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策劃“訪民”滋事 接“單”收錢已成鏈條
——翟岩民、劉建軍等人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犯罪案件透視
新華網濟南6月21日電(記者鄒偉)一邊勾連律師和當事人家屬，一邊糾集“訪民”，為達到向法院施壓影響審判結果的目的，通過街頭聚眾舉牌、打橫幅、喊口號等方式大肆製造影響，嚴重擾亂社會公共秩序，並實時拍照發到境內外網站進行炒作，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日前，犯罪嫌疑人翟岩民、劉建軍等人因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山東省濰坊市公安機關依法刑事拘留。
公安機關偵查發現，在案件背後，隱藏著一個以“上訪”“維權”為名，行製造影響、施壓有關部門之實的違法犯罪鏈條。經進一步縝密偵查，一個以“訪民經紀人”和個別“維權律師”為紐帶，承接各類“聲援”“圍觀”業務，組織一批相對固定的“訪民”群體“站台”，活躍於全國各地的熱點案事件，彼此分工明確、組織嚴密、利益共享的有組織犯罪團夥逐漸浮出水麵——
“訪民”現場舉牌鬧事 “經紀人”幕後遙控指揮
6月15日一大早，山東省濰坊市中級人民法院門前，出現了極不尋常的一幕——
法院門前的人行道和馬路上，擠滿了大量聚集圍觀的群眾，被堵在路上無法前進的大小車輛排成了長龍。刺耳的喇叭聲和鼎沸的人聲，破壞了司法機關本該保持的肅穆氣氛和井然秩序。
圍觀人群關注的焦點，正是法院門口的一群身份不明人員。他們站成前後兩排，打著“人民有權監督司法”標牌和“徐某某無罪”橫幅，並高喊著口號；一名留著大胡子、長頭發紮辮子、形象如老道的中年男子指手畫腳，指揮他們擺出各種“造型”，並大聲招呼人群中的拍照者，“把濰坊市中院的門牌也拍進去！”
與此同時，博訊等境外網站上刊登出圖文報道，稱濰坊中院門口有“訪民”維權，控訴司法機關製造冤假錯案。
在現場，有越來越多的群眾聚集圍觀，導致法院門口的交通要道堵塞一個多小時，嚴重擾亂了正常社會秩序和法院工作秩序。接到群眾報警後，濰坊市公安局濰城分局第一時間組織警力趕赴現場處置，但“訪民”們拒絕配合，還有一名女“訪民”對著民警高喊：“記下他的警號，上網！”多次製止、勸阻無效後，民警將領頭的“老道”劉星(本名任鍵財)等聚眾滋事人員依法傳喚強行帶離現場。
這些“訪民”聲援的徐某某案件，究竟有什麽“冤情”？這些“訪民”與徐某某究竟是什麽關係？
令人感到蹊蹺的是，經民警詢問，這些“訪民”的戶籍地分屬8個不同省份，與徐某某既不沾親也不帶故，更不清楚案件具體情況，隻知道徐某某案件是濰坊市中院一起即將二審開庭的貪汙案。他們這次集體來濰坊“聲援”造勢，純屬拿人錢財、替人“站台”。而他們的雇主，則是一個叫翟岩民的北京無業人員。
對此，濰坊公安機關展開進一步調查。當日，在北京公安機關協助下，幕後策劃、遙控指揮的犯罪嫌疑人翟岩民在北京被抓獲。同樣令人感到蹊蹺的是，翟岩民與這些“訪民”一樣，與徐某某案件無任何關係，對案件情況也是語焉不詳。
經細致偵查審訊，公安機關初步查明，這是一起受當事人的關係人委托，為製造影響向法院施壓，由律師、“訪民”“訪民經紀人”和中間人相互勾連、精心組織策劃的聚眾滋事案件。翟岩民所扮演的，正是其中的“訪民經紀人”角色。
“接單”“派活兒”分工明確 策劃操縱組織犯罪鏈條清晰
翟岩民(曾用名翟浩)，男，54歲，微博網名“京A翟岩民”“翟岩民”，北京市人，高中文化，無業。2002年以來，翟岩民先後創辦過調查公司、谘詢公司和醫療器械公司，均因種種原因被吊銷營業執照。2014年以來，翟岩民多次因尋釁滋事等被公安機關處罰。組織策劃濰坊“聲援”事件時，他還處於因另一起案件的取保候審階段。
經營公司不太在行的翟岩民，卻在經紀“訪民”的“生意”中找到了“感覺”。
“以前做生意賠了、公司也倒閉了，自己十分失落。與訪民接觸後，通過幫他們辦一些事、得到他們的認可，產生了存在感，極大地刺激了自己的虛榮心。”翟岩民供述，他便萌生了找他們“做事”的念頭，開始承接“活兒”，哪裏需要“維權”，他就組織人到那裏，不僅能牟取利益，也讓他“名望”大增。
翟岩民與徐某某案件當事人的關係人原本素不相識，雙方是如何搭上的呢？北京康普律師事務所律師劉建軍是牽線搭橋者。至於劉建軍為何找到他，翟岩民心知肚明：“因為劉建軍對我了解，知道我手底下有很多訪民，可以組織起人來。”
已被刑拘的律師劉建軍供述：“前段時間，徐某某的家屬找到我說，徐某某的案子將要在濰坊中院進入二審階段，讓我想辦法讓法院改判。”
“我感覺翟岩民或許能幫上忙。老翟這個人平時非常熱心‘公共事務’，整年就幹這種聲援‘冤案’的業務，可以說以此為事業，在熱心‘公共事務’的人群中挺有聲望的。”劉建軍供述，“6月7日，我帶著徐某某的妻子賈某某與翟岩民見麵，問他能不能幫忙找人聲援這個案子。”
賈某某對此予以證實：“劉建軍說老翟這個人很有能力，能找訪民來聲援我。”
劉建軍介紹雙方認識的場合頗為特殊——一場在北京舉行的“研討會”，也是為了“聲援”徐某某案件。為了籌辦“研討會”，劉建軍向徐某某家屬索要了7萬元，並分得其中的1.4萬元，“作為拉業務的報酬”。會上，受邀參加的多位高校教授、專家學者、媒體人士就徐某某案件展開研討；媒體進行報道並在網上發布，以期造足聲勢。
“研討會上，有專家提出要給法院施加壓力為徐某某翻案。”劉建軍說，後來，他們一起商量到濰坊中院上訪，並且拍照片發到境內外網上，擴大影響力。翟岩民要求提供“每人一千來塊錢”，用於“訪民”的交通、住宿等開銷。於是，劉建軍向賈某某索要了1萬元，打到翟岩民的銀行卡上。他們約定按人頭付費，每人1000元。如超過10人，則按實際人數結算。
收到錢後，翟岩民在微信群裏發布信息，“慶安被拘的勇士們，給你們聯係了一個小活兒，應當事人的需要前往濰坊圍觀一個冤案，提供食宿費用並有誤工補償，時間為一天半，願參加者即刻報名(僅限慶安被拘的勇士)。”
信息一經發布，外號“老道”的劉星等一批“訪民”聞腥而至。在翟岩民的指揮策劃和劉星的牽頭組織下，6月14日，15名外地“訪民”陸續到達濰坊，與已在濰坊等候的劉建軍、賈某某等人見麵。他們簽訂了“授權書”，拿出事先準備好的“人民有權監督司法”標牌，又新製了“徐某某無罪”橫幅，並進一步商定了第二天的“聲援”方案。
根據辦案民警出示的一份花名冊，15位“訪民”當天都領到了500元“報酬”，並在冊上簽名確認。
“按照潛規則，如果這事辦成了，劉建軍還會給我錢作為報答，但是錢數沒說。如果訪民被拘留，劉建軍會協調當事人家屬支付給訪民一部分錢作為慰問金。”翟岩民供述。
而對於劉星等人能否“把事辦好”，翟岩民當時頗有信心：“他以前也給別人聲援過，就是通過靜坐、喊口號、舉標語、打橫幅等方式，目的是造勢，拍照發到網上，給法院施加壓力，讓法院改判。”
6月15日早上，徐某某的關係人與“訪民”匯合後趕到法院門口，便上演了前文所述的一幕。在現場，劉星指揮徐某某的關係人站在前排拉橫幅，“訪民”們站在後麵舉標牌；劉建軍等人站在圍觀人群中負責拍照、發微信圈，隨後被迅速轉發到博訊等境外網站上。
“接活”範圍不分地域 “慶安事件”亦在其中
落網後，翟岩民對自己的涉嫌犯罪行為供認不諱。辦案民警進一步偵查發現，翟岩民組織策劃“訪民”滋事已經不是第一次。僅2014年以來，翟岩民直接組織和幕後指揮各地“訪民”“聲援”滋事事件就多達9起，包括近日組織“訪民”去黑龍江慶安火車站舉牌“聲援”“慶安事件”。
此次到濰坊的15名“訪民”中，有14人參加了在慶安的“聲援”。對此，翟岩民稱，“這是我跟劉星商量的，讓在慶安被拘留的人到濰坊去圍觀，給他們錢，算給他們作為一種補償。”
翟岩民還交代了組織“聲援”“慶安事件”的全過程：“慶安事件發生後，很多律師很快到了慶安。5月10日上午，劉星給我打電話，問我要不要組織一些人去慶安聲援。我就給吳淦(網名‘超級低俗屠夫’，此前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誹謗罪已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打電話，問他要不要找一些人去慶安聲援。吳淦說，目前暫時還不需要，讓律師先把慶安事件炒熱了之後，才需要大批量訪民去炒作和聲援。”
律師劉建軍在供述中說：“‘慶安事件’發生後，翟岩民叫我去哈爾濱會見兩個涉及‘慶安事件’的被拘留者，後來因為手續不全沒有見成。我本想接著去慶安，沒買上票就沒去成。第二天，聽說去慶安聲援的人被拘了，我有些膽怯，就給翟岩民打電話找了個借口回北京了。”
得知去慶安“聲援”的訪民被拘後，翟岩民派劉星去黑龍江了解情況。“我告訴劉星，到了慶安多注意點，不要讓當地公安機關知道我們有一個慶安事件的協調群，不要讓政府知道我們是有組織的。”
據民警介紹，為了“形成更大聲勢”，翟岩民先後組織5批次全國各地的“訪民”前往慶安“聲援”。事後，翟岩民在北京設宴，為這些“訪民”“慶功”。
問及組織“聲援”活動的經費來源，翟岩民說：“每次有聲援活動的時候，我們會在網上進行募款，然後我會問各地的訪民誰想去聲援，去的人都能得到一些報酬和補助。律師群體也會給我們一些錢，我會把這筆錢分給去聲援的人，自己留下一些錢。”
山東青島籍的女“訪民”李某香，就是在慶安火車站前舉牌“我是訪民、向我開槍”的那名女子。其舉牌的照片被境內外網站大量轉發，將警察依法開槍製止暴力襲警的正當執法行為演繹成“警察槍殺訪民”，煽動網民情緒，誤導網上輿論，引發對中國政府的批評和攻擊，嚴重損害了國家形象。這次，李某香剛從慶安結束治安拘留，就參與了濰坊的“聲援”活動。她說，自己沒有工作，去各地“圍觀”“聲援”是主要收入來源，前不久去慶安就領到了600元。
另一名“訪民”李某立說，自己在保定長期打零工，這次正好家裏沒什麽事，在微信看到這個信息就來濰坊了，“來之前也不知道什麽事，實話實說就為倆錢。可能是上次去慶安聲援的錢沒給夠吧，這次是把錢給我們的。”
李某立進一步交代，“以此為生的訪民並不少。他們經常見麵，一叫就去了。”他們在北京有時候一天要做好幾個事，經常去國際組織駐華機構、大使館、政府、法院什麽的，這不是什麽秘密。
辦案民警告訴記者，這些犯罪嫌疑人已經形成了分工明確、組織嚴密、利益共享的有組織犯罪團夥。一些人將此作為謀生之道，隻要有人出錢，無論天南海北，無論案件事實如何，他們都會趕去“聲援”，並在境內外網站上傳播，目的就是製造國際影響，借此向事發地有關部門施加壓力，從而幹擾事件處理或案件判決。來濰坊之前，他們本來還接了另一單“活兒”，打算在濰坊完事後，南下廣州“聲援”當地一起“冤案”。
劉建軍供述，他們去各地“聲援”的做法已經很熟練，有人出錢，有人組織，有人舉牌，有人拍照上網擴大影響。“比如說，‘人民有權監督司法’，幾乎每次都是固定的這幾個字。”
對於這些訪民“快閃”式、“一日遊”式的“聲援”，賈某某如今後悔不迭，她感覺自己花錢請來的“能人”和“訪民”，根本不關心她丈夫的案件，拿了錢之後出工不出力，隻是打著“聲援”的旗號謀利而已。“我也認識到做這件事不正確，違反了法律，會造成擾亂社會秩序。應當通過正常渠道反映訴求。”
記者了解到，這一涉嫌有組織犯罪團夥對外號稱“維權”，其中一些人卻連自家的老人小孩都不聞不問。如翟岩民，家有90多歲的老父親，卻沒有盡人子之孝，整日忙於組織“訪民”承接各地“聲援”業務；又如“老道”劉星，他生有8個小孩卻不撫養，將其中4個未成年子女甩給當地政府，自己長期滯留北京糾集“訪民”滋事收錢為生。
連日來，一些犯罪嫌疑人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了深刻反思，表示願意認罪悔罪。
翟岩民承認，自己的做法嚴重幹擾了司法機關正常工作，擾亂了社會秩序，造成了惡劣社會影響，是嚴重的違法行為，“深深地懺悔、深深地懊悔，追悔莫及”。
談及慶安事件，翟岩民稱，有關部門已經做了嚴肅的調查，說清了事實真相，“我堅決相信調查結果”。他也認識到，到慶安火車站鬧事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是違法行為。
“作為一個法律工作者，本應該捍衛法律的尊嚴、維護社會公共秩序，表達訴求的方式應該以程序合法為前提，然而自己卻采用了違法手段，還引導其他人為了訴求，用違法方式向政府施壓。這違反了國家法律規定，擾亂了社會公共秩序，造成了很壞的社會影響。我很後悔，以後再也不做這種事了。”劉建軍充滿悔意。
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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