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罪責的追究
——二戰勝利七十周年思辨之一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七十周年紀念年。
當年作為二戰軸心國的德、意、日三國中，德國和意大利整個民族和國家已經從那段曆史沉痛教訓中徹底脫胎換骨獲得新生，得到全世界普遍認同。唯有日本，因為戰後特殊的原因成為一個怪胎，至今還和二戰時未曾消散的陰魂勾勾搭搭、拉扯不斷、明通款曲、暗送秋波，仍然年年招魂拜鬼，年年陰陽勾聯。
對於二十世紀上半葉日本發起的侵華和太平洋戰爭罪責，誠如眾所共識，固然首先應該追究日本天皇、日本軍部和日本政府高層的責任，這是毫無疑義的。二戰結束後，之所以沒有追討日本天皇的罪責，並非日本天皇無罪可究，而是有人出於一己私利，欲借助日本天皇在日本社會的傳統權威達到統治日本社會，進而包攬利用日本的綜合資源、戰略地位和地緣政治為自己的全球戰略謀取私利的目的。與戰後德國被美、蘇、英、法等戰勝國共同占領不同，當時占領日本的隻有一家獨大的美國，由獨沽一味的占領者根據一己的需要隨意揉捏決定日本乃至周邊本不屬於日本領土的那些島嶼的命運，由此衍生的一係列結果就失去了公平、公道、公理和公義，導致許多原本清晰無疑的曆史舊賬如今盤根錯節，令當事國之間產生齟齬、矛盾從而使主事者從中漁利，成為一筆極具爭議的糊塗賬，難以一一恢複原本應有之義，無法達成相關國家的共識。
如果將上述所應追究的諸項戰爭罪責放置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之下進一步深究，這些戰爭決策者畢竟隻占社會總人口的極少數。倘若沒有廣泛的社會基礎，他們的政治能量就極其有限，很難振臂一呼就將整個日本民族成功地捆綁在滾滾開動的戰車上。到底什麽是發動這場戰爭的社會基礎？這是至今未能引起世人深思和重視的嚴重問題。
仔細回顧日本發動侵華和太平洋戰爭的整個曆史過程，我們發現日本社會除了占人口比例極少數的日本共產黨曾經有過微弱的反戰聲音之外（我們在此應當向這些為數不多的反戰日本良心表示敬意，盡管他們很快就被政府投入監獄而銷聲匿跡），幾乎沒有其他社會政界、黨派、軍界、知識階層和社會工農大眾在政府開動戰爭機器時發出任何反對的聲音。相反，我們隨便就可以找到來自民間對於日本天皇、軍界和政府決策戰爭的支持和響應，很容易發現日本軍國主義的毒瘤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和豐沃的民間土壤。當軍國主義戰車隆隆啟動時，日本社會上下一致的民族戰爭意誌，絲毫不遜於——甚至可以說遠遠強於侵華戰爭發動之後我中華民族對於抵禦外辱、反對侵略的民族意誌。這邊廂在我們民族麵臨著日寇鐵蹄蹂躪之際還糾纏於“攘外必先安內”，以及各方軍閥劃地割據的時候，那邊廂日本社會整體卻為了開動戰爭機器而真正實行了全民族的“萬眾一心”。為什麽我中華民族擁有數倍於日本的人口，擁有數十倍於日本的國土，卻奈其入侵魔爪於不何？除了當時我們國力確實不濟之外，我們的民心不齊當是最為重要的原因。日本軍隊在二戰中每取得一個戰役、戰鬥的勝利，都和日本整個民族、整個社會的全力支持密不可分；日本軍隊在被侵略國及其本土每受到一次挫折、失敗乃至最後投降，都能夠感受到日本整個民族而不是個別人或少數高層彌漫在焦慮、凝重、沮喪和絕望的氛圍之中。
概言之，日本民族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整體意識。這本是很值得我們中華民族學習和仿效的地方。但是，當憂患意識和整體意識在被軍國主義駕馭之時，就會成為戰爭的溫床。今天，日本國民很少從自身（個人）角度反思日本在二戰時所犯下的罪行。他們似乎認為那是他們祖上時政府的事，和他們自身的階層、他們自己作為整體一分子沒有什麽幹係。他們不認為那時開動外侵戰車的狂人和他們自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而認為戰爭罪責與他們自己相去甚遠。他們沒有意識到正是由於身處與他們地位相同的每一位平民，都竭力盡責支持戰爭的決策者以期從戰爭行為中獲取國家、社會乃至自身的實在利益，才能夠為外侵戰車加足馬力從而使戰爭由飄渺的思緒成為嚴峻的現實。他們甚至認為作為一介平民，他們自己就是戰爭的受害者而不是戰爭的加害者。他們至今認為紀念戰犯的行為完全合乎他們的民族傳統和道德標準，無悖於國際關係準則，而他們在靖國神社的追思慎遠隻是遵行民族傳統而不是承接、延續戰犯們的軍國主義幽靈進而無形中為下一場戰爭積聚能量並為其找尋道義理由。
作為那場戰爭的最大受害者，我們則為了顯示自己的包容大度及和平願望，僅僅將戰爭的罪責最小限度地限製在對日本軍部、日本政府那少數戰犯範圍內，頂多還加上對日本天皇的追究上，卻羞於追究全力支持戰爭決策的日本廣泛的社會基礎的罪責並放棄戰爭賠償，還美其名曰將少數戰爭發動者和廣大日本人民區別開來。在社會的金字塔中，政府和人民之間從來就沒有什麽不可逾越的鴻溝。在有些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有什麽樣的政府就有什麽樣的人民，譬如在八十年代後的二、三十年間，中國政府決策者無所不用其極地全麵追求經濟實惠，全盤放棄理想信仰，以致出現十億人民九億商以及社會道德全麵淪喪的人民；更多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會有什麽樣的政府這種情形。如果戰前大多數日本人民不是那麽一致支持政府所為，日本決不會是昨天的日本；如果戰後大多數日本人民都能從自身對國家發展方向形成的責任方麵反省曆史，日本也絕不會是今天的日本。這就是我們敦促日本人民從自身角度反省戰爭責任的初衷。其實，讓每一個日本民眾從心底認知他們對於那場戰爭的社會罪責，並不是要求他們對戰爭受害者進行任何物質性補償，而是要他們從心底裏時刻警惕著他們的政府一旦撩動下一場戰爭的心思時就將其撲滅於青萍未起之初。
日本國民這種好戰的社會基礎從何而來？我們知道，日本民族的躍起，起始於明治維新的憂患意識；而真正讓日本民族嚐到戰爭甜頭、食髓知味而野心膨脹起來的，不能不說是甲午戰爭。這場將日本民族養得膘肥體胖、野心勃勃、全民受益（國家的戰爭行為直接導致國民個人受益，這是他們整體意識的曆史淵源之一），卻使我中華民族嚴重失血、驟然倒退數十年的不義戰爭，注定了日本民族日後必然走上重蹈覆轍、向外擴張的道路。查甲午戰爭後中日“馬關條約”的諸項條款，條條令我中華民族失血、見肉、露骨，卻令日本民族從上至君臣百官、下至販夫走卒全民啖肉喝血，強其軍國、壯其經濟，而且還連帶令四圍環伺的虎狼賊心蠢動、胃口大開，使列強肆無忌憚地覬覦垂誕我中華沃土，隨之接踵而至的八國聯軍侵華和因此衍生的庚子賠款也就勢所必然了。悲哉，我中華民族！我們的懦弱、封閉、自大、自私、麻木、內鬥和渙散等等劣根性，鑄成了中國十九世紀後半葉、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民族大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