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寵臣辦公室放大床玩弄女演員內幕（圖)
江青寵臣劉慶棠在文革中大權在握，風流成性的他更肆無忌憚地到了淫邪無恥的地步。一個比他小20來歲的姑娘，長期被他霸占;而任何一位女演員，無論是你想爭取在戲中當主角或領舞，還是給丈夫落戶口、安排工作，甚至處在恐怖的威脅之下為免遭批鬥，隻要有求於他，都有可能成為他的掌中玩物，滿足他的一逞之快!到後來，劉慶棠索性把自己的辦公室設在女浴室近旁，除辦公桌、文件櫃外，還有一張大床，美其名曰用於加夜班休息。他時常在辦公室窺守於門邊，見浴後的女演員經過，便以各種名目請她入內談話，然後誘脅相加邀其同枕共寢!不少意誌薄弱、懾於權勢的女演員，不得不忍辱任其擺布。本文摘自2012年2月26日《南方都市報》，作者王彬彬，原題為《何為潛規則?“文革”時期也有潛規則》。
江青寵臣劉慶棠
吳思先生提出的“潛規則”這一概念，如今是極其流行了，它有助於人們理解曆史，理解曆史中那些大大小小、千奇百怪的事情。當然，如果這個概念僅僅隻能解釋曆史，它就決不會在現實中如此流行。吳思先生從中國曆史中提煉出了這個概念，不出幾年時間，卻已在引車賣漿者嘴上頻頻出現，說明這一概念對現實更有針對性。這個概念甚至迅速動詞化，某某欲對某某“潛規則”、某某被某某“潛規則”、某某為達某種目的而“被潛規則”，諸如此類的說法，每天都能從網絡、報章、雜誌上看到。
在中國，比那顯規則更起作用的，實際上是那潛規則。就是在那很特殊的“文革”時期，潛規則又何曾銷聲匿跡?
“文革”號稱史無前例。在許多方麵，的確如此。“文革”中的許多現象，諸如鼓勵子女與爹娘劃清界線，甚至慫恿子女對親爹親娘拳腳相加，鼓勵夫妻相互揭發、相互把對方的枕邊語私房話整理匯報，越窮越光榮，憑老繭上大學、交白卷成為英雄等等，都有些破天荒，都幾乎前所未聞。然而，即便在這樣一個宣稱要與傳統的一切進行最徹底的決裂的時代，傳統的許多東西仍然頑強地存在著。有的以改頭換麵的方式存在，有的，則頭不改麵不換，以本來麵目延續。所謂“潛規則”，在“文革”期間，就仍然以傳統的麵目在社會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這樣說，也許還不夠，還不足以說明潛規則在“文革”時期的重要性。實際上，對“文革”的“史無前例”，應做兩方麵的理解。一方麵，有許多現象是曆史上從未有過的，這當然是史無前例;另一方麵，又有許多傳統的東西，以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強度、力度，在現實中凸現著、活躍著，這也是一種意義上的史無前例，而潛規則，在“文革”時期，就往往比曆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堅挺。
有時候，兩種“史無前例”，會在同一件事情上表現出來。以上大學為例。“文革”期間，取消了高考，大學從工農兵中直接招收學員，沒有文化考試，甚至對招收對象沒有文化水平方麵的要求。對招收對象的唯一硬性要求，或許就是政治上的“根正苗紅”，地富反壞右的子女、階級敵人的子女或本身是階級敵人的人，沒有進大學的資格。大學以這種方式招生，是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堪稱史無前例。“文革”時期，大學對青年人同樣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工也好，農也好，兵也好，能以“工農兵學員”的身份在大學混幾年，就能成為吃“商品糧”、拿工資的幹部，誰人不想?然而，“根正苗紅”的工農兵很多很多，誰能成為幸運兒呢?這時候，潛規則就起著史無前例的作用。
“文革”期間，大學其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招生權，隻有接納權。決定工農兵中何人上大學的“正式規則”，或者說“顯規則”，是“工農兵推薦”。“文革”期間我生活在農村，“工”和“兵”的情形不了解。我知道，在農村，“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是十足的空話。大學招生，在農村是以公社為單位分配名額。比如，某公社今年可推薦兩人上大學，這兩人是誰，當然由公社的最高領導公社書記說了算，連“推薦”的過場都不會走。全公社的貧下中農推薦，就變成公社書記一人推薦。書記推薦誰，就看誰與書記關係最親，就看誰的賄賂最有檔次了。在能否上大學上，潛規則如此起作用，也是史無前例的。所以，“文革”期間，在上大學一事上，兩種意義上的“史無前例”都有典型表現。
“潛規則”似乎已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無需解釋。狹義，則似乎專指年輕女性以肉體從權勢者手中換取自己想要的東西。當有人說某位“美女”被領導“潛規則”，別人都明白是什麽意思。這種狹義的潛規則，“文革”期間也同樣是普遍存在的。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農”則從農村“知識青年”中產生。農村“知識青年”由“回鄉知青”與“下鄉知青”兩部分組成。這是從來源上區分。若從性別上區分，則有男女之別。男知青要上大學，要以錢物通關，女知青則有時不免要獻上身體。當然不隻是上大學。下鄉知青要上調回城，要請假回家，甚至僅僅是為免受刁難、欺侮，男也要獻物，女也要獻身。“文革”期間，被當地幹部“潛規則”過的女知青，不知凡幾。許多回憶文章和小說，都寫到過這種事。
如今，網絡上、小報上，常常說到影視界、娛樂圈的潛規則，代表性的表現，就是女演員要向導演獻身才能獲得出演的機會。這種事，其實“文革”期間也有，甚至程度更甚。戴嘉枋的《樣板戲的風風雨雨》一書(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就披露了一點江青的紅人劉慶棠這方麵的“事跡”。劉慶棠是“樣板戲”《紅色娘子軍》中黨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深得江青寵信，以一個演員之身而居政治高位，是中共“九大”代表和主席團成員，在中共“十大”上成為中央委員，先是進入國務院文化組，後更當上文化部副部長。位高權重的劉某，壞事做盡。劉慶棠“潛規則”女演員一事，戴嘉枋是這樣說的：“到了‘文革’中大權在握，風流成性的他更肆無忌憚地到了淫邪無恥的地步。一個比他小20來歲的姑娘，長期被他霸占;而任何一位女演員，無論是你想爭取在戲中當主角或領舞，還是給丈夫落戶口、安排工作，甚至處在恐怖的威脅之下為免遭批鬥，隻要有求於他，都有可能成為他的掌中玩物，滿足他的一逞之快!到後來，劉慶棠索性把自己的辦公室設在女浴室近旁，除辦公桌、文件櫃外，還有一張大床，美其名曰用於加夜班休息。他時常在辦公室窺守於門邊，見浴後的女演員經過，便以各種名目請她入內談話，然後誘脅相加邀其同枕共寢!不少意誌薄弱、懾於權勢的女演員，不得不忍辱任其擺布。”劉慶棠的此種做派，其“頂頭上司”江青、張春橋並非不知，而是知道了，也不當回事，認為是“無害”的“小節”，“絲毫無損於這個色狼的毛發和仕途。”(第258-259頁)
潛規則的對立麵是顯規則，是印在文件上、貼在牆上、掛在嘴上的“正式規則”。顯規則、正式規則，對潛規則多少有一點製約作用。而“文革”期間，顯規則、正式規則普遍弱化甚至被拋棄，潛規則所起作用之在，便“史無前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