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 用數據分析中國高層政治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記者 張歡 王大騏 發自華盛頓 日期：2011-12-02
李成的研究方法是建立龐大的數據庫，然後分析其中規律，最終得出結論（圖/本刊記者 薑曉明）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高層政治既神秘，又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話題。
同樣的問題對於李成來說，就顯得不是那麽不可捉摸。盡管他也承認，有不可預測的因素會影響到他研究的準確程度。
李成是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資深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美中關係，以及中國政治和中產階級。他還是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美國國會中國工作組顧問團隊、美國對外關係理事會、“百人會”等機構的重要成員。
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點球成金》是今年美國熱映的一部電影，主要情節是皮特扮演的棒球隊總經理利用計算機數據分析，對球隊進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讓奧克蘭一家不起眼的小球隊能夠與紐約揚基隊比肩。
李成的研究方法和電影裏的皮特很有些相似，都是建立龐大的數據庫，然後分析其中規律，最終得出結論。隻不過，李成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國政治高層的人事變動——這常被認為是地球上最沒有規律的幾個研究課題之一。
和外界的想象不同，李成和布魯金斯學會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公開的，他對於中國高層人事動態的英文和中文分析也都能從互聯網上下載到——當然，在國內打開這樣的網頁，有時會顯示404頁麵。
華盛頓雲集了美國一千多家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是其中最負盛名的一家，連續多年被評為全球第一智庫。在這所距離國會山和白宮都不遠的機構裏，雲集了全世界最好的一些研究人員，無論是中國的中產階級還是阿拉伯世界的民眾運動，它們都早有涉獵，而它們最著名的研究項目是外交關係、全球經濟和美國國家治理。
2009年，布魯金斯學會開展了一場有關“中國憤青”的研討會，請來了李開複和《紐約客》駐京記者歐逸文等對華研究的資深人士。在時任布魯金斯學會副總裁兼外交政策研究計劃主任（後任美駐墨西哥大使）卡洛斯•帕斯誇爾看來，這些年輕人中的“憤青”往往有反美和狂熱民族主義傾向。這些年輕人秉持的政治觀點會否對美中關係造成潛在的衝擊？當他們在政府或商界占據領導地位時，這些觀點是否會影響他們？
李成是這次討論的發起者和主持人，像這樣的討論每天都在進行。我們來到布魯金斯學會時，公告欄裏有不同研討會的信息，而每位研究員每天都能收到華盛頓各家智庫的信息。在全球主要媒體中，幾乎每天都有布魯金斯研究員的時評和分析。當美國成為主宰地球的最重要政治力量時，智庫研究員提供的信息將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世界的發展進程。
美國學者保羅•迪克遜認為思想庫是美國的第四種權力，托馬斯•戴伊則把思想庫看作美國政治決策過程中一種發揮中心作用的協調機製。一種更形象的說法是把智庫比作“旋轉門”——智庫成員的身份在政要與研究者之間變換。“旋轉門”機製使得知識與權力得到了最有效的結合，不但使美國政治保持了活力和有效性，也使智庫成為政府培養和儲備人才的港灣。
以本屆奧巴馬政府為例，從布魯金斯學會走出去的政府高官就有十幾位：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薩默斯、美國駐聯合國特使賴斯、副國務卿斯坦伯格、國安會亞洲主任貝德、白宮預算辦公室主任彼得•奧斯傑葛、主管反恐協調的助理國務卿丹尼爾•本傑明、駐北約大使伊沃•達爾德等。
在希拉裏競選民主黨總統提名時，李成出任了競選團隊裏的中國政策顧問。如果當時是希拉裏贏得大選，李成很有可能會成為白宮幕僚中的一員。
近年來，中國政府亦越來越認識到智庫的重要性，除了中國社科院等傳統谘詢機構外，新的民間智庫也開始發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前副總理曾培炎領銜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這家智庫雲集了大批前政府高官。
對比中美兩國智庫，李成認為，一家好的智庫更應該讓研究員通過真正意義上的研究，通過數據、問卷調查、統計分析來說明問題，而不是讓明確的政治走向來決定問題。
采訪後，李成留給攝影師拍照的時間很短，他馬上要去隔壁的會議室開會——美國商務部長約翰•布賴森來訪了。
通過數據來說明問題
人物周刊：你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中國政治領導人的更替，你的研究工具是什麽？怎麽能夠保證自己收集到足夠有用的信息？
李成：早期都是憑借中國官方公開的資料，尤其是《人民日報》、新華社。我是從1987年開始建立資料庫，積累的東西也在不斷更替和升級，現在已有兩萬個中國精英的資料，包括黨、政、軍、地方、企業、教育。比如高校係主任以上的都會有。另外還有專題分類比如說海歸、清華校友網，金融精英等等。但主要是高層黨政幹部，比如十三大以來所有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材料。
我有很多助手，我會投入很多精力訓練助手。數據輸入要花很長時間，如果做得不好，結果都是無效的。現在隨著中國的開放，很多資料都是公開的。即使這樣，十七大的371個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也會有一兩個人資料不全，即便他們的級別都已經非常高了。
人物周刊：對於很多中國民眾來說，高層政治還是顯得很神秘，你通過對公開數據的整理能得出什麽結論？
李成：有許多趨勢是可以總結出來的，可以看出很多新的格局。在1987年，當時還是十三大，我就首先預測了中國技術官僚的崛起。之前的十二大是沒有技術官僚的，三十來個省和直轄市的書記和省市長、近三十個正部長，隻有一個人是技術官員，就是李鵬，當時他是電力部部長。就是一個人，才2%。5年以後就變成30%。
但是看副職數據就可以分析預測了，尤其是省委副書記、常務副省長、第一副部長，他們中較年輕的都很有可能晉升。1980年代，包括1990年代初，西方社會是否認中國有技術官僚的，但從這個角度分析，技術官僚將構成中國第三代和第四代領導層的主體。
當時幹部的文化結構都是很低的，1978年，大學畢業生在政治局裏麵隻有23％，在縣級幹部裏麵是2%，軍隊將領是4%。後來政治局就幾乎是100%，其他也都是90％以上。當然你可以說有些學曆不正規，但畢竟還是拿了學曆的。這些情況通過大量數字是完全可以反映出來的。
另外，還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地方和學校的淵源，比如清華的畢業生有多少。我在1991年博士論文中就用數據指明了“清華校友”的崛起。1990年，當時很少有人去清華做社會科學研究，我就去研究清華的關係網，所以精確知道他們這些人以後會上升很快。
人物周刊：你會把和中國領導人見麵作為研究手段麽？
李成：現任政治局委員當中有將近一半人我都見過，但這方麵資源我很少用。有時候是訪談，大多是跟代表團一起見麵。如果不是正式的、經過雙方同意的訪談，我就絕對不會用於我的寫作和評論。
雖然有很多機會進行近距離地觀察，但我更多的還是通過數據來說明問題。比如現在技術官僚比例開始下降了，從資料庫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2002年，技術官僚數量到頂峰，占高層領導的70％還多。但現在已經開始下降了，回到百分之三四十。
人物周刊：在你看來，校友網在中國是一個很重要的關係網？
李成：也許不一定是最靠譜的，但是很重要的一個關係網。黃埔軍校是中國軍官的搖籃，國共軍隊當中很多人都是黃埔軍校的，你說能沒有淵源嗎？沒辦法，這是每個人跟每個人的關係，太複雜了，要花太多精力，而且有時候複雜到你很難做出結論。但是中國1955年授銜，十大元帥有5個都是黃埔軍校出去的，大將比例更高。同學關係太重要了，現在很多人是去讀EMBA，就是搞關係去了。
資料庫是一個很重要的方法，但有很多的東西，比如說家庭背景，在資料庫裏是看不出來的，這個需要一些外界資料。這些資料當中很多也是錯的，一方麵是某人並不是高幹子弟，卻把他說成高幹子弟，這種情況有很多；另一方麵，很多人其實是高幹子弟，但媒體從來沒刊登報道過，而且這個比例很高。
“研究的獨立性很重要”
人物周刊：美國一些利益集團或者一些大公司會不會從你這裏定製一些研究報告，比如他們想知道中國的某一方麵領導人在想什麽，或者某些策略走向什麽的。
李成：我以前做大學教授的時候有，但是到布魯金斯工作後比較少，本身工作很忙，而且所有的成果都是公開的。我們不做秘密的東西，但我們會給美國領導人做簡報。
簡報沒有什麽，其實就是谘詢，這是經常做的，我們也會給中國領導人做簡報。我們所有的研究報告都是公開的，沒有什麽秘密的部分。
人物周刊：布魯金斯學會是沒有秘密報告的？
李成：是的。研究的獨立性很重要，如果損失你的獨立性，價值就大打折扣。不僅我們中國中心沒有，其他中心也沒有。作為個人，有些研究人員也許會做一些，但這不能代表布魯金斯。可以離開、請假，比如說你到政府部門去做顧問，就得馬上離開布魯金斯，如果你給競選總統做選舉顧問，不能用布魯金斯的名義。
人物周刊：那你在希拉裏團隊的時候，也是離開嗎？
李成：2008年總統選舉時，我們布魯金斯外交研究項目隻有一個人離開，就是賴斯，現在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我沒有離開，但隻能是業餘時間。不能占用辦公時間，也不能用辦公室電話，都是周末、晚上來做的。包括Email、複印東西也是不可以的，這是一個原則，而且更不能對媒體說你是布魯金斯研究員。
有時候會有一些模糊地區，我不想說我們非常神秘或者非常嚴謹。至少我們總要開會，每年都要簽字強調這一點。到選舉那一年，經常會收到布魯金斯管理部門的Email，提醒大家不能夠做什麽。
人物周刊：那在布魯金斯學會這樣的智庫做研究員和在大學當教授的區別在哪裏？
李成：大學是有終身教授的，目的就是要更多保護學術自由。智庫大多數時候是沒有鐵飯碗的。在一定程度上講，智庫更接近於商界或者政界，有自己的一套規範。在最好的智庫，研究人員可以在著名大學做學科領頭人。很多大學的教授，尤其是政治學經濟學方麵的，也會跟智庫有非常密切的往來，有時候是兼職或者客座。布魯金斯的研究人員不到100人，但也有100個左右的客座研究員。
人物周刊：基辛格先生在回憶錄上提到，在製定政策時，經常需要跟“外腦”探討。如果現在奧巴馬總統要製定一項對華政策，你們會給他提供一種解決方案麽？
李成：是這樣的。這也跟總統本身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以及具體什麽議題。有些議題是我們布魯金斯準備的，曆史上，在聯合國的建立、美國稅務係統形成等方麵，布魯金斯是有影響的。
有的總統比如小布什總統，可能聽智庫比較少一點，而有些總統聽智庫多一點，這個很有意思。在環境能源問題上，布魯金斯起了很大的作用。伊拉克、阿富汗戰爭的許多主要研究人員都在我們這裏，這方麵的影響是很大的。總統自己有主意，總統谘詢經常會有，但他是不是采納也是個問題。
比如說我們的中國中心，之前3個總統的亞洲主管都從我們這裏出來或離開白宮後就來我們中心工作，這方麵當然會有影響，而且他們經常會用我們這裏的人，來問一些具體的問題。但是，真正決策中哪個是直接影響的，不能一概而論。
軟實力的根本還是健康的公民社會
人物周刊：中美之間現在一個熱門的話題是中國應不應該繼續購買美國國債？布魯金斯有進行這方麵的相關研究麽？
李成：當然有。中國中心隻是研究一部分的，我們還有一個東北亞研究中心，以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負責。在經濟上還有全球化研究中心，好幾個部門都在研究。
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一方麵政治上非常敏感，中國的經濟購買力強大了，可如果你不買美國的，買哪裏的呢？其他地方也有危險，歐洲危險更大。美國的私有企業還是很健康，應該說美國經濟中長遠是好的，但是美國政府運作有問題。
另外，中國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國進民退、房地產泡沫、通貨膨脹這些問題非常尖銳。國家這麽強、這麽多錢，錢該怎麽用，應該創造性地看這些問題。中國經濟的轉型靠內需，隻有建立一個更完善的醫療保障係統，使民眾覺得有信心，但現在這個問題太大了，你沒有信心，造成資金外流。錢多是好事情，但在一定程度上講，又有危險性。
不論是買國債還是買公司，怎麽個投資法，我覺得是有待改進的，目前中國許多央企最關心的是這個問題。國家領導人要跟美國搞好關係。每次中國領導人出去，都是大宗采購，其實購買東西不是給人家好處，是大家雙贏。中國也有利益啊，但每次中國民眾特別失望，怎麽買了這麽多東西，西方還罵我們這個罵我們那個，所以整個事情都給講錯了，使領導人處於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中國也需要波音飛機，也需要空中客車，好像這種投資像是錢扔掉了一樣，這不是扔掉的。美國政治不是靠你控製行政部門就可以的，美國地方不滿意，美國國會不滿意，美國媒體不滿意，而且美國政治非常多元化。我覺得如果是出於政治目的來美國投資的話，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認為中國領導人能聽到類似你這種批評性建議麽？
李成：這裏有一個製度問題，美國有兩黨製，中國因為沒有一個牽製，所以主流智庫往往是說好話，說喜歡聽的話。在一定程度上講是製度限製了，但並不絕對。
人物周刊：對於明年召開的十八大，你現在會做什麽樣的研究分析？
李成：現在隻是大的一些比較和模塊分析，但實際上，在常委會和政治局委員的構成等方麵，我們隻能知道一個大概，隻能知道一些候選人，最終還是取決於明年的北戴河會議，以及北戴河會議結束後、十八大召開之前政治局常委會或政治局的最後一次討論。
做了二十多年的觀察，我當然知道中共作為一個執政黨其強項和弱點在哪裏。有很多辦法今天是對的，但到明天就成為了一個問題了。比如說退休年齡製度，這是合理的，是中國的一個特色，也能夠保證公正，但問題是一些地方官員五十多歲就要退下來，這是正當年華的時候，如果繼任者能做好還可以，如果做不好呢？所以我覺得這個模式最終也是要改變的，應該更多地通過選舉的機製。
地方官員五十幾歲就要下來，這就造成了59歲現象。關於選舉，中國有很多人怕，有誤解和畏懼心理。你可以做漸進的嘛，我完全同意漸進，完全同意黨內民主。
人物周刊：你還是想通過公開的數據和學術框架來進行研究？
李成：對，不然要犯判斷錯誤。首先你不要太聽信謠言、傳言，最後使自己難堪，很多傳言最後證明是假的。比如某位領導人去世的謠言，很明顯是假的：第一，有常委在海外出訪，第二，去世要馬上公布的。他的外甥還在外麵吃飯，兒子還在作報告，我們看了相關信息，你就知道這是假的。
人物周刊：可現實情況是，中國政治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因素，這會對你的研究造成什麽樣的幹擾？
李成：我在寫十七大預測分析文章的時候，已經有人告訴我關於接班人的內部信息，盡管當時覺得這個信息有一定的可信性，但我還是不願意修改我的分析，因為我更注重研究的結果。
人物周刊：如果以一個美國智庫專家的角度看，你覺得中國社會當下最大的矛盾是什麽？
李成：從曆史角度來講，中國是在崛起，但這個過程不會是直線的，有曲折變化。中國有很多強項，但也有很多弱項，包括政治製度的問題、人口結構問題、資源缺乏、環境汙染等等，所以中國需要找到新的平衡點。
中國政府現在更多講的是軟實力，這很重要，中國的軟實力也在上升，但是軟實力的根本還是健康的公民社會，所以中國目前遇到了很多不同的聲音，而且占主導地位的是不主張民主的和改革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然，整個世界沒一個地方沒有問題。美國、日本、印度、歐盟都存在問題，但問題是現在中國社會已經越來越缺乏共識，一定程度上講這是多元社會帶來的，但這也讓新政策的推進變得很艱難。
在一定程度上講，某些危機不一定是壞事情，如果不是以很多人的利益損失為代價的，這樣的危機我覺得可以使社會重新認識自身。每個國家的製度，不管有多大成績，都有潛在的問題，最關鍵的是，中國未來的輝煌最終必然要尋求政治上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