喉舌界精英的“政治零操守”及其“謠翻中共”的努力
畢福劍作為一個著名的喉舌精英，就職於央視這樣的高大上喉舌機構，其所思所言在喉舌精英中間有相當的代表性，值得給出較為仔細的分析。本文就畢福劍自己對人口述的家史為線索，剖析畢福劍的深刻用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到：一個典型的喉舌精英是如何用謊言曆史去包裝自己的政治立場的？
一、喉舌精英的憶苦思甜：用虛假的謊言曆史去包裝真實的政治立場
在很大程度上，鄧小平上台意味著中國進入一個統治階級再形成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間，許多從前立身卑微的人士，變成了統治階級成員，跟隨這個統治成員地位的獲得，這些人從自身的際遇出發，有了明晰的“毛鄧時代兩重天”的感受，應該說，這是一種確立新的政治同盟的策略：創造出新製度真心誠意的擁護者群體同時給予他們更大份額的話語權。在中國的高校中間，有一個學術暴發戶群體叫做“新三界神話群體”——這些人多數於1977、1978、1979年進入大學，畢業後很短時間內就獲得了較高的學術-行政地位，在這群人中間也是立場先行的。而畢福劍則是一個在喉舌界混飯吃的暴發戶群體，這個暴發戶群體的基本特點是：受到正規教育不足同時缺乏起碼的知識和思想去理解曆史和政治，但是，這個暴發戶群體卻有著鮮明的好惡和政治立場，他們的言說基本上符合論證“毛鄧時代兩重天”那個特定時期的政治需要。相比較而言，學院派知識精英的謊言要用工得多，編造的謊言也相對完滿一下，而畢福劍這樣的喉舌精英就不一樣了，他隻能夠就自己有限的閱曆編造較為低級的謊言，因為謊言越是低級，破綻就越是明顯，這就特別有利於老田展開的分析。
一般而言，畢福劍這樣的喉舌精英，在運用謊言來編造曆史方麵，是不會有多大心理障礙的，同時也不會有多少知識準備的，所以，謊言是相當粗糙和浮皮潦草的，隻要具備最低限度的曆史知識，就容易揭穿。但是，不得不說，畢福劍這樣的喉舌精英，其政治立場是很堅定的，說真話達不到目的時，說謊話是不會有絲毫猶豫的。綜合起來，一句話，畢福劍代表了那種政治立場很堅定，同時在說謊言時很少願意花功夫搜集材料把謊言說的圓滿一點的人。當然，像畢福劍這樣能夠推銷低成本謊言的人，大量存在，這實際上意味著一種政治方麵的高水平保障起作用的結果，這種政治保障的效果是：說真話不如說假話的市場利潤高。
二、追問事實：老老畢到底是什麽時候下放的？
隻要具備起碼的黨史國史知識，就能夠識別出畢福劍這段話絕對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一場突如其來的‘文革’風暴擊碎了少年畢福劍的體育冠軍夢，老中醫出身的父親一夜之間成了右派，舉家從大連流放到遼寧金縣大孤山公社王家村勞動改造。一切宛若在夢中，畢福劍在遼寧青年隊僅受訓了一個多星期，就麵對夢斷賽場的打擊；父子相見抱頭痛哭，父親喚著他的小名：‘小海蠣子，是爹害了你呀！’畢福劍看著父親一把鼻涕一把淚的樣子，根本沒有搞明白思想上進的父親為什麽能跟政治叫板，栽了這麽大的跟頭。”聽起來很有愛，看起來很有真情實感，就跟真的似的，不得不說，喉舌精英在說謊的時候還是蠻拚的。
文革初期，劉少奇和鄧小平兩人確實曾經想要把文革搞成第二個反右，各地省市委派出工作組下到各個單位，在群眾中間也真的劃過左中右，但這個事情還沒有做完，毛教員回到北京了，結果劉鄧的劃右派“文革模式”就被毛教員的“個人專斷”予以強行終止了。不惟如此，1966年7月29日，劉鄧兩人還被迫在群眾大會上作虛假的檢討：承認犯下這個錯誤是因為認識不足，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隨之，全國各地就開始撤銷工作組，同時終止了劃右派的文革模式。畢福劍的父親即便是被內部劃成右派，也不可能因此被下放到農村。
而把黑五類家庭趕出城市，1966年全國隻有北京搞了驅趕“黑五類家庭”出北京的行動，這個行動是太子黨陳小魯、秦曉等人組織的“西糾”組織發出的第四號和第七號通令所倡議的，當時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當時第一書記李雪峰因為犯了鎮壓群眾的錯誤已經離職）賣力地執行了太子黨們這個倒行逆施的倡議，全國其他地區都沒有過這樣的行動。也就是說，劉鄧兩人確實想要把文革搞成第二個反右，但是剛剛著手就被毛教員破壞了，更沒有時間對右派進行下放處理。即便是北京有過驅趕黑五類家庭的舉動，但那也不是下放右派，因此，畢福劍這一段關於文革遭遇的敘述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我們以最大的善意去假定：畢福劍真有一個老中醫父親確實被下放到農村，如果真發生過此事，顯然事情隻能是發生在1962年。就農村地區的政策演變而言，1958年曾經搞過“大辦”，一些地區建立過很多正規的事業機構，三年困難過後需要大量壓縮機構精簡人員，1962年劉少奇和陳雲等人主持了“大下馬”，許多1958年後建立的機構被解散，新招募為正式員工被下放回原籍。這樣，假如老老畢1962年真被下放過的話，滿打滿算，他最多也隻是當了四年“吃商品糧”的城裏人，原本就是泥腿子出身，吃了四年商品糧也夠不上什麽出身高貴，偽裝受迫害的精英去擺弄曆史，明顯是資格不夠。
總之，假如畢福劍的父親真的曾經被下放農村的話，顯然，肯定不是因為文革初期被劃成右派，而是因為1962年壓縮機構造成的。硬要追究責任的話，追究到底是誰迫害老老畢的話，顯然，害慘畢福劍的人是劉少奇和陳雲，而不是毛澤東。退一萬步講，真的是文革初期被劃成右派，那個責任也是在劉少奇和鄧小平頭上，而不在毛澤東頭上。但是，畢福劍卻硬說是毛澤東把他們家害慘了，不得不說，政治認同的作用是很強大的，看在獲得了垂涎已久的統治階級地位份上，畢福劍不僅放過了鄧小平，還原諒了劉少奇和陳雲，最終把“階級苦和血淚仇”記在毛澤東頭上。當然，政治立場的驅動，除了要求畢福劍確立自己在政治上支持誰、反對誰之外，曆史知識的貧乏也是他說低級謊言的原因所在，要是他願意花點時間學習黨史國史，原本可以編造一些較為高級、不那麽容易被揭穿的謊言來的，那，老田今天要輕易揭穿他就不那麽容易了。
不過，說謊就是說謊，花那麽多冤枉時間幹嗎？花更多的時間去編織較為圓滿的謊言，向來不是喉舌精英們的義務，而是學院派精英學者們的職業利益所在。更何況，中國今天的政治氣候，已經保障了說謊話的市場利潤比說真話還高。所以，畢福劍編造低級謊言，是有著充分理由的。
三、出人頭地的第一桶金：作為超天才的畢福劍
立場比什麽都重要，至少對於畢福劍這樣的喉舌精英來說是這樣，這個立場要通過誰有利於確立自身的統治階級地位來界定。僅僅說自己想要爬上去，這個談不上多大的道義基礎，今天人人都想要往上爬。這麽說至少不利於在謊言市場上爭取最大化的利潤，所以，話要反過來說，說自己原本就有統治階級地位或者精英資格，是被毛澤東不得人心的害民政策剝奪了，這才能夠較好地爭取同情，因此，畢福劍在編造了老子英雄的謊言之後，就繼續編造兒好漢的謊言了。對於自己原本就應該擁有精英資格的曆史，畢福劍是這樣說的，他是一個超天才的長跑運動員，因為受到父親的影響才被終止了成長道路。
我們都知道，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就是一個超天才——所謂“一年兵、兩年黨、三年副部長”，不過那是一個超天才恰好得到了重用的例子。但是，林立果的超天才，跟畢福劍一比就差老鼻子了，畢福劍出身於1959年，1966年文革初期剛剛7歲，普通人這個時候不過是懵裏懵懂的上了小學一年級而已，但畢大天才卻進了省級運動隊，他還說自己1500米長跑成績業已達到了驚人的4分16秒。我把這個成績說給一位專業教練聽，這個教練說20歲左右的青年男性大學生1500米滿分成績是5分9秒，畢福劍7歲的成績說明他不是一般的天才，而是超級天才中間的超級天才。不管怎麽說，從畢福劍自己口述的家史看，老老畢和老畢都具有非常充分的精英資格，是真正的老子英雄兒好漢，但在毛時代卻沒有精英地位，這就是不正當，這是典型的“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
很顯然，畢福劍作為超天才長跑運動員的資格，不是一般人能夠達到的，這個小概率案例無法進行一般性分析，隻好先放在一邊。但是，他在後來的人生中間出人頭地的第一桶金如何獲得的過程，卻是很多人都有的經曆，是很常見的曆史現象，是可以進行類比分析的。而且，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所有向上爬成功的人士，都有一個共同的心得：如何積累自己的人力資本然後再恰如其分地賣出一個好價錢，因此，每一份有效的成功學，都需要首先追問如何有效地積累起稀缺的人力資本。
文革有很多極左措施，其中最集中的表現就是工農兵占領上層建築。而江青作為文革的旗手之一，她對於文藝路線的影響，或者說對於文藝界的資源配置和名利分配，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她不僅在樣板戲中間把帝王將相趕下去，還把工農兵請回舞台的中心來，還同時大量削減和壓縮對專業表演隊伍的投資，反過來卻極大地膨脹群眾性的文藝表演事業，這後來被包裝為社會主義文藝革命，結果是清楚的：過度貶低精英文藝同時過度拔高群眾文藝。江青所左右的文藝路線，及其相應的人力物力資源配置政策，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後，被精英們吐槽說：文革十年隻有八個樣板戲和一個作家，可見精英文藝在文革十年期間凋零到何等程度！據說，到了1975年的時候，在鄧小平及其手下熱心搜集的各種信息的幫助之下，毛教員也認為對於精英文藝的投入過低，所以他說沒有小說、沒有詩歌。但是，整個文革十年，群眾文藝卻是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這是典型的資源配置傾斜，當時幾乎每一個單位甚至是一個農村的小學，都要組織一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自編自演幾台節目，在附近社區和單位中間去流動演出。老田當時正在農村老家，八個樣板戲頂多看過一兩部電影，但是文藝宣傳隊的演出卻看過不少。
很明顯，畢福劍後來發跡的第一步，就在於他成為群眾文藝路線下的宣傳隊隊員。後文革時代，精英們把凡屬在文革路線中間得利的人士，均稱之為“文革餘孽”。畢福劍最初就是在群眾文藝路線的宣傳隊裏麵，積累了他後來向上爬的第一桶金——一種用於表演的專業人力資本，這種人在後文革時期遭遇到官學兩界的極度痛恨，通常都視之為“文革餘孽”。顯然，畢福劍就是一個這樣的文革餘孽：他生長在江青主導的群眾文藝路線之下，並由此選定了後來的人生道路。
後文革時代精英們瞧不起群眾文藝，把千千萬萬的群眾文藝演出機構及其創造的文藝形態等於零，然後，說隻有八個樣板戲和一個作家勉強算數，但是，雞窩裏也往往會飛出那麽幾隻金鳳凰，而畢福劍就是一個從群眾文藝的雞窩裏振翅高飛的金鳳凰，因跳孔雀舞而大紅大紫的楊麗萍也是宣傳隊員出身，名作家王安憶也有一個宣傳隊的起點。
一般而言，合格的成功學要揭示出：稀缺的技能和人力資本是如何積累的，以及這個成長過程中間人力資本積累的連續性原理。然後，個人的成功還需要一個外在的時勢，沒有一個合適的時勢，苦心積累的人力資本哪怕再稀缺，也不一定就能夠賣出好價錢來。但是，畢福劍在回顧自己的曆史的時候，也與後文革時期的精英們保持了一致：把自己在群眾文藝的雞窩裏的積累視為零，這就違背了成功學的基本原理。當然，選擇性地忘記一些事情，同時編造一些事情，能夠更為心安理得地說一些人的壞話，同時還能夠好不勉強地說另外一些人的好話。應該說，畢福劍的例子說明，政治立場是管總的，對一個人的認識塑造，總是先於經驗和事實起作用的。
四、統治階級再形成的製度競賽後果：資本主義不戰而勝？
老田偶然發現，政治傾向截然有別的人，都喜歡用人民這個詞匯來述說自己的觀點，尼克鬆甚至比毛教員更喜歡使用這個詞匯。不過，很明顯，兩個人所用人民的概念內涵是判然有別的，毛教員筆下的人民是指體力勞動者及其他不反對勞動者根本利益的群體，而尼克鬆嘴裏的人民，則近似於這樣一種三個代表“擁有較多文化資本、權力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精英階層。
對於三種資本代表或者資本化身的人民，尼克鬆是極為期許的，並把這個群體視為資本主義製度戰術社會主義製度的關鍵力量，而且尼克鬆哈認識到：階級化的中國不可能還堅持馬克思主義，也不可能最終保持共產黨政權的領導地位，隻要是階級一經在中國產生，上述兩個趨勢就是不可逆轉的：“直至鄧小平在1978年掌權之前，中國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所造成的後果是使中國人人都一樣窮。今天，一些人有機會賺錢擺脫貧困。鄧小平懂得，他必須作出抉擇：要麽是平等的貧窮，要麽是不平等的進步。他把赤貧的中國同在新加坡和香港和台灣的中國人所做出的成績進行比較之後，他選擇了有些不平等的進步，舍棄了不求進步的僵化的平等。”“中國人民對未來的新期望是絕對無法逆轉的。曆史的一條不愉快的教訓就是，沒有嚐過繁榮和自由的甜頭的人可以在兩者皆無的情況下度過一生。但是，一旦他們有了繁榮與自由，就不會拱手交讓，而。”（尼克鬆著、王觀聲等譯《1999年：不戰而勝》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第259、262頁）
根據老資格的資本政治家尼克鬆的經驗，隻要創造出先富先貴人群，這群人會自動地導向一個他們需要的製度，同時反對一切威脅他們喜歡那種製度的人或者思想，這是精英們注定“會以鬥爭進行捍衛”的事業。不得不說，尼克鬆代表了反共勢力中間學習能力最強大的領袖，1949年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指望中國的“民主的個人主義者”幫助搞垮共產黨政權，1959年的國務卿杜勒斯指望蘇聯世界內部起變化正式提出和平演變的期待，等到1988年尼克鬆寫《1999：不戰而勝》的時候，終於認識到這些不過都是胡說和夢囈，真正能夠主導中國走向的是黨內權力精英階層，是毛教員所說的黨內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主流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的兩頭同盟。花了差不多二十年，尼克鬆終於學到了毛教員在1960年代公開表述過的思想，並嫻熟地運用毛思想去分析社會製度的走向：是什麽人通過什麽樣的方式來完成反共事業？
對於畢福劍而言，有著堅定的政治立場，在正式的外交場合表述一下自己的立場，搞點反毛學舌、調侃解放軍、同情地主，即便不算是尼克鬆所說的以鬥爭進行捍衛的事業，也算是行使自己的言論自由。這都不算什麽問題，北大馬學會的同學們分析得很好，這是中國先富先貴人群的階級本能和感情皈依，是他本人情感和觀點最為真實的表達。
五、“謠翻中共”的主力軍及其話語策略：非毛化在新時期的政治效果
為什麽要抽象肯定同時具體否定毛澤東，說到底是為了保護共產黨政權的無形資產和合法性，這一點鄧小平看的很清楚，他說：如果否定毛澤東，“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係的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抽象肯定毛澤東的作用，隻是為了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這一點鄧小平是清楚的，畢福劍也不見得不清楚。但是，對於那些要實現“中國政治美國化”的公知們來說，通過造謠和醜化毛主席來抹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製度，這是官學兩界業已攜手實踐了三十多年的有效政治策略。
應該說，在官學兩界的緊密攜手努力三十年之後，各種關於毛主席的謠言早已經無損於主席本人的一根汗毛，甚至這些謠言的泛濫，在民眾中間還逐步地起到越來越多的“反作用”。畢福劍作為黨國著名的喉舌精英，對這一點應該是清楚的，今天繼續堅持傳播和捏造關於毛主席的謠言，實際上也抹黑不了毛主席，在老百姓中間頁貶低不了主席的地位，真正想要起到作用的反而是如何“謠翻中共”或者如前美國大使洪博培所言“扳倒中國”。換句說話，抹黑毛澤東在今天隻有一個效果：其消極麵是貶損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同時還有一個積極麵是茅於軾所公開宣稱的有助於推動中國政治美國化的轉型。
畢福劍本人就職於央視，是共產黨最主要的喉舌事業機構，畢福劍事件暴露出很多深層次的問題：除了“政治零操守”之外，對於如何“謠翻中共”事業也是很努力的，這兩者都值得提出來探討。很多自由派說中國缺乏新聞自由，中宣部各級機構就是專門管製輿論宣傳的。但是，這個管製的效果卻不怎麽樣，最影響管製效果的無疑是：大批的喉舌精英或者說新聞從業人員持有各種層次和程度的不同政見。中宣部的管製難題是：針對大批持有不同政見的喉舌精英，將要如何落實新聞管製的政策效果？
除非政治問題業已涉及到個人利害，精英成員就不存在任何政治操守，這種狀況老田姑且稱之為“政治零操守”。政治上的零操守現象，在精英階層中間表現非常普遍，最為集中的表現則是“吃意識形態飯”的社科精英和喉舌精英們。人們肯定不會陌生：很多黨校教授反共最積極，高校和社科院係統的學者們早已成為西方意識形態學科的二道販子。對於這些“五穀不分四體不勤”的謀道精英們來說，除了利益，早已經不存在操守不操守的問題了。
整個畢福劍事件中間，最能夠體現畢福劍政治零操守的，反而是他的道歉，這個道歉看不到一絲一毫的真誠意味，所包含的僅僅是如何消減事件的負麵後果，並不體現自身的觀點和胸臆，全部的謀算無非是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舍此之外，啥也沒有。
畢福劍作為一個著名的喉舌精英，就職於央視這樣的高大上喉舌機構，其所思所言在喉舌精英中間有相當的代表性，值得給出較為仔細的分析。本文就畢福劍自己對人口述的家史為線索，剖析畢福劍的深刻用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到：一個典型的喉舌精英是如何用謊言曆史去包裝自己的政治立場的？
一、喉舌精英的憶苦思甜：用虛假的謊言曆史去包裝真實的政治立場
在很大程度上，鄧小平上台意味著中國進入一個統治階級再形成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間，許多從前立身卑微的人士，變成了統治階級成員，跟隨這個統治成員地位的獲得，這些人從自身的際遇出發，有了明晰的“毛鄧時代兩重天”的感受，應該說，這是一種確立新的政治同盟的策略：創造出新製度真心誠意的擁護者群體同時給予他們更大份額的話語權。在中國的高校中間，有一個學術暴發戶群體叫做“新三界神話群體”——這些人多數於1977、1978、1979年進入大學，畢業後很短時間內就獲得了較高的學術-行政地位，在這群人中間也是立場先行的。而畢福劍則是一個在喉舌界混飯吃的暴發戶群體，這個暴發戶群體的基本特點是：受到正規教育不足同時缺乏起碼的知識和思想去理解曆史和政治，但是，這個暴發戶群體卻有著鮮明的好惡和政治立場，他們的言說基本上符合論證“毛鄧時代兩重天”那個特定時期的政治需要。相比較而言，學院派知識精英的謊言要用工得多，編造的謊言也相對完滿一下，而畢福劍這樣的喉舌精英就不一樣了，他隻能夠就自己有限的閱曆編造較為低級的謊言，因為謊言越是低級，破綻就越是明顯，這就特別有利於老田展開的分析。
一般而言，畢福劍這樣的喉舌精英，在運用謊言來編造曆史方麵，是不會有多大心理障礙的，同時也不會有多少知識準備的，所以，謊言是相當粗糙和浮皮潦草的，隻要具備最低限度的曆史知識，就容易揭穿。但是，不得不說，畢福劍這樣的喉舌精英，其政治立場是很堅定的，說真話達不到目的時，說謊話是不會有絲毫猶豫的。綜合起來，一句話，畢福劍代表了那種政治立場很堅定，同時在說謊言時很少願意花功夫搜集材料把謊言說的圓滿一點的人。當然，像畢福劍這樣能夠推銷低成本謊言的人，大量存在，這實際上意味著一種政治方麵的高水平保障起作用的結果，這種政治保障的效果是：說真話不如說假話的市場利潤高。
二、追問事實：老老畢到底是什麽時候下放的？
隻要具備起碼的黨史國史知識，就能夠識別出畢福劍這段話絕對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一場突如其來的‘文革’風暴擊碎了少年畢福劍的體育冠軍夢，老中醫出身的父親一夜之間成了右派，舉家從大連流放到遼寧金縣大孤山公社王家村勞動改造。一切宛若在夢中，畢福劍在遼寧青年隊僅受訓了一個多星期，就麵對夢斷賽場的打擊；父子相見抱頭痛哭，父親喚著他的小名：‘小海蠣子，是爹害了你呀！’畢福劍看著父親一把鼻涕一把淚的樣子，根本沒有搞明白思想上進的父親為什麽能跟政治叫板，栽了這麽大的跟頭。”聽起來很有愛，看起來很有真情實感，就跟真的似的，不得不說，喉舌精英在說謊的時候還是蠻拚的。
文革初期，劉少奇和鄧小平兩人確實曾經想要把文革搞成第二個反右，各地省市委派出工作組下到各個單位，在群眾中間也真的劃過左中右，但這個事情還沒有做完，毛教員回到北京了，結果劉鄧的劃右派“文革模式”就被毛教員的“個人專斷”予以強行終止了。不惟如此，1966年7月29日，劉鄧兩人還被迫在群眾大會上作虛假的檢討：承認犯下這個錯誤是因為認識不足，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隨之，全國各地就開始撤銷工作組，同時終止了劃右派的文革模式。畢福劍的父親即便是被內部劃成右派，也不可能因此被下放到農村。
而把黑五類家庭趕出城市，1966年全國隻有北京搞了驅趕“黑五類家庭”出北京的行動，這個行動是太子黨陳小魯、秦曉等人組織的“西糾”組織發出的第四號和第七號通令所倡議的，當時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當時第一書記李雪峰因為犯了鎮壓群眾的錯誤已經離職）賣力地執行了太子黨們這個倒行逆施的倡議，全國其他地區都沒有過這樣的行動。也就是說，劉鄧兩人確實想要把文革搞成第二個反右，但是剛剛著手就被毛教員破壞了，更沒有時間對右派進行下放處理。即便是北京有過驅趕黑五類家庭的舉動，但那也不是下放右派，因此，畢福劍這一段關於文革遭遇的敘述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我們以最大的善意去假定：畢福劍真有一個老中醫父親確實被下放到農村，如果真發生過此事，顯然事情隻能是發生在1962年。就農村地區的政策演變而言，1958年曾經搞過“大辦”，一些地區建立過很多正規的事業機構，三年困難過後需要大量壓縮機構精簡人員，1962年劉少奇和陳雲等人主持了“大下馬”，許多1958年後建立的機構被解散，新招募為正式員工被下放回原籍。這樣，假如老老畢1962年真被下放過的話，滿打滿算，他最多也隻是當了四年“吃商品糧”的城裏人，原本就是泥腿子出身，吃了四年商品糧也夠不上什麽出身高貴，偽裝受迫害的精英去擺弄曆史，明顯是資格不夠。
總之，假如畢福劍的父親真的曾經被下放農村的話，顯然，肯定不是因為文革初期被劃成右派，而是因為1962年壓縮機構造成的。硬要追究責任的話，追究到底是誰迫害老老畢的話，顯然，害慘畢福劍的人是劉少奇和陳雲，而不是毛澤東。退一萬步講，真的是文革初期被劃成右派，那個責任也是在劉少奇和鄧小平頭上，而不在毛澤東頭上。但是，畢福劍卻硬說是毛澤東把他們家害慘了，不得不說，政治認同的作用是很強大的，看在獲得了垂涎已久的統治階級地位份上，畢福劍不僅放過了鄧小平，還原諒了劉少奇和陳雲，最終把“階級苦和血淚仇”記在毛澤東頭上。當然，政治立場的驅動，除了要求畢福劍確立自己在政治上支持誰、反對誰之外，曆史知識的貧乏也是他說低級謊言的原因所在，要是他願意花點時間學習黨史國史，原本可以編造一些較為高級、不那麽容易被揭穿的謊言來的，那，老田今天要輕易揭穿他就不那麽容易了。
不過，說謊就是說謊，花那麽多冤枉時間幹嗎？花更多的時間去編織較為圓滿的謊言，向來不是喉舌精英們的義務，而是學院派精英學者們的職業利益所在。更何況，中國今天的政治氣候，已經保障了說謊話的市場利潤比說真話還高。所以，畢福劍編造低級謊言，是有著充分理由的。
三、出人頭地的第一桶金：作為超天才的畢福劍
立場比什麽都重要，至少對於畢福劍這樣的喉舌精英來說是這樣，這個立場要通過誰有利於確立自身的統治階級地位來界定。僅僅說自己想要爬上去，這個談不上多大的道義基礎，今天人人都想要往上爬。這麽說至少不利於在謊言市場上爭取最大化的利潤，所以，話要反過來說，說自己原本就有統治階級地位或者精英資格，是被毛澤東不得人心的害民政策剝奪了，這才能夠較好地爭取同情，因此，畢福劍在編造了老子英雄的謊言之後，就繼續編造兒好漢的謊言了。對於自己原本就應該擁有精英資格的曆史，畢福劍是這樣說的，他是一個超天才的長跑運動員，因為受到父親的影響才被終止了成長道路。
我們都知道，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就是一個超天才——所謂“一年兵、兩年黨、三年副部長”，不過那是一個超天才恰好得到了重用的例子。但是，林立果的超天才，跟畢福劍一比就差老鼻子了，畢福劍出身於1959年，1966年文革初期剛剛7歲，普通人這個時候不過是懵裏懵懂的上了小學一年級而已，但畢大天才卻進了省級運動隊，他還說自己1500米長跑成績業已達到了驚人的4分16秒。我把這個成績說給一位專業教練聽，這個教練說20歲左右的青年男性大學生1500米滿分成績是5分9秒，畢福劍7歲的成績說明他不是一般的天才，而是超級天才中間的超級天才。不管怎麽說，從畢福劍自己口述的家史看，老老畢和老畢都具有非常充分的精英資格，是真正的老子英雄兒好漢，但在毛時代卻沒有精英地位，這就是不正當，這是典型的“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
很顯然，畢福劍作為超天才長跑運動員的資格，不是一般人能夠達到的，這個小概率案例無法進行一般性分析，隻好先放在一邊。但是，他在後來的人生中間出人頭地的第一桶金如何獲得的過程，卻是很多人都有的經曆，是很常見的曆史現象，是可以進行類比分析的。而且，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所有向上爬成功的人士，都有一個共同的心得：如何積累自己的人力資本然後再恰如其分地賣出一個好價錢，因此，每一份有效的成功學，都需要首先追問如何有效地積累起稀缺的人力資本。
文革有很多極左措施，其中最集中的表現就是工農兵占領上層建築。而江青作為文革的旗手之一，她對於文藝路線的影響，或者說對於文藝界的資源配置和名利分配，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她不僅在樣板戲中間把帝王將相趕下去，還把工農兵請回舞台的中心來，還同時大量削減和壓縮對專業表演隊伍的投資，反過來卻極大地膨脹群眾性的文藝表演事業，這後來被包裝為社會主義文藝革命，結果是清楚的：過度貶低精英文藝同時過度拔高群眾文藝。江青所左右的文藝路線，及其相應的人力物力資源配置政策，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後，被精英們吐槽說：文革十年隻有八個樣板戲和一個作家，可見精英文藝在文革十年期間凋零到何等程度！據說，到了1975年的時候，在鄧小平及其手下熱心搜集的各種信息的幫助之下，毛教員也認為對於精英文藝的投入過低，所以他說沒有小說、沒有詩歌。但是，整個文革十年，群眾文藝卻是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這是典型的資源配置傾斜，當時幾乎每一個單位甚至是一個農村的小學，都要組織一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自編自演幾台節目，在附近社區和單位中間去流動演出。老田當時正在農村老家，八個樣板戲頂多看過一兩部電影，但是文藝宣傳隊的演出卻看過不少。
很明顯，畢福劍後來發跡的第一步，就在於他成為群眾文藝路線下的宣傳隊隊員。後文革時代，精英們把凡屬在文革路線中間得利的人士，均稱之為“文革餘孽”。畢福劍最初就是在群眾文藝路線的宣傳隊裏麵，積累了他後來向上爬的第一桶金——一種用於表演的專業人力資本，這種人在後文革時期遭遇到官學兩界的極度痛恨，通常都視之為“文革餘孽”。顯然，畢福劍就是一個這樣的文革餘孽：他生長在江青主導的群眾文藝路線之下，並由此選定了後來的人生道路。
後文革時代精英們瞧不起群眾文藝，把千千萬萬的群眾文藝演出機構及其創造的文藝形態等於零，然後，說隻有八個樣板戲和一個作家勉強算數，但是，雞窩裏也往往會飛出那麽幾隻金鳳凰，而畢福劍就是一個從群眾文藝的雞窩裏振翅高飛的金鳳凰，因跳孔雀舞而大紅大紫的楊麗萍也是宣傳隊員出身，名作家王安憶也有一個宣傳隊的起點。
一般而言，合格的成功學要揭示出：稀缺的技能和人力資本是如何積累的，以及這個成長過程中間人力資本積累的連續性原理。然後，個人的成功還需要一個外在的時勢，沒有一個合適的時勢，苦心積累的人力資本哪怕再稀缺，也不一定就能夠賣出好價錢來。但是，畢福劍在回顧自己的曆史的時候，也與後文革時期的精英們保持了一致：把自己在群眾文藝的雞窩裏的積累視為零，這就違背了成功學的基本原理。當然，選擇性地忘記一些事情，同時編造一些事情，能夠更為心安理得地說一些人的壞話，同時還能夠好不勉強地說另外一些人的好話。應該說，畢福劍的例子說明，政治立場是管總的，對一個人的認識塑造，總是先於經驗和事實起作用的。
四、統治階級再形成的製度競賽後果：資本主義不戰而勝？
老田偶然發現，政治傾向截然有別的人，都喜歡用人民這個詞匯來述說自己的觀點，尼克鬆甚至比毛教員更喜歡使用這個詞匯。不過，很明顯，兩個人所用人民的概念內涵是判然有別的，毛教員筆下的人民是指體力勞動者及其他不反對勞動者根本利益的群體，而尼克鬆嘴裏的人民，則近似於這樣一種三個代表“擁有較多文化資本、權力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精英階層。
對於三種資本代表或者資本化身的人民，尼克鬆是極為期許的，並把這個群體視為資本主義製度戰術社會主義製度的關鍵力量，而且尼克鬆哈認識到：階級化的中國不可能還堅持馬克思主義，也不可能最終保持共產黨政權的領導地位，隻要是階級一經在中國產生，上述兩個趨勢就是不可逆轉的：“直至鄧小平在1978年掌權之前，中國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所造成的後果是使中國人人都一樣窮。今天，一些人有機會賺錢擺脫貧困。鄧小平懂得，他必須作出抉擇：要麽是平等的貧窮，要麽是不平等的進步。他把赤貧的中國同在新加坡和香港和台灣的中國人所做出的成績進行比較之後，他選擇了有些不平等的進步，舍棄了不求進步的僵化的平等。”“中國人民對未來的新期望是絕對無法逆轉的。曆史的一條不愉快的教訓就是，沒有嚐過繁榮和自由的甜頭的人可以在兩者皆無的情況下度過一生。但是，一旦他們有了繁榮與自由，就不會拱手交讓，而。”（尼克鬆著、王觀聲等譯《1999年：不戰而勝》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第259、262頁）
根據老資格的資本政治家尼克鬆的經驗，隻要創造出先富先貴人群，這群人會自動地導向一個他們需要的製度，同時反對一切威脅他們喜歡那種製度的人或者思想，這是精英們注定“會以鬥爭進行捍衛”的事業。不得不說，尼克鬆代表了反共勢力中間學習能力最強大的領袖，1949年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指望中國的“民主的個人主義者”幫助搞垮共產黨政權，1959年的國務卿杜勒斯指望蘇聯世界內部起變化正式提出和平演變的期待，等到1988年尼克鬆寫《1999：不戰而勝》的時候，終於認識到這些不過都是胡說和夢囈，真正能夠主導中國走向的是黨內權力精英階層，是毛教員所說的黨內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主流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的兩頭同盟。花了差不多二十年，尼克鬆終於學到了毛教員在1960年代公開表述過的思想，並嫻熟地運用毛思想去分析社會製度的走向：是什麽人通過什麽樣的方式來完成反共事業？
對於畢福劍而言，有著堅定的政治立場，在正式的外交場合表述一下自己的立場，搞點反毛學舌、調侃解放軍、同情地主，即便不算是尼克鬆所說的以鬥爭進行捍衛的事業，也算是行使自己的言論自由。這都不算什麽問題，北大馬學會的同學們分析得很好，這是中國先富先貴人群的階級本能和感情皈依，是他本人情感和觀點最為真實的表達。
五、“謠翻中共”的主力軍及其話語策略：非毛化在新時期的政治效果
為什麽要抽象肯定同時具體否定毛澤東，說到底是為了保護共產黨政權的無形資產和合法性，這一點鄧小平看的很清楚，他說：如果否定毛澤東，“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係的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抽象肯定毛澤東的作用，隻是為了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這一點鄧小平是清楚的，畢福劍也不見得不清楚。但是，對於那些要實現“中國政治美國化”的公知們來說，通過造謠和醜化毛主席來抹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製度，這是官學兩界業已攜手實踐了三十多年的有效政治策略。
應該說，在官學兩界的緊密攜手努力三十年之後，各種關於毛主席的謠言早已經無損於主席本人的一根汗毛，甚至這些謠言的泛濫，在民眾中間還逐步地起到越來越多的“反作用”。畢福劍作為黨國著名的喉舌精英，對這一點應該是清楚的，今天繼續堅持傳播和捏造關於毛主席的謠言，實際上也抹黑不了毛主席，在老百姓中間頁貶低不了主席的地位，真正想要起到作用的反而是如何“謠翻中共”或者如前美國大使洪博培所言“扳倒中國”。換句說話，抹黑毛澤東在今天隻有一個效果：其消極麵是貶損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同時還有一個積極麵是茅於軾所公開宣稱的有助於推動中國政治美國化的轉型。
畢福劍本人就職於央視，是共產黨最主要的喉舌事業機構，畢福劍事件暴露出很多深層次的問題：除了“政治零操守”之外，對於如何“謠翻中共”事業也是很努力的，這兩者都值得提出來探討。很多自由派說中國缺乏新聞自由，中宣部各級機構就是專門管製輿論宣傳的。但是，這個管製的效果卻不怎麽樣，最影響管製效果的無疑是：大批的喉舌精英或者說新聞從業人員持有各種層次和程度的不同政見。中宣部的管製難題是：針對大批持有不同政見的喉舌精英，將要如何落實新聞管製的政策效果？
除非政治問題業已涉及到個人利害，精英成員就不存在任何政治操守，這種狀況老田姑且稱之為“政治零操守”。政治上的零操守現象，在精英階層中間表現非常普遍，最為集中的表現則是“吃意識形態飯”的社科精英和喉舌精英們。人們肯定不會陌生：很多黨校教授反共最積極，高校和社科院係統的學者們早已成為西方意識形態學科的二道販子。對於這些“五穀不分四體不勤”的謀道精英們來說，除了利益，早已經不存在操守不操守的問題了。
整個畢福劍事件中間，最能夠體現畢福劍政治零操守的，反而是他的道歉，這個道歉看不到一絲一毫的真誠意味，所包含的僅僅是如何消減事件的負麵後果，並不體現自身的觀點和胸臆，全部的謀算無非是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舍此之外，啥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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