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在上海的時候,江青跟我說，她和羅瑞卿講，《評海瑞罷官》發表後，受到了彭真的壓製，北京的報紙都不登。主席很生氣。羅瑞卿當即表示，他讓解放軍報馬上轉載。果然，羅瑞卿很快就讓解放軍報在頭版轉載了這篇文章，而且還加了態度鮮明的編者按，說海瑞罷官是大毒草。解放軍報這一發，就造成了彭真他們的全麵被動。當時江青很高興，張春橋他們也很高興。江青跟我說，我還以為羅瑞卿是支持我們的，哪知道他們是一夥的。這說明，江青一開始並不知道羅瑞卿有問題,也不知道毛主席有搞掉羅瑞卿的想法。如果是毛主席要搞羅瑞卿，那一定會先和江青打招呼的。搞羅瑞卿，是林彪提出的，但林彪的策略是自己退在後麵，否則就好像是他在和賀龍爭軍權了。我問江青，為什麽要搞羅瑞卿。江青說，是葉群告的狀。而且她是直接到主席那裏去告的狀。都不給我們說。
江青對彭真的意見倒是很大,因為他先是阻擾江青搞樣板戲,.後來又抵製 “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其實在我的印象中,彭真和劉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劉少奇對主席不尊重,彭真就批評他,而且批評得很厲害.1964年四清的時候,我在中南海的“情況簡報”上寫了批評劉仁的一個報道.陳伯達一定要我和關鋒去向彭真作檢討.彭真對我們非常客氣,還請我們到他家裏吃了頓飯.事後我們寫了封信表示感謝.信裏說了他平易近人,我們在他家裏就像是在自己家裏一樣的話.彭真被打倒後,江青看到了這封信,就說我,你什麽時候跟彭真是一家人啦.我向他說了經過,說是陳伯達要我們去的.關鋒也作了證明.江青就說陳伯達,你這個老夫子,你自己叫人家去檢討,你現在又來說人家.等到我被抓了之後,這件事又被拿出來說了,說我是彭真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釘子.
陸定一事情的起因是嚴慰冰寫葉群的匿名信.
楊尚昆在主席身邊安放竊聽器的事是他通過機要室的康一民(原來是總理的機要秘書,葉子龍調離後,由他負責機要室的工作)來搞的。後來在一次中央文革的會議上。江青跟我們說，他們把竊聽器都安裝到了主席的臥室裏來了，連衛生間的肥皂盒裏麵都按上了竊聽器。後來,公安部派來了專家,把竊聽器拆出來以後，主席讓把這些東西連同楊尚昆、康一民他們這些人的檢討都封在保密口袋裏交給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辦公廳保存。可能是怕將來會有人銷毀證據，再進行翻案。江青還當場叫汪東興去她的辦公室把竊聽器拿來給我們看。那竊聽器是鈕扣狀的,是從美國進口的。連謝富治都不知道這東西。那是中央調查部從海外買的。當時中央調查部是楊尚昆負責的。楊尚昆,康一民在主席身邊安放竊聽器的事件和之前楊尚昆,葉子龍搞錄音的事根本是兩碼事，現在有人是故意把這兩件事混起來。康一民後來受到黨內嚴重警告和撤職的處分。對楊尚昆的處分被拖了好長時間，直到主席發問,楊尚昆怎麽還在中南海?才把他調去廣東去當書記處書記。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之前，江青還專門打電話給我，說主席讓我親自去看一看，他在中南海住的地方是不是都清理幹淨了。我跟謝富治說了江青的指示。謝富治說，好，我陪你一起去看。我就坐車從中南海的西門出去到公安部接謝富治，然後和他的車一起從南門進了中南海，因為從公安部過來，走南門方便。我們一起去了豐澤園，謝富治跟我說，都仔細檢查過了，而且都是用儀器檢查的。保證沒有問題。我跟謝富治說，這可是不能出問題的啊，不然咱倆都要坐牢的。檢查之後我就給江青匯報了。可是主席回來以後還是沒有去豐澤園住，就住在釣魚台。後來在頤年堂開過幾次會，開完會，主席就住到遊泳池去了。遊泳池是主席一個人住的地方。1966年國慶時，主席又到頤年堂去開過一次會，但是開完會他還是住回遊泳池去了。自從出了“竊聽器事件”以後，主席對豐澤園就有了一種反感。
我問過江青，毛主席是什麽時候開始對劉少奇有不滿意的。江青跟我說，那個早了，在中央撤離延安的時候，成立了劉少奇領導的中央工作委員會。後來到了西柏坡，中央又合在一起了。江青因為跟著毛主席轉戰陝北，吃了很多的苦，身體很差。所以建國初中央就安排她去蘇聯療養治病。江青還沒去之前，她發現主席經常不高興。主席在被胡宗南大軍追趕的時候都沒有不高興，情緒一直都很好，怎麽現在會不高興呢。她就想了很多辦法想讓主席高興。主席喜歡京戲，以往隻要她一唱京戲，主席就會高興，可是她唱了京戲主席還是高興不起來。她給主席放主席最喜歡的馬連良和梅蘭芳的唱片，主席也沒有興致。江青說，當時我每天都在研究主席不高興的原因，後來才發現原來主席是對劉少奇不高興,可主席一直沒跟她講。一次江青問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說，我從陝北來到河北，看見劉少奇代理中央期間，有些事情簡直是胡作非為，搞土改，不經中央同意，不經我的同意，就亂發指令。什麽村村點火，處處冒煙，搬石頭，整幹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過左的政策，搞得農村很不安寧。連康生都聽他的，也在搞過左。所以前方在打勝仗，後方卻亂起來了。主席路過山西，作了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批評了這種過左的傾向。主席說，他們發什麽文件也不經過我。甚至提省一級的幹部都不經過我批準。把在中央工作委員會時的工作習慣一直帶到了北京。江青當時還跟我說，後來關於這件事中央還發了文件的。我當時因為工作忙，也沒去查證。後來我在監獄裏的時候，看到了華國鋒他們出的毛選五卷，收錄了一篇毛主席批評劉少奇，楊尚昆擅發中央文件的文章。當時我參加編五卷的時候，倒沒有編入這篇文章。在討論我寫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篇文章時，江青說，高崗再不好，但他在合作化的問題上，在怎樣對待富農的問題上是正確的，他和劉少奇是有分歧的，劉少奇是主張富農可以入黨，可以雇工的。在這件事情上主席是支持高崗，反對劉少奇的。在辦農業合作社的問題上，劉少奇是反對的，所以毛主席親自主編了“中國農業的社會主義高潮”，就是批評劉少奇的，主席說的“小腳女人”看似說鄧子恢，其實就是在批評劉少奇。
劉少奇說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是胡喬木向主席報告的.我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文章發表以後,劉少奇否認他說過這個話.胡喬木就又向主席寫了一個報告,證明劉少奇確實是說過這話的.可以當紅色買辦的話.劉少奇也否認.譚震林出來揭發的.他說,我當時就是聽到劉少奇這麽說的.這還是二月逆流以後譚受到批判以後說的.主席說,你們老批判人家,現在出來講話的還是譚震林.譚震林可以參加中央文革了.譚震林的揭發材料是用很大的字寫出來的.主席讓把它印出來,給大家看.劉少奇也沒話說了.譚震林還是劉少奇在新四軍時的副政委.(但是譚震林在文革後出版的傳記把責任都推給了毛主席,說毛主席驕傲了).
但是劉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沒有同意立案, 因為沒有材料,主席一直沒有同意立案.當時隻有經過中央文革小組會議的討論,還要總理,康生,江青的批準才能立案的.陳伯達都沒權批準立案的.有的還要經過主席的批準.當時隻立了王光美的案,開始劉少奇的案子是作為王光美案子的附案來審查的.後來大量的材料被揭發了出來,報給主席, 看到他真有問題,主席這才批準成立了劉少奇的專案組.
在中南海批鬥劉少奇,鄧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說,外麵運動熱火朝天,中南海裏怎麽冷冷清清的.我就去發動了群眾在中南海裏寫批判劉鄧的大字報.後來首都群眾自發地在中南海西門外建立了批判揪鬥劉鄧反動路線的聯絡站.中央文革決定在中南海內外統一組織一次批判劉鄧的大會.然後叫群眾撤離中南海西門.王良恩寫了個報告,總理,陳伯達和江青都簽了字,陳伯達還加了句話,連同陶鑄還有他們的家屬也要一起批鬥.王良恩當時是中央辦公廳的副主任,是從部隊調過來的.是一個很好的同誌.後來他在林彪事件後自殺,我總懷疑是有人做了手腳的.因為真正投靠林彪的並不是王良恩.中南海的群眾那時也分成了兩派.一派是反對汪東興的,另一派擁護汪東興.但兩派在批劉鄧的問題上都一致同意,一點分歧也沒有.因為前麵有了張霖之的教訓,所以我事先都安排好幾個身強力壯的衛士在劉少奇他們的周圍,防止有過激的行為發生.我自己則守在電話機旁邊,王良恩每十五分鍾要給我一個電話,報告情況.可以說,中南海的批鬥會是文革中最文明的批鬥會了.
批鄧.批陶
在中南海貼朱德,康克清的大字報，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來已久，江青和主席剛結婚的時候，康克清就帶頭罵,說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賀子珍拆散了。說要孤立江青，批判江青。黨內那些老大姐都同情賀子珍。賀子珍這個人人緣好，再加上她們都是一起浴血奮戰打出來的。葉子龍跟我說，當時在老大姐裏很少有人同情江青。賀子珍是永新一枝花，是個美人，大家都認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其實誰又真正知道他們兩夫妻真正的關係呢，賀子珍脾氣很野，葉子龍告訴我，她和主席吵架，拿著板凳就往主席身上砸，如果不是警衛員攔住，那還得了。其實江青並沒有搶賀子珍的婚姻，她和主席結婚的時候, 賀子珍和主席已經離婚，而且主席是再三挽留,賀子珍仍堅持要離.可這些老大姐們不這麽看,她們認為，賀子珍要和主席離婚，那都是說說而已的，不能當真的。在中央領導的夫人中隻有陶鑄的夫人曾誌和江青的關係很好,曾誌是楊開慧的好朋友。還有就是鄧穎超，她也常來看江青的，可能這是總理的意思,她自己心裏怎麽樣就不清楚了。
我奉命叫人在中南海裏給朱德和康克清貼了大字報,而且在中南海裏圍著他們,問他們有沒有去看大字報.指責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這件事我今天想來都是很後悔的。後來我知道主席對貼朱德,康克清大字報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可能心裏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這件事主席一次也沒有批評過我。
其實最早在黨內批鬥朱德的倒是劉鄧他們,在討論通過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因為毛主席在通知裏提出要警惕“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那像許世友一些人就提出來問了，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主席說的是誰，怎麽不把他揪出來?他們問總理，總理說，主席那隻是一般地說說的，並沒有所指。可還是有人不斷地問,說主席都說了好幾遍了,現在又正式見了文件了。而且主席說,中央出了事情,你們要造反。像蔡鍔一樣。他們就又去問劉少奇，劉少奇就說主席說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岡山的時候就反對毛主席。這樣就在那個會上劉少奇他們組織了批鬥朱德。朱德說，我那時(指的是在井岡山的時候)是有“野心”的，可隻是在心裏想想的，並沒有說出來。現在都這麽大年紀了,哪還有什麽野心. 那次會議鬥朱德是真鬥,鬥得很厲害.我聽曹全夫(朱德的軍事秘書,他是主席娘家文家的後代,跟主席是親戚,跟主席很好的)跟我說,說康克清在發牢騷,說鬥朱德比鬥彭德懷都厲害.曹全夫可能也向主席反映了.主席就說了,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這才停止批判朱德.本來人民大學準備開大會鬥爭朱德,因為人民大學的校長孫泱原來是朱德的秘書.總理讓我去取消。總理跟我說,朱德並不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這樣做不是轉移了鬥爭大方向了嗎。我馬上就去照辦了.
文革初，上海有人打著紅衛兵的旗號把宋慶齡父母的墓碑砸了。宋慶齡以為是江青叫人去幹的.就罵江青下流.江青聽說後氣得不得了.這事當時鬧得挺大.一次在主席那兒開會時,宋慶齡問,哪個是戚本禹啊?我站起來說,我是.她說,噢,是你啊.我說,我有什麽做得不對的,請你批評.她也沒說什麽,就說,你坐下吧.我心裏知道,她可能是聽到傳言說,是江青讓我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實她這是冤枉我,我在背後還保護她呢.解放上海時,我們地下黨就奉命組織人民保安隊去保護她.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組的會上就我說,你叫紅衛兵去”燒一燒”她(指宋慶齡).當時總理也在場,可總理當時一句話也沒說.但回過頭,總理馬上叫傅崇碧派部隊把宋慶齡的住宅保護起來.可他們等了兩三天,卻一點動靜也沒有.總理在開會時碰到我,就叫我到邊上的小房間裏去.問我,那事你布置了誰去啊,怎麽布置的?我說, 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也是在氣頭上說的,事後她也沒再和我說起.總理聽了說,哎喲,你可真是個好同誌啊!(因為主席在一個中央文件的批示上說我是好同誌). 總理命令上海馬上把墓碑修好,把修複後的照片拿來給宋慶齡看,宋慶齡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的比以前的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錯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主席也知道這事,就對江青說,你應該大度點,主動去看看她.那年的國慶節,我看到江青和宋慶齡在天安門上談笑風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從四川揪彭德懷回京,是我組織人做的.那時彭德懷在四川任大三線副總指揮.李井泉在廬山會議上就恨死了彭德懷.所以他把彭德懷在四川的一舉一動都報告上來.我收到他的一個報告,是寫在一張白紙上的.說彭德懷現在很活躍,他到處在跟人講他冤枉,他還說你們現在才反對劉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廬山會議上反對的就是劉少奇.我把這件事在文革小組的會上講了.江青說,我們在這裏拚命戰鬥,他倒反而是個沒事的人了.總理也很積極地主張要把他弄回北京.但怎麽弄回來呢,派部隊的人去,那得請示主席和林彪的同意.我就提出以紅衛兵群眾組織的名義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說好.所以我就找了北航的幾個紅衛兵去.但實際上總理又叫上部隊的人跟著一起走的.總理說,彭德懷歸成都軍區保衛的,你光是紅衛兵去,它能把人交給你.到了北京後,也應交北京衛戍區管.稍微有點黨內生活常識的人都清楚. 那時如果沒有總理的同意,誰能辦成這些事啊.不過,倒也是有一個例外的.
有一次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來找我.那是個開大會的場合，很多人，我邊上的座位都坐滿了,她就蹲在我的前麵來跟我講話。她說要向我匯報，他們把楊尚昆的老婆李伯釗(當時是藝術學院的院長)弄出來鬥了，還把她的家給抄了，把她的西裝什麽的拿出來燒了。她們還想鬥爭彭陸羅楊.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就跟她說，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請示總理. 她說，總理那麽忙,我那裏找得到他呀.我說,那你向你爸爸他們請示了沒有。他們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們商量,不能自己亂搞啊。她說她都問過她爸爸的。沒過幾天,他們把彭真等人從他們住的地方搶走了.後來知道他們是翻牆進去的,可彭真家裏的牆有三人多高,沒有經過特種訓練的人是根本爬不進去.總理知道後,馬上來問我,你知道是誰把彭真他們搶走的.我就把上次與葉向真對話的情況向總理匯報了.但說,究竟是不是葉向真她們搶的,我不知道.聽我這麽一說,總理也不多問了,他知道是誰幹的了.總理找來葉向真,和她談判,總理說,我可以把楊尚昆交給你們一起鬥.楊尚昆你們找不到的.(楊尚昆因為知道很多重要機密,所以絕不能給人隨便鬥的,那時總理把他看押在山西) 但其他人你們都要還給我,等開會的時候我再給你們.後來他們開了個十幾萬人的大會,鬥爭彭陸羅楊.江青跟我們說,我們中央文革的人一個也不要去參加(指批鬥彭陸羅楊的大會),這都是他們那些人弄的事情.江青叫葉群也別去.可後來葉群還是去看了,她說她是化了妝,戴著口罩混在群眾中去看的,她主要是想看看陸定一,羅瑞卿挨鬥的場麵的.
事實上,江青在文革中保過很多人.中聯部鬥王稼祥.江青就跟我說,叫他們別鬥了.王稼祥在曆史上對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
江青和李富春的關係特別好.她去延安後,她的組織關係就是李富春給查清楚後恢複的.李富春那時是組織部長,又做過中央辦公廳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語. 李富春馬上找那些人來，訓斥了一頓，不許瞎說，再小廣播，自由主義，要處分。沒有的事，別造謠，再造謠，要負黨紀責任(李富春的原話)。李富春代表中央組織部這麽一講，下麵就不敢亂說了。所以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時，誰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馬上叫我去,說，跟他們說，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時國家計委和學部有人貼李富春的大字報.我就去說了,他們問為什麽?我說,沒有什麽為什麽,就是不許反.我這人有時也挺橫的.
二月逆流以後,譚震林被打倒了,但主席說,還是要保他.江青讓我給群眾去做工作.我說得是最有說服力的.我說,譚雖然有錯誤,但我們要看到,他和劉鄧不一樣,他在黨內是擁護毛主席的.是堅決主張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是堅決反對包產到戶的.據說他聽了以後還挺滿意,說,這小子算講了句人話.
江青還讓我去保王震,事後王震還親筆給我寫來一封很長的信,表示感謝。
她還幫很多老幹部說過話,像謝覺哉,江華(江華曾給主席做過秘書).她給葉子龍都說過話,說他雖然表現不好,但他給主席做過很多事的.在轉戰陝北時一直跟著主席的.江青是個愛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
白淑湘的父親是解放後被鎮壓的.江青要保她.我就聽江青在會上講了好幾次.那時金敬邁是文革小組的文藝組組長(那就是相當於文化部長),那時金敬邁威信很高,樣板戲劇團都歸他管.江青說,我讓你們把白淑湘爭取過來,你們怎麽老不把她爭取過來.金敬邁,劉慶棠他們趕緊去做工作. 後來讓她出演紅色娘子軍中吳清華的B角,這在當時的樣板戲劇團裏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後來據說,江青被抓後,白淑湘還出來控訴說江青迫害她.那是瞎說.要麽她是受人威逼,要麽就是昧著良心的.當時像她那樣的情況,沒有江青保她,誰敢把她留在樣板劇團當B角啊。
有一次我向她反映,廣東鬥紅線女鬥得很厲害.給她剃陰陽頭,讓她去養雞.江青說,她就是想叫紅線女把樣板戲移植到粵劇裏去.她讓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吳法憲說,江青要讓紅線女移植樣板戲.吳法憲馬上去跟黃永勝說了.把紅線女保護了起來.
江青還保了李劫夫.東北一開始就把他定為是黑線人物.學生要鬥他.江青跟我說,把他弄到北京來,讓他住北京飯店.國家出錢.我馬上寫了報告,陳伯達,康生,江青都在上麵簽了字.北京飯店是總理的地盤.一般的人根本進不去.李劫夫後來給我寫來了很多信,表示感謝.
體委的莊則棟,張燮林,李富榮,徐寅生.江青都讓我去保他們的.她說,他們是為國爭光的,鬥人家幹什麽.說他們跟劉少奇路線,.他們都是小孩,有什麽路線?說他們跟賀龍的.江青說,他們跟賀龍有什麽關係,他們又不打仗.聽說江青讓我去保他們,總理高興了,他就叫榮高棠來找我,榮高棠是我團校的老領導.他就到釣魚台來找我.見了麵都很高興.
其實,要說跟江青在曆史上有過怨恨的也就是周揚這些人.周揚的弟弟,田漢的弟弟那時看她長得漂亮,都想對她非禮,她都嚴詞拒絕,堅決反抗.他們沒能得逞,而周揚,田漢竟聽他們弟弟的話,不讓她接組織關係.但在文革時,江青並沒有讓我去整周揚和田漢的弟弟.那時我可以說是江青最親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麽人的話,一定會先跟我說的.
後來審判她的法庭說她讓葉群叫人去迫害鄭君裏和一個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圖掩蓋她當叛徒的曆史. 這完全是栽贓陷害.那時她連組織關係都沒接上,叫她叛變什麽?老實說,江青真要想抓什麽人,不叫張春橋,姚文元就近去.要叫葉群派人去?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很可懷疑. 江青倒是幾次跟我講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說她當年在上海時候, 有一段時間她非常困難,有時甚至沒東西吃,常餓肚子.多虧一位姓秦的保姆對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個有錢人家幹活,晚上常常帶點飯菜回來給她吃,而且還很照顧她的麵子,說是讓她嚐嚐她做的飯菜味道怎麽樣.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後,還請她來北京在一個幼兒園工作,可這保姆說在北京住得不習慣,還是要回上海去.江青要我有機會去上海時,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麽樣,能不能照顧她些什麽.可後來不知誰把這個保姆關起來了,我估計是葉群那些人幹的事.她可能是為了討好江青而辦了錯事.但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後來審判江青,鄧小平那些人叫那個保姆出席”法庭”,控訴江青.江青聽了一愣,誠懇地對保姆說,她不知道這事.我相信江青說的是真話.
事實上,江青在黨內並沒什麽仇人.她1933年入黨,不久就與組織失去了聯係,之後直到1937年才和黨組織接上關係,到38年就嫁給了主席.你說她在黨內能有什麽仇人.可為什麽有那麽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我說, 有些人如項英他們其實是對主席不滿，他們不敢對主席怎麽樣，所以就都衝著她來了。
江青和周總理
江青是不會反對周總理的。他們兩個是有友誼的。那時中央文革開會的時候，他們兩人在大問題上的意見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意見都是一致的。文革時有臨時工,外包工造反,他們的生活待遇很低,處境很困難.而且,確實有不公平的地方.江青看了材料,難過得哭了。就跟總理說,他們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呀,為什麽不能公平對待他們?總理說,國家財政有困難,暫時拿不出這麽多錢來。江青聽了也沒有辦法。江青和總理的關係像是兄妹一樣.江青是經常給總理撒嬌.常要總理幫她解決些生活上的小事,總理也很願意給她出些主意.絕不是像有些人講的什麽總理經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樣的.那都是胡說八道.
一天,周榮鑫的女兒來找中央文革,說她爸爸說的,有件事隻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說,別的人一個也不能說.我去請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聽聽,我說我一個人去不好,總要有個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說,那叫關鋒和你一起去吧.周榮鑫女兒把她們紅衛兵查到的一張舊報紙拿出給我們看,上麵登載了伍豪的啟事.我們雖然是第一次聽說,但當場就跟她說,這是國民黨造謠.關鋒講得比我還具體,說總理是什麽時候去的蘇區的,還說,如果總理叛變,那他還會領導紅軍長征?周榮鑫女兒聽了很高興,說她也不相信總理會叛變.但她爸爸說,這是組織原則,這事不能去和總理講.所以一定要來找江青.我們向江青作了匯報.江青說,她知道這事,那是敵人造謠.主席也知道.後來匯報給主席.主席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的會議上講,哪個時候總理已經在蘇區了,當時蘇區的報紙就辟過謠.後來我在監獄的時候,他們來向我問過這事.說是江青怎麽利用這事來反總理.我說,胡說八道,江青當時就說這是敵人造謠.後來匯報給主席,主席也在會上講了是敵人造謠.我當時還給那些人詳細的寫了一個材料,說明經過.這份材料的底稿我至今還保存著.
後來出現了一個反總理的所謂的“五一六兵團”.這件事是江青和總理叫我去商量辦法。五一六兵團的領頭人叫劉令凱，是機械學院的學生，他們認為總理是“二月逆流”的總後台，是最大的走資派，他們在晚上出來貼反總理的標語和大字報。後來被群眾扭送到公安部，謝富治批準關押了三個人。我去的時候，總理正和江青在談這事。總理說，這樣做不太好吧，反對我，就要抓人家。這不行。隻有反對毛主席，才能抓啊。江青說，那這樣,叫我去把這幾個人嚴厲的批評一下。然後以執行總理指示的名義把他們放了。我做了個會議記錄,就驅車去公安部辦理此事.我到了公安部後,與謝富治會了麵,向他傳達了會議記錄.謝富治說,這樣處理對.就陪我去審訊室.我跟這幾個人訓話，我態度很嚴肅地說,你們反對總理就是反對革命，把個“對”字去掉，也可以說你們就是反革命，這是很嚴重的犯罪。革命群眾把你們送來,謝富治批準關押,都是非常正確,非常必要的.隻是總理以無產階級政治家的風度，覺得你們年紀小,不懂得政治鬥爭的複雜性.告訴我們對你們進行教育後釋放.我現在是奉總理的命令放你們。按我們的意見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誌也是不放你們的。這幾個人表示了對總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謝。並說回去以後再也不反總理了。可回去以後他們還是照樣反。後來又被扭送進了公安部。
總理也是不反江青的,他和江青的關係挺好.可總理底下的很多人卻都反對江青,但不是總理叫他們反的.
鄧穎超是很關心總理的.她那時給我寫的條子有一大摞.每次開會晚了,她都叫她的秘書(姓趙)給我送條子過來,上麵或者說總理今天感冒了,或者說總理昨天沒睡好,叫我讓總理早點回去休息.每次總理開會,鄧穎超雖然不參加會議,但她都要到人民大會堂等著,等總理開完會一起回家.我收到條子,隻要是我參加會議主持的,我就會想法盡快把會議結束.有時還有人要提問題,我就說,讓總理先走,剩下的問題我來解決.而每次總理離開以後,鄧穎超又會讓秘書遞條子給我,上麵寫著,非常感謝你. 雖然她在生活上很關心總理, 但是她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卻跟陳毅,譚震林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總理對文化大革命認識卻比他們要深刻的多了,並不是像有些人說的,他隻是在應付主席和江青.有次我跟總理說,你那麽忙,應該讓鄧穎超同誌也出來工作,向江青同誌那樣的多好.總理很認真地給我說,本禹啊,這話我就跟你說,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應該是一致的,但實際上有許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們經常有討論(我記得很清楚,總理是說討論,而沒有說爭論), 很多地方她的認識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讓她出來工作,不然說錯話,影響黨的工作.
江青和毛主席
也是1966年我在上海的時候,江青通知我,讓我回北京以後就去中南海工作,中央決定由我接管田家英的全部工作。那時田家英的事還沒有向外麵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後。5月20日,安子文(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王力和我三人向田家英當麵宣布了中央要他停職接受審查的決定。第二天,田家英自殺。田家英的案子當時是作為楊尚昆一案的副案處理的。
總理跟我說,中央決定在中南海成立秘書局,讓我來當局長,我說,我資曆太淺,經驗也不夠。總理說,那我叫童小鵬給你當副局長,協助你。我說,那怎麽行呢,他是紅軍時期的幹部。讓他當局長,我當副局長還差不多。總理同意了。那個時候我就在釣魚台和中南海兩頭跑。我幾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電話,報告中央文革和中央秘書局發生的事情。因為她既是中央文革的領導,同時主席那裏的事跟她講也比較方便,因為她可以及時地報告給主席。有次我向她報告說,我去北大等一些地方看了,到處都是標語,有紅的,黃的,綠的,很壯觀.一派革命的朝氣蓬勃的氣象。後來主席在"有所思"這首詩裏就有"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的詩句,我知道那是江青把我的報告給了主席的。
主席在滴水洞寫給江青的信是叫我去燒掉的。這封信是主席在外地時叫總理交給江青的.總理和王任重都把它抄下來了。後來陶鑄也抄了一份，可能是從王任重那裏轉抄的。總理的軍事秘書周家鼎告訴我，他親眼看見,總理親手用行書抄了一份。1971年作為中央文件下發的這封信就是根據總理的抄件來的。當時是總理拿著主席那封信去大連給林彪看了，林彪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意見。信回到了江青那裏.我是在江青那裏看到她捧著主席信的原件，把信唸了一遍給我們聽。後來葉群找江青說，我們那位對那封信感到不放心，怕以後被人利用來攻擊他。江青就請示了主席。主席說，那就把信交給葉群，放在他們那裏好了。可是葉群還是不放心。因為放在他們那裏，他們也不好隨便處理。江青再請示主席，主席說，那就燒了吧。於是江青就把葉群叫來，當著她的麵，叫我和衛士大孫把信拿到窗外花壇上去燒掉的。江青和葉群他們就站在窗前看著我們燒。燒的時候我心裏很舍不得.但要執行主席指示,不得不燒.
二月逆流以後,林彪把譚震林給他的信轉給主席,但他沒轉給江青.他說譚震林糊塗到如此地步.但其中的意思就是讓主席看看,人家都反對江青的.
江青跟我說,人家說我是武則天.主席跟她說,你有武則天的本事倒好了.你連慈禧都不如.慈禧的本事大著呢.江青說她聽了以後感覺受到了刺激.她怎麽連慈禧都不如.慈禧是賣國的.
那時我正在寫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篇文章,體會到主席說的是對的.胡喬木揭發:劉少奇還說,光緒總比慈禧好吧.主席說,在對付外國人入侵這點上,慈禧就是比光緒好.因為她輸掉了甲午戰爭,所以她不甘心.這才支持義和團的.而光緒卻老是要依靠外國人.我幾次聽到主席這樣說.但我和江青一樣,很討厭慈禧的.但是主席這人看問題,從來都是很深遠的.慈禧統治晚清幾十年,擺平了多少內部的紛爭.她連自己的軍隊都沒有了,還能把曾國藩,李鴻章這些人玩弄在股掌之中,那個政治才能是不得了的.
但是,江青不像陳伯達那樣老是動搖,二月逆流以後,她跟我們說,你們不是還對人家抱有希望麽.你看,人家現在打上門來了.主席說了,人家(指劉少奇)掌權,我們就得掉腦袋.恐怕這些 人(指譚震林他們)掌權,我們也得掉腦袋.
江青和”一月革命”
1966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主席請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姚文元和我到他家裏吃飯，江青也在座。林彪,總理,康生都沒有請.我還記得很清楚，毛主席在吃飯前和舉杯祝酒時，兩次說了，明年要進行“全國的全麵內戰”。毛主席的這個話是他對1967年全國工作方針的決定，並顯示了他的決心。
毛主席在那天晚上和我們談話的主要內容，是為了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明年要全麵批判 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抓大批判，叫我們都要去寫文章。
關鋒說,他準備從倫理道德觀上麵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休養”。
姚文元那天是說他準備從“武訓傳”以來的文化路線上批判劉少奇。可後來不知怎麽變成了批陶鑄了。本來姚文元批陶鑄的文章裏沒有寫批“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內容的。是毛主席給他加上去的。這到後來又變成是批“五一六”極左了。
王力當時提出要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後來實際上隻寫了一個批“三自一包”的文章。批“三和一少”被720事件衝掉了。那個時候王力在外交部支持造反派，他一批“三和一少”，矛頭就對著陳毅了，還勢必牽涉到總理。他說是批判王稼祥，其實當時外交的事情都是總理定的，王稼祥算個啥。我每次看到在會上講批“三和一少”的時候，總理的臉色總是很難看的。王力還進一步地要把批“三和一少”拔高到批“三降一滅”。
張春橋說,他想從社會基礎上，從走資派產生的社會根源上來批判劉少奇。不過後來這個文章一直沒出來。
毛主席對我說，你也要寫。我說，我想寫關於影片“清宮秘史”到底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這篇文章，因為從主席提出這個問題到現在一直都沒人把它講清楚。毛主席說，好。我又說，但我對義和團那段曆史還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說，不要緊，你去寫。寫了給我，我給你看。因為主席這樣跟我講了，後來我寫了之後就直接送給主席了，期間因為江青也來和我說了幾次，所以也送給江青一份。其他人，包括總理，陳伯達我都沒送。這個事，陳伯達，王力，關鋒都對我有意見，說怎麽不和他們討論一下就送給主席了。主席對我的文章修改了兩次，還在我的文章中增加了幾段話。到第三次，毛主席說，可以了，你和大家去討論一下，就可以發表了。由於主席已經看了並作了修改。所以大家也提不出多少意見了。
本來我提出這篇文章不要用我個人的名義,而用紅旗雜誌評論員的或者其他什麽名義發表。可總理說，在國際上，用社論和評論員名義的文章大都是代表官方意見的。本禹同誌這篇文章是第一篇係統批判劉少奇的文章，還是用個人的名義發表為好，以後的文章再用社論或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接著，總理馬上就安排由著名的播音員朗讀，向全國廣播。在製作廣播的過程中，新華社的負責人還向我提出，有些句子太長，朗讀的時候不大容易讀出氣勢來，讓我改成短句子。
江青告訴我,這篇文章發表後，主席說,他提出批清宮秘史那麽多年,沒有一個人寫出一篇像樣的文章來,這次戚本禹寫了,並且講出道理,所以要獎勵我.我還沒聽說主席因為一篇文章獎勵過誰. 江青說她有兩架蔡斯照相機,要分一部送我.我說那東西太嬌貴,我又不會玩.江青說,那你要什麽.我說我很喜歡主席的字,希望能給一張主席的書法.江青和主席一說,主席就把他寫的”滿江紅”那首詩送給了我,厚厚的一大摞.而且江青還是當著中央文革碰頭會所有的人的麵以獎勵我的名義送給我的.
正像毛主席所預計的那樣,進入到1967年,文革鬥爭逐漸地白熱化。一月,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起來奪了上海市委的權,受到了主席的肯定。
對一月革命奪權,老實說,我們都沒有思想準備的.陳伯達是反對下麵起來奪權的.陳伯達說,主席的一貫思想是對那些幹部衝擊一下以後都還要用他們的.連國民黨的一些大員,解放後主席還用他們的.更何況那還是共產黨的幹部.主席還要用他們的.咱們看不清楚,就別瞎摻呼.他說,造反派最多隻能起個監督的作用,他們沒有管理的經驗.不是專家.管理國家要靠專家.所以他對奪權的問題一直是持觀望的態度.他派張春橋去上海,隻是讓他去解決恢複鐵路交通的.但是張春橋有突破.他承認了工人造反組織.張春橋是勇敢的,因為這件事情對他來說,風險是很大的.起碼他和陳伯達的思想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是經過一番戰略思考的. 張春橋後來跟我說,他和造反派簽協議的時候,是戰戰兢兢的.是有顧慮的.因為陳伯達反對,總理也反對.江青也沒有什麽具體的指示. 何況,陳丕顯還是支持寫評海瑞罷官的.是柯老生前要他支持的.陳丕顯是聽柯老的.我的思想和張春橋是一致的.但要說從造反派中培養出領袖來,來管一個城市,一個省.這種想法我也是沒有的.張春橋在簽字前先給我打電話.我說,這事你最好給江青打電話.你我兩人都決定不了的.我也沒法去跟主席說,因為沒有材料.我說你跟陳伯達沒什麽可以談的,談幾個鍾頭還是談不攏的.你給江青打個電話.取得江青的支持.於是張春橋就給江青打了電話,江青在電話裏跟他說,隻要是怎麽有利於工人造反派,有利於他們的成長,你就怎麽辦.不要有顧慮.但是江青也沒想到要工人當權.直到主席表態支持上海工人奪權,她也覺得大吃一驚.這個時候,我們的思想才轉過來.此前,還是受陳伯達思想的影響的.工人隻能監督.不光是我們,連陳毅,譚震林他們這些人恐怕也是陳伯達的這種思想,認為主席隻是把老幹部鬥一下,” 燒一下”,但不要燒焦了.以後還要用的.誰知道一下子就奪權了.這個打擊對他們來說就太大了.這他們就不幹了.
各省市和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紛起效仿。可是那些被奪了權的幹部怎麽肯甘心呢,而這些人在政治上的能量是很大的.我覺得,主席主要是考慮如何讓人民的政權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裏,而不能讓一些人因為當官時間長了,就把政權看成是他自己的。而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反對他的人那簡直是太多了。因為這畢竟牽涉到了他們個人和集團的切身利益。他們當然要拚命反抗.”二月逆流”主要的就是衝著中央文革來的。他們對中央文革支持群眾造反奪權,簡直是恨之入骨的。首當其衝的自然是江青了.我心裏覺得,譚震林那天發作,本來應該是衝著我來的.因為我以前在中南海的情況簡報上說了他的夫人搞特殊化的事,他對我一直懷恨在心,伺機報複.他看到江青那麽相信我,重用我.他後來衝張春橋發火.其實張春橋沒有得罪過他,我倒是得罪過他的.隻是那天我請假在家裏寫文章,沒有去參加會議.否則,很可能他會衝我來的.
其實我內心也是挺矛盾的.二月逆流以後,譚震林雖然被打倒了.可主席還是要保他.江青讓我給群眾去做工作.我那時說得是最有說服力的.我說,譚震林雖然有錯誤,但我們要看到,他和劉鄧不一樣,他在黨內是擁護毛主席的.是堅決主張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是堅決反對包產到戶的.據說他聽了以後還挺滿意,說,這小子還算講了句人話。
那個時候,陳伯達老是動動搖搖，顧慮重重的，一天到晚說喪氣話，講文革不行了，再這樣搞下去，將來很多問題都要由我們來承擔責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們聰明，也更有政治經驗。知道得罪了那麽多人，最後就會殃及自己。他老給我們這麽說。我們說，你這叫前怕狼，後怕虎，你跟著毛主席革命，還怕啥呢。毛主席勝利我們就勝利，毛主席失敗我們也失敗。可陳伯達不這麽看，他說，毛主席不會失敗，我們會失敗。畢竟他黨內鬥爭的經驗比我們多。康生就不是這樣的，他沒有擔心得罪了什麽人會受報複這種事。康生比他堅定。所以毛主席早就對陳伯達不滿，後來毛主席說陳伯達是不是看到我的革命大船船要沉了，就像個老鼠往林彪那邊跑。
江青和軍隊的文化大革命
我在八屆十一中會議上作過個發言，說如果弄得不好,我們的文革也會出現像法國大革命最後的“熱月政變”一樣的結果。我的發言登載在了會議的簡報上。我自己以為自己講得挺好。江青卻對我說，你得意什麽?把主席批評你的話告訴你，你都會哭。我問，主席怎麽說。她說，主席說，軍隊的事情你不要亂說話，心裏有數就行了，你們不懂軍隊的事。主席還說，你看人家春橋，就從來不亂說話。我聽了就說，我懂了，你告訴主席，說我懂了。其實,張春橋私下裏和我交流過,他也有著同樣的擔憂的。從那以後，關於軍隊的事，我不敢多說話了。但是有關軍隊文革的事，我還是要給主席報告的，主席也都看的。
劉誌堅不大聽林彪的,葉群不願意劉誌堅當全軍文革的組長.江青開始對劉誌堅還好,因為一起搞過座談紀要.後來有人揭發說劉誌堅在背後怎麽怎麽罵江青.江青就說這個人是兩麵派,就叫我去批判他。
肖華的事情很複雜, 鬥爭肖華的事,劉誌堅有責任.主席,林彪都說要保肖華.江青跟我說過,她批肖華是上了葉群的當.群眾批肖華,讓肖華在地上爬,主席知道很生氣,說,你有錯誤,承認改正就行了麽,怎麽能在地上爬呢, 打死也不能爬.你以後還怎麽指揮軍隊啊.為此主席明確指示,不準再讓任何將軍在地上爬.誰這樣做就是武鬥.總政的造反派為此事受到嚴肅的批評。
部隊造反派衝擊軍委,總參機構,先是謝鏜忠去講話, 謝鏜忠人很老實,但不起什麽作用.人家都不聽他的.江青叫張春橋和我去聽取意見,並勸他們不可以衝擊軍委,總參.這才平息下來。
劉誌堅被打倒後,毛主席點名讓徐向前擔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可以說，在軍隊高層中，徐向前對文革的態度最好。徐向前說，現在最危險的就是中央裏麵出赫魯曉夫，中央裏麵如果有人搞資本主義複辟，那全黨就危險了。他堅決擁護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而且他說，這次文革要重視年輕人，不能光依靠老年人，因為老年人裏麵有些人關係錯綜複雜，包袱太重，所以要依靠青年，依靠群眾。他公開表態支持年輕人的文章。說年輕人有革命朝氣。還說，我讀了年輕人的文章，受到啟發.現在是小將教育老將了。他的這些講話和表態，都能從當時中央文革的簡報上查到的。
徐向前,李富春在二月逆流中的態度和陳毅,譚震林,葉劍英是有很大區別的。
葉劍英原來參加中央文革的碰頭會的,二月逆流以後,總理就不叫他參加了。
這時,主席指名叫粟裕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江青非常讚成粟裕參加中央文革會議.但後來,總理讓粟裕去管國防工業.
原來碰頭會都是在中南海懷仁堂開的,二月逆流以後就改在釣魚台開會了。
貴州省軍區司令李再含支持造反派的事,青海省軍區司令趙永夫開槍鎮壓造反派的事都是我從我們派下去的快報組那裏得到情報,最早向主席報告的。主席看了之後,要我再進一步去了解核實情況,然後批發下去的。所以,在軍隊裏有些人是把我和王力,關鋒看作是對他們威脅很大的人。差不多是當時矛盾的焦點。
軍隊上層的一些人搞特權,搞腐敗那要比地方上更厲害.這些情況都反映到中央文革來了.這些情況往往是由他們的對立麵反映上來的.幾乎每一級軍隊領導都有對立麵.包括一些老帥. 而軍隊和地方那又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的,司令員,政委多是地方大員的好朋友.他們能支持你造反派?所以說是叫軍隊要支持左派,結果差不多多數軍隊支持的都是保守派。
武漢發生720事件的當晚,跟著王力他們一起去武漢的北航的一個女紅衛兵乘亂從押解她們的汽車上跳下來逃出來,給中央文革打來了電話。秘書趕緊叫我起來,我到樓下一看,陳伯達,關鋒已經在一樓的值班室了。他們好像正在擬寫一個電文,準備宣布武漢叛逆。我就趕緊跑去找江青。她的秘書說,她吃了安眠藥剛睡。我說,不行,事情緊急。你就說是我找她。我就在門口等著。江青起來一聽,馬上和我一起往值班室去,後來總理也來了。江青聽了辦公室簡單匯報,當機立斷說,走,到林總那裏去。他這個人能處大事,果斷。林彪果然是有決斷力。他一邊讓人查,離東湖賓館最近的是哪些部隊,最快到達要多少時間。一邊接通了主席那裏的電話。林彪說,主席必須馬上離開武漢。主席好像不同意。說他在那裏很安全。林彪馬上說,不行。這是中央的決定,主席必須馬上離開武漢。那主席也隻好服從了。然後決定,讓總理和邱會作馬上飛武漢，保證主席安全離開武漢。接著林彪又在那裏調兵遣將。等我們從大會堂出來，就看到北京的紅衛兵已經在大街上刷上了”砸爛陳再道的狗頭”的大幅標語了。他們有他們的消息來源。江青在回去的車上對我們說，我讓你們找林總的,對吧。
林彪對720事件表現得是很積極的，我從來沒有看到林彪對一件事情有那麽積極的。一般中央開會討論什麽事情，林彪都不來的。有時請他來，他也不單獨表態，隻是跟著主席的表表態。本來在天安門舉行的聲討大會林彪不來，但後來葉群打電話給我，說林總經過反複考慮，認為他還是來參加為好，他來表個態。我說那當然好嘍。主席知道林彪要出席大會，就說汪東興，楊成武都要上天安門。當時汪東興給我打電話，說他也要上天安門。我說，你別開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麽上天安門?他說，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讓我上的,而且楊成武也要上.不是人要上天安門，而是名字要上天安門。我知道這是主席對大會表示支持。因為汪東興，楊成武當時都是跟在主席身邊的人。他們的名字出現在天安門領導名單裏,就表明了毛主席對這件事情的支持。
那天,林彪在天安門上跟我們講，那個陳再道是四方麵軍的，是最擁護張國燾的，是張國燾的得力部隊。葉群就提出了要鬥徐向前。會後就有人去抄了徐向前的家。抄徐帥的家是葉群下的命令。後來卻把這件事推到我的頭上。看得出,林彪是在因勢利導,把矛頭轉向非四野的那些人.而對四野的人他都保護起來.可後來毛主席仍然指名要徐向前出席當年的八一招待會。
江青和林彪曾在文革中大吵過一架. 好像是為了一個總後的幹部.其實也不是江青要反這個人.林彪有個特點,你反軍隊中非四野的,比如徐向前,賀龍的人.他都很積極.但你如果反到他的部下,他能跟你撕破臉皮翻.我看他的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確實很厲害.肖華也是林彪的人,井岡山二十八團的.主席是保肖華的.後來葉群作了很多工作,江青和林彪又和好了.
那時,葉群和江青的關係看上去是很好的。她們在一起講話，就像閨密一樣的.江青一說就是你們那位，我們那位;葉群隻說，我們那位，不說你們那位.提到主席,仍恭敬地說主席。他們一起說話也從來不回避我的。葉群經常跟我說，林彪很欣賞你的才華，叫我有空去他家玩。後來她又幾次叫我到毛家灣去，我因為忙於日常事務,沒能去,她不是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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