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慰安婦生下日本鬼子後人:孩子活陰影下70年
即使坐在同一條凳子上，羅善學始終和母親保持一定距離。他是韋紹蘭在世的兩兒一女中，唯一守在膝前照顧母親的人。可也正是母親，注定了他窮困、孤寂的一生，因而在他內心深處，對母親有著難以言說的隔閡 攝/麗案調查工作室記者蒲曉旭
倒完垃圾，韋紹蘭拖著老邁的身軀往回走，與出門給牛送草料的兒子默無聲息地擦肩而過 攝/麗案調查工作室記者蒲曉旭
羅善學準備上房查看電視天線時，韋紹蘭因擔心出門張望著 攝/麗案調查工作室記者蒲曉旭
年近七旬的羅善學至今未婚，也沒有工作。他每天幫親戚放牛和打掃牛圈，以此希望自己年老之後，對方能照顧自己 攝/麗案調查工作室記者 蒲曉旭法製晚報訊 (麗案調查工作室記者蒲曉旭) 有戰爭，就應有關懷。
95歲的韋紹蘭顯然在家感受不到這種溫暖。曾作為慰安婦赴日聽證的經曆，讓兒子誤以為她獲得巨額賠償，家庭因此分崩離析。
她與日軍生下的後人羅善學，因無力改變的血統和被稱做“日本仔”的嘲諷，讓自卑心從小深植於他的心底。步入古稀之年，麵對親人鄰居，他都始終心存忌憚。
勿忘曆史，勿忘關懷。
《法製晚報》將目光投向韋紹蘭母子，試圖在關注他們坎坷境遇的同時，喚醒世人對慰安婦及其後人的關懷。
95歲的韋紹蘭老了，耳背了，皺紋堆壘的皮膚包裹著痩削的骨架，形如枯木。她的意識不再清醒，嘴裏常叨叨著難以聽懂的字句。和大多數高齡老人無異，她寡言、安分又老態龍鍾。曾為慰安婦而與日本人生下的兒子羅善學，是唯一肯守著照顧她的人。
但羅善學也老了。因遭歧視，他隻讀了三年書，說了六個對象也沒能成婚，就連同母異父的弟弟也罵他是“日本仔”。如今，已入古稀之年的羅善學依舊無依無靠。他每天唯一的任務是義務給親戚喂牛並清掃牛圈，以期許老後獲得對方照料。
“趁現在還幹得動，免得將來老了躺在床上，連水都沒得喝。”羅善學說。
母子間的隔閡同室相對無語
廣西荔浦縣新坪鎮桂東村小古告屯，這座被“甲天下”的山水所環繞的山村村口，一幢超過40年的陳舊瓦房，即是瑤族阿婆韋紹蘭的家。
羅善學打著赤腳從地裏回來，靠在門板上一支支地抽著自卷的紙煙。昏暗的老屋裏，煙頭被他吮得忽明忽暗。50年的煙齡，讓他每月都要花40元從鎮上買一斤半的煙絲。韋紹蘭窩在他右側的沙發上，同室相顧，母子無言。
半晌，羅善學挑著草料出門，與倒垃圾回來的韋紹蘭再度照麵。韋紹蘭貓著腰，羅善學把頭一偏，與母親擦肩而過，依舊無話。
熟悉的人知道，這是母子倆的一道梗。
1945年，曾為慰安婦的韋紹蘭生下了羅善學，並將這個“鬼子兵”的後人養大。因為感念母恩，羅善學是韋紹蘭在世的兩兒一女中，唯一守在膝前照顧母親的人。可也正是母親，注定了他窮困、孤寂的一生，因而在他內心深處，對母親有著難以言說的隔閡。
一切更像是命中注定。1944年，侵華日軍發動企圖打通日本本土經朝鮮半島、中國大陸至新加坡總長約九千公裏運輸線的“一號作戰”計劃，並於同年入侵廣西，占領荔浦。
與其他村民一樣，時年24歲的韋紹蘭背著女兒，躲入山洞。接連幾日沒見日軍，村民警惕有所鬆懈，韋紹蘭也背著女兒走出山洞。
在一片開闊地，她撞見了傳說中的鬼子和明晃晃的刺刀。
怕無生育能力生下鬼子後人
出小古告屯駕車沿國道向北行駛大約18公裏，即是荔浦縣馬嶺鎮德安村口。連片的泥瓦民居之間，聳立著一座布有彈孔的黃色炮樓。與之一體的，是一排土瓦房，木門朽斷，院牆殘缺。這座荒廢已久的建築，即是日軍當年的馬嶺慰安所。遭遇日寇的韋紹蘭母女即被押往這裏，並反複遭到威逼、毆打和性侵，盡管她當時還處於哺乳期。
慰安婦被關在炮樓並非個案。一位日本老兵戰後供認，在華北前線，日軍將抓來的八路軍女俘虜分配到各炮樓，每個炮樓約有一個小隊的日軍士兵，那女俘虜便被迫為這一隊日本兵提供性服務。
在被囚禁約三個月後，韋紹蘭趁日軍哨戒鬆懈，逃離慰安所。因不辨方向，回家這不足20公裏的路途，她抱著女兒一路打聽，走了整整兩天。
重見親人，韋紹蘭與丈夫羅詎賢抱頭痛哭。但這份喜悅沒有持續太久，回家沒過多久，女兒就因腹瀉不治身亡。
更大的麻煩接踵而至，韋紹蘭發現自己懷孕了，據時間推算，這並非丈夫的血脈。腹中的生命，要還是不要？
據韋紹蘭的女婿武文斌介紹，羅詎賢當時本不想要這個孩子，但其作為草藥醫生的母親擔心，如果一旦打掉孩子，遭受日軍摧殘的韋紹蘭或許再無生育能力，更何況這是一條生命。
羅詎賢作為丈夫的恥辱，暫被母親的威嚴擊退。羅善學這才得以在1945年降生。婆婆的話果然應驗，之後十年，韋紹蘭都未能生育。直到婆婆采藥醫好了她。之後她又陸續誕下一雙兒女。最小的兒子，在1957年出生。
如何接納與自己毫無血緣的孩子，並將姓氏傳給他？羅詎賢當初所經曆的隱忍和恥辱，都隨著他在1986年的病亡而無從知曉。有關他的身影，更多的存在於羅善學不堪回首的童年裏。
因鬼子血統隻能吃雜糧難娶妻
兒子羅善學的身世，韋紹蘭從未向他講明。
因血緣引發的歧視，讓羅善學最終起了疑心：父親和弟弟妹妹吃大米，他吃雜糧。小夥伴與他起了爭執，會追著叫他“日本仔”。就連弟弟也會在吵架時這樣喊他。
為什麽自己被叫“日本仔”？羅善學問母親，韋紹蘭並不回答，隻是哭泣。終於，他在一次父母的爭吵中聽到，自己不是父親“田裏的苗”。
恰巧學校組織看電影。通過熒幕，羅善學第一次看到了侵華日軍的形象及其暴行。對身世和命運的無力感，讓他仰天流淚，“看上麵的天，高啊，苦啊。”
窘困的家庭和特殊的血統，讓羅善學隻念了三年書。捱到談婚論嫁的年齡，媒人給他說了六個對象，全都吹了。即便姑娘願嫁給他，可娘家人一聽他是“鬼子”後人，無不反對。羅善學也心灰意冷，至今未婚：“老了，過時了。”
如今，守在韋紹蘭身邊的隻有羅善學。女兒已經嫁人，小兒子則因認為母親赴日獲得巨額賠償而不肯將錢分給後人而產生矛盾。
在羅善學看來，弟弟儼然已是敵人：“每次回家都跟我打架吵架。”
事實上，無論是遠親或是近鄰，羅善學在與之相處時，始終有種自己是“鬼子”後人的自卑感。
正午，親戚叫韋紹蘭母子吃飯。羅善學將自家煮好的米飯盛了一大碗，端著和母親一道趕過去。
席間親友說笑，韋紹蘭母子自顧埋頭扒飯、夾菜，一言不發。羅善學偶爾抬頭看一眼，又低下。一支煙的功夫，他已吃畢離去。韋紹蘭托著碗，想要說些什麽，可年輕人聊得興起。沒幾分鍾，她將空碗擱於灶台，而後離去。飯局熱鬧依舊，似乎無人在意他們的去留。
感謝中國養父罵日本生父畜牲
一個是賦予自己生命的生父，一個是生來歧視自己的養父。羅善學如何看待這兩個命中繞不開的男人？
“我很感激養父，盡管他隻讓我上了三年學，讓我吃雜糧，但那也沒辦法，那個時代苦。”羅善學說，對待養父，自己雖沒讀幾天書，但也講“人道主義”。
緊跟著，他激動起來，將矛頭直指親生父親：“他沒養我，我把他當畜牲，我這一輩子都是因為畜牲造成的！”
羅善學說著說著，突然提到自己曾去日本的經曆，稱“生父”當時裝病不肯見自己，原因是“怕自己打他”。
一旁的武文斌趕緊解釋，2010年羅善學母子曾在民間力量的幫助下赴日參加受害者證言活動。缺席的日方代表則被羅善學臆想成了“生父”。
事實上，他連生父的姓名都無從知曉。
如今，古稀之年的羅善學不得不計劃晚年。他開始為武文斌的兒子義務放牛，以期對方在自己年老後能有所關照。他也曾依靠放牛糊口。但隨著購置牛犢的本錢飆升，這條唯一的生計也被斬斷。家裏的土地早年曾租給別人，每年收取百斤稻穀作為田租。現今村民都進了城，無人租種的田裏滿是荒草，隻好被他用來放牛。
韋紹蘭的生活更單調，與兒子同住在丈夫留下的40年的老屋裏，除過偶爾串門，大部分時間，她幹癟的身軀都窩在破舊的沙發裏，日複一日。沙發邊的桌下，堆著兩袋子藥品，用於治療韋紹蘭的風濕性心髒病和肝髒腫瘤。
除去並不穩定的社會捐款，每月230元的五保補貼、150元的養老金和一兩百元的低保和高齡補貼，是母子倆唯一的生活來源，用於購買大米和藥品。
韋紹蘭不是沒想過向日本訴訟索賠。但據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介紹，因日本法院認為“個人沒有權利起訴國家”等原因，所有中國慰安婦提起的對日方的訴訟全部敗訴，毫無結果。
在小古告屯，母子倆的生活像部落一樣冗長地繼續著。清晨，雞鳴喚醒了新的一天，羅善學在牛圈開始了又一天的周而複始：清掃、喂草。韋紹蘭則無所事事地四下轉悠。等到中午，羅善學會靠在門板上抽兩支悶煙。在韋紹蘭通常昏睡的整個午後，他則繼續著喂牛、清掃和放牛，像重播的影視劇一般枯燥而又無休止。直到太陽從村西的山間落下，母子倆各自燒鍋做飯，於是一天再無生氣。
這就是這對慰安婦母子所擁有的東西——生活。
文並攝/麗案調查工作室
記者蒲曉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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