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毛澤東時代
從1921年開始中國共產黨正式登上了中國政治曆史的舞台。此時毛澤東也正式進入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史。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得到張聞天的支持，終於掌握了中共軍隊的實權。在1942年延安時期，毛澤東對張聞天的看法逐漸起了變化。他認為做為黨的總書記的張聞天，他在其位不謀其政。毛澤東甚至講過這樣的話，意思就是你又不管，你又管不了這事，你還把著這個位子不讓出來。
六中全會後，張聞天跟毛澤東談話，說這個事我統統交給你，我不管了。毛澤東欣然接受。這樣，他就把中共的黨領導權也抓到了手。從此，毛澤東成了中國共產黨和其軍隊的第一把手。
不過，此時國內國民黨的軍隊還包圍著解放區，國外還有共產國際和蘇共的製約。毛澤東還隻能依靠黨領導層這個集體來活動。
在解放戰爭中和在對國統區指導民主運動的鬥爭中，毛澤東在集體領導中發揮著作用。這可以從當時以黨中央的名義發往國內各個戰線的電文中看出。所以說，從1942年至1949年這一段時期，應該說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上的解放戰爭時代。
1949年中共在國內打跨了蔣介石集團，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站立起來了，對外，特別是對共產國際和蘇共的製約也可以說“不”了。從此，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聲望與日增高的同時，毛澤東的威望也不斷擴大。特別是在1954年國家頒布憲法後，毛澤東又當選為國家主席，他既是黨的主席，又是統帥全軍的軍委主席，集三權於一身。從此，他大權獨攬，飛揚跋扈，自以為自己高明、一貫正確。他開始不斷地對中央領導層的早期戰友們挑釁，今天揪這個人的“教條主義”小辮子，明天揪那個人的“經驗主義”的小辮子，後天又揪某個人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小辮子，弄得人心惶惶、草木皆兵、遍地地雷。
從此，毛澤東他把領導層集體的智慧拋到一邊，把黨章、憲法棄如敝屣。他可以一言九鼎地決定黨內其他人的命運，劉少奇、彭德懷、習仲勳等因他的指示，或遭迫害、或退出政壇；同時他一言九鼎地決定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走向。他發動1955年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及全國肅反運動，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1958年的反右傾和大躍進運動，直至“文化大革命”。他使大多數中國人的命運被嚴重地改變。所以說，從1954年至1976年這一時期，應該說是中國曆史和中國共產黨史上的毛澤東時代。
下麵所要解讀的是存在於毛澤東時代中幾個重要議題。他們是：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毛澤東與當代中國農民，毛澤東與文革時紅衛兵造反派，毛澤東與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毛澤東與毛澤東主義，以及毛澤東時代留給我們的教訓。
- 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從入黨開始，就在黨組織這一集體中得以培養、鍛煉和支持的。毛澤東在黨發展壯大中起過一定的作用。他在犯錯誤，特別是犯嚴重錯誤如打“AB團”、四渡赤水、延安搶救運動等時，黨並沒有拋棄他，而是繼續重用他。毛澤東說他一生中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把蔣介石趕到台灣，在大陸建立新中國，二是發動和領導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實，趕跑蔣介石建立新中國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是他和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等老一輩革命家集體奮鬥，和中國各民主黨派成員、廣大革命知識分子共同支持和參與的結果，是全體共產黨員(包括解放區和國統區)以及全體解放軍指戰員流血犧牲換來的結果。不錯，毛澤東是傑出的領導者，但是絕不能把功勞歸於他一人。
毛澤東在解放戰爭時期和建國初期，他同黨的關係還是屬於正常的。他在最高領導層及各級黨組織帶領黨員和各族人民努力奮鬥，贏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的時候。黨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威望不斷提高的同時，毛澤東的威望也隨之提高了。從此，毛澤東的思想起了變化，他追求自己“君師合一”的錯誤想法不斷膨脹。他利用黨賦予他的權力，把自己當成正確路線的代表和化身，把黨做為一根棍子，誰反對他誰就是反對黨。他利用各種手段來對付黨內、黨外對他錯誤思想和做法持有異議的人，對他們進行打擊報複，甚至陷害。在黨內，他利用叛黨的罪名，否定陳獨秀、瞿秋白、劉少奇；利用反黨的罪名在黨內打倒彭德懷、賀龍、習仲勳、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馮雪峰、丁玲；利用分裂黨的罪名，否定張國燾、高崗。在黨外，他整肅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浦熙修、費孝通。
從黨史上看，當毛澤東在黨內處於不利的地位時，他就對領導層撂挑子。例如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給他個人寫信，反映意見。毛違反黨規，在會上公開這封信，結果在會上不少人讚成彭德懷的意見。毛澤東頓時發脾氣說：“你們讚成彭的意見，那我走，你們把王明請回來，我去打遊擊。”又如1967年二月當時文革整老帥很厲害，在一次會上譚震林、陳毅等人向林彪提出抗議。林彪匯報給毛澤東，毛澤東大發脾氣說：“我馬上走，林彪也走，讓他們來搞。”他把自己立於黨之外，以此來恐嚇黨。
毛澤東在黨內處於有利於自己的地位時，他就淩駕於黨之上，脫離黨的領導層集體。例如：在延安整風時期，他撤消政治局成立總學委，由他來指揮。文革時期，他踢開書記處，成立由他的班底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組”歸他驅使。憑此，他頤指氣使地整這個、鬥那個，以期達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特別要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黨章明確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決策和權力執行機構，黨章也規定黨代會應定期召開。可是，作為黨的主席毛澤東利用自己的權力多次違反規定，可以長期拖延召開或提前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更加不可思議的是，毛澤東可以不通過黨的代表大會，擅自選擇黨的未來的主席做他的接班人，例如早期他蓄意選擇劉少奇做他的接班人。後來在文革期間他又明確指定林彪為他的接班人，甚至荒唐地把這一決定寫進黨的九大所通過的黨章這中，讓全黨遵從。大家知道，一個國家之主指定其接班人的事，唯有封建專製王朝時代的皇帝才能這樣做，而他偏就這樣做了。由上述可見，毛澤東一貫地把黨做為自己私人之物，玩弄黨於他的股掌之中實行其專製。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名符其實的黨霸，也決不冤枉他。
二、毛澤東與當代中國農民
毛澤東是靠領導農民運動起家的。他領導農民鬥地主分田地，他許諾革命勝利後，農民成為國家主人，耕者有其田，過上幸福生活。他組建農民軍隊走上井岡山，同朱德領導的起義軍隊會合，建立了蘇維埃地方政權，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推翻蔣介石獨裁統治的革命道路。
首先說土改即土地改革運動。1950年由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土地改革法》，經過當時執行人大職權的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審查討論和修改，然後經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會議通過，再由毛澤東於1950年6月30日下令施行。這是一部惠及農民、中共黨兌現對農民“耕者有其田”承諾、發展農村生產力的改革法規，這是一樁大好事。如果認真實行此法，農民生活必會大大改善，農村生產力也必將得到較大發展。可不幸的是，不久毛澤東提出反對這個法所規定的和平土改，強調要大膽放手發動群眾把地主階級鬥倒、鬥臭、鬥垮。於是黨中央在當年12月下達了“反對和平土改”的指示。從此，在左傾思潮的鼓動下，一個恐怖的暴力土改大登場。除了鬥爭少數惡霸地主和一般地主外，還把中農劃成富農，把富農劃成地主，並把他們關押、吊打，甚至還出現鬥爭所謂“貧農惡霸”、“中農惡霸”的奇事。此時，人鬥人、鬥死人的事大量出現，原本好端端的一次進步革命運動，被鬧成了一場慘劇。
土改完成後，毛澤東認為農村的民主革命已經完成。在當時無機械化的條件下，他立即開始搞農村的集體化運動。於是在農村推行合作，搞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當時這些運動在黨內遭到老一輩革命家如劉少奇、鄧子恢等人反對，在黨外遭到廣大農民的抵製。可是毛澤東利用手中的權力一意弧行，宣布黨內的持異議者為資產階級、富農代理人，稱他們是“小腳女人”、是“右傾機會主義”。對黨外持異議者，毛說他們是階級敵人。由於他對基層領導幹部不顧實際條件硬性下達超額的建社數量指標，有的地方還出現領導幹部對不願入社的一般幹部和群眾威脅說“你是跟共產黨走，還是跟老蔣走”的場麵。
高級合作社成立後，大刮“共產風”，一平二調農民的生產資料，搞得農民除了少量自留地外別無所有。加上統購統銷政策的出籠，超額征購農產品，最後發展到連農民留下的種子糧和維持日常生活的口糧也被奪走。農村出現了農民餓飯和逃荒，以及大批非正常死亡。 後來，城市手工業、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毛把改造過程中持異議者稱之為“右傾機會主義”，並把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推廣到生產方麵。於是出現了農民餓飯和逃荒，以及大批非正常死亡。後來，城市手工業、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毛把改造過程中持異議者稱之為“右傾機會主義”，並把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推廣到生產方麵。於是出現了“多、快、好、省”的大躍進。同時，在農村建立起人民公社，說它一大二公，它更加優越、更加社會主義化。這時農民自留地、自養牲口一律逐步歸社，甚至連自養雞鴨也當作資本主義尾巴被割掉。大辦公共食堂，連農民的生活用具、住房都歸入公社，男女分住集體宿舍，活象軍營一般。隨後全民大煉鋼鐵、大興水利，千百萬農民被抽調出去。夏收秋收由於缺少勞力，成熟的莊稼大部分爛在地裏，人為地造成了嚴懲的大饑荒。據統計那時期全國餓死三千多萬人，比當年蘇聯搞集體農莊時在烏克蘭餓死260萬農民還要高10倍以上。中國廣大農民遭到了滅頂之災。
總之，搞合作化、搞人民公社運動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關係必須要適應當時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原理。沒有機械化做基礎來搞農業集體化是完全錯誤的，是主觀主義、唯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所以說毛澤東為了爭當中國皇帝、當世界革命領袖，利用農民、欺騙農民、愚弄農民、坑害農民，最後使自己走上了背叛農民運動的道路上去，其罪大矣!
三、毛澤東與文革中的紅衛兵造反派
1970年10月1日文革期間，毛澤東在一次接見紅衛兵時，在天安門城樓上，美國記者愛德華·斯諾問他；“主席，你是從何時開始認為要搞掉劉少奇?”毛澤東回答說：“從1965年就有此想法。”所以，在1966年隨著國家經濟全麵好轉之時，毛澤東認為這是整治劉少奇的好機會，於是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最初他利用姚文元拋出批《海瑞罷官》一文，掀起整吳晗的風浪，又組織人批鄧拓等人的《三家村》，以此來衝毀中共北京市委，並使之癱瘓，為打倒所謂的“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劉少奇而掃清了道路。
毛澤東為了打開缺口，從教育領域下手，提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1966年5月中旬，毛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利用他的權威通過了《五一六通知》，成立由他掌控的“中央文革小組”。
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為首的七人，在當時政治形勢影響下，用大字報直接問罪校領導陸平等人，在學校掀開了“文革”的序幕。與此同時，北京、清華大學附中等學校的一批中學生，在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的教唆下，在聶元梓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的煽動下，成立了全國最初的造反組織“紅衛兵”，並宣布要誓死保衛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於是國內先後出現在學校批鬥教師、校長，給他們掛牌、戴高帽子、遊街、打殺等侮辱人格等暴行。
接著紅衛兵又殺向社會進行“破四舊”，抄社會知名人士的家，摧毀廟宇、砸碎曆史文物，批鬥五類分子。紅色恐怖頓時彌漫全國。
毛澤東此時趁亂離開北京，著意讓劉少奇、鄧小平來收拾局麵。劉少奇、鄧小平在6月3日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采用向重點學校派工作組這一傳統的治理方法，結果遭到左派紅衛兵的抵製。
7月18日，毛澤東悄然回到北京，在他指出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革命的這一壓力下，劉、鄧承認派遣工作組不妥而進行檢討時，劉少奇說：“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好得很！”直接把矛頭指向了劉少奇。於是毛澤東親自接見了左派紅衛兵。8月1日，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去信，表示熱烈支持紅衛兵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等三篇文章和他們的革命造反行動，不久，開始掀起了揪鬥劉少奇及廣大革命老幹部的行動。從此，全國城鄉被籠罩在這一恐怖的陰影之下。當時全國被迫害致死的人數達千萬人之多，僅湖南道縣、河北大興縣發生的一次大屠殺各數千人，完全類似於二戰時期的納粹德國希特勒組織法西斯的“衝鋒隊”、“黨衛軍”屠殺猶太人和抵抗運動組織人員的罪行。
紅衛兵造反運動嚴重摧毀中華文明的同時，在社會上造成人性扭曲、道德淪喪，五親不認、斯文掃地，以及人鬥人、人殺人的慘像。
毛澤東利用紅衛兵這一批不知黨內鬥爭實情的青少年，來打擊迫害對他持異議的革命老幹部如劉少奇、彭德懷等以及廣大的知識分子，以達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利用紅衛兵的同時，也毀滅了他們做人的道德標準，使得他們人格異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可以說毛澤東給我們中華民族帶來這一災難真是罄竹難書、罪大惡極。
四、毛澤東與當代中國知識分子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對知識分子還表現出一個“禮賢下士”、“賢明君主”的慈愛形象。他曾稱讚丁玲是文小姐、武將軍，高度評價京劇《逼上梁山》的演出人員，說他們為革命做了一件好事。
建國後，在成立新的全國政權之初，伴隨著“三大運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借助於朝鮮戰爭和隨後在國內針對資產階級的“三反”、“五反”運動大張旗鼓之勢，首先在我國國家機關和高等院校的工作人員中，毛澤東發起以清理組織為名的“忠誠老實學習”運動，讓這些知識分子老實交代自己的階級成分和政治曆史。與此同時，毛提出了知識分子的改造任務。當時使用了從延安整風中搶救運動帶來的手段，即“脫褲子”、“割尾巴”、“洗熱水澡”等，以此打掉知識分子的所謂的架子。
建國後的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劃分階級成份的決定，還規定凡受雇於國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機關、企業、學校等，為其中的辦事人員，取得工資作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來源的人，統稱為職員，是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此決定還特別提出，高級職員為工程師、教授、專家，其階級成份與一般職員相同。也就是說，把他們也劃入了工人階級範疇。中央人民政府的這一決定無疑應當代表當時中央高層集體的共識，當然也包括毛澤東在內。可是不久，由於共產黨己由一個革命黨正式轉變為執政黨，毛澤東在黨和國家中的地位起了變化，他對知識分子的地位觀念和政策也有了變化。
1953—1954年，毛澤東受到國際、國內形勢中某些因素的刺激，不顧當時國內實際，終於拋棄《共同綱領》和違背自己曾經的承諾，而提前終止了新民主主義階段的進程，從此轉向社會主義過渡。在意識形態領域，他提出向資產階級唯心主義進行鬥爭，於是一頂“唯心論”的政治帽子，在教育界、學術界以及整個知識分子頭上搖晃起來。從此，以知識分子為靶子的什麽“思想改造運動”、“思想鬥爭”、“思想批判”就逐步展開。此時，在高等院校內散布“舊教授”是一些知識騙子，引導學生走“白專道路”，又說“馬寅初真才實學如何目前北大尚摸不清楚”等等，搞得知識分子“灰頭土臉”從而剝奪了他們“家國情懷”、“重氣節”、“自由思想”和“獨立的人格”的自重品質，使他們低下了頭，聽命於所謂的“政治”。
毛起初提出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是“團結、教育、改造”，但在1956年9月黨的八大上，又把知識分子論定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更為嚴重的是，1957年3月，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說“大多數知識分子是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有些人雖出生於工人家庭，世界觀基本上也是資產階級的”，所以“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反右和反右運動後，毛澤東提出“兩個剝削階級”的觀點，斷定我國還存在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被打倒了的地主買辦階級及其他反動派和資產階級右派，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和他的知識分子。總之，知識分子被劃入資產階級範疇，使其成為革命的對象。
以上是毛澤東從重視知識分子轉向輕視和歧視知識分子的進程。毛澤東為什麽要批判以至於迫害知識分子?他是怎樣做的呢?
毛澤東深知知識分子的資本就是知識，隻要把他們的知識批到鬥臭，剝奪掉他們唯一的安身立命基礎，他們就不能興風作浪，就隻能聽從毛澤東指揮，他也就能達到自己成為君師合一地位的目的。
於是，在全國相繼出現了批電影《武訓傳》、批陶行知，說他是反動階級的幫閑文人；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產物；批判梁漱冥“冒充農民代表”。以梁漱溟在一次中央會議上為農民困難向上提建議為例：不料他的建議卻觸動了農民運動當然領袖毛澤東的敏感神經，於是毛澤東大怒，指責梁漱溟是“代表地主階級的，幫地主階級忙的，冒充農民代表”，“粱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1953年，毛澤東批王稼祥推行三和一少是投降主義。1955年胡風對文藝領導工作上書三十萬言提出不同意見，他和同事們通訊議論文藝政策問題，這些純屬正常現象。可是這又觸動了意識形態尊神的地位，於是，毛澤東拾起了批判的武器，點出了胡風分子們“不過是抓到了一個缺口”，“他們就拋出了不少的東西”，說“胡風分子是以偽裝出現的反革命分子”。接著批楊獻珍的“合二為一是修正主義階級論調和論；批馬寅初的計劃生育建議是反動的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翻版；批孫治方的市場經濟理論是資本主義經濟觀；批翦伯讚的曆史主義、讓步政策論是資產階級曆史觀；批張聞天的外交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批鄧子灰提議放慢農業合作社進程是“小腳女人”、“右傾機會主義”。
1956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了“波匈事件”，毛澤東有些驚慌。為了穩固國內矛盾，他提出了“雙百”方針。1957年他推行黨內整風運動，並號召黨外人士在知無不言、言者無罪的保證下，也來幫黨整風。不久，鳴放開始，教育界、文藝界黨外人士向黨提出不少意見。在此形勢下，黨內不少人卻質疑“雙百”方針。毛澤東為安撫黨內，頓時一改整風的進程，說“事情正在起變化”，並用“引蛇出洞”的“陽謀”作為借口，加以陷害這些提意見的知識分子。於是，全國掀起大規模的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舉起了階級鬥爭的大棒殺向了整個知識分子階層。最早是批“章羅聯盟”，批章乃器、儲安平、浦熙修、費孝通。在黨內提出“丁玲、陳企霞右派反黨集團”，以及在各單位揪出大批右派分子。全國一時給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的人數達55萬之多(沒有戴帽的、屬於內控的中右分子約一百多萬)。反右運動終獲大勝而結束。
毛澤東此時心情舒暢，於是他的小資階級狂熱性大大發作。很快，三麵紅旗在全國招展起來，總路線、大煉鋼鐵、大躍進全麵發動。一時，全國爐火衝天，大興水利，大刮農村的高產風。不多久，出毛澤東所料，全國出現了城市物資供應短缺，農村嚴重缺糧發生了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
毛澤東慌了，在七千人大會上做了一點檢討，1959年接著召開廬山會議，準備批“左”。由於彭德懷給他寄了一封信，批評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毛澤東受不了了，在會上宣布彭的信是意見書。出其所料，這份意見書除了柯慶施一小部分小人之外，得到與會大部分人的讚同。毛澤東自認為自己的導師地位發生了動搖。他於心不甘， 終於利用個人權威，掀起批判彭德懷的“右傾社會主義” 陰風並把彭德懷等人打成所謂的軍事俱樂部“反黨集 團”，讓林彪接替彭的國防部長的職位。
接著毛澤東又發動了在全國黨政軍各單位開展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運動。一大批對三麵紅旗持有異議的各級知識分子領導幹部都被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其中有河南省的潘複生、安徽省的張愷帆、雲南省的趙健民，以及軍隊裏的一些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領導。據統計，當時全國整肅了380萬人之多。從此，全國鴉雀無聲，人人噤若寒蟬。
此時，毛澤東心裏並不輕鬆，他已覺察到自己將有可能失去黨和人民對他的信任。由於他固執的個性，他決不肯認輸。在臥薪嚐膽幾年後，當全國各方麵的形式有了好轉，借助世界和周邊地區敵對勢力的囂張，毛澤東又拉緊階級鬥爭這根鋼弦。說為了防止出現修正主義，又發動了城市和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由於他和劉少奇對“四清”即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性質和策略上的分歧，加上在“七千人大會”上兩人對形勢估計的不同看法，毛澤東認為修正主義將發生在黨內最高層，其矛頭直指劉少奇等人。
與此同時，毛澤東又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從城市五反”、農村“四清”擴大到意識形態領域。他指出：“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於是，假借文化大革命之口，一場從中央到地方殺向參加革命多年的老一輩革命家和各界廣大的知識分子的殲滅戰正式拉開了帷幕。
首先從批“海瑞罷官”、批“三家村”開始，接著毛澤東拋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動紅衛兵造反派打倒了劉少奇、彭德懷、賀龍、彭真、羅瑞卿、楊尚昆以及各地一大批黨政機關的領導。在文化藝術界、學術界迫害吳晗、鄧拓、陸定一、周揚、老舍等一大批著名人物。其次，在教育界，在毛澤東“現在，大學、中學、小學大部分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富出身的人壟斷了”的煽動下，全國從大學到小學出現了學生揪鬥老師、校長，侮辱人格甚至打殺被鬥人的暴行。真是斯文掃地，師道尊嚴一掃而光。
毛澤東為什麽從輕視知識分子、歧視知識分子，走向批判知識分子，一直後來迫害知識分子?根本原因在於：他認識到反對封建獨裁、實行民主革命或改革的領軍人物都是知識分子，如近代的“公車上書”、“戊戌變法”的康、梁，推翻滿清王朝的孫中山、秋瑾、徐錫麟；掀起五四運動、提倡“民主和科學”的北京一些大學師生也是知識分子；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的李大釗、陳獨秀、魯迅、抗戰七君子，以及聞一多、李公樸都是有理想的知識分子。毛澤東要想實現他的“君師合一”的地位、要想搞獨裁當中國的秦始皇和成為世界革命領袖、導師的角色，其唯一障礙就是那些有思想的、智勇雙全的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所以，要除掉這些人或封住他們的口，其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他們劃為階級敵人，然後舉起階級鬥爭這根大棒或槍杆子來消滅或恐嚇他們。
綜上所述，可見毛澤東敵視和迫害知識分子，其手段遠遠超過我國當年坑儒的秦始皇，是一點也不冤枉他的。
五、毛澤東與毛澤東主義
首先，本文應該著重說明的是：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主義是兩個在不同時代所產生的、兩個不同的政治思想體係。
前者，是產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前和建國之初，基本上可以說它產生在解放戰爭時代。它是由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層中老一輩革命家們領導人民與敵鬥爭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馬列主義和當時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正確路線在不同階段和不同領域，進行多次路線鬥爭中戰勝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而係統形成的結果。它的內容包括：黨的集體領導製度、中國武裝革命用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策略。與各民主黨派組成民主統一戰線，準備建立聯合政府。提倡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觀。反對蔣介石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獨裁專政。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等。
而後者是產生在建國後毛澤東時代，它是完全由毛澤東自己主觀、唯心和用不正當手段釀造出來的一個錯誤的思想體係。它是毛澤東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不同階段和不同領域進行多次路線鬥爭中戰勝正確路線而係統化所形成的結果。它的內容包括，黨的個人獨斷領導(家長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引導下搞階級鬥爭擴大化。否定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觀，堅持黨領導一切和以黨代政，拋棄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強製推行貧窮社會主義。
其次，本文希望著重闡明的是：我們在嚴格區別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主義這兩個不同的政治思想體係的基礎上，來重新審視毛澤東時代所出現的各種事件和問題，使我們看清那個時代的曆史真麵目，重建中華文明，實現民族複興的美好願望。
(一)毛澤東主義的具體內涵
在政治上，毛澤東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以黨治國，以黨代政。主張國家內隻能有“一個主義(毛澤東主義) ”一個政黨(由毛澤東控製的政黨)，一個領袖(毛澤東)。
在經濟上，毛澤東主張實行社會公有製、計劃經濟，消滅私有製和市場經濟。
在文化藝術上，主張工農兵文化，推行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在軍事上主張黨指揮槍。
在意識形態上，反對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觀，主張堅持黨性原則和輿論一律。
在對外關係上，主張“三反一多”，“三反”即反帝、反修、反各國反動派，“一多”即多多援助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主張輸出革命。(二)毛澤東主義的形成
建國後，中共已由一個革命黨變為一個執政黨。通過“三反五反”等運動後，國內的鬥爭不再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而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之間的兩條路的鬥爭。
這裏包括：土地改革階段，是暴力土改和和平土改的兩條路路鬥爭；執行“共同綱領”階段，是廢棄還是堅持“共同綱領”的兩條路線鬥爭；執行治國方針階段，是以黨治國和以法治國的兩條路線鬥爭；農業集體化階段，是強力推行合作化、公社化和放慢合作化、反對公社化的兩條路線鬥爭；反右派階段，是堅持反右擴大化和抵製反右派運動的兩條路線鬥爭；推行三麵紅旗階段，是鼓動讚揚和抵製反對三麵紅旗的兩條路線鬥爭；文革階段，是積極推行和消極抵製文革的兩條路線鬥爭；執行外交政策階段，是堅持“三反一多”和提倡“三和一少”的兩條路線鬥爭。
由於毛澤東權勢在握，最後結果是在多次兩條路線鬥爭中，毛澤東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占了上風，從而這條機會主義路線就係統化最後形成了毛澤東主義。
(三)毛澤東主義形成所使用的手段
毛澤東在上述兩條路線鬥爭中，為了戰勝他的對手(正確路線的代表)，他使用了不少權謀和不正當的手段。現分述為下：
1．陰謀與陽謀
為反右鬥爭中眾所周知的“引蛇出洞”：廬山會議他把彭德懷給他私人的信件公諸於眾來打擊彭老總；文革中他利用紅衛兵造反派不知黨內矛盾的內情來打倒劉少奇、彭真；利用整風整黨今天整個這個人明天整那個人。
2．造謠與誣陷
例如，毛造謠說梁漱溟是“野心家”“是用筆杆子殺人的‘殺人犯’”。造謠說劉少奇讚揚“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影片。造謠說胡風及其同事是有嚴重問題的“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誣陷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誣陷彭德懷裏通外國。誣陷瞿秋白是叛徒。誣陷習仲勳用小說《劉誌丹》反黨。製造無中生有的章羅聯盟”、“高饒聯盟”、“彭高聯盟”以及一些所謂的“反黨集團”。
3．借古批今
為借批電影《武訓傳》來批陶行知。借批《海瑞罷官》來迫害吳晗。借批忠王李秀成說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是投降書。借批孔批儒整周恩來。
4．偷粱換柱
延安整風時成立總學委取代政治局，文革時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取代書記處，為自己獨斷專行服務。
5．煽動與恐嚇 用“造反有理”、“不要文質彬彬，要武嘛”來煽動紅衛兵造反派搞打砸搶，弄得天下大亂。他動不動就說：“你們不同意我，你們請王明來。”以此恐嚇黨和持異議
6．嫁禍於人
反右前他提出要考慮取消高校黨委製，他後來用此嫁禍於人。文革前，他鼓動要發揚“海瑞精神”，文革中他嫁禍於吳晗。文革造成特大災難，他欲蓋彌彰地嫁禍於“四人幫”。實際上，這場災難的罪魁禍首當是他毛澤東本人。說得淡化一些，也是以他為首的“五人幫”。
7．剽竊他人著作
毛澤東為了提高他個人的名望，把別人的論述成果竊為己有。他的哲學著作《矛盾論》、《實踐論》均取材於李達、艾思奇、楊秀峰等人原作。他的《論十大關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出自陳伯達手筆。毛澤東選集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其真正作者是當時華東中國人民解放軍新華社記者陳其五或莊重。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觀點是朱德在1937年4月12日提出的。毛澤東的遊擊戰十六字訣，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攏、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其原創者是朱德，朱在1928年4月28日把它帶到井岡山上的。
8．說謊與欺騙
延安時期，黃炎培訪問延安，產生了他與毛澤東的著名“窯洞對”，毛澤東接見法國記者時發表了延安談話，毛澤東均表明要在今後真正實行民主。後來證明這是謊話。在反右鬥爭運動前，毛澤東要黨外人士幫黨整風提意見，並多次申明“知無不言、言者無罪”，要實行“三不主義”。後來他卻說：“事情正在起變化。”結果他以言給別人定罪了。這些都是他欺騙人的事實。
(四)毛澤東主義所造成的惡果
在毛澤東時代，隨著毛澤東主義的形成，我國農業生產不斷衰退，工業生產萎縮，城鄉日用商品嚴重短缺，人民生活質量普遍下降。僅在大躍進年代全國就餓三千六百萬人，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據統計，1978年全國有三分之二的農民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工人的情況，以天津為例，1975年工廠的生產第一線70％以上的二級工，月薪隻有41．5元，再無其他收入。職工家中無任何財產。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麵積為3．5平方米，而1972年卻降到3平方米。五十年代初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臨時住宅，直到八十年代還住著。
政治上，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各次政治運動，不尊重事實，不講道理，冤假錯案不斷。侮辱人格，不講人道主義，甚至達到草菅人命的地步。僅在文革中就迫害致死達千萬人之多。
文化上，實行文化專製。文革中以破“四舊”之名，砸神毀廟，破壞曆史文物以及中華文明遺產。文藝舞台上隻有八個樣板戲，所有傳統和現代的文化藝術都被掃入垃圾堆。
在倫理道德上，號召“親不親，階級分”，各次政治運動提倡背靠背互相揭發，麵對麵鬥爭，主張“大義滅親”。結果出現了子鬥父、妻子揭發丈夫，隻顧自己而貶損、誣陷別人，造成人無誠信、人無親情、友情，道德淪喪。特別嚴重的是，在文革造成紅衛兵造反的一代年輕人，幹出喪盡天良、令人發指地殘害教師、革命幹部的法西斯暴行，扭曲了人性，異化了良心。
在國際上，毛澤東主義影響了柬埔寨波爾布特共產黨，影響了阿爾巴利亞思維爾·霍查共產黨，影響了羅馬利亞齊爾塞斯庫共產黨，影響了印度尼西亞艾地共產黨。結果，使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均遭到滅頂之災，全部被消滅。
(五)對毛澤東主義的批判
縱觀前述，可以認為毛澤東主義實質上是完全脫離中國當時的社會實際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產物。是當代左傾機會主義思潮集大成者的、徹頭徹尾的假社會主義理論。它坑害了數千萬中國當代農民和數千萬當代中國的青少年。迫害了千萬名革命幹部和知識分子。它推毀了中華文明、扭曲了人性，破壞了工農業生產，特別是貶損了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和中華民族的形象。其罪大矣。
六、毛澤東時代留給我們的教訓
毛澤東時代，由於毛澤東利用手中的權力強力推行毛澤東主義，結果使國家、人民遭到了空前的災難。特別是在文革後期，我國在政治上一片混亂，經濟上走到了崩潰的邊緣，思想文化衰退到虛無狀態，在國際上完全處於極端弧立的地位。
毛澤東時代實質上是斯大林時代加秦始皇時代的混合產物。它所推行的毛澤東主義使中國社會停滯和倒退了幾十年。
今天，當毛澤東主義徹底破產之時，我們要痛定思痛，認真吸取曆史教訓，特別是要勇敢地走出毛澤東主義盛行時期它所造成的各種誤區。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改革政治、發展經濟、繁榮文化，造福於人民，從而振興中華，走上民族複興的大道。
人們對毛澤東時代認識上的幾大誤區是：
(一)對毛澤東思想認識上的誤區
前文已經清楚地說明：前期毛澤東思想是黨的領導層集體智慧的產物，是黨的正確路線在不同階段、不同領域與機會主義路線多次進行路線鬥爭中取得勝利而係統化所形成的思想體係；而後期毛澤東思想(如果可以這樣理解的話)是在毛澤東時代，由毛澤東個人主觀唯心的左傾主義路線在不同階段、不同領域在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正確路線鬥爭中取得勝利而係統化所形成的思想體係，即毛澤東主義。它是前期毛澤東思想異化後的產物，所以說這前後兩個思想體係根本不是一碼事，不能混為一談。
可能有入會提出這樣問題：前述毛澤東主義對中國社會造成百害而一無是處，為什麽在那時代中國社會在國內、外還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和進步，這又如何理解呢?事實上，所取得的一些成就和進步，完全是以劉少奇、彭德懷、周恩來等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在抵抗以毛澤東、康生、柯慶施等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不懈鬥爭所取得的結果。
如果我們不做這種分析，不走出把前後兩個思想體係混在一起的誤區，我們就永遠擺脫不了毛澤東主義對我們的影響。
(二)對毛澤東時代國內主要矛盾認識上的誤區
這個時代，國內主要矛盾己由解放戰爭時代的階級鬥爭的矛盾，轉變為解放後人民在物質、文化領域不斷增長的需求，同當時國內經濟、文化比較落後不能滿足這一需求之間的矛盾。但是毛澤東此時不同意這種觀點，不承認這個現實。強調國內的主要矛盾依然是兩個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兩條道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鬥爭的矛盾。他堅持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由於對國內主要矛盾的不同判斷，在黨內也就形成了兩條不同的政治路線：一條是以毛澤東為主的堅持毛澤東主義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它主張不斷革命繼續進行階級鬥爭並將其擴大化的路線；另一條是以劉少奇為主的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它主張以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為目標的建設路線。
所以說，毛澤東時代國內的鬥爭是上述兩條路線的鬥爭，而不是毛澤東所認定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
在毛澤東時代，由於毛澤東掌握中國黨、政、軍大權。因此，他所推行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成了主流路線。在這條主流路線的支配下，全國在政治上放棄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觀，而搞階級鬥爭擴大化。結果出現了肅反運動、反右派運動、“五反”、“四清”運動、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擴大化，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錯案。在經濟上不顧當時生產力的實際水平，提前推行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村集體化、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造成糧食減產、城市商品短缺，人民生活下降。在思想文化上搞“滅資興無”、“輿論一律”，以及後來文革中的破“四舊”，造成了一片文化沙漠。對外關係上極力推行“三反一多”，輸出革命，使我國在國際上長期處於弧立地位。
綜合上述分析，認清了當時國內主要矛盾是需求與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找到了我們貧困生活得不到改善的真正原因，我們就敢與專製進行鬥爭，進行維權活動，就不會心安理得地認為自己的苦難遭遇是命該如此。
(三)毛澤東時代對民主、自由、人權等觀念認識上的誤區
民主、自由這個口號，早在解放戰爭時代是毛澤東經常掛在嘴邊的準備去實現的表白。在延安時期，毛澤東與來訪的黃炎培那段關於民主的著名“窯洞對”，更是激動人心的莊嚴承諾。可是建國後，毛澤東說：“民主隻是一種手段。”也就是說他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對於自由，他把它引申為自由主義，寫文章批判和反對自由主義。這樣，人們也就不敢再提要民主、自由。從此，民主、自由的呼聲也就銷聲匿跡。
對於人權、人道主義、法治等價值觀就更不在毛澤東的話下。他不但不認同這些，還給這些價值觀扣上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政治大帽子，並號召全黨共誅之、全民共討之。
對憲法和法治，毛澤東常說“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曾說過：“憲法是我參加製訂的，我也記不得。我們基本上不靠這些……不能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我們每次的決議都是法，開一個會也是法。”毛澤東主張國家靠人治，所以，他就淩駕於憲法之上，搞“家長製”、“一言堂”搞獨裁專製。
特別嚴重的是，對“人”這個主體，毛澤東僅把人看作是報紙上、文件上的一個符號，根本不屑一顧。大躍進年代，由於人為的原因造成的大饑荒，全國農村餓死農民三千多萬，他卻無動於衷，毫無人性。眾所周知，二戰結束後，1970年12月7日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曾前往波蘭，在當年“二戰”被納粹迫害致死的猶太人的墓前下跪懺悔。這一行動令人感動。可是，一個堂堂大國的國家主席毛澤東，由於他的過錯造成了幾千萬農民兄弟非正常死亡以及在各次政治運動中被迫致死的幾千萬善良的人，他卻連一句道歉的話都不曾說過，真使人寒心不已。
我們對民主、自由、人權、人道的認識被毛澤東主義扣上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政治大帽給蒙敝、迷惑多年，特別對於人性，我們的心腸己被硬化。更可怕的是，文革中無數的紅衛兵青少年在這個誤區影響下，幹出了連納粹“衝鋒隊”都望塵莫及的殘暴獸行，使這些青少年在後來回顧往事時，一輩子也擺脫不掉那段罪孽的陰影。
我們要把全人類認同的普世價值觀重新樹立起來，批倒批臭毛澤東主義，肅清其流毒和影響。特別是知識分子要繼續發揚“家國情懷”、“重氣節”、“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等優良傳統，讓“人”重新站立起來，使人成為俄國作家高爾基所讚賞的那個大寫的“人”字。
(四)毛澤東時代對知識分子屬性認識上的誤區
前己述及，毛澤東認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一個剝削階級。事實上，關於階級的界定，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是很嚴格的。它是指這樣一個社會集團，即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中，處於不同地位的社會集團。所謂剝削階級是指占有生產資料又占有他人勞動的社會集團。可是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定性，不但不按馬克思主義的界定，而且還荒唐地用知識分子的世界觀來判斷他們的階級屬性。
在毛澤東時代，雖然農民的土地這一生產資料己歸入集體(合作社、人民公社)，但從經濟學角度看，農民階級是集體經濟的一份子，它應是這個集體經濟的一名股東。工人階級也是一樣，雖然它們不占有生產資料即工廠，但是它是國家工廠的主人，它也應該是工廠的一名股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農民階級和工人階級都是有產階級。然而這個時期的知識分子，這個群體或集團，他們既不占有任何生產資料，也不曾占有別人的勞動，何故把他們劃到剝削階級範疇裏去呢?更何況，現在中央領導層已經確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知識分子是這一生產力的載體。這就說明知識分子不但不是什麽剝削階級，而且他們也不附屬於農民、工人階級，更不與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有任何牽連。從占有生產資料上看知識分子才是真正的無產者。他們是以自己腦力勞動成果貢獻或服務於社會，就為同農民以農產品、工人以工業產品貢獻或服務於社會一樣。他們是勞動者，他們和農民、工人共同組成這個社會，難道這還有疑問嗎?
我們一定要為知識分子正名，要為強加給他的罪名平反，讓知識分子理直氣壯地站立起來，真正成為我們新中國的主人之一。
(五)毛澤東時代對改良認識上的誤區
過去一提起改良，就會被扣上資產階級或修正主義
的大帽子。所謂改良和革命都同是一種變革，就是把不合理的事物，取其正確部分而揚棄錯誤部分。
革命是用暴力去除不合理事物的一種手段。但是它可能像潑掉洗澡水一樣，連小孩也被潑掉。
改良就不是這樣，它把洗澡水撥掉，而把小孩保留下來。
毛澤東時代，動不動就要革命，要搞階級鬥爭，搞暴力。暴力土改、肅反擴大化、反右運動擴大化、反右傾機會主義擴大化，以及最典型的文化大革命，都說明革命的負麵作用有多大。
什麽情況下進行革命?什麽情況下可進行改良?這個問題很容易解答。就是不論什麽情況下，為需要變革不合理的事物時，可以先采用改良手段來處理。在此階段，為果受到事物的抵抗或鎮壓，就可以改用革命即暴力手段來解決問題。
例為，清朝晚期康、梁采用“公車上書”、“戊戌變法”這種改良手段來處理慈禧封建專製時，遇到了慈禧鎮壓，說明改良手段此路不通。後來，孫中山吸取教訓，舉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又例如，南非曼德拉和印度甘地，他們為了反對種族歧視和殖民統治，采用了溫和的鬥爭手段。一個用被囚禁、一個用絕食鬥爭來喚起民眾，結果迫使帝國主義者、殖民主義者最終屈服，放棄了統治政權。這說明改良手段也是能成功的。
在毛澤東時代，把改良說成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東西。這一誤區對我們的影響是，總認為“寧左勿右”更保險。從而造成階級鬥爭擴大化，冤、假、錯案不絕。特別是人與人的關係冷漠無情，道德淪喪。今後，我們要提高認識，走出對改良認識上的誤區，主動抵製左傾思潮的影響，為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共同奮鬥。
(六)毛澤東時代對世界所處的時代性質認識上的誤區
二戰後，世界所處的時代性質己不是列寧所提出的“革命與戰爭”的時代，而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毛澤東支持抗美援朝的錯誤及停戰後韓國的和平崛起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試論“無產階級專政”
一、 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
眾所周知，政治學上規定：現代社會裏國家，其國體有兩種，一是君主型，一是民主型。前者是指國家權力屬於君主，後者是指國家權力屬於人民。其政體也有兩種，一是立憲製，一是專製製。前者是指國家權力要以憲法、法律形式來實行。後者是指國家權力是由統治集團或統治者個人來實行。
專製製又分為一般專製和集權專製兩種。前者是指統治者隻在政治領域這一範圍奴役民眾，而後者是指統治者完全控製這國家的一切領域。
由上述規定可以認定：英國是屬於君主立憲國家，美國屬於民主立憲國家，原蘇聯在斯大林時代屬於君主極權專製國家(斯大林不是君主，可他勝似君主，故稱其為準君主)。
在斯大林時代，前蘇聯所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極權專製的典型代表。
1921年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強調說：“我們所依靠的就是一黨專製。”後來，他回答“作為人數眾多的階級，無產階級如何專政”時，聲稱“個人獨裁成為革命階級專政的表現者、代表者和執行者”。
1940年11月28日，我國陳獨秀在《我的根本意見》中指出：“所謂無產價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隻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實際情況正是這樣。原蘇聯的斯大林時代，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它表現為：
政治上，拋棄民主製度。蘇共控製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切權力。人民群眾無權選舉黨和國家領導人，也無權監督執政黨的行為。最終，在整個蘇聯國家生活中大搞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實現斯大林個人獨裁。同時，大行政治迫害，特別對斯大林及其路線持異議的人，施行大規模的恐怖和暴力。不計其數的人死於大清洗、古拉格島和秘密警察專政，全國一片紅色恐怖景象。
經濟上，通過強權推行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同時，取消了一切非公有製的經濟成分，取消市場經濟，實行單一公有製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結果造成全國大饑荒，當時僅烏克蘭就餓死260萬人。生產上搞大投入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造成了極大的人力、物力浪費。全國商品質量低劣，供應短缺，人民生活水平猛降，怨聲載道。
思想文化上，剝奪公民的言論自由、創作自由、出版自由。一切宣傳媒介均成為斯大林及其路線執行者所操縱和控製民眾、愚弄民眾的傳聲筒和官方機構，對有良知的思想家、文學家進行整治高壓或迫害致死。全國對國是談虎色變，人人噤若寒蟬。
如果說在斯大林無產階級專製下，在某些方麵有所進步，那隻是同壓迫和剝削千百萬人民這個令人無法接受的代價換來的苦果而已。二、 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專政”
在毛澤東時代，論及無產階級專政時，毛澤東常常自傲地說：“我們超過秦始皇。”又說：“我就是秦始皇。”毛澤東也曾多次讚揚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把刀子。他極力主張緊握住這把刀子。
以此看來，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別的，而是斯大林專製和秦始皇專政的結合，並且是進一步發展的產物。
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專政繼承了斯大林的專政。這是因為它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文化思想上完全照搬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那一套，這己被曆史事實所證實了的。
毛澤東所推行的無產階級專政繼承了秦始皇的專製。這是因為：其一，在黨內他搞家長製、一言堂，是皇帝說了算；其二，他確定最高領袖接班人的過程，同秦始皇及曆代皇帝傳位指定接班人並無不同；其三，他整知識分子的手段，對思想文化實行專製與秦始皇實施焚書坑儒沒有兩樣；其四，他搞陽謀也好，陰謀也好，這與秦始皇及曆代皇帝搞權謀沒有區別；在毛澤東時代，一人犯罪(有的根本就是誣陷)就得禍及子孫、親朋好友，甚至牽連一批同誌、同事，這不就是秦始皇及曆代皇權專製多推行的“株連九族”的翻版嗎?
毛澤東所推行的無產階級專政進一步發展了上述兩種專製。其事實是：其一，在中共從一個革命黨轉為執政黨之後，毛澤東依然搞繼續革命，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深化階級鬥爭並擴大化；其二，在斯大林利用無產階級專政實行大清洗中，對一些持異議的重要人物，斯大林還假惺惺地采取公開審判的形式來做樣子，而毛澤東對其持異議的重要人物劉少奇、彭德懷們定罪連公審都不用了；其三，毛澤東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遠遠超過斯大林和秦始皇，他把主觀能動性抬高到神化的地步，他甚至貶低馬克思，說什麽“馬克思可讀的東西不多了”，還說“讀多了就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修正主義”(1964年12月)。對於秦始皇，在“反右”之後他說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其四，毛澤東發明了大搞群眾運動這一恐怖鬥爭形式，把憲法丟在一邊；其五，毛澤東背棄馬克思主義以經濟基礎觀點來定階級成分；其六，毛澤東拋棄了國家憲法和法律，不經調查和審判就對被整對象以言定罪、以文(包括領導上書、文字作品等)定罪，實行文字獄；其七，毛澤東對少數人聚在一起議論時勢，就把他們定為什麽“反黨小集團”或什麽“反黨軍事俱樂部”。其八，毛澤東常說：“民主是手段”，所以他反對真正的民主。他搞“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實際上他用這種假的“大民主”來煽動群眾進行違憲違法活動，以達到他的政治目標。
毛澤東所搞的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極權專政。它的殘酷性、恐怖性遠遠超過斯大林和秦始皇的專政。記得曾經有位中國革命作家說過這樣的話。他說過去建國前，革命作家和革命者在國民黨統治區，一旦遇到政治威脅或迫害。那時他們還有希望逃往解放區。而在毛澤東時代。這些人在遇到政治威脅或迫害時，就無處可逃、無處藏身，隻有認罪服罪，有的不甘屈服者隻能以自殺來明誌。這是多麽可怕!三、無產階級專政的終結
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是沒有階級、沒有私有製、擁有民主、自由、幸福生活的公民社會。但是，消滅階級、消滅私有製是有條件的，它是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後，自然而然地實現的。無產價級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奪取政權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而不是消滅階級、消滅私有製。
事實上，階級、私有製不是消滅的問題，而是個揚棄的問題，也就是說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階級和私有製會自然而然地逐步被揚棄，從而退出人類曆史舞台。它絕不可能用暴力、強迫手段去消滅的。前蘇聯、東歐、民主柬埔寨、蒙古等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正是用暴力去做的，結果，他們違背社會發展規律，一個接一個地被人民所拋棄和推翻。這不是哪個領袖個人意誌能挽救的。
在毛澤東時代的後期，要不是我們黨內正確路線代表的領導人率領廣大民眾堅決結束毛澤東所推行的無產階級專政，即毛澤東的極權專政，撥亂反正、否定“文革”，我們國家差一點也會步了上述那些國家的後塵。這是多麽可怕的事喲!
從上述事實來看，無產價級專政的終結，並不是西方國家搞“和平演變”，或是一些國家內部叛徒顛覆的結果，而是時代和這些國家人民的正當選擇。
在當年蘇共宣布蘇聯解體、放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之後，一位中國駐莫斯科的記者，當天去了紅場，他沒有看到有什麽人群舉行對這一事件的抗議活動，非常平靜。這說明在廣大蘇聯人民的心中早就有了思想準備。其他東歐國家、蒙古、民主柬埔寨的人民也一樣，早就有結束在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願望。他們不再願意在那恐怖、黑暗、貧窮的年代生活。他們向往過上民主、自由、尊嚴、幸福的日子。這就是結論。
無產階級專政是背離人類社會文明發展大道的一股時代逆流，是人類發展曆史上的一顆社會毒瘤。人民勇敢地切除它是必然的、完全正確的。我們應該徹底批判它、肅清它的影響，使它永不能再生。
早期革命家倍倍爾曾告誡我們說：“善良的人們，我愛你們，你們要警惕喲!”他為何要這樣說，因為今後有可能還會出現這類政治騙子，他們打著以無產階級的名義為幌子來蒙蔽我們、欺騙我們，搞什麽專政，再來迫害和屠殺我們。以曆史為鑒，我們萬萬不可掉以輕心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