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達賴喇嘛80壽辰，達賴集團自然不會放過這難得的機遇大做文章。確實，頂著宗教領袖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兩大光環的達賴喇嘛，在特定的國際形勢下，在西方紅的發紫。他本人也被西方推崇為二十世紀以來少有的偉大人物。
美國眾議院少數黨（民主黨）領袖佩洛西（左）與總統高級顧問賈瑞特（右）為達賴慶祝80歲生日
雖然達賴喇嘛還未走入曆史，但對幾年前已經宣布退休已屆垂暮之年的他來講，他究竟是一位偉大人物，還是一位平庸政客甚至是有罪之人，也可以來蓋棺定論了。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至今，麵對新的中央政府，達賴喇嘛一共有三次謀取藏人最大利益的曆史機遇。第一次是1951年雙方簽署的《十七條協議》，即《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應該說，在一個單一製國家，這是以達賴為核心的西藏地方政府所能取得的最優條件。就是今天流亡海外的藏人，也有不少人認為這個協議最接近達賴喇嘛所主張的“中間道路”。
但1959年，達賴喇嘛卻犯了兩個錯誤。一是誤判形勢，出逃印度。以達賴在西藏社會的曆史性影響和作用，中央政府是需要達賴的。就是今天，中央政府之所以仍然要和達賴喇嘛委派的代表談判，而不是置之不理，也同是源於同樣的原因。即使達賴喇嘛宣布要廢除轉世，中央政府仍堅持轉世傳統，一定要產生新的達賴喇嘛也同樣是因為達賴喇嘛這一宗教角色的不可替代。回到當時的曆史，西藏越是動蕩，中央政府越是需要達賴喇嘛的支持合作，更需要保證他的安全。中央政府對達賴喇嘛的重視和需要可從如下一個細節得到驗證：即使達賴喇嘛1959年3月出逃到印度，在4月舉行的第二屆全國人大上，達賴仍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其釋放的信號是相當明確的：中央政府仍然對他寄予希望，為他的回國提供條件。
達賴喇嘛犯的第二個錯誤，就是在逃亡印度之後單方麵宣布廢除了《十七條協議》。應該說，達賴出逃，《十七條協議》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中央政府也會廢除。但由於達賴率先宣布，廢除協議的責任就落到他的身上。更重要的一個後果是，等到多年他逐漸清醒，和中央政府開始重新談判，也無法重提《十七條協議》。假如是中央政府單方麵廢除，至少在道義上他還可以做為談判的籌碼。
曆史自然不能假設。如果達賴喇嘛1959年不誤判形勢，而是選擇和中央政府一起平息騷亂，不僅不會有當時的人員的傷亡以及現在的藏人分裂，以他協助平定騷亂所立下的新功，其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在《十七條協議》保留的情況下，更有可能避免文革時的破壞。而且既然達賴喇嘛在出逃印度後，可以進行政治改革，放棄農奴製，哪麽如果他留在國內，也同樣可以在中央政府的協助下漸進式的推進西藏社會的改革。
達賴喇嘛麵對的第二個曆史機遇是1978年鄧小平的複出。當時的中國百廢待興，第三次複出的鄧小平之所以仍然高度重視達賴，除了偉大政治人物的曆史使命感，也有現實的需要。中國對外開放主要是對發達的西方開放，有效解決達賴問題，不僅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需要，也是對西方開放的需要。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不到一周，鄧小平在接受美聯社采訪時向達賴喇嘛發出和解信號，歡迎他回來。幾個月之後，鄧小平更親自接見達賴喇嘛的代表。哪一時期中央政府的立場可以用鄧小平的一句話為代表：“除了獨立以外，其他什麽內容都可以談”。
如果說1959年年青而又缺乏政治經驗的達賴喇嘛做出誤判還可以理解，但在海外經曆二十年跌宕起伏生涯的他仍然再一次重蹈覆轍，就不可原諒了。
不過曆史對達賴喇嘛還是有所偏愛的，1989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波、隨之而來的冷戰結束和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再次為他提供一個和中央政府談判的良機。畢竟這個時候，假如他能堅持放棄獨立的立場，在中國內部改革遇挫、外部又麵臨西方社會封鎖的大背景下，還是有可能為他本人以及藏人謀取到最大利益的。
然而，這一次，達賴喇嘛又一次誤判，他或者相信了西方和哪些流亡在外的民運人士的預言，或者他自己就是這樣認為的，中國將很快崩潰。為此1991年9月，居然宣布撤銷斯特拉斯堡宣言。但是令誰也想不到的是，經曆考驗的中國卻以更迅猛的勢頭崛起。直到1997年9月，香港回歸中國之後，所謂的“西藏人民議會”才通過達賴喇嘛提出的放棄獨立的“中間路線”。雖然“中間路線”已是馬後炮，但仍然充斥了不切實際的訴求。比如“大藏區”，包括現在的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省全部地區，新疆的五分之一地區，甘肅的三分之二地區，四川的三分之二地區，雲南的一半，麵積達240萬平方公裏，約占現代中國總麵積的四分之一。還是哪句話，要麽缺乏誠意，要麽缺乏智慧。
隻是曆史自此以後再也沒有給達賴喇嘛機會了。中國的崛起、西方的沒落，他的來日無多，曆史就此定格。
以上觀之，達賴喇嘛不管在西方多麽受歡迎，但他實實在在難稱偉大的政治人物。一個偉大政治人物，要能超越曆史，做出前瞻性的決策，並隨勢而為。反觀達賴，卻一而再的錯過曆史機遇，不僅對他本人，對整個西藏民族都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害。
當然，平時而論，達賴喇嘛還是有過人之外。比如他對西方民主就有清醒的看法。雖然1963年起，在他的主導下，以西方民主為榜樣進行政治改革，也引入了選舉，民意代表和行政領導人都是直選，並強調言論自由。但他仍然保留了一個底線：絕不搞多黨製。
所謂流亡藏人的最高行政領導人擁有哈佛大學法律博士學位的洛桑森格在接受法國媒體采訪時坦率以對：“多黨製下，政黨的唯一目標就是讓另一個政黨垮台，從而導致權力鬥爭，進而間接的導致對國家的損害和政治的不穩定。對我們而言，沒有政黨的民主能夠運作的更好。因為所有的候選人都把精力用於事業而不是權力鬥爭”。
如果我們不因人廢言的話，作為依賴西方支持的一個政治團體負責人，還是要為他對西方民主批評的深刻、坦率和勇氣點讚。這種“無黨民主”顯然也算是一種創舉。不過達賴集團表麵上讚同西方民主，背後卻又另搞一套，這和他表麵上同意統一，背後卻又追求實質性的獨立，豈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味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