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發生。隨後的7月17日，時任中華民國實際最高領導人的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在江西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後關頭”演說，此演說稱為《廬山聲明》。
最後的關頭
民國廿六年(1937)7月17日
蔣中正
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蘆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止，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 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係。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於此事件之幾點要義，為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跟著今年二月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隻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搏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茍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複之地！
第二、這次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征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傳播著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麽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隻有讓人家軍隊無限製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製，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蘆溝橋。如果蘆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嚐不可變成北平！所以蘆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隻有犧牲，隻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隻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逼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曆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
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隻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第四、蘆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係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係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鍾，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蘆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致於漠視。
總之，政府對於蘆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隻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鹹能明了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