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園之春
來源：人民網
共產黨、國民黨，倒是誰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這恐怕是當前網絡上被討論得最熱烈的話題了。大家所熱衷討論的，似乎主要都是一些純軍事的因素，比如雙方的殲敵數量，自身付出傷亡的人數，收複或丟失領土的麵積等。如果單論這些因素的話，我個人認為，從整個抗戰階段來看，共產黨的表現毫無疑問是全麵領先於國民黨的。當然，從七七事變到武漢會戰結束的這一階段（也就是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所說的戰略防禦階段）需要除外。因為此階段八路軍新四軍的地量尚不夠強大，敵後根據地尚未普遍建立，中國共產黨克敵致勝的法寶——“發動群眾”——所需要的廣大敵後人民還沒有普遍地與八路軍形成合力。
但是，對於參與抗戰的各個政治力量的“業績”的考量，還有一些純軍事指標之外的其他指標。那就是在執行抗戰的具體行動中，哪一方更能將盡量多的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哪一方在發展經濟和建設工業方麵表現得更好？也就是哪一方在提高中國實力，使得國家強大，使得中國今後不再遭受外敵的侵略方麵更有辦法？等。這些指標甚至比純粹的軍事指標更加重要。也就是說，如果要判斷哪個政治力量在抗戰中表現的更好，那個在抗戰勝利後更適合領導中國，這方麵成績的權重甚至會高於純粹的軍事成績。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居然被一個小小的島國侵略，實在是因為民眾一團散沙，沒有組織起來建設強大的工業和國防的緣故。
將這個道理推而廣之，一個政治力量在本民族、本國家遭受侵略需要對抗外敵時，不光是要表現出其會打仗，會更好地保存自己，會更多地消滅侵略者，會收複更多的國土等方麵，還要證明你在趕退侵略者之後更有資格來領導所在的民族和國家進行建設，能夠改善民生，建設強大工業（特別是國防工業），建設絢麗多彩的文化，從而實現民族真正的複興。如果僅僅是軍事表現突出，那麽即使取得了勝利，也隻能保證此次抵抗外敵的勝利；而帶領人民建設一個強大的工業化國家，才能保證國家和民族今後不再遭受被人肆意侵略的厄運。
那麽就這些因素而言，抗日戰爭中，國、共雙方哪一方表現得更好些呢？
先看文化領域的表現。不管是從總的指導思想（以毛澤東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主），還是實際的文藝作品成果方麵，共產黨麾下的文藝戰線相對國民黨控製的大後方幾乎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比如，那些在抗日戰爭時期流傳大江南北的鼓舞人心、旋律優美的愛國歌曲，就幾乎全部出自延安，或者與共產黨的影響相關。國統區的文藝作品雖然也偶有亮點，但大都是諷刺國民黨當局的（比如《一江春水向東流》之類）。
再看在基本民生方麵的表現。老實講，在這方麵，國民黨在大後方的表現還是不算很糟糕的，至少在遭受日本空軍長期“無差別”轟炸的情況下，老百姓的基本生活用度沒有出現太大的問題。當然，這和全國金融資本基本全部來到了大後方導致財力雄厚，國際援助的物資基本全部給了國民黨政權一方，以及天府之國四川本身的富庶不無關係。但是我認為，共產黨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和各個抗日根據地，能夠在軍餉被停發、被頑軍和日寇雙重封鎖的情況下發動大生產，解決困難，自給自足，則更屬更難能可貴。以陝甘寧的大生產運動為例，從1941年底發動大生產運動到1943年底，共產黨就不但在陝甘寧邊區實現了自給自足，還能夠主動承擔其他根據地的人員的給養，以至於到1943年8月，毛澤東在就抽調各個根據地的幹部來延安學習給彭德懷的電報中，有“邊區物質條件增加二三萬兵、一二萬幹部不成問題。邊區今年雨量充足，可望豐收”等語（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
最後我想說一下工業建設（特別是國防相關的工業）這個問題。因為這是實現中國強盛的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客觀地講，戰時不論國共雙方在工業建設方麵都做出了努力，並且都有一定的成果。至於雙方成績的比較，我雖然對於國民黨大後方和共產黨邊區和根據地的工業史不算太了解，但是我最近偶爾獲知的兩個著名化學家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故事，卻庶幾可以達到“一葉而知秋”的效果，可以拿來作為評判的依據。這兩個化學家的研究領域都涉及最基本的國防軍事化工產品——烈性炸藥。如果可以完全自主地大規模生產烈性炸藥，對於戰勝日本侵略者、減少自身傷亡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個真正想要全力抵抗日本侵略的政府，在有自己的科學家和實業家在這方麵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的時候，是應該毫不猶豫、不遺餘力地給予支持的。
第一位化學家是侯德榜。在全麵抗戰開始之前，侯先生是中國化工先驅企業永利堿廠的廠長和技術負責人。三酸兩堿是製造重化工產品尤其是炸藥的重要原料。在抗戰爆發前，工業製堿一直采用所謂“蘇爾維法”。這種方法是19世紀後期由比利時人蘇爾維發明的，雖很實用，但是需要大量消耗食鹽。1937年抗戰爆發，侯德榜先生帶領永利堿廠和技術人員西遷到了四川。由於當時內地鹽價昂貴，蘇爾維法成本太高，無法維持生產。永利堿廠決定向德國購買鹽的利用率可高達90%～95%的察安製堿法，但當時的納粹德國與日本暗中勾結，除了向侯德榜一行索要高價外，還提出有損中國主權的苛刻條件，為了維護民族尊嚴，侯德榜決定“自己幹”。他帶領永利的工程技術人員進行了多次試驗，終於研製出新的、後來被國際化工界命名為“侯氏聯合製堿法”的新工藝，使鹽的利用率達到98%以上，將世界製堿技術水平推向了一個新高度。但是，在國民黨的大後方，這個“侯氏製堿法”的全部圖紙不得不在保險櫃裏沉睡多年，原因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入川交通阻塞，永利川廠被迫停建，中間試驗無法進行”。說白了，在抗戰的大後方，這位偉大的化學家和實業家的辛勤勞動是基本沒有形成有形的工業和國防實力的。
第二位故事主角名叫汪德熙。他在當時還是一個才華橫溢的青年。在1938年下半年，還是清華大學化學係的研究生的汪德熙和其他一些愛國學生從校園來到了八路軍冀中根據地。因為機緣巧合，當時冀中根據地擁有三船製造烈性炸藥的主要原始材料——氯酸鉀。汪德熙在八路軍冀中技術研究所，在極其簡陋的技術條件和日軍的重重包圍的危險環境下，成功地穩定了氯酸鉀化學性質，解決了利用氯酸鉀製造烈性炸藥的關鍵問題，使得八路軍第一次（估計對於中國人來說也是第一次）可以自己生產威力與當時國際軍工水平相當的烈性炸藥。後來，汪德熙和其他知識分子還研究出了以日本發給中國老百姓的“肥田粉”為原料提煉硝酸銨的方法，製備濃硫酸的方法和工藝，以及用這些原料製作無煙藥和烈性炸藥的方法和工藝。更可貴的是，八路軍的軍工廠根據這些成果，迅速地完成了烈性炸藥的批量生產，並將其投入了實戰。利用這些炸藥製作出來的新式炸藥包、地雷、手榴彈，大大增強了八路軍的戰鬥力。比如，1938年9月，汪德熙在戰場親自操作引爆自己研製的炸彈，就將日軍的一列火車的車頭炸飛了，並摧毀了該火車上滿載的日軍軍火。從此以後，八路軍和遊擊隊所使用的地雷裏麵就不是原始的黑火藥，而是真正的烈性炸藥了。由於這種真正的烈性炸藥的實用化，八路軍的百團大戰才能給日本的交通線、車站和碉堡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壞力，讓日本軍隊不得不以更多的財力和軍力來對付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從而影響到了中國乃至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格局。
若對這兩個典型的故事加以比較，就很能看出一些問題。從客觀條件來說，當時大後方搞工業確實也麵臨很多困難，總不至於比敵後根據地，特別是挨著敵人心髒地帶的冀中根據地還嚴重吧？但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根據地，居然就能讓一些初出茅廬的大學生大顯身手，通過實業為抗戰和民族的工業基礎做出實際的貢獻。而國民黨在大後方，在已經有相當基礎、有很多熱心為國的科學家和實業家存在的條件下，在工業方麵（至少在上述兩個故事所涉及的國防重化工方麵）的表現隻能用“相形見絀”來形容。
所以，不論是從純粹的軍事指標來看，還是從在文化、民生、工業，以及民主政權建設（包括廉政）方麵來看，國共雙方在抗戰時期的表現孰優孰劣，是很容易判斷的。其實，稍後不久，中國的四萬萬五千萬老百姓就用實際行動對此做出了最權威的評判。
順便說一下兩位著名科學家後來的故事。侯德榜先生1947年內戰爆發後遠走印度；1949年，他聽說了新中國建設現代化工業的熱情，拒絕了印度塔塔公司十萬美元年薪之邀，毅然回國，為新中國的化學工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汪德熙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回到祖國，參與了中國自主製造的更高級的炸彈——原子彈的研製，成為中國核化學的奠基人。兩位後來都是中國科學院的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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