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麵的記載都是一致的。就是潘漢年受中共中央指示，代表中共，在抗戰期間和日本人到了穿一條褲子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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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在袁殊引薦下潘漢年曾與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岩井英一會麵，岩井要求日本、中共雙方情報相互交流，潘漢年答應會幫「岩井公館」（專門搜集重慶、英美情報的單位）在香港搜集情資[17]，於是潘漢年開始定期向日方匯報重慶、國軍、英美動向，同時把日方情報交流原始電報傳回延安[18]。1941年12月，日軍攻佔香港，由於岩井與潘的合作關係，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員得到岩井領事館的護送，潘漢年移往上海並取得日方簽發的特別通行證[19]。隨後岩井英一協助潘與汪政府的影佐禎昭會麵。[20]
1940年在經過中共中央的同意之下袁殊引薦潘漢年與李士群取得聯繫，開始與中共展開交流合作[21]。1941年潘漢年住進李士群的私人寓所[22]，同年李士群成功捕殺國民政府最大地下組織（上海區書記齊慶斌，區長陳恭澍被捕），戴笠：「李士群阻撓國府在淪陷區實施各種政策，凡足以獻媚日敵者，無所不用其極。另在杭州設無線電台，專偵察我軍事行動，實為抗戰以來罪大惡級之巨奸[23]。」 陳恭澍對李士群與共產黨聯手感到痛心：「七十六號（汪政府下以李士群為首的組織）」是殺人不眨眼的，他們是一夥漢奸、強盜、流氓及共黨份字組成的罪惡集團，以往人們以為「七十六號」隻是一個罪惡的淵藪而已，但很少人瞭解，它還在暗中掩護共產黨地下活動，並協助共黨份子直接、間接打擊國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員。[24]
1943年6月25日，陳布雷呈給國府中央的電報指出：「共黨潘漢年現充新四軍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攏，在京滬江淮一帶公開活動與敵偽交往頻繁，延安代表馮延壽（化名）在南京與敵軍及汪偽洽商政治停止摩擦、軍事停止衝突、物資相互交換等[25]。」
1943年9月5日，毛慶祥呈給國府中央的電報：「敵方（日本）極力獻媚蘇俄，企圖完成聯俄聯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國聯絡共產軍牽製國軍作戰之兵力，現汪精衛正替日本拉攏八路軍毛澤東代表，而潘漢年早與汪偽正式談判妥協，且由汪偽介紹潘漢年與日軍領袖見麵，東條認為此舉是與東軍聯俄互相配合之行動，但駐南京之日軍總司令長官畑俊六大將則堅持反對聯合[26]。」蔣中正電令：「有無潘漢年在偽方活動，交兩統（中統、軍統）局查報[27]。」
1943年10月7日，林蔚調查報告《呈復奸偽潘漢年與敵偽勾結情形》：「潘漢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團上海辦事處主任，上海淪陷後仍潛伏於上海活動，據江蘇調流室本年3月13日報稱，南京偽方高級人員傳出消息，謂中共曾派潘漢年未甯洽談一次，內容結果汪精衛密不宣佈；另據偽特工消息，謂偽之與中共在滬人員有相當聯繫，偽特工並派胡均鶴經常來往蘇滬一帶，負責聯絡事情[28]。」
彭樹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書一九六二年度形一字第一號》：「抗日戰爭期間，被告人又背叛祖國，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務機關，當了日本特務，並與汪精衛進行勾結賣國求榮。1940年春，正當抗日戰爭的艱苦時期，被告人對於擊敗日本帝國主義喪失了信心，認為中國共產黨很難與日本對壘，中國將會出現第三國局麵，想在日本方麵找出路，於是便在上海會見了日本特務、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副領事岩井英一，親筆寫了為日本特務機關蒐集情報的計畫，領了特別通行證，充當了日本特務……被告人投靠日本特務機關以後，又和汪精衛政權特務總部頭子李士群、胡均鶴陪同秘密會見了汪精衛[29]」
《王明日記》摘抄：「1955年毛澤東借口反對“高（崗）饒（漱石）聯盟”而逮捕了饒漱石並把他折磨至死（實際上饒漱石1965年9月23日，被假釋出獄。文化大革命爆發後，1967年被重新收監。 1975年3月2日病死於監獄，享年72歲），同時利用這次運動把潘漢年（前新四軍偵察科長）以及胡均鶴抓起來，胡還被處決了（實際上胡均鶴於1984年被平反，1993年才因病去世）。因潘漢年是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衛談判的代表，而胡均鶴則是前日占區和汪精衛的談判代表（胡均鶴當時背叛了共產黨的事業，但在上述談判過程中潘漢年成功地說服了他重新為我黨工作）。毛澤東的這些行動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即清除他執行民族叛賣路線的見證人。」［30］
［20］^ 「日本都甲大佐說，清鄉的目的是為了強化治安。日本方麵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線南段的運輸安全。隻要新四軍不破壞這一段的鐵路交通，日方則希望和新四軍有一個緩衛地帶。潘漢年說，新四軍的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立即佔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據點。日軍要給新四軍一定生存條件，否則遊擊隊就會隨時破壞鐵路交通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161頁，ISBN 9787010025087。
［21］^ 睢城，鐵軍，第2期，潘漢年與鎮江事件，第38頁
［22］^ 「頃得確報，知共產黨徒潘漢年，已與偽特工負責人李士群取得聯絡，相互協助，並聞潘漢年在滬，即住李士群之私寓，予兄等以打擊，我兄此去，風險更大……」吳開先，抗戰期中我所見到的杜月笙先生，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二十六輯——杜月笙先生紀念集，文海出版，第39頁
［23］^ 費雲文，戴雨農先生（下），台北：（中華民國）國防部情報局，1979年，第782頁
［24］^ 陳恭澍：《抗戰後期反間活動》，台北：《傳記文學》，1986年，第309頁
［25］^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台北：「國史館」藏，002-060100-00177-025
［26］^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台北）國史館藏，002-060100-00180-005
［27］^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台北：「國史館」藏，002-060100-00180-005
［28］^ 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中共詭謀與異動（一），台北：「國史館」藏，002-020300-00050-068
［29］^ 彭樹華：《潘漢年案審判前後：審判員親筆批露共和國第一冤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第56-57頁
［30］^ 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90-1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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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在袁殊引薦下潘漢年曾與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岩井英一會麵，岩井要求日本、中共雙方情報相互交流，潘漢年答應會幫「岩井公館」（專門搜集重慶、英美情報的單位）在香港搜集情資[17]，於是潘漢年開始定期向日方匯報重慶、國軍、英美動向，同時把日方情報交流原始電報傳回延安[18]。1941年12月，日軍攻佔香港，由於岩井與潘的合作關係，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員得到岩井領事館的護送，潘漢年移往上海並取得日方簽發的特別通行證[19]。隨後岩井英一協助潘與汪政府的影佐禎昭會麵。[20]
1940年在經過中共中央的同意之下袁殊引薦潘漢年與李士群取得聯繫，開始與中共展開交流合作[21]。1941年潘漢年住進李士群的私人寓所[22]，同年李士群成功捕殺國民政府最大地下組織（上海區書記齊慶斌，區長陳恭澍被捕），戴笠：「李士群阻撓國府在淪陷區實施各種政策，凡足以獻媚日敵者，無所不用其極。另在杭州設無線電台，專偵察我軍事行動，實為抗戰以來罪大惡級之巨奸[23]。」 陳恭澍對李士群與共產黨聯手感到痛心：「七十六號（汪政府下以李士群為首的組織）」是殺人不眨眼的，他們是一夥漢奸、強盜、流氓及共黨份字組成的罪惡集團，以往人們以為「七十六號」隻是一個罪惡的淵藪而已，但很少人瞭解，它還在暗中掩護共產黨地下活動，並協助共黨份子直接、間接打擊國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員。[24]
1943年6月25日，陳布雷呈給國府中央的電報指出：「共黨潘漢年現充新四軍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攏，在京滬江淮一帶公開活動與敵偽交往頻繁，延安代表馮延壽（化名）在南京與敵軍及汪偽洽商政治停止摩擦、軍事停止衝突、物資相互交換等[25]。」
1943年9月5日，毛慶祥呈給國府中央的電報：「敵方（日本）極力獻媚蘇俄，企圖完成聯俄聯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國聯絡共產軍牽製國軍作戰之兵力，現汪精衛正替日本拉攏八路軍毛澤東代表，而潘漢年早與汪偽正式談判妥協，且由汪偽介紹潘漢年與日軍領袖見麵，東條認為此舉是與東軍聯俄互相配合之行動，但駐南京之日軍總司令長官畑俊六大將則堅持反對聯合[26]。」蔣中正電令：「有無潘漢年在偽方活動，交兩統（中統、軍統）局查報[27]。」
1943年10月7日，林蔚調查報告《呈復奸偽潘漢年與敵偽勾結情形》：「潘漢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團上海辦事處主任，上海淪陷後仍潛伏於上海活動，據江蘇調流室本年3月13日報稱，南京偽方高級人員傳出消息，謂中共曾派潘漢年未甯洽談一次，內容結果汪精衛密不宣佈；另據偽特工消息，謂偽之與中共在滬人員有相當聯繫，偽特工並派胡均鶴經常來往蘇滬一帶，負責聯絡事情[28]。」
彭樹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書一九六二年度形一字第一號》：「抗日戰爭期間，被告人又背叛祖國，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務機關，當了日本特務，並與汪精衛進行勾結賣國求榮。1940年春，正當抗日戰爭的艱苦時期，被告人對於擊敗日本帝國主義喪失了信心，認為中國共產黨很難與日本對壘，中國將會出現第三國局麵，想在日本方麵找出路，於是便在上海會見了日本特務、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副領事岩井英一，親筆寫了為日本特務機關蒐集情報的計畫，領了特別通行證，充當了日本特務……被告人投靠日本特務機關以後，又和汪精衛政權特務總部頭子李士群、胡均鶴陪同秘密會見了汪精衛[29]」
《王明日記》摘抄：「1955年毛澤東借口反對“高（崗）饒（漱石）聯盟”而逮捕了饒漱石並把他折磨至死（實際上饒漱石1965年9月23日，被假釋出獄。文化大革命爆發後，1967年被重新收監。 1975年3月2日病死於監獄，享年72歲），同時利用這次運動把潘漢年（前新四軍偵察科長）以及胡均鶴抓起來，胡還被處決了（實際上胡均鶴於1984年被平反，1993年才因病去世）。因潘漢年是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衛談判的代表，而胡均鶴則是前日占區和汪精衛的談判代表（胡均鶴當時背叛了共產黨的事業，但在上述談判過程中潘漢年成功地說服了他重新為我黨工作）。毛澤東的這些行動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即清除他執行民族叛賣路線的見證人。」［30］
［20］^ 「日本都甲大佐說，清鄉的目的是為了強化治安。日本方麵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線南段的運輸安全。隻要新四軍不破壞這一段的鐵路交通，日方則希望和新四軍有一個緩衛地帶。潘漢年說，新四軍的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立即佔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據點。日軍要給新四軍一定生存條件，否則遊擊隊就會隨時破壞鐵路交通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161頁，ISBN 9787010025087。
［21］^ 睢城，鐵軍，第2期，潘漢年與鎮江事件，第38頁
［22］^ 「頃得確報，知共產黨徒潘漢年，已與偽特工負責人李士群取得聯絡，相互協助，並聞潘漢年在滬，即住李士群之私寓，予兄等以打擊，我兄此去，風險更大……」吳開先，抗戰期中我所見到的杜月笙先生，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二十六輯——杜月笙先生紀念集，文海出版，第39頁
［23］^ 費雲文，戴雨農先生（下），台北：（中華民國）國防部情報局，1979年，第782頁
［24］^ 陳恭澍：《抗戰後期反間活動》，台北：《傳記文學》，1986年，第309頁
［25］^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台北：「國史館」藏，002-060100-00177-025
［26］^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台北）國史館藏，002-060100-00180-005
［27］^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台北：「國史館」藏，002-060100-00180-005
［28］^ 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中共詭謀與異動（一），台北：「國史館」藏，002-020300-00050-068
［29］^ 彭樹華：《潘漢年案審判前後：審判員親筆批露共和國第一冤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第56-57頁
［30］^ 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90-1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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