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微信郎鹹平經濟學
梁振英2015年的施政報告是罕見的強硬，申明“高度自治”不是“絕對自治”，強調香港必須服從中央權威，而且點名批評了一些激進刊物的言論，現場抗議的議員則直接就給架出去了。這種風格是“占中”之前從未出現過的。
我們把這個事情跟最近的一些新聞串起來看，就很容易發現中央政府對香港“占中”後政策方向的變化。簡單來說，就是在保持“一國兩製”的承諾不變的情況下，對香港現行政製進行調整，建立“強權特首”製度。
——應該說，“占中”是一場測試，把各方麵的底線態度基本上測清楚了。在占中之前，梁振英的態度是比較曖昧的——或者說至少是比較軟弱的，也就是對香港反對派的訴求，表現出一種比較左右搖擺的態度。這種態度我們也不好說梁本人內心到底怎麽想，但起碼在直觀上給人一種印象：就是香港政府在敷衍塞責，甚至是有意識在放縱反對派的極端言行來向中央施加壓力，試圖索取更大的利益。在諸如奶粉事件、國民教育事件這些問題上，港府基本無所作為，放任事情鬧大，然後讓中央妥協退讓。
新華社在占中後發了這麽一則新聞——《梁振英：曾每天都向中央匯報香港“占中”情況》。這則新聞是很耐人尋味的。他匯報了些什麽，中央指示了什麽，這是機密，誰也不知道。但最終的結果很明顯：梁利用這種形式向中央表示“效忠”，也取得了中央的信任。也就是說在中央政府強硬的表態下，梁最終放棄了表麵上的搖擺，選擇了完全站到中央這一邊。港府的處理方式，從最開始的放任自流，到武力清場，到現在的秋後算賬，拘捕占中領袖。這一係列動作都顯然都是“每天匯報”之後，得到中央支持，梁振英才逐漸開始硬氣起來了。
與此同時，我們再對照另外兩則新聞。第一則，就是占中爆發的前夜，以李嘉誠為代表的一大批香港富豪到北京來訪問，打的旗號是希望維護香港穩定。
第二則就是占中結束之後沒多久，李嘉誠就宣布把公司注冊地遷出香港。
顯然，李嘉誠等人去北京其實是要去試探中央的態度，希望居中調停，說服中央在2017年的普選問題上讓步，避免“占中”運動的爆發。
這個要求當然是被拒絕了。會麵的結果，隻是習總重申中央對香港的政策不會變。
調解失敗之後，“占中”隨即爆發，中央和香港極端民主派的關係終於徹底決裂。
而這種徹底的決裂，受打擊最大的，不是別人，就是這一批控製著香港經濟命脈的大富豪們。
我在占中期間發過一條微博，就是說從“學民思潮”領袖黃之鋒所做的演講內容來看，他的訴求是錯誤的，但他反應的問題是真實的。香港回歸中國以後，經濟發展緩慢、社會貧富差距擴大，香港底層人民沒有從祖國統一中獲得什麽好處，青年學生對未來失去希望，他們擔心畢業就失業，看不到通過自己努力上升的渠道。這個經濟基礎，才是“占中”運動爆發的最重要的原因。蒼蠅不叮無縫的雞蛋，首先是社會上有了對香港現狀的怨氣的積累，才可能有西方敵對勢力來挑撥離間產生效果。
那麽這種經濟社會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原因是什麽呢？在大陸這邊看來，中央已經給了很多優惠政策給香港，而且還大量廉價的淡水、蔬菜、肉製品供應給香港，保障香港的民生和經濟繁榮，其它的方麵一概不管，給了你最大限度的自由。然後你自己還搞不好怪誰？隻能怪你們香港人自己嘛。
但在香港人看來，就不是這樣。1996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前，基尼係數是0.517，2012年，基尼係數上升到了0.538，貧富差距是擴大的。雖然看上去增加的點數不多，但一般認為超過0.5就是很嚴重的貧富分化了，在這個基礎上，每增加一點點都會讓底層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而這個貧富分化的加劇，是跟回歸以後中央政府不作為密切相關的。
自由資本主義一定會帶來滾雪球一樣的貧富分化，這個應該是一個共識。香港回歸以前，就是一個自由港，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當中也算是非常自由的了。但是英國的殖民統治畢竟還派了總督，他代表英國統治香港，其職權是高於行政、立法、司法這個三權分立體係的。有這麽一個強權人物鎮著，大資本要想為所欲為還是很困難。
但是在中國收複香港的過程中，在過渡時期，我們一方麵不能直接派遣官員管理，一方麵又不可能信任英國的官員，所以選擇了依靠所謂的“愛國人士”來協助中央政府實現香港平穩過渡。而當時愛國人士的代表，當然就是李嘉誠、霍英東這些大資本家了。在這個過程中，這些以前尚不能幹預政治的資本大佬們開始獲得大量的政治資源，李嘉誠和霍英東都成了香港回歸籌備委員會委員，成為中國在香港政治力量的代表。
香港回歸以後，總督製度自然消失了，中國政府因為“一國兩製”的承諾，也沒有過多幹預香港政務——因為西方國家老是拿自由民主這些東西來攻擊中國，而中國也有很多人也對此缺乏自信。所以雖然英國統治的時候一點民主不給香港，中國收複香港以後反而開始搞民主了。其中最大的特點就是立法會的權力上升，特首的權力下降，跟總督比起來已經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從“統治者”變成了行政機構首腦的這麽一個角色。香港的政治體製，實際上就從總督獨裁製向三權分立的民主政製發展了。
在資本大佬介入政權交接、新任政府權力分散的這麽一個情況下，政治力量對資本力量的節製就完全失效了。對李嘉誠這樣的大資本家來說，以前還有總督管著，回歸以後在香港就可以徹底稱王稱霸。所以實際上我們看李嘉誠的財富增長，速度最快的就是香港回歸之後的這麽幾年。他的公司市值在回歸前的1995年才隻有420億港元，盈利才隻有30億港元。到2009年，就增加到了一萬億港元，相當於同期香港經濟總量的50%，盈利更是高達兩千多億港元，增加了七十倍。大頭都是回歸後掙的。而這期間，香港GDP增加了不到一倍。
所以，回歸以後，香港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好處都是大富豪們拿走了。底層人民並沒有得到什麽實惠，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特別是房地產市場泡沫化嚴重，財富分配的差距比收入的基尼係數更加嚴重。李嘉誠在回歸兩年後就成為華人首富，但香港人均居住麵積卻不足十五平米，此外還有十多萬人住在不足兩個平方米的籠屋裏麵，所謂“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就是現今香港現狀的真實寫照。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收回香港以後，對香港的治理是有所失職的。“香港明天更美好”這個承諾並沒有完全實現，起碼對於香港的底層人民和年輕一代來說，他們所看到的現實就是回歸以後，他們的處境和未來變得更加黯淡了。
這個問題的根源在哪兒？就在於過度的自治造成的“政府缺位”。香港1100平方公裏的土地供700萬人發展，已使用地區隻占了所有麵積約24%，扣除不可開發的山地，還有40%的可供開發麵積，但是就是空著不讓開發。主要原因就是政府過於弱勢，難以下定決心，因為一旦開發就會造成香港樓價下跌，讓擁有住房的階層利益受損。董建華多次打算學習內地新建保障房，都迫於既得利益階層的政治壓力而被迫放棄了。香港想要修一條高鐵接上廣深高鐵，死活修不動，因為政府太弱勢，根本無法完成高鐵所需的拆遷工作。這些問題，在中國都不是問題，唯獨在香港克服不了，你說是中央政府失職，還是香港政府失職？我覺得應該是都有責任。
底層人民在生活得不到改善的情況下，他們會選擇什麽樣的意識形態來要求改革？就是一個輿論宣傳戰的問題了。西方的敵對勢力也好，本地的像這樣的資本勢力也好，就開始在青年學生中間煽動，把這樣的問題歸結為大陸不給香港民主，以及大陸人到香港來買奶粉、生小孩占用香港的資源的問題上來了。這個邏輯其實很荒謬，因為大陸的政製和英美民主差距更大，但是對岸的深圳發展的比香港好的多；至於大陸人民到香港來，那是有利於香港經濟的，沒聽說過買東西還把人家給買窮的。香港的問題，核心不是自由民主太少，而是自由民主太多，導致政府缺乏權威和執行力，無法大規模的配置公共資源，推動有利於底層人民的改革，放任大資本肆意擴張。
但是呢，目前來看，在香港這個宣傳陣地上，我們是失分的。青年學生被西方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理論給洗腦了，覺得問題就是中央不給香港民主造成的，所以才有了“占中”運動。
所以我才說：“占中”運動中，青年學生的訴求是錯誤的，但他們提出的問題是客觀存在的，是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必須要解決的。隻要這樣的問題不解決，僅僅是鼓吹什麽反對國外敵對勢力的滲透宣傳，隻能是治標不治本。
要解決這個問題該怎麽辦？首先就要跟香港大資本家分道揚鑣，不能再像回歸前後一樣，把他們當做政治上的依靠力量了。因為社會公平的改革，必定會觸碰到這些人的利益。
其次，就是要建立“強權特首”製度，要讓特首扮演一個像回歸之前的港督的角色，或者說是像現在中國地方政府的黨委書記的角色，一個超越行政、司法和立法之上的職位。大幅度的削弱立法會的職權，因為這個陷入黨派鬥爭、不用對實際決策負政治責任的機構，是很容易因為各方麵勢力的滲透而變得四分五裂、無所作為。變成一個極端勢力表演的大舞台。
目前，中國政府一方麵要堅持香港的資本主義製度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所以不能真的搞社會主義改造，直接委派香港市委書記、市長；另一方麵，又不宜完全的坐視不管，讓港內港外的敵對勢力把香港搞得一塌糊塗，這樣在輿論上同樣對我們不利，因為香港畢竟是屬於中國的。
兩方麵均衡的結果，一個效忠於中央政府的強權特首，就成為了一種必然的政治安排。梁振英在關鍵時刻以“每天向中央匯報”的方式效忠，最終促成了這一政治決策。
所以，占中結束以後，李嘉誠收拾家當準備走人，梁振英態度強硬發表施政聲明，批評大學反對派刊物，對“占中”領袖秋後算賬。這些東西都是連在一起的。李嘉誠不是不看好香港的未來，而是不看好他自己的家業在香港的未來。在一個強權特首的政治安排下，一係列的社會變革恐怕將勢在必行。二十三條立法那是肯定要做的，國情教育也一定會重新啟動，土地與住房製度的改革恐怕也是在所必行。在此過程中，以李嘉誠為代表的，依賴於土地形成的大資本財團的利益必然受到巨大的觸動。這個時候把資本注冊地遷移到香港之外的避稅天堂，其實是在給自己準備退路了。
香港明天會更好，但李氏家族的明天恐怕是不會更好了。
梁振英2015年的施政報告是罕見的強硬，申明“高度自治”不是“絕對自治”，強調香港必須服從中央權威，而且點名批評了一些激進刊物的言論，現場抗議的議員則直接就給架出去了。這種風格是“占中”之前從未出現過的。
我們把這個事情跟最近的一些新聞串起來看，就很容易發現中央政府對香港“占中”後政策方向的變化。簡單來說，就是在保持“一國兩製”的承諾不變的情況下，對香港現行政製進行調整，建立“強權特首”製度。
——應該說，“占中”是一場測試，把各方麵的底線態度基本上測清楚了。在占中之前，梁振英的態度是比較曖昧的——或者說至少是比較軟弱的，也就是對香港反對派的訴求，表現出一種比較左右搖擺的態度。這種態度我們也不好說梁本人內心到底怎麽想，但起碼在直觀上給人一種印象：就是香港政府在敷衍塞責，甚至是有意識在放縱反對派的極端言行來向中央施加壓力，試圖索取更大的利益。在諸如奶粉事件、國民教育事件這些問題上，港府基本無所作為，放任事情鬧大，然後讓中央妥協退讓。
新華社在占中後發了這麽一則新聞——《梁振英：曾每天都向中央匯報香港“占中”情況》。這則新聞是很耐人尋味的。他匯報了些什麽，中央指示了什麽，這是機密，誰也不知道。但最終的結果很明顯：梁利用這種形式向中央表示“效忠”，也取得了中央的信任。也就是說在中央政府強硬的表態下，梁最終放棄了表麵上的搖擺，選擇了完全站到中央這一邊。港府的處理方式，從最開始的放任自流，到武力清場，到現在的秋後算賬，拘捕占中領袖。這一係列動作都顯然都是“每天匯報”之後，得到中央支持，梁振英才逐漸開始硬氣起來了。
與此同時，我們再對照另外兩則新聞。第一則，就是占中爆發的前夜，以李嘉誠為代表的一大批香港富豪到北京來訪問，打的旗號是希望維護香港穩定。
第二則就是占中結束之後沒多久，李嘉誠就宣布把公司注冊地遷出香港。
顯然，李嘉誠等人去北京其實是要去試探中央的態度，希望居中調停，說服中央在2017年的普選問題上讓步，避免“占中”運動的爆發。
這個要求當然是被拒絕了。會麵的結果，隻是習總重申中央對香港的政策不會變。
調解失敗之後，“占中”隨即爆發，中央和香港極端民主派的關係終於徹底決裂。
而這種徹底的決裂，受打擊最大的，不是別人，就是這一批控製著香港經濟命脈的大富豪們。
我在占中期間發過一條微博，就是說從“學民思潮”領袖黃之鋒所做的演講內容來看，他的訴求是錯誤的，但他反應的問題是真實的。香港回歸中國以後，經濟發展緩慢、社會貧富差距擴大，香港底層人民沒有從祖國統一中獲得什麽好處，青年學生對未來失去希望，他們擔心畢業就失業，看不到通過自己努力上升的渠道。這個經濟基礎，才是“占中”運動爆發的最重要的原因。蒼蠅不叮無縫的雞蛋，首先是社會上有了對香港現狀的怨氣的積累，才可能有西方敵對勢力來挑撥離間產生效果。
那麽這種經濟社會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原因是什麽呢？在大陸這邊看來，中央已經給了很多優惠政策給香港，而且還大量廉價的淡水、蔬菜、肉製品供應給香港，保障香港的民生和經濟繁榮，其它的方麵一概不管，給了你最大限度的自由。然後你自己還搞不好怪誰？隻能怪你們香港人自己嘛。
但在香港人看來，就不是這樣。1996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前，基尼係數是0.517，2012年，基尼係數上升到了0.538，貧富差距是擴大的。雖然看上去增加的點數不多，但一般認為超過0.5就是很嚴重的貧富分化了，在這個基礎上，每增加一點點都會讓底層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而這個貧富分化的加劇，是跟回歸以後中央政府不作為密切相關的。
自由資本主義一定會帶來滾雪球一樣的貧富分化，這個應該是一個共識。香港回歸以前，就是一個自由港，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當中也算是非常自由的了。但是英國的殖民統治畢竟還派了總督，他代表英國統治香港，其職權是高於行政、立法、司法這個三權分立體係的。有這麽一個強權人物鎮著，大資本要想為所欲為還是很困難。
但是在中國收複香港的過程中，在過渡時期，我們一方麵不能直接派遣官員管理，一方麵又不可能信任英國的官員，所以選擇了依靠所謂的“愛國人士”來協助中央政府實現香港平穩過渡。而當時愛國人士的代表，當然就是李嘉誠、霍英東這些大資本家了。在這個過程中，這些以前尚不能幹預政治的資本大佬們開始獲得大量的政治資源，李嘉誠和霍英東都成了香港回歸籌備委員會委員，成為中國在香港政治力量的代表。
香港回歸以後，總督製度自然消失了，中國政府因為“一國兩製”的承諾，也沒有過多幹預香港政務——因為西方國家老是拿自由民主這些東西來攻擊中國，而中國也有很多人也對此缺乏自信。所以雖然英國統治的時候一點民主不給香港，中國收複香港以後反而開始搞民主了。其中最大的特點就是立法會的權力上升，特首的權力下降，跟總督比起來已經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從“統治者”變成了行政機構首腦的這麽一個角色。香港的政治體製，實際上就從總督獨裁製向三權分立的民主政製發展了。
在資本大佬介入政權交接、新任政府權力分散的這麽一個情況下，政治力量對資本力量的節製就完全失效了。對李嘉誠這樣的大資本家來說，以前還有總督管著，回歸以後在香港就可以徹底稱王稱霸。所以實際上我們看李嘉誠的財富增長，速度最快的就是香港回歸之後的這麽幾年。他的公司市值在回歸前的1995年才隻有420億港元，盈利才隻有30億港元。到2009年，就增加到了一萬億港元，相當於同期香港經濟總量的50%，盈利更是高達兩千多億港元，增加了七十倍。大頭都是回歸後掙的。而這期間，香港GDP增加了不到一倍。
所以，回歸以後，香港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好處都是大富豪們拿走了。底層人民並沒有得到什麽實惠，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特別是房地產市場泡沫化嚴重，財富分配的差距比收入的基尼係數更加嚴重。李嘉誠在回歸兩年後就成為華人首富，但香港人均居住麵積卻不足十五平米，此外還有十多萬人住在不足兩個平方米的籠屋裏麵，所謂“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就是現今香港現狀的真實寫照。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收回香港以後，對香港的治理是有所失職的。“香港明天更美好”這個承諾並沒有完全實現，起碼對於香港的底層人民和年輕一代來說，他們所看到的現實就是回歸以後，他們的處境和未來變得更加黯淡了。
這個問題的根源在哪兒？就在於過度的自治造成的“政府缺位”。香港1100平方公裏的土地供700萬人發展，已使用地區隻占了所有麵積約24%，扣除不可開發的山地，還有40%的可供開發麵積，但是就是空著不讓開發。主要原因就是政府過於弱勢，難以下定決心，因為一旦開發就會造成香港樓價下跌，讓擁有住房的階層利益受損。董建華多次打算學習內地新建保障房，都迫於既得利益階層的政治壓力而被迫放棄了。香港想要修一條高鐵接上廣深高鐵，死活修不動，因為政府太弱勢，根本無法完成高鐵所需的拆遷工作。這些問題，在中國都不是問題，唯獨在香港克服不了，你說是中央政府失職，還是香港政府失職？我覺得應該是都有責任。
底層人民在生活得不到改善的情況下，他們會選擇什麽樣的意識形態來要求改革？就是一個輿論宣傳戰的問題了。西方的敵對勢力也好，本地的像這樣的資本勢力也好，就開始在青年學生中間煽動，把這樣的問題歸結為大陸不給香港民主，以及大陸人到香港來買奶粉、生小孩占用香港的資源的問題上來了。這個邏輯其實很荒謬，因為大陸的政製和英美民主差距更大，但是對岸的深圳發展的比香港好的多；至於大陸人民到香港來，那是有利於香港經濟的，沒聽說過買東西還把人家給買窮的。香港的問題，核心不是自由民主太少，而是自由民主太多，導致政府缺乏權威和執行力，無法大規模的配置公共資源，推動有利於底層人民的改革，放任大資本肆意擴張。
但是呢，目前來看，在香港這個宣傳陣地上，我們是失分的。青年學生被西方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理論給洗腦了，覺得問題就是中央不給香港民主造成的，所以才有了“占中”運動。
所以我才說：“占中”運動中，青年學生的訴求是錯誤的，但他們提出的問題是客觀存在的，是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必須要解決的。隻要這樣的問題不解決，僅僅是鼓吹什麽反對國外敵對勢力的滲透宣傳，隻能是治標不治本。
要解決這個問題該怎麽辦？首先就要跟香港大資本家分道揚鑣，不能再像回歸前後一樣，把他們當做政治上的依靠力量了。因為社會公平的改革，必定會觸碰到這些人的利益。
其次，就是要建立“強權特首”製度，要讓特首扮演一個像回歸之前的港督的角色，或者說是像現在中國地方政府的黨委書記的角色，一個超越行政、司法和立法之上的職位。大幅度的削弱立法會的職權，因為這個陷入黨派鬥爭、不用對實際決策負政治責任的機構，是很容易因為各方麵勢力的滲透而變得四分五裂、無所作為。變成一個極端勢力表演的大舞台。
目前，中國政府一方麵要堅持香港的資本主義製度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所以不能真的搞社會主義改造，直接委派香港市委書記、市長；另一方麵，又不宜完全的坐視不管，讓港內港外的敵對勢力把香港搞得一塌糊塗，這樣在輿論上同樣對我們不利，因為香港畢竟是屬於中國的。
兩方麵均衡的結果，一個效忠於中央政府的強權特首，就成為了一種必然的政治安排。梁振英在關鍵時刻以“每天向中央匯報”的方式效忠，最終促成了這一政治決策。
所以，占中結束以後，李嘉誠收拾家當準備走人，梁振英態度強硬發表施政聲明，批評大學反對派刊物，對“占中”領袖秋後算賬。這些東西都是連在一起的。李嘉誠不是不看好香港的未來，而是不看好他自己的家業在香港的未來。在一個強權特首的政治安排下，一係列的社會變革恐怕將勢在必行。二十三條立法那是肯定要做的，國情教育也一定會重新啟動，土地與住房製度的改革恐怕也是在所必行。在此過程中，以李嘉誠為代表的，依賴於土地形成的大資本財團的利益必然受到巨大的觸動。這個時候把資本注冊地遷移到香港之外的避稅天堂，其實是在給自己準備退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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