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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初，成批的歐洲白人遠渡重洋，來到加拿大冰雪覆蓋的土地，
不久，加拿大形成英法爭霸的局麵，1760年，英國戰勝法國，獨霸加拿大，開始逐步蠶食原住民的領地。英國人把天花等疾病帶到北美，缺乏抵抗力的原住民因此遭到慘重傷亡，通過巧取豪奪，他們更攫取了大片原屬原住民的土地，並殘殺了許多原住民。據文獻記載，由於殖民活動、種族衝突和疾病流行，加拿大西部98%的印第安人口消亡，許多部落不複存在。
到了19世紀下半葉，羽翼豐滿的英國殖民者和加拿大當局開始通過一係列法律，試圖對剩餘的原住民進行同化，根據1876年出台的《印第安人法》，印第安人必須居住在貧瘠、狹小的2250個“保留地”上，凡不居住在這些“保留地”的原住民被一律稱為“不合作者”，被剝奪了理應享有的公民權。
即使對於居住在保留地的原住民，加拿大當局也並未放過。在白人優越論思想的指導下，政府公然通過了“土著同化”原則，主張通過文化隔絕和毀滅，在數代人之內，將原住民“徹底融入主流社會”。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自1870年開始，在當局的鼓勵、資助甚至強製下，教會在全國各地設置了數以千計的“原住民寄宿學校”，將原住民學齡兒童強行帶離家庭，剝奪其父母和家庭對他們的監護權，而將之交給教會。孩子們被送入寄宿學校隔絕起來，被勒令不許講民族語言，不許保留本民族的宗教與習慣，而隻能說英語或法語，並“培養和保持符合文明規範的言行”。
由於白人優越論思想的作祟，寄宿學校對這些原住民子弟采取了諸多粗暴手段，敢於抵製其文化洗腦的孩子會遭到各種各樣的體罰、性虐待；而如果孩子的父母反對或表示不滿，當局就會以“違反《印第安人法》”的罪名，將他們逮捕治罪。
更有甚者，一些寄宿學校的管理者出於所謂“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原則，對這些原住民孩子進行了一係列荒唐的醫學試驗，如電擊、饑餓試驗，甚至強迫絕育和“優生試驗”。
據不完全統計，自1870年第一所寄宿學校誕生，到1996年最後一所關閉，共有超過15萬原住民兒童被強迫送入，其中被虐待致死的超過四千人，另有5.5萬混血兒被強製送給白人家庭寄養。對於孩子們的家庭而言，他們的子女無論是生是死，都不再能回到家裏，甚至連音訊都杳然。
由於這種“斷子絕孫”的文化滅絕政策，加上對原住民經濟的扼殺、土地的掠奪，原住民不但人口減少，而且經濟命脈斷絕，前途渺茫，許多人因此染上了酗酒、吸毒等不良習慣，更加劇了自身和民族命運的悲慘。
對此加拿大當局熟視無睹，1907年官方派遣的醫生比利.布萊斯如實反應了原住民寄宿學生死亡率高（50%）的現象，結果被免職。直到1984年當局才承認這種做法“不人道”，1996年最後一所寄宿學校才關閉，1998年政府才首次表示“應該道歉”，而正式表示歉意，竟已是2008年6月11日！
然而道歉並不能解決實際問題。2007年，英國拯救兒童組織對加拿大原住民保留地進行了長時間探訪，結果發現情況“令人沮喪”，由於缺乏經濟來源和生活希望，保留地不但設施殘破，住房簡陋，而且充斥著吸毒、酗酒和暴力，自殺率高達0.13%（比全國平均水平0.017%高出近10倍），由於無力撫養，多達2.7萬兒童被寄養他處。
不僅如此，曆史上原住民被剝奪了大部分土地，圈入極小的“保留地”，即使這樣，這些保留地還不斷受到政府侵奪，讓原住民雪上加霜。對此，政府嘴上高喊“尊重‘第一民族’”，實則漠不關心，據報道，每年原住民向加拿大聯邦政府提交的涉及土地糾紛的訴訟案就高達900件以上，而真正被解決的每年不超過20件，即使解決，方案也十分不公平，如加拿大西部道格拉斯保留地，原住民勝訴，但政府拒不歸還被侵奪的佛雷澤河穀，而是試圖將一塊荒涼的沼澤地塞給原住民，遭到拒絕後又換成一塊遍布爆炸危險品的廢棄靶場。
哈珀政府固然作出了遲到的道歉，但僅限於口頭，在阿爾伯特省，石油公司采礦汙染了原住民阿薩巴斯卡湖水；在安大略省，礦業公司開采鉑礦侵占保留地，政府都視若無睹。不僅如此，哈珀非但未增加對原住民撥款，反倒廢除前任自由黨政府和原住民簽訂的基諾納協定，取消每年對原住民社區的50億加元撥款。更有甚者，2008年9月13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原住民權利宣言》，其中規定尊重原住民的個人和集體權力，尊重、維護和加強其民族文化認同，強調在保護其自身需要和尊嚴前提下追求發展，這一重要的宣言獲得絕大多數國家的讚同和響應，144個表決國，反對票隻有4張，而其中一張反對票，竟赫然是標榜“多元文化”、3個月前剛剛向“第一民族”道歉的加拿大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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