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明月
解放軍報稱：”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個有英雄卻不知敬重愛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藥的。” 引起了網上一片爭議。這話原出鬱達夫，可以分成前後兩部分討論。
蘇格拉底說：“需要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這和其前半句的觀點截然相反。其實兩者都沒有錯，關鍵是你想要什麽樣的幸福。如果你向往烽火連天的時代，希望能有一個轟轟烈烈的人生，那麽鬱達夫是對的，但對於把老婆孩子熱炕頭作為最高理想的小百姓來說，蘇格拉底的話才是至理名言。因為隻有動蕩的世界才會英雄輩出。幸福安寧的時代沒有英雄。
至於後半句，爭論的焦點就在什麽是英雄了。抗清名將袁崇煥是英雄嗎？崇禎皇帝指認他是“漢奸賣國賊”千刀萬剮；康有為、梁啟超戊戌變法是英雄嗎？慈禧政府認為他們是“洋奴”被迫浪跡天涯；為幾千萬在餓死邊緣掙紮的人民鼓與呼的彭德懷是英雄嗎？他被毛澤東迫害至死。
有人說：那些都是因為政見不同所以英雄的定義不同。那麽攻打金門島浴血奮戰的將士應該是解放軍的英雄吧？事實是那些幸存的戰俘的或判刑、或勞改、或批鬥，用他們自己的話說：“苦戰三天，受苦三十年。”至於戰死將士，更早已無處招魂。很顯然，他們也不是解放軍的英雄。從紅軍，八路軍，到解放軍的戰死將士，迄今為止連一個數字也不明確，年年不同，更別提名字了。除了少數高級幹部，和幾個標兵榜樣以外，大部分也墳早已不可查。他們好像也不是解放軍的英雄。
究竟誰是解放軍報所認可的英雄呢？我們不知道，它們自己也不知道。因為不知什麽時候一個新的紅頭文件下來，那些英雄的名單就會改變。下麵是兩個真實的故事，告訴你，他們的英雄究竟是怎麽練成的？
1）45年前成為英雄的劉學保曾經被寫入小學語文課本。同時，他的事跡被做成連環畫全國發行，用來對廣大青少年進行英雄主義和階級鬥爭教育。然而，1985年，劉學保被蘭州中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他的“英雄事跡”，是他精心策劃的謀殺案。
2）草原英雄小姐妹也是當年全國人民的學習榜樣。她們是一對普通的放羊娃，遇到暴風雪被人所救。結果救人的哈斯朝魯被描寫成了“偷羊賊”、 “反動牧主”和“破壞分子”，成了凶惡的“階級敵人”， 甚至成了企圖殺害英雄小姐妹的罪惡凶手。
解放軍報所說的：“一個有英雄卻不知敬重愛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藥的” 完全正確，但是在一個不允許責疑英雄的社會裏，讓我們如何去敬重那些真假難辨，隻是為政治服務的英雄？
附：劉學保和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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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年前成為英雄的劉學保曾經被寫入小學語文課本。同時，他的事跡被做成連環畫全國發行，用來對廣大青少年進行英雄主義和階級鬥爭教育。然而，1985年，劉學保被蘭州中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他的“英雄事跡”，是他精心策劃的謀殺案。
血案是這樣發生的
1967年12月17日夜9時許，甘肅省永登縣連城鄉池木哈村邊的大通河兩孔水泥大橋上發生爆炸。大橋留守處人員聞聲趕赴現場，左手鮮血淋淋的連城林場“支左”解放軍某部副班長劉學保要來人不要管他，快去抓炸橋的“反革命分子”，檢查橋上是否還有炸 藥。留守處人員隨即在橋東公路上發現了頭部血肉模糊的林場工人李世白。工作人員趕緊將兩人送往醫院。劉學保住院後，順利做了切腕手術，李世白則因頭部傷勢過重，於次日淩晨3時許死亡。
據相關資料記載，當年案發後，永登縣公安局經過勘查，沒有發現任何李世白要炸橋的線索。基於這種現實，當地公安局將自己的偵查結果上報了蘭州市和甘肅省公安處軍管會，要求將李世白炸橋案“掛起來”，不要簡單地作出結論。
但是，在那個年代裏，理性的思考最終無法占據上風。劉學保所在的部隊領導根據他的自述，主觀地認定李世白這個曾經在國民黨憲兵隊任職的“曆史反革命分子”就是要炸毀池木哈大橋。至於劉學保個人，則因此成了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英雄。
英雄是這樣煉成的
1968年4月24日，《解放軍報》頭版頭條發表長篇通訊，題目叫做《心中唯有紅太陽，一切獻給毛主席——記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戰士劉學保》。同日，該報刊發了評論員文章《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文章寫道：“劉學保同誌是八一一O部隊某部三連副班長，他懷著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限忠誠，懷著對階 級敵人的刻骨仇恨，隻身同反革命分子英勇搏鬥，冒著炸 藥爆炸的危險搶救大橋，創造了驚天動地的業績，譜寫出又一曲毛澤東思想新時代的壯麗凱歌……”
新華社隨即將文章轉發給各大媒體。《人民日報》次日也在頭版轉載了這篇通訊稿。至此，劉學保瞬間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1968年1月10日，劉學保被蘭州軍區授予英雄稱號。此後，又榮立一等功，被提拔為副教導員。再後來，他擔任了蘭州軍區黨委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並受到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18年後真相大白
至於李世白，這個“曾經當過國民黨憲兵部隊副連長”的“曆史反革命分子”，死後不得翻身20餘年，他的家庭也飽受牽連。作為“反革命家屬”，李世白的妻子被紅 衛兵遣送至甘肅定西的農村；長子因為被誣陷要放火焚燒劉學保事跡展覽館而投入監獄；長女也因此飽受迫害。
直到1978年，“李世白炸橋案”的發生地——連成林場的職工們紛紛給當地縣委“人民來信”寫信。在信裏，大家對該案存在的諸多疑點提出了質疑。1982年9月，永登縣委、蘭州市委安排專人複查此案。1983年7月，軍方和地方政府開始聯手調查此案。同年11月9日，蘭州市公安局得出結論：所謂“李世白爆炸案”純屬子虛烏有，劉學保為了騙取榮譽和個人前途，精心策劃了這起案件。
調查結果證實，李世白是被劉學保為製造假案而騙去現場殘忍地殺害的。讓人感慨的是，當時李世白被劉學保以石頭砸而致顱頂頭皮裂開，尚未斷氣。但在與劉學保一起被送往醫院途中，這個所謂的“反革命分子、炸橋罪犯”並沒有得到醫護人員的及時救治。在路上，還不斷受到“革命群眾”的槍托捅搗，最終含冤去世。
1984年4月，蘭州市公安局將“英雄”劉學保依法逮捕。1985年，永登縣委召開平反昭雪大會，為被害身亡、沉冤18年的李世白恢複名譽。（摘編自《甘肅法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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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英雄小姐妹文藝作品中“偷羊賊”實為其救命恩人
在報紙、刊物、舞台、銀幕和課本的傳播下,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傳遍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影響了幾代人。但是,多年之後,人們才知道，這個故事背後還有鮮為人知的故事。
是誰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
事情發生在內蒙古達爾罕茂明安草原的達茂旗新寶力格公社日光大隊。1964年2月9日， 兩個年幼的女孩龍梅和玉榮，一個11歲，一個9歲，在替父親放羊的時候，被卷進了突然到來的暴風雪。在風雪中，兩個女孩緊緊跟著被暴風雪驅趕的羊群，在零下37攝氏度的風雪中走了一天一夜，奔波了三十多公裏。2月10日早晨，妹妹玉榮已經走不動了，靴子也丟了，倒在了冰雪中。姐姐龍梅拖著疲憊的身體，繼續追趕著順風狂奔的羊群。
就在姐姐龍梅也幾乎挺不住的時候，一條鐵路擋住了狂奔的羊群。更為幸運的是，風雪中出現了兩個人，一個蒙古族中年男子和他的兒子——一個9歲的男孩。他們在鐵路邊的低凹之處發現了擠在一起避風的羊，還有那個追趕羊群而來的小女孩。小女孩用蒙古語斷斷續續地說，她的妹妹找不到了，就在不遠處的山上!中年男子拉起女孩穿過了鐵路，把她安頓在鐵路的扳道房。他留下兒子照顧女孩，自己又急急忙忙到礦區打電話，找人前來尋找玉榮。幾個小時之後，人們在山上找到了玉榮。
是誰救了我們的小英雄？在當時的宣傳中，這個英雄是扳道工人王福臣。但這不是事實。那個救人的中年男人名叫哈斯朝魯，男孩是他的兒子那仁滿都拉。
原來，哈斯朝魯是一個被下放到這裏來勞動改造的知識分子。他本來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在1957年被劃成了“右派”，然後被開除公職，送到達茂旗草原勞動改造。按照當時的政治邏輯，一個階級敵人不能成為英雄的救命恩人，他所做的一切好事都必須徹底抹掉。而王福臣這位救人現場的目擊者，不僅是工人階級，而且是共產黨員，是有資格成為英雄的。於是，為了政治的需要，他被當做在風雪中救了小姐妹的英雄，因此而多次受到表彰。
“偷羊賊”哈斯朝魯
更不幸的是，哈斯朝魯救了人，反而因此而陷入了更深的苦難。
就在小英雄成為全國人民學習榜樣的時候，在宣傳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文藝作品中，哈斯朝魯被描寫成了“偷羊賊”、 “反動牧主”和“破壞分子”，成了凶惡的“階級敵人”， 甚至成了企圖殺害英雄小姐妹的罪惡凶手。這是那個時期文藝作品的一個特點， 有英雄人物，就應該有鬥爭的對象，否則就無法表現其階級鬥爭覺悟。於是，在龍梅和玉榮的故事中，這個階級敵人就是哈斯朝魯。
在內蒙古衛視的節目中，有2004年拍攝的玉榮與哈斯朝魯在一起的資料。說起當時的文藝作品，哈斯朝魯說：“我是牧主白音老頭，拿這麽長的刀子，把龍梅玉榮家羊圈門的繩子砍斷，把門打開，把羊趕走了。”玉榮說：“還有中國舞劇院的舞劇，那裏邊也有，我看過。因為當時我們畢竟小，那時候還分不清黑白，後來逐漸長大了，明白了，老人確實二十多年受了很多委屈。”老人說：“沒關係，是當時政治形勢需要，讓她們倆說我是什麽壞人，不客氣說是上邊領導政治需要，讓她們倆說我偷過她們的羊。不怨她們。”
藝術形象可以虛構，人們一般不會對號入座。可是，在那個年代，藝術想象與現實生活的界限非常模糊，它使哈斯朝魯陷入了深深的災難。他曾經被反複批鬥， 1966年，他被關進了監獄，開始被關在當地監獄，後來又被送到內蒙古東部的庫倫旗監獄，1972年才因病提前獲釋。釋放回到了日光大隊，一家8口卻成了黑戶，沒有戶口，沒有口糧。在“文革”期間批鬥哈斯朝魯的時候，雖然知道真相，但龍梅玉榮的父親吳添喜竟然還上台動手打了這個“破壞分子”。
難以糾正的謊言
但事實就是事實，任何一個當事人都清楚當時的事實。42年後，2006年3月10日，某電視台記者與當年那個9歲男孩那仁滿都拉一起回到了達茂旗草原，對當事人進行了采訪。年過七十的王福臣老人回憶起了當時的情況，毫不否認是哈斯朝魯第一個發現了龍梅，並把她救進了扳道房。也正是哈斯朝魯，放下龍梅又去通知找人救玉榮。對於當時的替代，王福臣沒有辦法，人們不準他說出真情，他必須保護自己。他曾經多次找過哈斯朝魯，希望得到哈斯朝魯的所謂“認可”。
從1964年起，哈斯朝魯積累了大量關於英雄小姐妹的報刊材料。他開始上訪申訴，但這隻能給自己帶來更多的罪過。直到1979年之後，哈斯朝魯恢複工作，一家從草原回到呼和浩特，經過反複上訴，這件事終於引起了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的重視，批示“徹底甄別處理”。內蒙古黨委於1985年做出了“轉發關於《誰是第一個搶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人》一案的情況和處理意見的報告的通知”，為哈斯朝魯當年的義舉做出了公正的結論。
盡管如此，謊言卻仍然得不到糾正。在胡耀邦的親自過問之下，事實早已得到澄清。但是，20年過去了，故事的真相卻依然少有人知。舊的說法是以強大的宣傳手段達到家喻戶曉的效果的，而新的結論卻往往隻是一紙被裝進檔案袋的公文。因為這種不對稱，一個時代留下的謊言，不知要什麽時候才能一一澄清。
“英雄小姐妹”的家鄉有一個愛國主義教育展覽。但直到2006年3月，裏麵的陳設和說明都沒有改變，仍然沿襲著1964年的說法。采訪的記者感歎說：“由此看來，掩蓋曆史的真實不容易，而恢複曆史的真實也不容易啊!”
（據《讀書文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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