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18 01:50:41)
文革在今天的中國越來越被扭曲。既被讚揚的人扭曲，也被否定的人扭曲。我們知道改革一開始是以否定文革開始的。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最近提出：改革共識基本破裂【《孫立平：改革共識基本破裂》】。我認為，其實改革是關於“走出哪裏”的共識，“走向哪裏”我們從來就沒有過共識。至於走出文革，則是全社會的共識。在這一點上，我們和東歐的改革很不一樣。
改革初年，當局就否定文革講了好多話。但是他們發現，按照他們的話語邏輯，很多東西很難講下去。現在就當作曆史上沒有這事。民間對文革的印象，則是當年否定的鏡像。官方文革解釋的困境和民眾的想象共同構成了今天的文革印象。於是演變成以下四種觀點、兩個邏輯的描述。
一、體製內肯定。體製派不見得就在體製內。當然這一派也可以叫做左派。大陸的左派和世界的左派有很大的區別。在大陸的左派中，對文革肯定和否定又構成另一個維度。肯定的左派認為文革是個繼續革命的偉大創舉，文革的目的是鏟除走資派，保證紅色江山。這種人對鄧小平的改革持最大否定。他們頌毛反鄧，肯定文革而否定改革。
這種觀點在改革初年是沒有市場的。我說過，文革達到了負帕累托效應。這場運動幾乎把全社會上上下下各個階層所有人都得罪了。沒有人認為文革是好的。而體製內肯定這一派的觀點最早在海外起源，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們沒有受到文革太大的衝擊。海外毛派曾經對四人幫被捕表示過強烈抗議。江青誕辰一百周年的時候，美國還上演過話劇《江青》。
現在這一派在大陸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這是由於兩方麵的原因：一方麵是由於鄧江改革的弊病激起的廣泛民怨。另一方麵由於新一代國人對毛的害處沒有切身的體驗。俄羅斯有句諺語說得好：“死人都是好的”。這是一種對過去的玫瑰色幻象。這種對文革的想象源於對現有體製的不滿，尤其在青年大學生中尤其流行。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大陸交換生們怎麽想，至少在北京的很多高校，這種觀點是相當有市場的。很多人都希望再來一次文革。他們對當權派有相當的反感。
二、體製內否定。鄧小平在文革問題上觀點略微偏向於黨內民主派，至少在他複出後的早期。他對文革的反省，還是比較早的。鄧小平認為，文革是幾乎斷送我黨江山的魯莽之舉。陳雲也是持這種看法。這種觀點的另一麵是：對文革前十七年充滿了好感。基本他們上是肯定前十七年，而否定文革。但是後來鄧退回去了。不過即使是鄧，認識上的基本格局也沒變。他認為文革最大的悲劇就是衝擊了“走資派”。這種觀點回避了前十七年的社會矛盾。把文革全部歸結於毛的多疑和胡鬧。歸結起來，這一派對文革的主要認識就是：文革就是反當權派。
顯然，他們對文革後期當權者迫害群眾、造反派的行為閉口不談，甚至持肯定態度。鄧和陳雲的最大區別是：鄧認為整個文革期間活躍過的都不是什麽好人。而陳對“八旗子弟”（既現在的太子黨--陳注）非常有好感。這些貴族紅衛兵，專整黑五類等社會的弱勢群體。這種人的累累罪行，但社會對這些從來不清楚。他們現在正在中國活躍，我在此也就不點他們名字了。鄧小平對這些人沒好感，主要還是因為鄧劉（少奇）兩家的後代，大部分沒有和他們一道取得政治優勢，也就是沒趕上趟。
在體製內否定者看來，文革的教訓就是：決不允許任何人挑戰當權派。於是文革的混亂常被看作是民主的罪過，在現今中國被當做中國民主化就會混亂的主要證據。不可否認，文革時期的確有比較變態的言論自由。不過這種畸形的自由在民主牆之後就被明令取締了。鄧號稱取締這種自由是否定文革的起點。同時廢除了一九五四年憲法以來的遊行示威罷工的權利。其實本來這些權利也一直沒有，不過在文革期間，毛需要實現混亂的局麵（從而達到打擊走資派的目的--陳注），於是隻要在毛劃的一些禁區之外，衝擊地方當局的抗爭還是有相當的自由。
這種觀點的延伸，就是對舊有意識形態民粹色彩和革命色彩的厭煩。大家可能不知道，九零年的時候有過一個所謂太子黨綱領。他們宣稱，我們國家是有執政者的利益的，這種利益當然和人民的利益不一樣的，我們不能放縱人民。很吊詭的時，這種庸俗的，充滿既得利益色彩的反文革主張，竟然從反麵使群眾對文革那種自由打擊當權派的美好景象產生了想象。
當然，當局察覺了這一點。於是越來越趨向於回避文革這個話題。肯定文革也不合適，批判文革也帶來困擾，不如不要提。
三、反體製肯定。從最近來看，煽動文革狂熱可能成為未來黨內的一張牌。持反體製肯定的主要是海外一些由當年造反派演變為現代民主派的人士。如楊小凱和劉國凱。楊曾經寫過很有影響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國向何處去》【楊小凱：中國向何處去】。楊由於這樣的經曆，對不妥協的造反派持有很高的敬意。他認為造反派從社會學上，從思想上，與後來的持不同政見運動有一脈相承的延續性。
這種觀點重要特點是反毛，但肯定群眾。文革期間雖然有毛的煽動，但人民對體製的不滿是更重要的因素。我們一般說文革是十年，但在其中允許老百姓造反的隻有很短時間，劉國凱就有所謂的的三年文革論。九大後文革逐步建立秩序，文革就結束了。實際上照我看來，真正群眾意義上的文革隻有一年多，就是說允許老百姓造反的話。從六六年十月到六八年六七月間。這段時間的情景，在我們的話語中是文革的典型代表。
這種觀點與陳雲最為對立。一，反體製，陳肯定體製。二，肯定文革，陳否定。造反派和保皇派，陳反感造反派，同情保皇派--紅色紅衛兵。而楊對老紅衛兵恨之入骨。
他們對鄧小平也有相當大的反感。但是與一般民主派不一樣的是，他們對鄧仇恨的因素夾雜著鄧在改革初年對造反派的清算。他們對等的反感在兩個層麵中凸顯。他們不完全否定改革開放。他們對鄧的厭惡如果不是有甚於，至少不亞於對毛的反感。
四、反體製否定。國內自由知識分子，黨內老幹部，不僅否定文革，而且否定造成文革的體製，即前十七年。這點與劉國凱有類似。胡（耀邦）趙（紫陽）也有類似。他們把反思的界限推到了六六年之前。這點上造成了八十年代一係列事件中，鄧與胡趙分手了。更恰當地說，是胡趙在中國大分裂中脫離體製。他們最嚴重的對立麵是體製類肯定（毛派觀點）。他們更強調文革的意識形態原因。保皇派比保守派更為腐朽。和陳雲對立。他們和楊劉不同，哪怕造反派有社會學意義上的肯定，但是是從原教旨主義的角度的抗爭，而非從民主進步的觀點。他們認為：文革的造反派，哪怕不是奉旨造反，也不能說近代持不同政見運動。更像是農民造反。他們反對把造反派和新啟蒙運動掛鉤。
四種觀點在近三十年是有所起伏的。最近二十年的趨勢，總的是體製性的否定越來越向典型化發展，但越來越說不出口，越來越脫離現實要求。在文革中，鄧失勢比較早，把文革中此消彼長的一係列勢力都看作是搗蛋分子。鄧之後整了很多保守派。隻有我的家鄉廣西是造反派從來沒有掌權的地方。當權派在文革中後期對造反派的鎮壓也特別厲害。八四年前後，鄧鬆了口，處理問題，否造反派否保皇派。現在在廣西已經成為禁區。
全國而言，貴族紅衛兵現在大量進入高層。他們很多人參與過文革初期的對群眾的鎮壓。鄧實際上反對啟用這些人。而這些人本來在鄧江時代也沒什麽活動空間。但是陳雲是這些人的總後台，陳認為：“我們的子女靠得住”。
九二年之後，一方麵在經濟戰略上，陳雲主張徹底失勢。陳主張計劃經濟，但也是反毛的，因為毛也不搞計劃經濟，毛就是胡鬧經濟。在政治領域，尤其是在人事組織，九二年之後隨著鄧老去，很多高幹子弟，特別是出身於與造反派對峙的保皇派，大量從政。陳雲留過蘇，陳雲反毛並不是因為毛搞斯大林式經濟，而是毛胡來，搞亂了斯大林式的經濟。趙的回憶錄中，對陳在改革初年非毛化的貢獻給予肯定。我們所知道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總後台實際上是陳。而鄧在文革後複出比陳慢。鄧在改革開始並沒有對文革放炮。趙提到，陳在骨子裏非常親蘇，他認為蘇的計劃搞得非常好。他認為陳反毛包括對毛晚年的外交上的不滿意：聯美反蘇。陳認為蘇聯怎麽著也是社會主義國際。和蘇再怎麽鬧也不應對立。陳站在蘇的立場上，這正是中國改革不同於東歐改革的不同點。我們要看到，中國非毛化一開始就是兩種勢力的合力。
另一方麵，隨著改革的深入，當權派立場越來越得勢。今天的當權派不僅比過去更腐敗，由於他們現在搞市場經濟改革，更像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年的走資派的確很冤枉，但今天名副其實。他們的事實坐實了毛當年的指責。於是，現在當權派就不提文革，希望人們忘掉文革。他們對文革采取總體失語的合乎邏輯的選擇。這是現在的當權派和鄧小平時代最大的區別。鄧小平當年可是高調否定文革。
但是他們不講，老百姓不會不講。他們自己失語，又不許自由民主派談文革。於是，中國對文革的話語權，越來越落入毛派手中。尤其是在網上。
老百姓對官僚的怨恨遠遠超過當年，他們害怕再來一次文革，但又對毛派投鼠忌器。他們唯一的指望，就是把毛左的仇恨引向無權無勢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這種手法和毛發動文革非常像。劉少奇當年就揣測了毛的心思，想依靠群眾整無權無勢的知識分子。想依靠官僚整書生。 （一）
文革在今天的中國越來越被扭曲。既被讚揚的人扭曲，也被否定的人扭曲。我們知道改革一開始是以否定文革開始的。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最近提出：改革共識基本破裂【《孫立平：改革共識基本破裂》】。我認為，其實改革是關於“走出哪裏”的共識，“走向哪裏”我們從來就沒有過共識。至於走出文革，則是全社會的共識。在這一點上，我們和東歐的改革很不一樣。
改革初年，當局就否定文革講了好多話。但是他們發現，按照他們的話語邏輯，很多東西很難講下去。現在就當作曆史上沒有這事。民間對文革的印象，則是當年否定的鏡像。官方文革解釋的困境和民眾的想象共同構成了今天的文革印象。於是演變成以下四種觀點、兩個邏輯的描述。
一、體製內肯定。體製派不見得就在體製內。當然這一派也可以叫做左派。大陸的左派和世界的左派有很大的區別。在大陸的左派中，對文革肯定和否定又構成另一個維度。肯定的左派認為文革是個繼續革命的偉大創舉，文革的目的是鏟除走資派，保證紅色江山。這種人對鄧小平的改革持最大否定。他們頌毛反鄧，肯定文革而否定改革。
這種觀點在改革初年是沒有市場的。我說過，文革達到了負帕累托效應。這場運動幾乎把全社會上上下下各個階層所有人都得罪了。沒有人認為文革是好的。而體製內肯定這一派的觀點最早在海外起源，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們沒有受到文革太大的衝擊。海外毛派曾經對四人幫被捕表示過強烈抗議。江青誕辰一百周年的時候，美國還上演過話劇《江青》。
現在這一派在大陸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這是由於兩方麵的原因：一方麵是由於鄧江改革的弊病激起的廣泛民怨。另一方麵由於新一代國人對毛的害處沒有切身的體驗。俄羅斯有句諺語說得好：“死人都是好的”。這是一種對過去的玫瑰色幻象。這種對文革的想象源於對現有體製的不滿，尤其在青年大學生中尤其流行。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大陸交換生們怎麽想，至少在北京的很多高校，這種觀點是相當有市場的。很多人都希望再來一次文革。他們對當權派有相當的反感。
二、體製內否定。鄧小平在文革問題上觀點略微偏向於黨內民主派，至少在他複出後的早期。他對文革的反省，還是比較早的。鄧小平認為，文革是幾乎斷送我黨江山的魯莽之舉。陳雲也是持這種看法。這種觀點的另一麵是：對文革前十七年充滿了好感。基本他們上是肯定前十七年，而否定文革。但是後來鄧退回去了。不過即使是鄧，認識上的基本格局也沒變。他認為文革最大的悲劇就是衝擊了“走資派”。這種觀點回避了前十七年的社會矛盾。把文革全部歸結於毛的多疑和胡鬧。歸結起來，這一派對文革的主要認識就是：文革就是反當權派。
顯然，他們對文革後期當權者迫害群眾、造反派的行為閉口不談，甚至持肯定態度。鄧和陳雲的最大區別是：鄧認為整個文革期間活躍過的都不是什麽好人。而陳對“八旗子弟”（既現在的太子黨--陳注）非常有好感。這些貴族紅衛兵，專整黑五類等社會的弱勢群體。這種人的累累罪行，但社會對這些從來不清楚。他們現在正在中國活躍，我在此也就不點他們名字了。鄧小平對這些人沒好感，主要還是因為鄧劉（少奇）兩家的後代，大部分沒有和他們一道取得政治優勢，也就是沒趕上趟。
在體製內否定者看來，文革的教訓就是：決不允許任何人挑戰當權派。於是文革的混亂常被看作是民主的罪過，在現今中國被當做中國民主化就會混亂的主要證據。不可否認，文革時期的確有比較變態的言論自由。不過這種畸形的自由在民主牆之後就被明令取締了。鄧號稱取締這種自由是否定文革的起點。同時廢除了一九五四年憲法以來的遊行示威罷工的權利。其實本來這些權利也一直沒有，不過在文革期間，毛需要實現混亂的局麵（從而達到打擊走資派的目的--陳注），於是隻要在毛劃的一些禁區之外，衝擊地方當局的抗爭還是有相當的自由。
這種觀點的延伸，就是對舊有意識形態民粹色彩和革命色彩的厭煩。大家可能不知道，九零年的時候有過一個所謂太子黨綱領。他們宣稱，我們國家是有執政者的利益的，這種利益當然和人民的利益不一樣的，我們不能放縱人民。很吊詭的時，這種庸俗的，充滿既得利益色彩的反文革主張，竟然從反麵使群眾對文革那種自由打擊當權派的美好景象產生了想象。
當然，當局察覺了這一點。於是越來越趨向於回避文革這個話題。肯定文革也不合適，批判文革也帶來困擾，不如不要提。
三、反體製肯定。從最近來看，煽動文革狂熱可能成為未來黨內的一張牌。持反體製肯定的主要是海外一些由當年造反派演變為現代民主派的人士。如楊小凱和劉國凱。楊曾經寫過很有影響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國向何處去》【楊小凱：中國向何處去】。楊由於這樣的經曆，對不妥協的造反派持有很高的敬意。他認為造反派從社會學上，從思想上，與後來的持不同政見運動有一脈相承的延續性。
這種觀點重要特點是反毛，但肯定群眾。文革期間雖然有毛的煽動，但人民對體製的不滿是更重要的因素。我們一般說文革是十年，但在其中允許老百姓造反的隻有很短時間，劉國凱就有所謂的的三年文革論。九大後文革逐步建立秩序，文革就結束了。實際上照我看來，真正群眾意義上的文革隻有一年多，就是說允許老百姓造反的話。從六六年十月到六八年六七月間。這段時間的情景，在我們的話語中是文革的典型代表。
這種觀點與陳雲最為對立。一，反體製，陳肯定體製。二，肯定文革，陳否定。造反派和保皇派，陳反感造反派，同情保皇派--紅色紅衛兵。而楊對老紅衛兵恨之入骨。
他們對鄧小平也有相當大的反感。但是與一般民主派不一樣的是，他們對鄧仇恨的因素夾雜著鄧在改革初年對造反派的清算。他們對等的反感在兩個層麵中凸顯。他們不完全否定改革開放。他們對鄧的厭惡如果不是有甚於，至少不亞於對毛的反感。
四、反體製否定。國內自由知識分子，黨內老幹部，不僅否定文革，而且否定造成文革的體製，即前十七年。這點與劉國凱有類似。胡（耀邦）趙（紫陽）也有類似。他們把反思的界限推到了六六年之前。這點上造成了八十年代一係列事件中，鄧與胡趙分手了。更恰當地說，是胡趙在中國大分裂中脫離體製。他們最嚴重的對立麵是體製類肯定（毛派觀點）。他們更強調文革的意識形態原因。保皇派比保守派更為腐朽。和陳雲對立。他們和楊劉不同，哪怕造反派有社會學意義上的肯定，但是是從原教旨主義的角度的抗爭，而非從民主進步的觀點。他們認為：文革的造反派，哪怕不是奉旨造反，也不能說近代持不同政見運動。更像是農民造反。他們反對把造反派和新啟蒙運動掛鉤。
四種觀點在近三十年是有所起伏的。最近二十年的趨勢，總的是體製性的否定越來越向典型化發展，但越來越說不出口，越來越脫離現實要求。在文革中，鄧失勢比較早，把文革中此消彼長的一係列勢力都看作是搗蛋分子。鄧之後整了很多保守派。隻有我的家鄉廣西是造反派從來沒有掌權的地方。當權派在文革中後期對造反派的鎮壓也特別厲害。八四年前後，鄧鬆了口，處理問題，否造反派否保皇派。現在在廣西已經成為禁區。
全國而言，貴族紅衛兵現在大量進入高層。他們很多人參與過文革初期的對群眾的鎮壓。鄧實際上反對啟用這些人。而這些人本來在鄧江時代也沒什麽活動空間。但是陳雲是這些人的總後台，陳認為：“我們的子女靠得住”。
九二年之後，一方麵在經濟戰略上，陳雲主張徹底失勢。陳主張計劃經濟，但也是反毛的，因為毛也不搞計劃經濟，毛就是胡鬧經濟。在政治領域，尤其是在人事組織，九二年之後隨著鄧老去，很多高幹子弟，特別是出身於與造反派對峙的保皇派，大量從政。陳雲留過蘇，陳雲反毛並不是因為毛搞斯大林式經濟，而是毛胡來，搞亂了斯大林式的經濟。趙的回憶錄中，對陳在改革初年非毛化的貢獻給予肯定。我們所知道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總後台實際上是陳。而鄧在文革後複出比陳慢。鄧在改革開始並沒有對文革放炮。趙提到，陳在骨子裏非常親蘇，他認為蘇的計劃搞得非常好。他認為陳反毛包括對毛晚年的外交上的不滿意：聯美反蘇。陳認為蘇聯怎麽著也是社會主義國際。和蘇再怎麽鬧也不應對立。陳站在蘇的立場上，這正是中國改革不同於東歐改革的不同點。我們要看到，中國非毛化一開始就是兩種勢力的合力。
另一方麵，隨著改革的深入，當權派立場越來越得勢。今天的當權派不僅比過去更腐敗，由於他們現在搞市場經濟改革，更像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年的走資派的確很冤枉，但今天名副其實。他們的事實坐實了毛當年的指責。於是，現在當權派就不提文革，希望人們忘掉文革。他們對文革采取總體失語的合乎邏輯的選擇。這是現在的當權派和鄧小平時代最大的區別。鄧小平當年可是高調否定文革。
但是他們不講，老百姓不會不講。他們自己失語，又不許自由民主派談文革。於是，中國對文革的話語權，越來越落入毛派手中。尤其是在網上。
老百姓對官僚的怨恨遠遠超過當年，他們害怕再來一次文革，但又對毛派投鼠忌器。他們唯一的指望，就是把毛左的仇恨引向無權無勢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這種手法和毛發動文革非常像。劉少奇當年就揣測了毛的心思，想依靠群眾整無權無勢的知識分子。想依靠官僚整書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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