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人們更相信“用貪官反貪官”？
如果流言比真相更有市場，那就說明社會公信力已經到了需要重建的時候了。在中國持續了近三年的反腐運動中，“用貪官反貪官”的蘇綽定律的流行，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用貪官反貪官” 的蘇綽定律實為虛構
最近幾年，互聯網上廣泛流傳著一個中國古代的反貪故事。故事背景是，南北朝時期，北周開國皇帝宇文泰，找到了號稱有諸葛亮之才的蘇綽，向其討教治國之道。網上流傳的版本大體為：
蘇綽曰：天下無不貪之官，貪墨何所懼？所懼者不忠也。凡不忠者，異己者，以肅貪之名棄之，則內可安枕，外得民心，何樂而不為？此其一。其二，官有貪瀆，君必知之，君既知，則官必恐，恐則愈忠，是以棄罷貪墨，乃馭官之術也。不用貪官，何以棄貪官？是以必用又必棄之也。倘或國中之官皆清廉，民必喜，然則君危矣。
……
問：果有大貪，且民怨憤極者，何如？
曰：殺之可也。抄其家，沒其財，如是則民怨息，頌聲起，收賄財，又何樂而不為？要而言之：用貪官以結其忠，棄貪官以肅異己，殺大貪以平民憤，沒其財以充宮用，此乃千古帝王之術也。宇文泰擊掌再三，連呼曰：妙！妙！妙！而不知東方之既白。
其實蘇綽的建議大體就是：統治者治理國家要用貪官，因為貪官有把柄在統治者手裏，自然對統治者效忠。但貪官太多了，又會引起百姓憤怒，於是統治者選擇一些對自己不忠的貪官殺掉，既沒收其錢財，又贏得百姓民望，可謂一舉兩得。因此，帝王術的精髓就是：用貪官，然後再反貪官。用現代話語概括，就是“先讓官員普遍性貪腐，然後再對官員選擇性反腐”，這就是網上流傳的“蘇綽定律”。
在百度上輸入“蘇綽定律”，有大約一萬個檢索結果，估計在穀歌上也有不少，可惜我登陸不了。人民網理論頻道專門刊發過一篇文章，題目就是《如何走出“蘇綽定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網絡大V李承鵬2013年寫了一篇博客文章《投名狀》，不僅在文章開頭完整地引用了這個故事，而且還添加了西漢丞相蕭何以及宋朝梁山好漢林衝的故事，並進一步聯想到最近幾年的官場腐敗醜聞，完整地演繹了“蘇綽定律”，最終斷定整個中國社會就是一份“讓所有人都有罪”的“投名狀”。
一開始看到這個故事，我也曾為之拍案叫絕，因為它簡直就是中國人心中的“陰謀論”加“帝王術”的完美代表。至於其原始出處，網上查到的消息是，這篇對話故事出自《北史卷六三•蘇綽》，而《二十四史》（中華書局，2000年1月第1版）的《北史卷六三•列傳第五十一》中，確實有關於蘇綽（498-546年）的傳記。但史書並沒有提及宇文泰和蘇綽對話的具體內容。書中提到，宇文泰想富國強兵，蘇綽上書六條建議，包括“先修心、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這六條建議不僅與反腐敗無關，而且從觀點上看完全是光明正大的儒家思想，與“用貪官反貪官”的“厚黑學”截然相反。
網上另一種說法稱，故事出自《北史卷九•周本紀上第九》，但原文中並沒有提及反貪的內容。進一步查詢發現，2011年新星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文集《不曾苟且——中國文字英雄榜I 》，收錄了《治國秘術——貪官之用與棄》一文，作者標明“饕餮”。從出版物和作者信息來看，這篇對話文章顯然是現代人用文言文改寫的。至此，我們可以斷定，宇文泰和蘇綽關於反貪官的對話並不存在，“蘇綽定律”是後人虛構的。
為什麽人們普遍相信選擇性反腐？
有意思的是，這個故事雖然廣泛流傳，但很少有人考證其真偽。甚至連相對嚴謹的經濟學者也不例外。不止一篇經濟學論文引用了這個故事，也有經濟學家在博客上轉載了這個故事，並注明“用貪官反貪官符合當代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其實，介紹這個故事的著名學者，以及網絡大V李承鵬，未必不知道這個故事是虛構的，但是他們認為，故事本身可能是假的，但是故事的邏輯卻是真實世界的反映，於是把它當作一個寓言。
人們的普遍理解似乎是，自古以來中國的反腐敗策略就是：先讓官員通過腐敗確立對上級的忠誠，然後通過選擇性反腐來清除異己。明朝嘉靖皇帝喂飽了嚴嵩父子，在臨死前幾年將其剪除；明熹宗喂飽了魏宗賢，讓繼位的崇禎殺掉，為新君樹立權威；乾隆喂飽了和珅，讓繼位的嘉慶殺掉。
即便是對當今的反腐，持類似看法的人也不在少數。當越來越多的貪官落馬時，人們一方麵認為這恰恰印證了“官員都是腐敗的”，另一方麵又認為，既然官員都是腐敗的，那麽落馬的官員主要是“運氣不好”或者“站錯隊”罷了。特別是對於那些能出政績的貪官，後一種評介無疑表達了某種程度的同情。被抓的官員也有類似心態，認為大家都有問題，憑什麽隻抓我？於是，反腐尷尬地蒙上了“宮廷戲”的色彩。這也許是執政者未曾料及的結果。
而若真的要實行依法治國和依憲執政，“用貪官反貪官”在邏輯上和經驗上都是不可行的。
首先，如果官員都是通過貪腐把柄實現逐級控製的話，那麽最高統治者必然也是一個貪官，並且整個官僚集團都是貪汙犯。而用這樣的邏輯鞏固政權實則風險更高，因為曆代王朝更替，很多就是因為腐敗問題。
其次，選擇性反腐必然導致政治不穩定。隻要上級一換，就得重新站隊，否則就有牢獄之災。如此官場，人心浮動，不可能推動經濟高速發展。
再次，選擇性反腐破壞社會公平，讓法律形同虛設。在一個“人人都有罪”的社會裏，要麽人人鮮廉寡恥，最終法不責眾；要麽人人都在喊冤，最終社會公平蕩然無存。最後，從現實來看，全世界的發達國家或地區，幾乎都是依靠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實現國強民富，而不是依靠“蘇綽定律”這種厚黑學實現長治久安。
於是，另一個更有意思的問題是，既然“用貪官反貪官”的“蘇綽定律”並不存在，而且無助於國強民富，可是人們為什麽普遍相信選擇性反腐？我認為有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腐敗蔓延導致很多人相信“無官不貪”。選擇性反腐的前提是，官員都是腐敗分子，然後上級才能根據派係和權力鬥爭需要反貪。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市場經濟蓬勃發展，但是製度建設落後於經濟建設，或者說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這種製度性脫節，給權力和金錢的交換提供了巨大的溫床，導致腐敗在全國各行各業蔓延。根據人民網的輿情調查，從2002年到2014年，“反腐倡廉”成為每年全國“兩會”的十大熱點問題之一，並且在其中的五年內高居第一，在2002-2004年甚至連續三年排名第一（聶輝華、仝誌輝，2014，《如何治理“一把手”腐敗？》）。
與此同時，官員財產公示法律自1994年列入全國人大“八五”立法議程，擱淺至今。普遍的官員腐敗，不透明的官員收入，必然強化了老百姓對“無官不貪”的前提假設。盡管官方不斷地推介廉潔奉公的優秀官員，例如焦裕祿、孔繁森，但是極少數官場巨蠹，例如王寶森、劉鐵男，帶來的滿滿“負能量”嚴重抵消了前者的正麵形象。人們一旦認定官員都是貪汙的，那麽當更多貪官案例被披露時，會進一步強化“無官不貪”的觀念，並且有意忽視那些廉潔的官員案例。行為經濟學將這種現象稱為“歸因偏差”（attribution bias），類似於選擇性偏誤。如果說這是一種“偏見”，並且是一種普遍性的偏見，那麽中紀委要做的事情就決不僅僅是抓貪官了。
第二，反腐敗過程不透明，給人帶來太多想象空間。2012年底開始的反腐敗運動，導致100個副省級以上貪官被查處，可謂力度空前，成效顯著。但是，部分地由於反腐敗本身要求的保密性質，部分地因為已有體製的原因，這場反腐敗大戲基本上是中紀委在唱“獨角戲”。
一個官員前一刻還在正常上班，下一刻可能就被紀委帶走調查了，連其緊密的同事甚至直接上級都毫不知情。這種高壓態勢固然有助於對貪官形成威懾力，但也給各種猜忌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間。一個官員被紀委帶走後，直到法院審判之前，人們甚至都不知道其涉及的案件是什麽。比如仇和在全國“兩會”結束三個小時後被帶走，至今媒體都不知道仇和犯案的情況，更別說普通百姓了。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將反腐運動與“宮廷戲”類比起來，認為被抓官員主要是在政治上站錯了隊，這就毫不奇怪了。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陰謀論”永遠有市場，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謠言止於透明，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至少同等重要。
否則，紀委雖然做了好事，但是反腐可能“叫好不叫座”。2014年，透明國際的清廉排行榜將中國的排名從原來第80名調低到100名，就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信號。
第三，反腐敗結果與心理預期有偏差，強化了“選擇性反腐”的判斷。如果說人們對於反腐敗的前提、過程有疑問是因為不透明、不規範、缺法治，那麽對於反腐敗結果的判斷就更為至關重要了。畢竟，結果可能改變假想和偏見。然而，檢索過去幾年的腐敗官員案例，人們發現，絕大部分被查處的官員都是平民子弟，還有不少“鳳凰男”。相反，“官二代”、“紅二代”很少被查處，以至於有“磚家”喊出“為什麽鳳凰男更容易腐敗”的偽問題。舉例來說，同樣是“國賊”級別的大貪官，作為“紅二代”的薄熙來雖然夫妻均身陷囹圄，但是其他家屬安然無恙，而且哥哥和妹妹還能旁聽庭審；對比之下，周永康及其整個家族都牽涉其中，覆巢之下，無有完卵。這種鮮明的對比，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選擇性反腐”的流行觀念或 “偏見”。以仇和為代表的“能人貪官”被查處之後，網上甚至有人哀歎，平民官員從此再難出頭。流言蜚語不可怕，若能嚴肅正視，對腐敗分子“一碗水端平”，有腐必反，有貪必究，真正做到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則流言蜚語不攻自破。
從2012年底掀起的反腐敗運動，到今年就快三年了。反腐倡廉終究要依靠製度，要以治本為主，才能實現執政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如何以實際行動和最終結果破除“選擇性反腐”的流行觀念，正是反腐敗從治標轉向治本過程中難以逾越的分水嶺。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院教授 聶輝華
FT 2015年0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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