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抗戰老兵記性不靠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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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17 23:48 大象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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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老兵的回憶大都準確詳實，可作為史料引用，而中國抗戰老兵的回憶往往像橫店抗日神劇；國民黨老兵常會不記得部隊番號，而共產黨老兵則對部隊記憶準確。

文 | 黃章晉

今天，陷入感動疲勞的中國人，或許隻有老兵能贏得最廣泛的感動。但令人遺憾的是，近年被廣泛傳播報道的老兵水分也不少，譬如曾登上《解放軍畫報》封麵的池炳文，就有人分析認為，他掛滿前胸的各式證、章，不少應該是從淘寶買來的。

▍身掛41枚獎章的池炳文被《解放軍畫報》選為2007年某期雜誌的封麵人物。但經過細心人士證實，其中17枚勳章並不屬於他本人

即使貨真價實的抗戰老兵，在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被媒體爭相采訪時，往往也會讓人陷入兩難困境：一方麵，確實需要他們講述親身經曆喚起社會關注，但令人尷尬的事實是，他們的回憶大都非常不靠譜。

被稱為“鬆山戰役研究第一人”的餘戈先生曾這樣評價中國老兵和日本老兵回憶：“日本老兵撰述或口述，基本上時間地點準確，記不清的地方可以參考公刊戰史修訂，也可以在戰友會的交流活動中彼此互證，因此可以做史料引用；中國老兵的口述或撰述，基本上是蒙太奇片段，其間偶有莫言筆法，因此更適合寫小說或做電視劇。”

文化與回憶

除了手撕鬼子略顯誇張外，橫店抗日神劇並不離奇，很多抗戰老兵的經曆比橫店還傳奇：魏X樓老先生13歲參加八路，半年後就用炸藥包炸毀一列軍火專列，宋X才老先生16歲參加八路，第一仗就在拚刺刀時刺殺了三名日軍，譚X老先生甚至在11歲參加遊擊隊的第三天就參加伏擊戰救出了6名盟軍飛行員。

雖然老兵們真談到日軍戰鬥力時，都普遍認為遠高於中國士兵，但幸存抗戰老兵大都親自消滅過日本兵，甚至不乏四顆子彈就打死三個日軍的神槍手，而抗戰八年消耗步機槍子彈18億顆，約計每3700顆殺死一名日軍。（數據來自騰訊專題短史記：多少顆子彈才能打死一名日軍）

人們在傳播某些信息時，為引起聽者的注意和重視，往往會有意無意強化其數量和程度，通常災難事故發生時，人們會不自覺傾向於采信更嚴重的版本。老兵今天才得社會重視，本能會為增加自己的重要性添枝加葉。

對缺少文化的老人來說，離奇的誇張是常見現象。中國“長壽之鄉”多在貧困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不是因為老壽星們的家鄉環境優良生活方式健康，而是因為他們多不識字搞不清自己的年齡，並且地方官員有挖掘宣傳本地老壽星的優良傳統。一個120多歲的老太太卻有六十來歲的兒子，這種情形隻會在少數地方反複出現。

信息汙染也讓老兵們的回憶看上去特別離奇。別處聽來的、看到的，甚至是腦補想象出來的，很容易會植入記憶。能清楚分清自己腦子裏的東西，哪些是事實，哪些隻是想象，哪些隻是自己希望的“事實”，或對這種區分特別在意，是特殊文化熏陶的結果，中國似乎並無這樣的傳統。

抗戰期間的中國軍隊，連排以下多為文盲，他們很難區分事實、傳聞、想象。不可靠的回憶，一旦反複敘述，尤其是對媒體吹噓自己的經曆，很容易快速迭代升級，上次捅死一個鬼子，下次就變成兩個。說多了自己甚至都會信，並且會不斷鞏固。

而當時的日軍，士兵普遍完成小學教育，基層軍官均受過中學教育，尤其是日軍整體上都接受了充分的現代軍事教育，不但會養成嚴格、準確的行為習慣，還培養出理性、縝密的思維方式。另外，日軍不但多有日記習慣，很多並非參謀出身的人，也能繪製較準確的地圖。

中日文化教育上的巨大落差，會出現對待數字態度上的極大差別。東京審判時，曾有南京大屠殺的親曆者在法庭上證明親眼目睹上萬人被殺，被法庭認為技術上不可信，今天，更誇張的描述依然能出現在報紙上，譬如魏X樓老先生對記者回憶，他在炸毀軍列、刀挑兩名鬼子後，還參與攻克陽泉兵工廠，繳獲日軍山炮6000門，俘獲3000日軍技工。

但是，日軍老兵回憶比中國老兵更準確可信，教育水平高下並不是最決定性的因素。

集體與記憶

不少心理學實驗證明，在緊張混亂環境下，幾乎沒人能準確判斷和觀察發生的事實，戰爭是最緊張混亂的環境，尤其是戰場上的士兵，其觀察和記憶必定是破碎而失真的。

戰場上的觀察，日本兵並不比中國兵表現得更準確，但日本軍隊有良好的戰史傳統。即使日本戰敗，通過各式各樣的戰友會，組建修訂了不同層級部隊的戰史。

這種集體戰史，不但完成了上下級單位戰史的對接，還可讓不同個體的記憶匯集勘驗，以拚接方式還原可信的戰場態勢，一旦確定，便集結出版，形成固化的集體記憶。

中國軍隊一直缺少良好的戰史傳統，退伍老兵有各種戰友會，但組織鬆散，主要是聯絡感情，很少有固化記憶的出版物。

部隊修訂的官方戰史，往往重政治層麵的宣傳教育效果，少有真正戰史層麵的總結梳理，往往很難據以還原戰場。即使是發生不久，甚至離部隊駐地不遠的戰鬥，具體情形往往也不甚了然。

譬如1969年8月13日的新疆塔城裕民縣鐵列克提邊防站的中蘇武裝衝突，官方長期報稱的戰場地點與實際地點偏離一公裏，戰鬥經過一直模糊不清，後在大批軍迷跟進研究後才有準確呈現。

集體記憶的有無，對抗戰老兵的回憶有明顯影響。共產黨一方的抗戰老兵，極少出現不記得自己所屬部隊各級番號的，隻要不是嘴滑，把別人經曆說成親曆，多能講出大致的時間地點——雖然相對日軍的回憶精度極差。

而國民黨一方的抗戰老兵，則由於六十多年忘卻身份，經常會有人隻記得師級和基層單位番號和軍官，大量中間層級的番號被遺忘。由於缺少交流，不太容易出現其他作戰單位的詳細戰鬥過程植入自己記憶的情形。

社科院施愛東博士曾到貴州省習水縣土城鎮收集紅軍“四度赤水”的故事，其《口頭知識的不確定性——以土城老人講述的紅色故事為例》關於曆史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對比頗有啟發意義。

當年紅軍什麽裝束？ 50歲以下的中年人描述的紅軍更像電影中的紅軍——服裝整齊，都戴八角帽，上有紅五星、70歲左右的老人都說紅軍是灰布衣服、服裝不整齊，80歲以上則說紅軍穿的是青布衣服，有些老人說是純粹的黑色，而不是綠色或藍色。

但當時發生在附近青杠坡的戰鬥，雖然土城鎮人無一親曆，但描述卻出奇的一致：“許多老人隨時都能夾敘夾議地講出一大串，尤其是說道紅軍為什麽會失利時，各個都像是軍事分析家，有些老人還會挪用桌上物品當沙盤進行講解。”

他們對這場完全不曾參與的戰鬥如此全能全知，是因為“隻有官方才是戰鬥故事的權威講述者。故事權威的單極化以及高頻講述的強化作用，決定了故事具有較強的穩定性。”

不過，在抗戰老兵的回憶是否可信這個問題上，未必與官方權威講述的版本完全一致就是可信的，哪怕故事有足夠多的準確細節。

譬如1945年2月26日，廣東東江縱隊一部擊斃飛機失事迫降的日本陸軍少將安田利喜雄（日方資料顯示，安田利喜雄同日陣亡於新加坡，追授中將）。綜合各方回憶，當時參戰者不過十餘人，但今天在媒體上找到能至少四名親曆者，他們描述的細節高度一致，但似乎並不知道對方存在。

集體記憶未必總是可靠的，張承誌在《心靈史》中提到，在哲合忍耶的傳說中，滿清的官吏的名字都叫作“申兆林”。如果沒有文字，甚至會發生最極端的情形：整個重要的曆史係統都是植入的外來記憶。

西藏人堅信格薩爾王是真實存在的曆史人物，乃至有根據19世紀的作品將其出生年份確定為公元1027/1038年的。但格薩爾王很大可能是一個西方傳入西藏的故事。格薩爾（Gesar）和古羅馬皇帝的頭銜凱撒(Caesar）非常相似。這個王稱後來東傳，不但羅馬後繼者拜占庭帝國使用，跟拜占庭打過交道的突厥人和蒙古人也都先後引入該詞。

失落者的回憶

抗戰老兵中那些人生成功者，回憶當年時，即便添油加醋自我吹噓，也懂得節製。甚至有些人很少會談抗戰經曆，因為他們有更顯赫的經曆和身份，而且抗戰經曆對其身份和地位，並非決定性因素。

回憶時大談輝煌戰績的老兵，幾乎個個生活境遇不良。晚景不佳，往往是他們忍不住自我放大的內在動力，他們更希望引起社會關注、同情，甚至援助和國家補償。

前文提到曾被大量媒體報道過的解放戰爭、朝鮮戰爭老兵池炳文，被軍迷廣泛質疑後，有媒體後續報道提及，池退休時僅為科級幹部。即使保守看待他的履曆，他退伍後的仕途發展也不算順利。

老兵的失落或許在中國更容易發生。

從拿破侖後，歐美國家逐步形成了一套從傷殘軍人的撫養、安置，退伍軍人的國家保障，到各種退伍軍人協會的係統。而中國則對需要援助、救濟的退役軍人長期實行的是在地的社會化救助。

雖然幸存的抗戰老兵逐漸被納入國家優撫係統，但並不算優厚，尤其是對國民黨老兵來說，一切來得未免太遲。當國家記憶突然開始強調抗戰的曆史地位時，他們自然會喚起早已忘卻的失落。

那些生命即將終結的老兵，唯一值得一說的經曆，就是抗戰，無論是主動保家衛國，還是被抓壯丁卷入戰爭，無論是立過功，還是從未與敵人戰場相遇。他們青春歲月離開父母，芒鞋千裏轉戰異鄉，用這個國家唯一不缺的血肉之軀來抵擋現代化的敵人，這些當年參戰國中最苦難的士兵，能從槍彈中、饑餓疾病中幸存，在生命的最後時光吹吹牛，我們應該同情性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