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小學教育裏麵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各種形式的意識形態灌輸。這種灌輸，通過編造故事、歪曲虛構曆史、混淆是非、偷換概念，將一套束縛人頭腦的意識形態教條灌輸給中小學生；通過各種儀式活動，來強化此種教育；又通過在學校裏麵建立黨、團、少先隊支部，從組織上切實征服學生。麵對此種具有極權主義性質的灌輸，被灌輸者是沒有抵抗能力的，因為灌輸者的知識總是大於被灌輸者，教師其實是利用傳播真理的機會、利用教師的地位，販賣了意識形態教條，無論教師本人是自願還是不願意。而這種教育，在一個時期，往往是能收到效果的。
記得高中某年回家過年，遇到一位平時喜歡讀書看報的長輩，他和我講政府很腐敗。我立馬憤怒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他逐條進行批駁。我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他舉例說，村裏某某、市裏某某，都是大貪官。我又說：要分清主流和支流，主流是好的，腐敗分子隻是支流，事物的性質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麵決定的。他說：現在問題很嚴重。我說：要發展地看問題，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們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難免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他說，香港、美國如何如何。我說：他們再好，代表的則是資產階級、剝削階級的利益。最後，我告訴他：曆史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實踐證明，我們黨的政策是偉大的，推動了曆史發展的潮流，符合大多數人民的利益。這位長輩職業是個醫生，當時四十多歲，他很認真地聽完我所有的發言，最後友好地笑了笑，我覺得我贏了，我當時認為，他根本無力應對我所掌握的馬克思主義強大的理論武器。
回想起來，我當時的話實在太可笑。我的受教育經曆讓我思考這樣一個嚴肅的問題：是否我們國家的每一代年輕人，都要經曆這樣一個過程，先是被欺騙，然後在很晚的時候才覺悟起來，意識到什麽是真善美、什麽是假惡醜。如果這樣，大學之前的教育不僅沒有起到提升人的作用，反而增加了一個人做一個坦誠的現代公民的難度，導致大學教師艱難的“撥亂反正”工作，不過是在普及一些現代公民必備的最基礎的常識。難怪人們常說，我們國家的教育在某種意義上不過是“愚民教育”，政策也不過是愚民政策。
所以，中國的大學生要入大學之門，第一件事情是要清理頭腦中的意識形態垃圾。應當盡快忘記中學政治課上的教條，在一個全新的、近乎無知的基礎上進行學習，向真理的光芒敞開心扉。對教育者來說，學生的無知往往勝過掌握了一大批歪理而又執迷不悟。但做到這一點，靠的是學生自己的覺醒，教師的作用是喚起、激發，因為能否有效，主要還是看學生。如學生執迷不悟，我們能做的隻有耐心等待。但鼓勵他的錯誤抉擇，讚美他的錯誤，則有違師德。
教過大學的老師大多有體會，學生的“政治覺悟”往往比我們高，他們對共產主義、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解，貌似比我們更透徹。相比之下，好像我們做教師的反而顯得很反動。於是，大學生揭發老師政治覺悟不高、攻擊黨、對黨信心不足的事情，便毫不奇怪了。好在如今大學不大以這一條來卡教師，最多不過是口頭提醒教師注意自身安全。這個現象很能說明中國教育中的問題。
現代大學具有多種功能，但它既然名為大學，一定有其獨特之處。正如醫院裏可以設有書店、餐廳、咖啡廳，但不能影響其治病救人的主業。美國著名社會理論家、教育家愛德華·希爾斯指出，大學的特殊任務，就是係統繼承人類文明的成果。他說，一個人不讀大學，照樣可以繼承人類文明的成果，但必定隻能繼承一小部分人類文明成果，還有大量的文明成果，隻有讀大學才有可能繼承到。希爾斯反對把大學變成政治宣傳中心，變成政治接班人的訓練基地，認為那樣隻會毀了大學。他說：所有的大學老師隻應當致力於兩個目標：知識上的完備和研究上的自由。大學教師因為擁有高級、複雜、可靠的知識，因此他們也就擁有了責任，他們不能傳播謬誤。相反，他們做的應當是消除錯誤、困惑和誤解。
大學教師當致力於引導學生拓寬知識視野，跳出條條框框，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習者來說，尤其要跳出意識形態的束縛，提高分辨真偽的能力，鍛煉自己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但由於我們的大學生在中小學打下了堅實的馬克思主義基礎，以致於大學和中小學教育，不僅不接軌，反而要花費很大的力量，如此也隻能挽救一部分人；更何況我們有的老師，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
有的學生反問：馬克思主義難道不是真理嗎？難道不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嗎？難道社會主義不是比資本主義處於一個更高級的階段嘛？曆史的潮流難道不是如此嗎？曆史不是證明了黨的政策的偉大嗎？曆史上犯過錯誤，但改革開放帶來的成就不也證明了黨從錯誤中學習、吸取經驗教訓的偉大能力嗎？馬克斯·韋伯說過：對於意識形態衛道士，我無話可說。也有學生和我講：老師你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隻是在批一個“稻草人”。我希望他說的對，但不幸的是，現實世界中，自由、理性的聲音往往被意識形態宣傳所壓倒，我參加過一些學術研討會，我們就有學者在會議上大講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政治學的研究，還號召年輕學者加入到他們的行列。學術界的頭號腐敗過程“馬工程”是誰在推動的呢？正是某些所謂的學者。
馬克思主義如今在中國成一些人玩弄權術、對人進行打擊報複的工具，成了一些不學無術之徒謀生的手段。更何況，用一套固定的道德、真理去培養人，培養出來的不是“新人”，而是一些麻木不仁的冷血動物，他們沒有基本的誠信，缺乏基本的判斷力。由於缺乏道德抉擇的自由，也就根本談不上做一個有道德的人。辯證法如同變戲法一樣，讓一個人對黑白是非不再計較。馬克思主義中的曆史決定論的毒素，更是極大地貶低個人，讓人卸除自己的責任。所謂“客觀規律”，把人的尊嚴如颶風一樣掃蕩得一幹二淨。
並且，這樣的馬克思主義“信徒”，其實在道德上並不可靠。以研究極權主義（納粹和斯大林政體）而出名的漢娜·阿倫特觀察到，持有一套固定道德、宗教信條的人，很容易變節。1933年後，保持名節的不是那些持有固定道德、宗教信條的人，不是那些道德楷模，而是那些永遠持有一種批判精神的人，是那些不同程度的懷疑主義者。那些道德模範，在把自己的人生信條從一種道德體係切換到第三帝國所塑造的“道德”體係時，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所以，阿倫特後來專門探討了“思考”的能力與道德判斷之間的關係。
中國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它宣稱洞悉萬事萬物的奧秘，窮盡天下公理，把握了數千年人類曆史的奧秘，宣稱普遍適用，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馬克思的作品，可以當社會理論、經濟理論作品去研究，但把它尊奉為一個國家的指導原則，則是一種統治工具，是麻痹被統治者的鴉片，用它來指導一個國家的大學教育，指導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乃至其他學科的研究，則無異於嘲弄真理的體麵。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可以帶來一個唯物的、野蠻的、沒文化的大國，不可能帶來一個文化大國。隻有被馬克思主義肢解、摧殘的政治學，不存在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至於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命題，則需要專文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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