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是時候直麵香港現實了
2015-06-20 21:20:25
香港2017年政改方案表決結果出爐：33名建製派議員集體離席， 28票反對，8票讚成，立法會主席依循慣例不投票，方案被否決。
這是一個令人遺憾的結局，但也是符合《基本法》規定和“一國兩製”框架的正當結果。根據《基本法》規定，在“一國兩製”框架下，特區議會本來就有權否決全國人大通過的政改方案。一些官員礙於責任或習慣，在方案被否決後做出強烈譴責，連“千古罪人”的指控都擺出來了，將結果說成是不能忍受，並貶斥對方阻礙香港民主發展，這隻能說是沒有正確理解“一國兩製”，對別人說“不”適應不了，沒有掌握好特區議會本來就被賦予這項權力；在這個根據《基本法》規定實施另一製的多元法治社會，這一次否決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本來就是在預料之中、情理之內的合法行為。
然而盡管如此，政改方案遭否決仍然讓人痛心。因為如果通過方案，香港在2017年實現特首普選，它將是自1949年以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上首次有一個數百萬人口的行政區域實施“一人一票”的民選行政首長製度。這不僅是香港民主發展的重要一步，符合香港市民的殷切期待，更是中國政治實踐和製度探索的嶄新嚐試。對中共而言，如果在其建黨100年內，在香港能夠實現普選特首將會極具積極意義，既能充分展現這個執政黨的政治成熟度和自信，也加強了中共對選舉機製的認識，甚至在國內的政治改革進程中考慮在某些環節加入選舉的機製。對民主派而言，既然知道合法利用《基本法》否決方案，又為何不能用更高品質的政治在這次方案的談判中將香港民主成分擴大，站在更高的台階上為香港的發展繼續努力。但這樣的事情不僅沒有發生，反而以各方皆輸的方式尷尬收尾。這意味著香港民主政治製度失去了一個向前推動的機會，香港市民還要繼續幹熬苦等，也意味著對中國和其執政黨而言，本來可以極具裏程碑意義的嚐試，就這樣胎死腹中。
尤其令人尷尬的是，政改方案居然是以如此大的票數差異被否決，又出現了正常思維根本無法解釋的建製派議員的集體離場，無法投票。這不僅凸顯處理香港事務團隊的笨拙，也必將進一步加深北京和香港間的互不信任，加劇香港社會對中央在港代言人的鄙視，強化港府與市民及民主派的對立，繼續撕裂已經傷痕累累的香港社會，使得本來已經複雜激化的矛盾更加尖銳對立。這決非關心香港發展的人們所樂見，也不應該是香港回歸十八年後應有的場景，更不是鄧小平當年提出的充滿政治智慧的“一國兩製”、“港人治港”政治主張所預見的。
在這次立法會表決過程中，建製派的表現很難讓人相信這是一次純粹的“烏龍”，更無法排除在建製派背後提線操控機構的滑稽無能。這樣的詭異，讓很多人不得不從“陰謀論”的角度提出質疑，到底是不是全部或部分建製派議員的一次集體“背叛”？而如果這種“陰謀論”成立，那麽建製派立法會議員將當之無愧必須把自己歸入最近內地流行的“吃飯砸鍋黨”論。長期以來，北京一直將建製派當“自己人”，傾力扶助，要錢給錢，要名給名，就是寄望他們能為中央在香港發揮積極影響力，成為關鍵時候靠得住的群體，然而這一次的“烏龍”讓中央無法不懷疑這種關係的可靠性。即便“陰謀論”不成立，透過這次“烏龍”折射的混亂無能，也應該促使中央政府認識到，以後不能再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
中央政府必須認識到，香港是個政治多元社會，所以才需要一國兩製。香港不可能隻有建製派一股力量，將雞蛋都放在建製派這個籃子裏，不僅會“慣壞”他們，還會將其它政治力量以及他們所代表的香港民眾排斥在外。這既不符合中共聯係群眾的政策主張，也不是一種聰明的統戰方法。民主派就是因為被不當的排斥到合作範圍之外，長期當作是不受信任的力量並遭強硬對待，訴求得不到中央積極回應，才選擇聯手對抗中央，並催生出一支令香港社會不穩的激進力量。北京方麵應該反思，正是這種錯誤的認識和行為，一步一步將當年支持回歸、愛國愛港的積極力量，從潛在的合作對象變成了反對派，又從反對派推到了在自己眼裏處處作對的“反動派”位置上——盡管在這些反對派看來，他們隻不過是依照自己所理解的“一國兩製”成功的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即便如此，“僥幸”成功的反對派也必須認識到，香港社會並不需要激進的政治主張和激進的政治力量，任何試圖推動香港獨立或激化矛盾的對立行為，都不會得到香港市民認同，它既撼動不了北京行使主權，更會在選舉中被市民所拋棄。不管任何勢力，被自己的意識形態綁架，被激進勢力或既得利益騎劫，做不到理性分析、不敢妥協、不能妥協，陷入為了反對而反對、為了支持而支持的怪圈，這都不符合在民主精神下堅持獨立思考、有建設性的積極態度，也不是對香港市民和香港未來負責任的態度。
這次政改爭論的各方都必須認識到，香港的實質政治議題是經濟資源分配而非權力重構，是貧富差距而不是選舉機製，是內部撕裂而不是陸港矛盾。香港問題的源頭在內部，政改方案成為主要的衝突是因為內部問題正在借題發揮，政改爭議是很好的替罪羊。對民主派來說，它並沒有抓到社會爭論的重點，對於中央來說，它是否應該在政改方案上大費周章、強硬應對，這都是雙方需要檢討的。香港社會彌漫的怨氣，與經濟低迷、貧富差距、年輕人缺少機會等民生問題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係。政改之所以能夠成為香港市民的圖騰，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港人希望通過政治權力的重構來處理經濟民生問題。陸港矛盾之所以在近年頻繁爆發，並不是因為“一國兩製”和《基本法》出了問題，而是各方對“一國兩製”和《基本法》有著不同理解，當大家都抓不住重心，問題就被提升到了政治層麵。當然，管治者高高在上的官僚作風、教條僵化、缺乏對港人愛港和治港能力的信任，也是激化矛盾的重要原因。另外，一些機構錯誤地將香港繁榮捆綁在一些財團、富商身上，甚至普遍地介入到香港的社會衝突中，也順理成章地使香港人把中央政府和它的香港政策當成出氣筒。
香港回歸十八年來，已經先後經曆了三位完全不同背景和領導手法的特首，但各種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變得越來越嚴重，衝突越來越激烈，甚至在近年開始出現“港獨”聲音和激進暴力傾向，這就不可能不讓人們重新評價中央的治港思維，重新評價負責執行中央政策的港府和治港團隊的管治能力、掌握香港政情的能力、和市民溝通的能力。特別是2012年梁振英當選特首後，香港內部及陸港矛盾衝突不斷向臨界點加速推逼。如果不是梁振英放手讓矛盾激化以自重，謀求連任下屆特首，就隻能說明他的執政能力不足以解決香港所麵對的挑戰。如果確實如此，中央政府依然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示要“堅決支持香港特首梁振英的施政措施”，這或許隻能夠說是維護政治倫理，絕不應該是中央徹底自閉於香港的政治現實之外，置香港人的利益於不顧的反映。
三十多年前中英談判時，鄧小平提出用“一國兩製”、“港人治港”的主張來解決“一製”解決不了的問題；十八年前香港回歸，中央政府也在世界麵前再次承諾會把這些主張落到實處，五十年不動搖，會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十八年來，中央政府的誠意和政策不容置疑，它尊重了《基本法》的憲製地位，這次政改方案被立法會否決，實際上就是“一國兩製”和《基本法》有效落實的正當結果。但是，大家必須認識到，在這十八年的磨合過程中，對“一國兩製”和《基本法》的認識及據此而製定的方針政策確實出現了問題，雙方的爭拗和矛盾不斷激化，作為“港人治港”基礎的互相信任，就是在這樣的爭拗和矛盾中被一點點消磨殆盡。
在這一過程中，民主派中不少人利用香港市民麵對的民生困難，無知地積極推動民粹政治，客觀造成社會寬容度下降；另一方麵，一些機構和個人以“太上皇”姿態自居，在那裏依仗過時的鬥爭思維，傲慢地站在港府和建製派背後發號施令，不斷插手香港社會事務，引發市民極大反感。更為重要的是“左”的意識形態遮蔽了正常討論，麵對香港這個多元的法治社會，卻試圖用一元化的高壓專製手段去馴服控製，容不得不同訴求，聽不得不同聲音，故意誇大“西方敵對勢力”以掩蓋自己的拙劣無能，使決策層不能看到問題的實質和嚴重性，終於將矛盾推向極致，出現了今天政改方案被公開否決的難堪結局。然而遺憾的是，即便如此，一些機構和個人，還依舊將大多數民主派成員統統扣上“港獨”帽子，這樣的鴕鳥主義、這樣的掩耳盜鈴，難道不正是香港問題所以爆發、政改方案所以被否決的深層次原因嗎？
香港立法會否決人大常委的決議並不可怕，這本來就是“一國兩製”的正當結果；香港社會有矛盾衝突並不可怕，隻要敢於承認問題、正視問題，在認真檢討反思的基礎上，回歸到“一國兩製”、“港人治港”的本質上，以建設性態度積極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所有這些問題都能找到有效解決方案。可怕的是不去麵對問題，不敢承認問題，認識不到既往思維和政策的誤區，繼續圍繞一些似是而非的表麵現象糾纏蒙混下去；這樣的話，香港的矛盾衝突將繼續激化，經濟社會將繼續衰敗下去，民主政治進程將繼續停滯，“一國兩製”淪落到這樣的結局，隻能讓世界徒增笑話，隻能讓台灣的統一遙遙無期。
(多*維社論)
2015-06-20 21:20:25
香港2017年政改方案表決結果出爐：33名建製派議員集體離席， 28票反對，8票讚成，立法會主席依循慣例不投票，方案被否決。
這是一個令人遺憾的結局，但也是符合《基本法》規定和“一國兩製”框架的正當結果。根據《基本法》規定，在“一國兩製”框架下，特區議會本來就有權否決全國人大通過的政改方案。一些官員礙於責任或習慣，在方案被否決後做出強烈譴責，連“千古罪人”的指控都擺出來了，將結果說成是不能忍受，並貶斥對方阻礙香港民主發展，這隻能說是沒有正確理解“一國兩製”，對別人說“不”適應不了，沒有掌握好特區議會本來就被賦予這項權力；在這個根據《基本法》規定實施另一製的多元法治社會，這一次否決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本來就是在預料之中、情理之內的合法行為。
然而盡管如此，政改方案遭否決仍然讓人痛心。因為如果通過方案，香港在2017年實現特首普選，它將是自1949年以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上首次有一個數百萬人口的行政區域實施“一人一票”的民選行政首長製度。這不僅是香港民主發展的重要一步，符合香港市民的殷切期待，更是中國政治實踐和製度探索的嶄新嚐試。對中共而言，如果在其建黨100年內，在香港能夠實現普選特首將會極具積極意義，既能充分展現這個執政黨的政治成熟度和自信，也加強了中共對選舉機製的認識，甚至在國內的政治改革進程中考慮在某些環節加入選舉的機製。對民主派而言，既然知道合法利用《基本法》否決方案，又為何不能用更高品質的政治在這次方案的談判中將香港民主成分擴大，站在更高的台階上為香港的發展繼續努力。但這樣的事情不僅沒有發生，反而以各方皆輸的方式尷尬收尾。這意味著香港民主政治製度失去了一個向前推動的機會，香港市民還要繼續幹熬苦等，也意味著對中國和其執政黨而言，本來可以極具裏程碑意義的嚐試，就這樣胎死腹中。
尤其令人尷尬的是，政改方案居然是以如此大的票數差異被否決，又出現了正常思維根本無法解釋的建製派議員的集體離場，無法投票。這不僅凸顯處理香港事務團隊的笨拙，也必將進一步加深北京和香港間的互不信任，加劇香港社會對中央在港代言人的鄙視，強化港府與市民及民主派的對立，繼續撕裂已經傷痕累累的香港社會，使得本來已經複雜激化的矛盾更加尖銳對立。這決非關心香港發展的人們所樂見，也不應該是香港回歸十八年後應有的場景，更不是鄧小平當年提出的充滿政治智慧的“一國兩製”、“港人治港”政治主張所預見的。
在這次立法會表決過程中，建製派的表現很難讓人相信這是一次純粹的“烏龍”，更無法排除在建製派背後提線操控機構的滑稽無能。這樣的詭異，讓很多人不得不從“陰謀論”的角度提出質疑，到底是不是全部或部分建製派議員的一次集體“背叛”？而如果這種“陰謀論”成立，那麽建製派立法會議員將當之無愧必須把自己歸入最近內地流行的“吃飯砸鍋黨”論。長期以來，北京一直將建製派當“自己人”，傾力扶助，要錢給錢，要名給名，就是寄望他們能為中央在香港發揮積極影響力，成為關鍵時候靠得住的群體，然而這一次的“烏龍”讓中央無法不懷疑這種關係的可靠性。即便“陰謀論”不成立，透過這次“烏龍”折射的混亂無能，也應該促使中央政府認識到，以後不能再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
中央政府必須認識到，香港是個政治多元社會，所以才需要一國兩製。香港不可能隻有建製派一股力量，將雞蛋都放在建製派這個籃子裏，不僅會“慣壞”他們，還會將其它政治力量以及他們所代表的香港民眾排斥在外。這既不符合中共聯係群眾的政策主張，也不是一種聰明的統戰方法。民主派就是因為被不當的排斥到合作範圍之外，長期當作是不受信任的力量並遭強硬對待，訴求得不到中央積極回應，才選擇聯手對抗中央，並催生出一支令香港社會不穩的激進力量。北京方麵應該反思，正是這種錯誤的認識和行為，一步一步將當年支持回歸、愛國愛港的積極力量，從潛在的合作對象變成了反對派，又從反對派推到了在自己眼裏處處作對的“反動派”位置上——盡管在這些反對派看來，他們隻不過是依照自己所理解的“一國兩製”成功的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即便如此，“僥幸”成功的反對派也必須認識到，香港社會並不需要激進的政治主張和激進的政治力量，任何試圖推動香港獨立或激化矛盾的對立行為，都不會得到香港市民認同，它既撼動不了北京行使主權，更會在選舉中被市民所拋棄。不管任何勢力，被自己的意識形態綁架，被激進勢力或既得利益騎劫，做不到理性分析、不敢妥協、不能妥協，陷入為了反對而反對、為了支持而支持的怪圈，這都不符合在民主精神下堅持獨立思考、有建設性的積極態度，也不是對香港市民和香港未來負責任的態度。
這次政改爭論的各方都必須認識到，香港的實質政治議題是經濟資源分配而非權力重構，是貧富差距而不是選舉機製，是內部撕裂而不是陸港矛盾。香港問題的源頭在內部，政改方案成為主要的衝突是因為內部問題正在借題發揮，政改爭議是很好的替罪羊。對民主派來說，它並沒有抓到社會爭論的重點，對於中央來說，它是否應該在政改方案上大費周章、強硬應對，這都是雙方需要檢討的。香港社會彌漫的怨氣，與經濟低迷、貧富差距、年輕人缺少機會等民生問題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係。政改之所以能夠成為香港市民的圖騰，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港人希望通過政治權力的重構來處理經濟民生問題。陸港矛盾之所以在近年頻繁爆發，並不是因為“一國兩製”和《基本法》出了問題，而是各方對“一國兩製”和《基本法》有著不同理解，當大家都抓不住重心，問題就被提升到了政治層麵。當然，管治者高高在上的官僚作風、教條僵化、缺乏對港人愛港和治港能力的信任，也是激化矛盾的重要原因。另外，一些機構錯誤地將香港繁榮捆綁在一些財團、富商身上，甚至普遍地介入到香港的社會衝突中，也順理成章地使香港人把中央政府和它的香港政策當成出氣筒。
香港回歸十八年來，已經先後經曆了三位完全不同背景和領導手法的特首，但各種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變得越來越嚴重，衝突越來越激烈，甚至在近年開始出現“港獨”聲音和激進暴力傾向，這就不可能不讓人們重新評價中央的治港思維，重新評價負責執行中央政策的港府和治港團隊的管治能力、掌握香港政情的能力、和市民溝通的能力。特別是2012年梁振英當選特首後，香港內部及陸港矛盾衝突不斷向臨界點加速推逼。如果不是梁振英放手讓矛盾激化以自重，謀求連任下屆特首，就隻能說明他的執政能力不足以解決香港所麵對的挑戰。如果確實如此，中央政府依然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示要“堅決支持香港特首梁振英的施政措施”，這或許隻能夠說是維護政治倫理，絕不應該是中央徹底自閉於香港的政治現實之外，置香港人的利益於不顧的反映。
三十多年前中英談判時，鄧小平提出用“一國兩製”、“港人治港”的主張來解決“一製”解決不了的問題；十八年前香港回歸，中央政府也在世界麵前再次承諾會把這些主張落到實處，五十年不動搖，會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十八年來，中央政府的誠意和政策不容置疑，它尊重了《基本法》的憲製地位，這次政改方案被立法會否決，實際上就是“一國兩製”和《基本法》有效落實的正當結果。但是，大家必須認識到，在這十八年的磨合過程中，對“一國兩製”和《基本法》的認識及據此而製定的方針政策確實出現了問題，雙方的爭拗和矛盾不斷激化，作為“港人治港”基礎的互相信任，就是在這樣的爭拗和矛盾中被一點點消磨殆盡。
在這一過程中，民主派中不少人利用香港市民麵對的民生困難，無知地積極推動民粹政治，客觀造成社會寬容度下降；另一方麵，一些機構和個人以“太上皇”姿態自居，在那裏依仗過時的鬥爭思維，傲慢地站在港府和建製派背後發號施令，不斷插手香港社會事務，引發市民極大反感。更為重要的是“左”的意識形態遮蔽了正常討論，麵對香港這個多元的法治社會，卻試圖用一元化的高壓專製手段去馴服控製，容不得不同訴求，聽不得不同聲音，故意誇大“西方敵對勢力”以掩蓋自己的拙劣無能，使決策層不能看到問題的實質和嚴重性，終於將矛盾推向極致，出現了今天政改方案被公開否決的難堪結局。然而遺憾的是，即便如此，一些機構和個人，還依舊將大多數民主派成員統統扣上“港獨”帽子，這樣的鴕鳥主義、這樣的掩耳盜鈴，難道不正是香港問題所以爆發、政改方案所以被否決的深層次原因嗎？
香港立法會否決人大常委的決議並不可怕，這本來就是“一國兩製”的正當結果；香港社會有矛盾衝突並不可怕，隻要敢於承認問題、正視問題，在認真檢討反思的基礎上，回歸到“一國兩製”、“港人治港”的本質上，以建設性態度積極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所有這些問題都能找到有效解決方案。可怕的是不去麵對問題，不敢承認問題，認識不到既往思維和政策的誤區，繼續圍繞一些似是而非的表麵現象糾纏蒙混下去；這樣的話，香港的矛盾衝突將繼續激化，經濟社會將繼續衰敗下去，民主政治進程將繼續停滯，“一國兩製”淪落到這樣的結局，隻能讓世界徒增笑話，隻能讓台灣的統一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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