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記耳光，終結了我們鄉裏的一個傳統

偶爾查看自己在“文學城”的留言，發現以下一段：

最讓我痛心的，是中國農村鄉紳文化的毀滅，和地痞流氓文化的發揚光大。民國時期，政府不下縣。鄉村基本是自治。雖然窮困，雖然貧富不均，但人們知禮義廉恥，鄰裏關係也比較和睦。土改把鄉紳滅了，文革把鄉紳文化徹底毀滅了。再也沒了互相信任，再也沒有了溫爾文雅，和睦相處。代之而起的是地痞流氓文化。殘酷鬥爭，互相殘害。故鄉已成匪鄉！

上麵的話，我是有感而發。

我們那個自然村，有120多戶人家。其中80來戶姓蔣，據說都來自一家。所以村名是“蔣家巷”。另有30來戶姓湯。他們集中在村的東南頭，我們叫做“湯家頭”。還有3-5戶，分別姓孫，蔡，吳，每個姓隻有一兩家。我的奶奶來自湯家頭。她有四個兄弟。我的母親來自村裏唯一的蔡家。我的姑媽嫁給了村裏唯一的孫家。所以，村裏差不多有一半人是我們家的親戚。

周圍幾個村莊都不大。十幾戶到三十多戶吧。

土改時，我們村裏一個地主也沒評上, 有兩個富農。一個據說是在上海灘做過保鏢。另一個，是偽鄉長的手下的治安隊長。這個偽鄉長，就是我們村西邊的石巷村裏唯一一個地主。解放前夕，偽鄉長和我們村的這個治安隊長逃到台灣去了。這個治安隊長留下了一個老婆和一個女兒。這對母女，尤其是母親，在文革中吃盡了苦頭。白天在地裏勞動改造，晚上被拉去批鬥會。掛牌戴高帽遊街是常事。風姿卓越的女兒，不得已嫁給了外地的一個麻子。

我5，6歲時，我們大隊裏的文藝宣傳隊來我們村演出。在打穀場上，搭起了棚子和舞台。演員們就是我們村裏或鄰村的。他們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臉上抹著鍋灰。其中有一個小孩，匍匐在地，雙手抱住衣衫襤褸的女人的腿，哭喊著“媽媽我餓”“媽媽我餓”。舞台上還有各種折磨人的道具，很嚇人。大概是“收租院”。說的是解放前的大地主劉文彩，如何剝削壓迫窮人。以後我們見到這個小男孩，就學他的樣子，爬在地上，喊“媽媽我餓”“媽媽我餓”。他就會很惱火。

到十一，二歲時，終日勞作，始終吃不飽穿不暖，卻還要整天歌功頌德。加上和黨和政府反複無常，出爾反爾的小人行徑，使我對黨和政府的宣傳產生了巨大的懷疑。解放前生活真的是那樣苦難嗎？地主富農真的那麽壞嗎？

我知道，這些問題，不能問老師。也不方便問父母。我隻能自己觀察，自己判斷。後來不久，一位解放前的赤貧發的牢騷，讓我明白，以前的地主富農不可能都是壞人，政府在說謊騙人（見前篇短文）。

那以前的人是怎麽樣的？生活是怎樣的呢？記得在我小的時候，人們還都彬彬有禮。鄰裏鄰村的人在路上碰見了，尤其是老年人，會笑臉相迎，互相招呼問候。給人溫和優雅溫暖的感覺。到文革的中後期，即使是村裏的同族人，也分成不同的派別，明爭暗鬥。打罵吵架是常事，互相陷害也不少。我父親當大隊長時的幾個最好的朋友，在父親被關學習班的時候，明智地遠離冷落了我們一家。

等我上了大學，知道了在民國時期，“政府不下縣”。也就是鄉村基本是自治，鄉長保長是由村民們推舉出來的德高望重的鄉紳。我們那裏的鄉村，是如何自治的呢？譬如民間有糾紛時，沒有政府，如何解決呢？我經常問父親這個問題。

父親是個老黨員。他可能對我在政治上的不求上進（不願入團，入黨）有些惋惜，雖然他從來沒有要求我去入團入黨。當我問他這個問題時，他好像不願意多說。三十多年前的一個暑假在家，當我再問時，他沉默了一會，不緊不慢地給我講開了。

“你知道我們鎮上那個茶館吧？”。我說我知道。就在我們小學旁邊。裏麵經常坐滿了人，大多是老人。他們邊喝茶，邊抽著水煙，邊聊天。裏麵煙霧繚繞，灰暗又熱鬧。我從來沒進去過。

“人們有了糾紛，就相約好了，請三先生到那裏喝茶講理。三先生是渡船頭人。”

我知道這個村。它在我們村的西北方向5裏左右。已經是另一個公社了。是叫“渡船頭”，還是“大善頭”，我不清楚。因為我們老家話裏，兩個的發音完全一樣。小學五年級時，他們村有3個男孩到我們班裏來插班上學。我們成了好朋友。他們還邀請我去他們村割過豬草。兩個公社間隔著一條河，要靠擺渡才能過。所以，我想村名應該是“渡船頭”。

父親接著說，“三先生家裏富裕，父親和兄弟在上海開工廠。三先生在家排行老三，是遠近聞名的大善人（這也是為什麽我懷疑那個村的村名可能是“大善頭”）。鄰裏有糾紛了，大家就會去請三先生來鎮上喝茶評理。”

“有糾紛的雙方，先在鎮上的茶館裏安排好茶座，等候三先生。三先生來，坐在八仙桌的上首，爭論的兩方分坐兩邊。大家見到三先生來了，會恭恭敬敬，安安靜靜地聽三先生講理。

三先生說話不多。他穿著長衫，雙手捧著茶壺，端坐在上首。他先讓一方說話，再讓另一方說。

雙方陳述完了，三先生會思考一會，然後和顏悅色地輕聲判定：

“我看，這次是您甲老的不是了。應該陪給乙先生家5升米。但乙先生您也知道，甲先生家裏困難。這樣吧，乙先生，您就到我家去拿5升米吧”。然後，三先生就會退場，領著乙先生去三先生家裏。一般情況下，乙先生不肯拿5升米。隻會要一點點走過場。三先生會派人去跟甲先生說，不用還了。

所以，在我們那，鄰裏有糾紛時，就會說，找三先生來評評理。隻要三先生一句話就行。

但這一切，因為一記耳光，都變了。

你還記得我們村上的湯漢良吧”。

我說記得。湯漢良是我們村湯家頭的。諢名“鴉片鬼”。人長得短小精廋，像個猴子。據說以前吸鴉片而傾家蕩產，成了貧農。解放後，是學“老三篇”的積極分子，大隊裏“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的隊長。在那個“出租院”裏演過一個乞丐。他個子雖然矮小，但在村裏的派係鬥爭中，是出了名的積極分子。

“文革開始後，三先生已經很少出來喝茶評理了。但有一次，三先生還是被人請來了。三先生聽完雙方的陳述後，開始評理。大家也都靜靜地聽三先生說講。突然，鴉片鬼湯漢良站了起來，快步跑到三先生麵前，抬手就給三先生一個耳光。湯漢良指著三先生高聲喊叫，都什麽年代了，像你這樣的人，還有什麽資格來說理？”

“三先生低下頭，漲紅了臉。然後一言不發地站起來，走回家去了。從此，三先生再也沒有來鎮上喝過茶說過理。喝茶說理的傳統，就此消失了。”

父親和我都沉默起來。我又問，從書上看到，民國時期政府不下縣。那鄉長保長是怎麽產生的？他們都是些什麽樣的人？

父親欲言又止。終於說，“你知道，我的爺爺，也就是你的曾祖父，當過我們村的保長嗎？”

我說，我隱約聽村裏人說過。曾祖父是我父親最尊敬的人。在我父親十歲左右時，我的爺爺就去世了。是我的曾祖父教會我父親認字寫字打算盤。但父親的仕途，似乎也受他的保長爺爺牽連了。

父親說，“我的爺爺心地寬厚，待人仁慈。村裏誰家有難，他都會去接濟，即使自己家裏也不富裕。我爺爺還讀過私塾。所以，被村裏人推舉當了保長”。

我說，“這麽說，解放前的地主富農不都是壞人啊”。

父親停了一會，說，“也有一些富農，比較精明。譬如我們村的某某，請別人來做工時，會把挑糞的簸箕裝得嚴嚴實實。”

我心裏想，這些富農是精明些，但也不是犯罪啊。但我知道，父親受黨的教育多年，不可能接受我對黨和黨的政策的任何質疑。所以，我也就沒說出來。

一記耳光，終結了一個傳統，一個時代。

又過了二十多年，父親出國來看我們。我們倆單獨在一起的時候，他突然神色嚴肅地跟我說，“共產黨越來越黑社會化了。” 我吃了一驚。我知道，這是父親通過觀察故鄉的現實而得出的結論。

今天的故鄉，政府黑社會化，人文流氓化痞子化。再也沒有了醇厚溫馨。小時候讀過書的小學中學高中，隻剩下斷垣殘壁。曾讓我迷戀的彎彎清水溝，淺塘石板橋，和錯落有致的江南小村落，都早已被改造成毫無個性的萬畝良田。村裏的人們擠在一起，住在火柴盒一樣的簡易高樓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