010年的三月份，我們再次來到周家莊合作社，在這裏小住五天，集中走訪了2個生產隊，瀏覽了豐富的檔案。為了深入研究，我們留下了研究助理，她們對村莊進行了多次的深談，也做了錄像記錄。直至2012年，我們每年都有研究生到周家莊做田野研究。
周家莊隸屬於河北省晉州市，從1952年建立第一個村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到1956年轉為聯村大社，直到今日，周家莊對外的名稱因時變化，但它的合作社體製一直沒有變化，迄今已曆六十多年，是極少數沒有中斷的維持集體經濟實踐的村莊。生活在周家莊的許多社員今天仍依賴著集體計劃經濟生活，記工分、分口糧、集中耕作、統一分配，是周家莊的主要勞動形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近距離觀察和研究的機會。在人民公社普遍遭受批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下的小農經濟早已取得主導地位的今天，周家莊合作社存續至今，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我們周家莊，沒有一個到外麵打工，也沒有一個外嫁女。我們有開小店的，也有開小工廠的，但也是在村莊周圍，沒有去遠的。”在走訪中，不止一個村民對我們說著類似這樣的話。當我們多次問：“你們為啥不分田呢？分了不是更有幹勁嗎？”，最典型的回答是：“我們不分田，省心呀！”2010年，村裏的農村勞動力，一般年齡比較大，年分紅收入達到25000元到28000元，占村裏總勞動力比例25%。其他的年輕人，在集體工廠裏工作，年分紅收入大約是30000元到35000 元。剛生完孩子的婦女，呆在家裏，說：“不操心！待孩子長大一點，就可以回到工廠裏上班”。周家莊沒有退休的概念，八十歲的老人家如果願意工作，譬如做一個看門人，年收入也可到一萬多元。乍看，周家莊的生活無憂——“省心”兩字是我們在村中聽到最多的詞匯；間中，也會聽到抱怨，有一位村民，由於不滿生產隊隊長分工不均，2010年初，自由退社，自己搞了一個小賣店。他說：“我生意好的時間，就留在外麵（合作社外），生意不好，再回去，我們這裏一年考慮一趟。”
對於一個多年研究農民工的團隊來說，這個安居樂業的村莊似乎展示了一條能夠解決三農問題、消除勞動力剩餘、免於“離土又離鄉”的打工命運的道路，它算不上富裕，卻為當下的“中國現實”提供了另類的可能性。如果說合作社的農業生產和集體企業體現了優勢的話，那麽，周家莊是如何達到有效的勞動管理和合理的分配製度，又如何能夠做到有效降低監督和管理成本呢？請看李長江的《集體經濟養懶漢？周家莊勞動管理有辦法》。
集體村莊的優勢分析
周家莊走的是一條工農牧業共同發展的道路，有效地解決了城鄉分隔、工農分家的發展模式，改變了城鄉空間永久性的分離。
周家莊的經濟主要分為農業和工業兩部分，前者以生產隊為單位，後者則主要是指集體企業。由於合作社的再生產的投資主要來自於自身積累，因此在工業發展初期，以農補工，用農業生產的收入來進行工業投資，興辦了一批集體企業。
1974年，由於社隊企業的發展，工副業收入已經占到約全社總收入的25%。1980年代後，隨著大環境逐漸走向開放，集體企業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到1992年，集體企業已經發展到18家，後來雖然集體企業的個數有所減少，但在總收入中一直都占據絕對優勢。這種條件進入到以工補農的階段。1990年農業應提留66.65萬元，但由於工業的盈利已經比較可觀，當年不僅免除了農業的這筆提留，還從工業利潤和其他收入中拿出90萬元補貼農業，用於農業生產者的年終分配。2009年，合作社農業生產更是獲得補助合計216萬元。
另外，對於集體企業，公積金和公益金的提取比例分別為純收入的7%和3%，其他，大約86%的純收入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在參加集體企業生產的社員之間分配。適度的提取比例避免了過度調節可能造成的平均主義，在兼顧公平的同時比較好地堅持了按勞分配，多勞多得。
除了工業，周家莊合作社的農業生產也不斷轉型，實現了有自己特色的規模化和專業化生產。1979年以後，國家數次提高棉花的收購價格，極大地調動了棉花種植的積極性，周家莊的棉花無論單產還是總產都屢創新高，給合作社帶來了豐厚的現金收入。
2000年以後，周家莊開始推進農業的多樣化經營，尤其是推廣高附加值的農產品生產。周家莊大田作物主要種植冬小麥、夏玉米和穀子，早已完全實現了機械化，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目前農業勞動力僅占全隊勞動力的不到10%。
近年，除了口糧田之外，小麥種植全部改為種子田。種子的收購價格要高於普通小麥10-20%，周家莊鄉之所以能夠做到，正在於其集體生產所具備的規模優勢，不僅能夠提供足夠的土地麵積，而且實行統一的耕作和管理，便於保證種子品質。
此外，果樹種植目前主要包括果園和采摘園，占地麵積達900畝，主要發展觀光農業，兼有果樹、草莓、蔬菜、生態養殖業等經營種類。
2009年，周家莊就實現工農業總產值5.65億元，其中工業總產值4.9億元，農業總產值5252萬元，第三產業產值1736萬元，工業總產值已占工農業總產值的87.6%，農業僅占9.3%。
與當下招商引資下借助外來資本進行投資的發展路徑不同，集體企業的發展主要依靠集體經濟的公共積累。各生產單位（生產隊和集體企業）扣除成本之後的純收入在分配給社員之前，還要先行扣除公積金、公益金等公共基金，用於進行擴大再生產的投資和推行公共福利事業，在上世紀90年代就對老年人、貧困孤寡人口進行補貼，並提供免費的九年義務教育等等。
周家莊對社會經濟的啟示
與數十萬個倒下去的合作社相比，周家莊是發展得比較成功的個案，在今天的中國，它的經驗當然不具普遍性，甚至麵對著全球化資本流動和城市化的衝擊，情況令人擔憂。但是，在杜潤生過世之際，如果我們能夠重新審視周家莊的發展，提升當下對中國發展模式的爭論，將有助於我們從必然性邏輯回到曆史情境，從而一方麵更公允地評價曆史上的集體經濟，另一方麵打開未來的合作經濟的想象。
今天，中國的工業化和整體經濟水平均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換句話說，那些當年製約集體經濟發展的缺失的曆史條件很多已經具備。在這樣一個變化了的曆史條件之下，周家莊集體經濟的實踐對於我們解決市場經濟下嚴重的“三農”問題，對於我們探尋一條真正推動農村發展的道路，就具有了特別的啟示意義。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業的規模化經營是必然的趨勢，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走向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在於，該以怎麽樣的方式取代小農經濟？
從根本上來說，無論是其農業生產還是集體企業，周家莊合作社都采取了一種集體化的生產組織方式，家庭不再是基本的生產單位，個體的勞動力隻是勞動分工中的一環參與生產。當然，這並不是合作社獨具的特色，而是一切企業化生產方式所共同具有的特點。而合作社與後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兩個基本方麵：首先是產權共有，合作社的管理者並不是土地等生產資料的所有者，這就避免了建立在產權私有化基礎上的剝削的出現，保證了勞動者對生產過程的民主管理和控製；其次，也正是在上述基礎上，勞動成果能夠歸全體勞動者所有，實現按勞分配。
毫無疑問，與那些背井離鄉在“世界工廠”裏打工的農民工相比，與那些分田單幹後守著幾畝薄田勉強度日的農民相比，周家莊的集體經濟為其成員提供了一個另類的、同時也更加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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