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作者：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沙健孫
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到1976年這一段時期，毛澤東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他的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正確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帶領全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艱苦奮鬥，在經濟建設中取得的曆史性成就，不僅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於世界的東方，而且為中國的未來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闡明產業革命或經濟革命是中國的“第二個革命”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鬥爭，歸根到底是為了給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開辟道路。在全國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就及時提出：我們要在“革命勝利以後，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時候，他更明確地指出：我們“現在處在轉變時期：由階級鬥爭到向自然界鬥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他說：這個世紀（二十世紀），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建設。他還把“產業革命或者說經濟革命”，稱作“第二個革命”（《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16頁）。
對於搞好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經濟建設的重要意義，毛澤東作出了深刻的結論。他指出：“我們的基本情況就是一窮二白。”隻有經過“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才算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現在，這個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我們的國家（上層建築）才算充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才算從根本上建成了”。他還強調，“必須實現國家工業化”，這樣中國才能擺脫在世界上被動的局麵，也才有可能對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的報告
規劃確定經濟發展的方向、道路與方針政策
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調查研究基本國情、總結經濟建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確定了新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和道路，製定了一係列的方針政策。
確定新中國要發展經濟，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指出，“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這條道路，中國走不得。“在現代中國的條件下，隻有建立社會主義製度，才能真正解決我國的工業化問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來說，通過社會主義道路來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是最好的選擇。
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與“兩步走”的發展戰略。1957年3月，毛澤東提出：我們要“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963年，他明確提出，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據此，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任務。
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呢？毛澤東及其戰友們提出了“兩步走”的發展戰略。關於中國工業發展應當采取“兩步走”的戰略比較完整的、初步的表述，較早見於1963年八九月間經毛澤東修改的關於工業發展問題初稿。其中講到：我們的工業發展可以按兩步走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係；第二步，使我國工業接近世界的先進水平。在1964年12月召開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兩步走”戰略作了完整、準確的表述。這就是：“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第二步，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這個“兩步走”的發展戰略，符合中國的基本國情，具有偉大的戰略意義和長遠的曆史意義。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兩步走”的戰略，到底需要多少時間？毛澤東和他的戰友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同時參照發達國家的曆史經驗，提出了大致的時間進度表，並且隨著實踐經驗的積累，對它不斷地進行校正。
1955年3月，毛澤東提出：“要建成為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就需要有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比如說，要有五十年的時間。”1956年9月，他說：“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時光。”1957年3月，他說：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誠然，由於新中國成立後的七年間各方麵工作的進展比較順利，我們一度對中國經濟建設發展速度的估計變得過分樂觀。在“大躍進”中碰了釘子以後，毛澤東等重新冷靜地思考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問題。1961年9月，他在同蒙哥馬利談話時說：我們的工作，“做了一點，還不夠，要有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時間。一個世紀不算長。你們英國的發展用了兩三個世紀”。1962年1月，他進一步指出：“至於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
製定正確處理經濟建設中各種關係的方針。第一，提出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問題。毛澤東把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並舉。1959年7月，毛澤東提出了要按照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的思想。1959年底、1960年初，他進一步明確提出了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以工業為主導”的思想。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正式將“毛澤東同誌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思想，確定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第二，主張“兩條腿走路”，即實行一係列“同時並舉”的方針。這裏所說的“兩條腿走路”，包括實行中央和地方企業同時並舉，大、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洋法生產和土法生產同時並舉等等。第三，提出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和發展商品生產、利用價值規律的思想。毛澤東指出：“整個經濟中，綜合平衡是個根本問題。”“為了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為此，首先要製定粗線條的計劃，主要規劃一定時期內經濟社會發展所要達到的戰略目標和所應遵循的基本路徑，主要部門、主要方麵的大致的比例關係，以及相關的主要政策。國民經濟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必須是同發展商品經濟相聯係的。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而隻要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價值規律就必然存在並起作用。“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隻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幹部和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第四，提出按照“統籌兼顧”的方針，處理好各方麵的關係。毛澤東指出：“這是一個戰略方針。”“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為此，一要正確處理生活資料的生產與人自身的生產的關係。周恩來在1969年3月全國計劃座談會上曾說過：“要計劃生育，要節育。這件事主席至少講過三次，一次是訂‘一五’計劃的時候，一次是大躍進的時候，一次是訂‘三五’計劃的時候。”二要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係。毛澤東指出：“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麵”。三要正確處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係。毛澤東提出：“我們一定要加強國防，因此，一定要加強經濟建設。”因為“隻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四要平衡經濟布局與合理配置資源，處理好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
闡明必須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與積極發展對外經濟關係。我們的經濟建設，應當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這是毛澤東一貫堅持的方針。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並不是不要積極發展對外經濟聯係，走閉關鎖國、自我孤立的道路。毛澤東明確地講過：“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他關於積極發展對外經濟關係的主張，主要包括：要發展對外貿易，“平等互利，互通有無”。要學習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有分析地借鑒外國發展經濟的經驗。他提出了“向外國學習”的方針，要求“世界各國，什麽地方有好東西，統統學來”。“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還要對別的國家和民族進行幫助。
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曆史性進展
誠然，由於缺乏經驗等原因，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曆過兩次嚴重的挫折。但是整個說來，這一時期，依靠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智慧，依靠全黨同誌、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我們的經濟是十分落後的。當時，毛澤東曾說過：“現在我們能造什麽？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29頁）從“一五”計劃時期開始，國家以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為中心，進行了大規模投資，逐步建成了一批門類比較齊全的基礎工業項目，為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國不僅已經能夠自行設計和批量生產汽車、飛機、拖拉機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氫彈，試製並成功發射了中遠程導彈和人造衛星。正是經過全國人民的努力奮鬥，1979年9月，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自豪地宣布：“我國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
盡管經過了兩次大的起伏，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從總體上來看仍是相當快的。從經濟發展的速度來看：從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11.4％。從我國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的位次來看：1957年和1978年，穀物3→2，棉花2→3，豬牛羊肉2→3，化學纖維26→7，布3→1，煤5→3，原油23→8，發電量13→7，鋼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除了少數農副產品產量的位次保持不變或稍有後退外，穀物和主要工業產品產量的位次都明顯提前了。
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全國居民的人均消費水平，農民從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從148元增加到340元。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援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盡管人民群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幅度不大，但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跡。教育事業得到長足發展，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0％以上。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事實表明，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就是巨大的。對此，一些外國人士也不否認。比如，美國曆史學家莫裏斯·邁斯納就說：毛澤東時代“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後起之秀的工業化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中國取得了“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和主要發達國家在同一時期取得的最高增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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