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習近平和馬英九先生代表大陸和台灣決定在新加坡會麵，是曆史的必然。但習馬會能夠在這兩位主政的時候實現，少了這兩位的胸襟和勇氣也絕無可能。
從前一個聽來的故事說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孔小三很不忿，覺得不就是出去轉一圈發現了一塊地嗎？於是哥倫布就拿起一個雞蛋，問孔小三：你能把它豎在桌子上嗎？孔小三以能靈活上位聞名全球，拿過來顛來倒去地放，那雞蛋就是不老實，倒去顛來地轉圈。孔小三雖然狡猾，卻還沒把孔老二的誠實全忘光，於是老實承認不能。哥倫布拿起雞蛋，啪地一聲，打碎了一頭，豎在了桌子上。孔小三一看，勃然大怒：你這不是蒙傻子嘛，照你這樣，誰不會？ 哥倫布冷冷地說：你剛才就不會。
在自己有力量的時候，不敢去做自己力所能及光耀千秋的事情，就象孔小三一樣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習馬能推動聚會，值得點讚。
但作為一個言論不自由的大陸，海外媒體的主要功能，並不是重複國內媒體的歌功頌德，也不是重複國內媒體的揮刀自宮，海外媒體，更主要的角度就是批評，哪怕是苛責，戲虐。給兩個包子點讚，不是主要的。
兩個人見麵談什麽？
人類其實還是很愚蠢的一個族群，大人物的聚會中的大人物，往往就是一個類似於英國女王一樣的榮譽代表，談話的時候，拍板的是這些大人物，但實質的決策者卻是實際做事情的人，人類社會越文明，決策過程越科學，這個趨勢就越明顯。
但中國社會並不是一個相對文明的社會，決策中領導腦袋一熱，山河動搖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習馬會對馬來說也許走走形式的意思更重，而對習來說卻有許多黑暗得看不透的東西。
所以，習馬會的關鍵，就是要讓他們一貫表現出來的角色對調。
習一貫的角色，就是所謂的不說隻做，包子有肉不在褶上。或者說“訥於言而敏於行”。這相對於以往那些總夢想著不朽的這思想那代表的炮製者來說，是一個突破。但還不夠，一諾千金，言出必踐，事前作好功課，然後發言，事後必然履行諾言。這是更高的要求。這類似於創業時候的商業計劃，事前規劃得越仔細，花的功夫越多，臨事的時候走的彎路就越少。
習因為自身的曆史局限，出生在毛建國後，學習的最佳時期又沒有機會係統學習，可能連蔣介石那樣記日記的習慣都沒有，更別提象老毛那樣不斷地總結提煉經驗教訓上升成文章。這樣的底子，要求他達到蔣毛那樣罪惡滔天的地步，還不夠。但和平時期穩步發展，大約還是可以。
對於這樣一個隻會做，不會說，沒有啥理論水平的包子，或者說茶壺裏的餃子——有貨倒不出來，就需要讓馬和習角色對調。
馬作為言論自由的民主社會的總統，大嘴是自然養成的。他能說的，在沒有會談之前，基本上也可以從已經說的話裏推敲出來。所以，他在會談的時候，說話的價值不大。
而習在國內是包子政策，光做少說，自己為人也是包子，訥於言而敏於行，那麽，在會談的時候，他的話就更有推敲的價值。因為他的話沒法從中共社會的言論中推敲出來。
而本身是包子的人，需要別人的幫助，才能把包子餡裏的肉剖析開了給人看。茶壺裏的餃子，需要用循循善誘的方法給一點點地掏出來。這正好發揮馬英九大嘴的優勢，不過要偏重於記者的角度，多問少說，幫著包子把中共的方針政策給說出來。
例如，可以問問，中共什麽時候可以放開黨錮，讓國民黨到大陸來發展地盤，或者更靈活一點，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但以一種嶄新的形式，即國民黨員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共產黨來謀求在大陸當官。
而作為曆史性的相逢場麵，大陸和台灣到底能不能以原始錄像的形式，公布會談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而不是出一個自己剪裁的紀要，也是值得關注的地方。
太平先生於右任生前曾經寫過一首詩《望大陸》：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隻有痛哭。
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不得大陸，不能回鄉，大陸乎，何日光複？
國共黨爭，讓一代大詩人生前不能歸國，靈魂依舊飄零。希望在於先生死後五十一年之後，國共兩黨的要人們能放開本身雞零狗碎的小雞肚腸，實現國共合作，共建一個和平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以慰先生之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