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從雙方犧牲的高級將領數量來比較：1在抗日戰爭中，按照大陸的說法，自盧溝橋事變至1945年6月，國軍中少將以上的將軍，共犧牲115人。其中上將8人，中將42人，少將65人。而國民政府的何應欽則說是206位將領。無論是一百還是二百，都已表明戰將傷亡慘重。如果不是積極抗戰拚死抵抗，怎麽會如此慘烈？在共產黨人中，犧牲的高級將領僅有左權將軍和彭雪楓將軍（左權為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彭雪楓為新四軍的師長）。僅憑這一點就說明了國民黨軍決不是處於從屬地位。
其次，從抗擊日軍的數量和地域來看，國民黨軍的貢獻則遠遠要大於八路軍和新四軍。國民黨軍的對日戰場是主戰場，抗擊著大部分的日軍。僅從殲滅日軍的數量來看就超過一百萬，而八路軍新四軍殲滅日軍和偽軍共計五十幾萬。國民黨軍在除西北以外的廣大地區抗擊日軍，而八路軍、新四軍隻是占據華北和華中等地區，隻是局部戰場。國民黨軍在一次戰役中殲滅日軍的數量可以達到上萬人（不少為日軍精銳部隊），如台兒莊大捷、萬家嶺大捷，而共產黨的軍隊聊以自慰的平型關大捷隻不過是殲滅一千多人的輜重部隊。
再次，抗戰勝利對日受降之時，中國的代表是國民黨軍總司令何應欽，而不是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很多日軍拒不接受八路軍、新四軍的受降隻向國民黨軍投降就很說明問題。
還有在抗日戰爭的策略上共產黨一直說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其實也不盡然。
國民黨在對日戰略上不能說是錯誤。 1937年8月國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戰略”和後來提出的“以空間換取時間，積小勝為大勝”戰略，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異曲同工，同樣是正確的戰略方針。在“持久消耗戰略”、以空間換時間的方針下，加之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出現喪師失地，或者主動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簡單地描述為“大潰退”。俄羅斯就曾一再采取過這樣的戰略。在北方戰爭和1812年的衛國戰爭中，俄國統帥都被迫決定向國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棄大片國土，以贏得時間，積蓄力量。無論是彼得一世還是庫圖佐夫，他們在帝俄和蘇維埃時代都被視為俄羅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臨陣脫逃的懦夫。我們應該積極地看待國民政府1931年後的政策選擇，不應再把國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簡單化地視為軟弱，甚至是投降主義。
國民政府從來就沒有所謂的消極抗日，也正因為這樣，國民政府始終是日寇打擊消滅的主要對象，而國民政府麵對的始終是抗日主戰場。僅就長沙會戰而言，第一次長沙會戰，殲敵3.3萬人，第二次長沙會戰，殲敵4.8萬人，第三次長沙會戰，斃傷敵人5.6萬人。它們和那次殲敵1000餘人，所有大陸中學生都耳熟能詳的平型關大捷，一樣值得紀念。據統計，在中國斃命的日寇將領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擊斃的。在斃命的日寇中，隻有三位是死於跟八路軍的戰鬥中，包括阿部規秀中將。在敵強我弱的格局下，有戰就可能有敗。隻有一支躲避會戰的軍隊才不會潰退，反而會不斷壯大。如果隻看一時一地之得失，那麽，從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國民政府的抗戰史就隻能寫成一部“大潰退史”，半壁河山都丟在了它的手裏！可是，勝利是從何而來的呢？
另外，抗戰是艱巨的極為困難，要考慮到當時的現實情況和國內國際環境，不能靠衝動和口號辦事。當時中國的作戰準備和作戰能力這樣一個現實問題，比如在軍火製造方麵，中國除了來複槍和輕機槍外，還不能生產新式重武器。從財政狀況來看，直到1937年對日作戰前夕，國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來自商業稅收，隻有12.51億元，以三比一折算，約合4.17億美元。此時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軍事強國。麵對這樣一個敵手，不可能尋求速戰速決，而隻能是持久消耗戰，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戰的能力。最後對決的時刻來得越晚，就越有備戰的時間。國民政府在弱勢和內亂的情況下並不是無所作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後改名為“資源委員會”），為未來的戰爭做準備。如果像共產黨提議的那樣，1931年9．18事變後立即宣戰，意味著中國孤立地和日本對決提早將近六年。自然，這樣做是顯得強硬，顯得愛國，而且政治家也將因此贏得政治本錢和一時的名聲。但是國家的命運必將是倉促應戰以失敗告終。要想打贏一場現代化的戰爭需要長期準備決非一朝一夕之功。
往者雖已逝，來者猶可追。中國的抗戰史應該重新為國民黨書寫，否則我們對不起那些為國捐軀的英魂。我們一次次對日本參拜靖國神社義憤填膺，對東條英機等戰犯牌位安放在靖國神社耿耿於懷，可到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時候，自己又用什麽來告慰為衛國捐軀的國民黨軍百萬將士的在天之靈呢？國民黨軍的貢獻不應該因為黨爭的原因一筆抹殺。每一個黨派中都能發現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勢不兩立，也不意味著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曆史負擔，早該卸下了。勝利的光榮屬於所有為之付出過血汗的人們，它不應該為意識形態和黨爭所玷汙。
那些國軍的抗日老戰士應該得到尊重，哪怕是遲到的尊重。這份記憶屬於他們，也屬於這個國家，屬於子孫後代。我們在對偉大的衛國戰爭的紀念中，應實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認政見不同或者對立，甚至曾經兵戎相見的愛國人士在抗戰中的功勳，在曆史問題上表現出政治和解與寬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這些當成權宜之計或者點綴的思想和行為，都是褻瀆衛國戰爭的光榮精神，也是不符合真實的曆史。
曆史將永遠記住那些為了中國的主權和獨立為了保衛民族和人民而捐軀的烈士們，不管他們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他們將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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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21334297.html?qbl=relate_question_0&optimi=4
其次，從抗擊日軍的數量和地域來看，國民黨軍的貢獻則遠遠要大於八路軍和新四軍。國民黨軍的對日戰場是主戰場，抗擊著大部分的日軍。僅從殲滅日軍的數量來看就超過一百萬，而八路軍新四軍殲滅日軍和偽軍共計五十幾萬。國民黨軍在除西北以外的廣大地區抗擊日軍，而八路軍、新四軍隻是占據華北和華中等地區，隻是局部戰場。國民黨軍在一次戰役中殲滅日軍的數量可以達到上萬人（不少為日軍精銳部隊），如台兒莊大捷、萬家嶺大捷，而共產黨的軍隊聊以自慰的平型關大捷隻不過是殲滅一千多人的輜重部隊。
再次，抗戰勝利對日受降之時，中國的代表是國民黨軍總司令何應欽，而不是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很多日軍拒不接受八路軍、新四軍的受降隻向國民黨軍投降就很說明問題。
還有在抗日戰爭的策略上共產黨一直說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其實也不盡然。
國民黨在對日戰略上不能說是錯誤。 1937年8月國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戰略”和後來提出的“以空間換取時間，積小勝為大勝”戰略，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異曲同工，同樣是正確的戰略方針。在“持久消耗戰略”、以空間換時間的方針下，加之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出現喪師失地，或者主動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簡單地描述為“大潰退”。俄羅斯就曾一再采取過這樣的戰略。在北方戰爭和1812年的衛國戰爭中，俄國統帥都被迫決定向國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棄大片國土，以贏得時間，積蓄力量。無論是彼得一世還是庫圖佐夫，他們在帝俄和蘇維埃時代都被視為俄羅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臨陣脫逃的懦夫。我們應該積極地看待國民政府1931年後的政策選擇，不應再把國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簡單化地視為軟弱，甚至是投降主義。
國民政府從來就沒有所謂的消極抗日，也正因為這樣，國民政府始終是日寇打擊消滅的主要對象，而國民政府麵對的始終是抗日主戰場。僅就長沙會戰而言，第一次長沙會戰，殲敵3.3萬人，第二次長沙會戰，殲敵4.8萬人，第三次長沙會戰，斃傷敵人5.6萬人。它們和那次殲敵1000餘人，所有大陸中學生都耳熟能詳的平型關大捷，一樣值得紀念。據統計，在中國斃命的日寇將領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擊斃的。在斃命的日寇中，隻有三位是死於跟八路軍的戰鬥中，包括阿部規秀中將。在敵強我弱的格局下，有戰就可能有敗。隻有一支躲避會戰的軍隊才不會潰退，反而會不斷壯大。如果隻看一時一地之得失，那麽，從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國民政府的抗戰史就隻能寫成一部“大潰退史”，半壁河山都丟在了它的手裏！可是，勝利是從何而來的呢？
另外，抗戰是艱巨的極為困難，要考慮到當時的現實情況和國內國際環境，不能靠衝動和口號辦事。當時中國的作戰準備和作戰能力這樣一個現實問題，比如在軍火製造方麵，中國除了來複槍和輕機槍外，還不能生產新式重武器。從財政狀況來看，直到1937年對日作戰前夕，國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來自商業稅收，隻有12.51億元，以三比一折算，約合4.17億美元。此時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軍事強國。麵對這樣一個敵手，不可能尋求速戰速決，而隻能是持久消耗戰，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戰的能力。最後對決的時刻來得越晚，就越有備戰的時間。國民政府在弱勢和內亂的情況下並不是無所作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後改名為“資源委員會”），為未來的戰爭做準備。如果像共產黨提議的那樣，1931年9．18事變後立即宣戰，意味著中國孤立地和日本對決提早將近六年。自然，這樣做是顯得強硬，顯得愛國，而且政治家也將因此贏得政治本錢和一時的名聲。但是國家的命運必將是倉促應戰以失敗告終。要想打贏一場現代化的戰爭需要長期準備決非一朝一夕之功。
往者雖已逝，來者猶可追。中國的抗戰史應該重新為國民黨書寫，否則我們對不起那些為國捐軀的英魂。我們一次次對日本參拜靖國神社義憤填膺，對東條英機等戰犯牌位安放在靖國神社耿耿於懷，可到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時候，自己又用什麽來告慰為衛國捐軀的國民黨軍百萬將士的在天之靈呢？國民黨軍的貢獻不應該因為黨爭的原因一筆抹殺。每一個黨派中都能發現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勢不兩立，也不意味著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曆史負擔，早該卸下了。勝利的光榮屬於所有為之付出過血汗的人們，它不應該為意識形態和黨爭所玷汙。
那些國軍的抗日老戰士應該得到尊重，哪怕是遲到的尊重。這份記憶屬於他們，也屬於這個國家，屬於子孫後代。我們在對偉大的衛國戰爭的紀念中，應實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認政見不同或者對立，甚至曾經兵戎相見的愛國人士在抗戰中的功勳，在曆史問題上表現出政治和解與寬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這些當成權宜之計或者點綴的思想和行為，都是褻瀆衛國戰爭的光榮精神，也是不符合真實的曆史。
曆史將永遠記住那些為了中國的主權和獨立為了保衛民族和人民而捐軀的烈士們，不管他們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他們將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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