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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5-06-16 14:28
來源：中老年時報
核心提示：謝覺哉曾經說過，毛澤東是第一個與中國的“官國”傳統徹底決裂的領導人。這個評價切中肯綮，任何一個對中國源遠流長的“官本位”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這種決裂的非凡意義。
本文摘自：《中老年時報》2014年1月17日第07版，作者：李北方，原題為：《黨內不能形成貴族階層》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紀念毛澤東同誌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關鍵在黨”，他要求“全黨要牢記毛澤東同誌提出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警示”。
“我們跟國民黨相反，他們是以一個貴族的姿態、老爺派頭在人民中出現，我們是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在人民中出現。”這是1958年9月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講過的一句話。在約兩年前，即1956年11月舉行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從另一角度表述過相同的意思。“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在毛澤東的語錄中，這兩句不算很著名，卻非常重要，因為它反映的是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思考和實踐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反對官僚主義，防止先鋒黨的蛻變。“治國就是治吏”，這是毛澤東讀《資治通鑒》的心得，那麽在新中國，治國首先自然就是治黨。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紀念毛澤東同誌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關鍵在黨”，他要求“全黨要牢記毛澤東同誌提出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警示”，“增強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自覺”，“凡是損害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病症都要認真醫治”。這與毛澤東的治黨思想可謂一脈相承。
讓國家服務於社會
謝覺哉曾經說過，毛澤東是第一個與中國的“官國”傳統徹底決裂的領導人。這個評價切中肯綮，任何一個對中國源遠流長的“官本位”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這種決裂的非凡意義。毛澤東對官僚主義深惡痛絕，談到這種現象時，他的話往往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不乏揶揄挖苦之語。他這樣說過：“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這不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則是一種高級趣味，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
普羅大眾無不期盼清明的政治，所以人民群眾基於樸素的情感崇敬毛澤東。但是，反官僚、反特權的鬥爭絕不僅是道德和審美層麵的問題。共產黨為什麽要區別於以前的國民黨？共產黨人為什麽不能搞官僚主義？共產黨人為什麽不可以蛻變為貴族和老爺？這些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和理論問題。
黨帶領人民革命，第一步是取得全國的政權。在取得政權之後，便要麵對政權和人民的關係問題；切換到“主流的”術語，就是如何處理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視野中，國家不是外在強加於社會的力量，相反，國家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源起於社會，但把自己置於社會之上，並且持續與社會發生異化”。理論上，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是最終消滅國家，但在達到這個目標之前，需要有一個過渡階段，這時“根除階級的存在所賴以維持、從而階級統治的存在所賴以維持的那些經濟基礎”（馬克思，《法蘭西內戰》）的變革已經完成，即生產資料的私有製被廢除了，於是國家就成了“反對國家本身”的了，成了“人民為著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會生活”的工具。這隻是理論上的論述，實現起來遠沒有這麽容易，隻能靠後來者的探索。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如何解決國家權力異化這個難題呢？已故美國學者弗朗茲·舒爾曼對之的理論總結是，實現這個目標的中樞是黨：黨領導國家，但黨紮根於社會之中，通過群眾路線的政治實踐，黨代表社會的意誌，也就是人民群眾意誌。於是，國家雖仍然存在，但國家不再是淩駕於社會之上，而是服務於社會。換句話說，通過黨，社會馴服了國家。這便是人民民主體製運行的內在邏輯的最簡潔表述。
官僚主義是民主的死敵
黨如何才能代表社會（也就是人民群眾）的意誌，並且在領導國家機器的過程中服務於社會？唯有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一旦出現了官僚主義，黨的領導幹部“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反而是“罵群眾，壓群眾”，那麽群眾路線就被破壞了。連帶的後果是，黨不再能代表社會的意誌，蛻變為控製國家機器的“貴族”或“老爺”，國家就又變成淩駕於社會之上的赤裸裸的權力。一句話，官僚主義會瓦解掉人民民主。
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脈絡裏，對官僚主義問題的認識是一步步前進的。馬克思沒有考慮過官僚主義的問題，基於巴黎公社的經驗，他認為無產階級政權下沒有官僚機構存在的基礎，公社消除了職業官僚和常備軍，公職人員由推薦和選舉產生，隻拿跟工人差不多的工資，而且隨時可以撤換，官僚化就不可能了。恩格斯認為，這樣就可以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的公仆變成社會的主人。但是，巴黎公社的經驗不足為大國之鑒，因為它的規模小，而且僅僅在外敵壓境的特殊條件下存活了兩個月。蘇聯受官僚主義之苦是最慘痛的。列寧一開始也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在十月革命前夕，他的觀點還是社會主義不可能存在官僚主義。革命勝利後不久，他開始意識到官僚主義的傾向，可惜他過早去世，沒能對此做出充分的思考和實踐。蘇聯一直沒能認真麵對官僚主義問題，根據莫裏斯·邁斯納的概括，蘇聯的主導思想是，生產資料的共有製加上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就會自動導致社會主義的實現。顯然這個理論是不成立的，最終官僚主義這個蛀蟲導致了蘇聯這座大廈的坍塌。
社會主義陣營的經驗教訓隻是一個方麵，毛澤東對官僚主義的問題更早就開始了思考，這可能要歸於他對“官國”傳統的深刻認識。建國前夕在西柏坡舉行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預見到，“可能有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麵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衣炮彈麵前要打敗仗。”
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場大規模整風運動是1951年底發起的“三反五反”運動，“三反”指的便是在黨政機關中進行“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三反”曆時近一年，共查出貪官120.3萬，其中縣以上幹部4029人。與該運動同時開展的整黨工作持續時間更長，共開除黨員23.8萬人，勸退9萬人。1952年初，劉青山、張子善因貪汙被處以死刑。毛澤東後來說，“我們殺了幾個有功之臣也是萬般無奈……殺他們兩個，就是救200個、2000個、2萬個啊……問題若是成了堆，就是積重難返了啊。崇禎皇帝是個好皇帝，可他麵對那樣一個爛攤子，隻好哭天抹淚去了呦。我們共產黨不是明朝的崇禎，我們決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
先進性、純潔性與執政的正當性
今天我們討論的很多問題，毛澤東當年都預見到了。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過程中發表過一係列的談話，其中就說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此外，他還多次談過“特殊階層”問題。
毛澤東對黨的“貴族化”傾向如此敏感，如此決絕地展開鬥爭，除了前述理論層麵的理由外，還有實際政治運作層麵的考慮，那就是黨的領導的正當性（Legitimacy）問題。必須要指出的是，毛澤東並未認為黨的領導地位有被動搖的實質性的威脅，所以他對這個現實問題的考慮仍然是理論性的。
中國的王朝政權以“天命”為正當性的來源，皇帝以“天子”之名統禦萬民，如果皇帝不仁，失去“天命”，人民就有權起義。進入現代，主權的載體從天（神）轉移到了人民，在承認人民主權的前提下，黨的不容置疑的領導地位何以成立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必須而且隻能是：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也就是堅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絕不允許蛻變為“貴族老爺”和“既得利益集團”，絕不允許成為代表一小撮人利益的代表。
毛澤東在1965年12月的杭州會議上說：“‘天賦人權’也是一種錯誤思想。什麽‘天賦人權’？還不是‘人’賦‘人權’。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嗎？我們的權是老百姓賦予的，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賦予的。”人民賦予了黨的執政權力，黨就得時刻用行動證明對得起人民的擁護，否則後果很嚴重：“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誰要是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搞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
官僚主義傷害黨的領導的正當性，辜負了人民對黨的擁護，為此毛澤東發起數次整風運動，讓領導幹部不脫離群眾，讓他們“既當‘官’，又當老百姓”。但官僚主義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對此他痛徹心扉，晚年毛澤東帶著哀傷的口吻說到，“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麽呢？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
反官僚主義到底
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前夕，《人民日報》專門發表了一篇評價毛澤東曆史功績的文章，其中說道：“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以後，所處的環境和麵臨的任務發生了根本變化。毛澤東同誌高瞻遠矚，把注意力集中到防止黨腐化變質、脫離群眾、做官當老爺、形成一個貴族階層的情況發生上。這是他在新中國成立後一直非常關注的一件大事。他不斷向全黨敲警鍾，並采取了許多重大步驟及具體措施加以防範。”
今天我們能從毛澤東的反官僚主義鬥爭中吸取什麽呢？1960年代中期以前的曆次整風，都是以黨內運動的形式展開的，同時也向群眾開放，接受群眾監督，但總體上還是以“幹部批評幹部”為主。毛澤東很重視這兩方麵的作用，1963年11月他在接見阿爾巴尼亞總檢察長時說，“對付貪汙浪費分子，單靠用行政的辦法、法律的辦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眾的力量。檢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門，同黨的工作，同群眾的工作要配合起來比較好些。比如講，鋪張浪費、貪汙分子，他們就是怕群眾，叫做上下夾攻，他們就無路可走了。”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誌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新形勢下，我們要堅持和運用好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現在有必要在反腐敗領域切實貫徹群眾路線，進一步推進群眾參與製度化，“上下夾攻”，必將取得更好的收效，也必將提升而不是損壞執政黨的威信。
（據《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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