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論五四
(資中筠，湖南耒陽人，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博士生導師；)
我從不諱言自己一向是新文化運動精神的捍衛者。現在不想重複曆來關於“西化”與“傳統”之爭。隻想就當前來自兩方麵的否定“五四”精神的論點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其一，認為“五四”運動反傳統過分，甚至把當時的非孔與文革的“批林批孔”相提並論。把“文革”浩劫後的文化斷裂歸咎於“五四”的反傳統。此說主要發源於海外華人學者，近年來也頗盛行於內地。
其 二，認為“五四”受法國革命影響太大，而沒有引進英美模式的漸近改良，使激進思想占上風，終於導向追隨蘇俄十月革命的暴力模式，以致我們現在還承其弊。這 一派還認為文化改造並非中國的關鍵問題，關鍵是要建立憲政、民主製度，“五四”健將們致力文化革新是重點錯了。照此邏輯，等於是把後來妨礙我國走向民主憲 政之障礙歸咎於五四運動。
當前影響較大的觀點是第一種，所以本文也著重討論第一種：
一、決不能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文革”相提並論
由於“五四”期間有人提出過“打倒孔家店”，流傳至今，把這句話概括為新文化運動的“口號”，這本已是極端簡單化的以偏概全，又與五十多年後的“批林批孔”運動相附會，人雲亦雲，似乎“五四”應為後來的“文革”負責的罪名就成立了。其實這是經不起認真分析的。
第 一，主要力量。“五四”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身受傳統文化的浸淫，有很深的舊文化底蘊的飽學之士，決非盲目的批判和揚棄。在這個高度上，他們對外來文化就有 判斷力，知道如何取其精華。另外，他們是一批手無寸鐵的讀書人，無權無勢，完全是憑著自己的智慧、良知和對民族社會的責任感。而他們的對立麵是強大的政 治、軍事權力，和全社會的頑固習慣勢力，因此需要大聲疾呼，有一些語言比較激烈也不足怪。
第 二，方向。五四運動反傳統的方向是向前進的。當時為什麽要反傳統？因為頑固的舊禮教、僵化的思想和習慣勢力如果不打破的話，新思想進不來，製度改革無從談 起，民族無法新生。今天我們可以從容不迫地來研究儒學，可以有各種詮釋和理解。但是不應忘記，幾千年的皇權專製是以孔孟之道為說辭的，種種罪惡也假此以 行。前麵提到，晚清的仁人誌士已經意識到文化革新的必要性，“五四”隻是代表一個高潮，成為“新文化”的符號，其方向是向科學和民主推進。
第 三，客觀效果。如果尊重客觀事實的話，應該承認，整個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化並沒有斷裂，而且無論是在道德倫理上還是在各個領域的建設中都有中西優勢互補 的成果。我國現代教育文化、新聞、出版、實業，包括前幾年舉行百年校慶的許多著名中學和名牌大學，都奠基於那個時期。近年來關於20世紀上半年的文化、人 物的研究和介紹方興未艾，是大好事。那一代人所體現的人格、精神和學養以及他們對中華民族振興的貢獻，是存亡繼絕而不是斷裂。特別是那一代知識分子都經受 了抗日戰爭的考驗。以西南聯大為代表（當然絕不止西南聯大），在民族危亡之際，他們發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傳統，“天下興旺、匹夫有責”。從相當優越的 生活條件跌到最底層，貧病交加，依然弦歌不輟，在艱苦卓絕之中堅持下來了，而且那個時候最出成果、最出人才，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道德的最高境界：“貧賤不 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同時又體現了新的民主、科學精神。他們這一代或兩代知識分子，都經曆過“五四”的洗禮，應該就是五四運動的產物和繼承 者。文化斷裂了嗎？如果在文化上沿著那樣一條道路走下去，我們也許不至於陷入今天的困境。
第 四，追求真理的言論空間。“五四”前後的思想辯論是無拘無束暢所欲言，可以說是在春秋戰國之後最大範圍的百家爭鳴，沒有外力的壓製，也沒有什麽權威來“定 於一尊”。它所起的作用就是打破迷信，解放思想，使其他選擇都成為可以想象的。所以上世紀20～40年代複古與疑古，尊孔與非孔並存，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思 潮都在中國的思想舞台上發出過聲音，各有代表人物，包括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即國家社會主義）……隻 不過有的隻是曇花一現，有的則影響深遠。
所以我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一場啟蒙運動，其對象是上麵的專製主義和下麵的奴隸主義，作用是解放思想。“五四”精神概括起來就是承載了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知識分子吸取外來文化之精華，以振興我中華。
反觀“文革”的“批林批孔”，在上述幾個方麵都是完全相反的。
首先，主要力量。“文革”是最高掌權者發動，服務於高層的權力鬥爭，是政治鬥爭甚至是政治陰謀的工具，全民被迫盲目追隨，誰也不知道孔子和林彪有何關聯。這是一場悲劇和鬧劇，與“五四”的反傳統風馬牛不相及。
第 二，方向。是進一步走向專製。“文革”本身一頭是高度集權，另一頭是被剝去理性的群氓，上下結合聲勢浩大的造神運動。“批儒揚法”，樹立的是秦始皇，宣揚 “百代都行秦法製”。有一則我親曆的故事，類似“黑色幽默”：“批林批孔”初期，張良是被認為“反動”的，因為他代表“沒落的奴隸主貴族勢力”曾企圖刺殺 代表“先進的法家”的秦始皇。我一位同事因工作於此時出國，過了8個月他回國後發現在統一的宣傳口徑中張良變成了“好人”，因為他輔佐劉邦有功，而劉邦， 當然還有呂後，是被肯定的“先進勢力”。他惑然不解，問我怎麽回事。我說：在你出國期間張良的思想改造好了！總之，那場荒謬的運動不是解放思想而是高度禁 錮，反科學而歸愚昧，反民主而強化專製，而且“在一切領域內實行專政”。與“五四”精神百分之百背道而馳。
第 三，客觀效果。那才是真正的文化的斷裂，在“與一切傳統決裂”的口號下，不論中國的、西洋的、蘇東的、古今中外所有新舊文化都被否定，隻剩下一部“紅寶 書”，“八個樣板戲”。一代人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機會，已經學到的文化則進行“去文化化”的清洗。曆史完全被隔斷。但是也不是完全“斷裂”，繼承的是皇權專 製中最黑暗、最殘酷的糟粕，國民性中最惡的劣根性得到張揚。“文革”使一代人受害，而“五四”使幾代人受益。我們今天如果還有不絕如縷的新文化的一線傳 承，還是受益於“五四”前後的那幾代人。“上山下鄉”之後有幸重新上大學的一代人，趕上了受業於劫後餘生碩果僅存的老先生們，應該體會最深。
第 四，追求真理的言論空間。與“五四”時代的百家爭鳴相反，“文革”時期思想專製和文字獄達到空前的程度（希望是“絕後”），一言喪命，屢見不鮮。這是許多 人記憶猶新的，不必贅言。如果沒有70年代末那場關於真理標準的辯論，我國後來的三十年改革將無法啟動，所以那場辯論應該可以算一次“再啟蒙”。
因此，“五四”的反傳統與“文革”的批林批孔在本質上是完全相反的，根本不可相提並論。
(資中筠，湖南耒陽人，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