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國經濟奇跡有沒有一般意義？
【2015年4月17日上午，北大國發院教授林毅夫在北大出版社、當當網等聯合舉辦的“網絡書香節”上再次發布演講。此次演講長達一小時。林毅夫係統地通過中國的轉型戰略，與全球其他國家轉型的比較，揭開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的謎底——即漸進雙軌製發展戰略。與此同時，林毅夫比較少見地用較大篇幅談到中國經濟奇跡所付出的代價——腐敗、貧富差距大、環境問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而這些問題的產生也與我們漸進的雙軌製轉型戰略息息相關。
如何解決貧富差距大、腐敗以及環境問題，林毅夫給出了自己的方案，消除那些已經具備全球競爭能力的行業補貼，比如給競爭性行業的國有企業的補貼，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那麽中國的轉型路徑，對全球其他發展中國家有沒有一般意義？這是他整場演講的終極問題。根據他對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與中國的對比研究，林毅夫自信地認為，中國的改革發展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具有借鑒意義。那就是，要建立有效的市場，但是政府還必須發揮紐帶作用，維持政治經濟的穩定，並且給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這是林毅夫教授關於中國經濟的最為全麵的一次解讀。經主辦方授權，觀察者網特別編發此次演講文稿，有刪節。】
今天是當當第九屆書香節的第一講，也是北大博雅講壇的第一講，同時也是2015中國高端論壇的第一講。我希望在這第一講，探討一個比較嚴肅的課題，就是中國從改革開放以後取得的經濟奇跡，到底有沒有一般的意義。
中國減貧事業的貢獻 使我有機會成為世行首席經濟學家
我們知道中國在1978年年底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中國還是世界上最貧窮、最落後的大國。但是從1978年年底開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從1978年到2014年，我們平均每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達到9.7%。在人類經濟史上還沒有這樣的國家，以這麽高的速度持續這麽長時間的增長。
在2014年年底的時候，我們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7500美元，從世界上一個非常貧窮和落後的國家，現在變成了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
在這段時間裏，由於高速增長，我們有6.8億人擺脫了貧困線，也就是一天1.25美元的世界貧困線，對全世界的減貧事業做了很大的貢獻。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總署等等世界機構，它們的目標就是幫助發展中國家減少貧困。但是到2000年的時候，他們發現，如果把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減少的這些的貧困人口去掉，世界的貧困人口不減反增。我想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才有機會在2008年的時候成為第一個當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
經濟增長不僅讓我們國內減少了貧困，並且對世界經濟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最明顯的標誌是在1997年的時候東亞爆發經濟金融危機，當時大家認為東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但是受到那場經濟危機的衝擊，很可能從此一蹶不振，可能要十年或更久的時間才能夠恢複。
但是當時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人民幣沒有貶值，給東亞經濟體提供了一個安定劑，並且在其他國家身陷危機的時候，我們的經濟還是高速增長，幫助東亞經濟體從危機當中擺脫出來。原來可能要十年才恢複，到了2000年的時候，東亞經濟體就開始恢複發展了。
第二個非常明顯的標誌是2008年的時候，美國引發了的一場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機。當時中國在2008年年底審時度勢，推出了4萬億的積極財政政策，在2009年率先於全世界複蘇。而且由於中國的增長，拉動了其他經濟體的增長，也幫助發達國家穩住了政局。
技術上的後發優勢
那麽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這30多年的意想不到的奇跡，到底有沒有一般意義？到底其他發展中國家或者是發達國家，能不能從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當中吸取一些有用的經驗和教訓？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了解中國過去為什麽會有這麽快的增長。要想了解中國過去為什麽能這麽快增長，我們要知道1979年中國為什麽沒有獲得改革開放以後的快速增長。因為中國人民還是中國人民，中國還是在這個經濟體下。為什麽1979年以後可以，1979年之前不可以？
當然大家都說1979年之後有改革開放，有經濟轉型，但是我們知道所有國家都在80年代的時候進行了轉型。其實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在我們改革開放的時候，也同樣在進行改革開放，可是它們並沒有取得跟中國一樣的快速發展，原因到底是什麽？
任何事情都有兩麵性，我們在取得快速發展的過程當中，也產生了不少社會經濟問題，像收入分配、環境等問題。對於中國來講，雖然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但是我們還隻是一個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大地有沒有可能在30多年的快速發展之後，繼續保持快速發展呢？我想把這些問題都弄清楚了以後，就不難理解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這30多年的高速增長，到底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有沒有參考借鑒的意義。
為什麽中國從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以後，能夠發生意想不到的奇跡？我想回答這個問題，就像亞當•斯密在研究18世紀英國開始快速發展的時候所談到的，我們必須先了解事物本質跟它背後的決定因素。經濟的高速發展表現出來的是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這是經濟快速發展的表象。
那這個表象的基礎是什麽？基礎是勞動生產力的水平要不斷地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經濟快速發展，這其實是一個現代現象。因為根據一些曆史學家的研究，包括現在在世界上收入水平最高的，而且最早開始發展的英國、德國、法國這些西歐國家，它們在18世紀以前，每年的人均GDP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速度隻有0.05%。也就是說，要1400年人均GDP水平才能夠翻一番，是非常緩慢的。我們知道一般人的平均壽命，在當時最高也不過是在30歲、40歲，那麽要1400年人均收入水平才能翻一番，也就是說40代人才可以翻一番。所以可以說在18世紀以前，任何人都不能說他的收入是增長的。
從19世紀一直到19世紀中葉，在這些西歐國家突然間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就是人均收入水平一下子從平均每年0.05%的增長變成了1%。1%就是如果一個人的人均GDP或者人均收入水平要翻一番，從1400年減少到70年。當時如果一個人能活到70歲，從他出生到死亡的時候，他能掌握的財富就是這樣的。
從19世紀中葉到現在，像西歐、北美這些發達國家，它們的人均GDP的增長速度又翻了一番，從平均每年一個百分點變成兩個百分點，人均GDP翻一番的時間從70年降到30年，如果一個人有70年的生命，從他出生到死亡的時候，他可以支配財富的時間就有40年。
那麽為什麽原來1400年人均GDP水平才能翻一番，到後來減少到了30年呢？我想所有人都知道是因為在18世紀中葉出現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以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經濟發展速度快。因為從工業革命以後技術創新的速度加快，在同樣的產業上勞動效率會不斷提高。工業革命以後，新的產品、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不斷地湧現，讓你可以把勞動力和其他資源從附加價值比較低的產業，像農業，配置到工業去。工業中開始是在附加價值比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斷地配置到附加價值更高的新的工廠裏麵去。這樣生產水平才能不斷地提高。
這種變化對發達國家來說，如果它要實現收入的持續增長、經濟的不斷發展，就必須不斷地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要收入不斷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升，同樣需要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但是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從工業革命以後，發達國家的技術以及它的產業，一直都是在全世界前列的，它已經有最高的技術，已經有最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它要繼續轉型，產業升級，就必須自己發展。
我們知道發明新技術、發明新產品，如果成功以後你可以把你的產品賣到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但是我們知道大部分為了發明所從事的這些活動，比如研發等等，是不成功的。用一句我們常說的話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這是發達國家在全世界技術跟產業前沿麵臨的一個挑戰。
從現在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到，發達國家平均每年的人均GDP的提升水平是2%，也就是說，它的勞動生產率的水平每年是2%，再加上它的人口增長1%。所以我們看到，從19世紀中葉以後，發達國家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就是在2%到2.5%之間。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你的收入水平要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要提高，除了技術創新也要產業升級。但是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時候有一個經濟學上所說的“後發優勢”，或“後來者優勢”。因為你的技術創新可以參考借鑒發達國家已經用過的成熟技術。你的產業升級也可以看他們走過的產業升級路徑。因為經濟的發展，無非就是在下一層生產的時候，你所用的技術比現在自己用的技術要好，你所進入的產業比你現在的產業附加價值要高，這就是技術創新，這就是產業升級。
如果以這種方式來推動經濟的發展，當然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風險以及它的成本，會比發達國家低很多，那麽你的勞動生產率的水平、提高的速度，以及你的經濟發展速度，就有可能比發達國家高多了。
那麽到底能高多少呢？從曆史經驗來看，第二次大戰以後，全世界有13個經濟體，懂得利用跟發達國家的技術產業差距所形成的後發優勢來推動經濟發展，取得了平均每年7%或者更高的進步，也就是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的兩倍、三倍或者更多，維持了25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中國在1979年的改革開放以後，變為了13個經濟體當中的一員。
優先發展重工業 忽視了中國後發優勢
現在回到第一個問題，從1979年的改革開放以後，我們這個世界上最貧窮最落後的國家，利用跟發達國家產業技術的差距的後發優勢，來推動了我們經濟36年的高速增長。如果說後發優勢是1979年以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背後的主要原因，那這就變成了一個謎，因為這個後發優勢不是在1979年才在的，這個後發優勢從西方發生工業革命以後就有，它們的科學技術日新月異，至少有一兩百年的時間了，為什麽1979年我們才利用這個後發優勢的潛力呢？
因為我們在1979年以前的發展戰略沒有經過什麽後發優勢。我們知道，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時候，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上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是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中國人站起來的表現是什麽？民富國強。
那怎麽樣才能夠讓我們富起來，讓我們國家強起來呢？當時的認識是你要富起來，勞動生產率水平要比發達國家高；你要強起來，必須跟發達國家有同樣的工業和國防產業。因此在50年代，我們開始經濟建設的時候，當時是希望中國馬上去發展跟發達國家一樣的產業。因為隻有你跟它產業一樣，你的勞動力水平才能跟它一樣。隻有你擁有它們這些先進的國防產業，那我們才能強盛起來。所以當時提出的目標是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希望所在。
但是當時重工業是全世界核心的產業，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馬上去發展這種產業，首先要知道，這些產業不能簡單地看成是產業，因為它們都是有專利保護的。其次這些重要的產業都跟國防安全有關。在我們不知曉的情況下，發達國家一定對你進行控製。如果你想發展那些產業的話，你就要自己研究跟發明，那你就沒有了跟發達國家之間技術差距所形成的後發優勢。那些產業的資本都非常密集，資本需求量非常大。
而我們在50年代的時候是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經濟體，資本非常短缺，在這種情況下要發展資本密集型經濟根本不可能。因為你的資本短缺，發達國家資本相對豐富。因此，即使是保證了產業發展起來，你的成本還會有問題，那麽在市場上就沒有競爭力，這樣的產業也沒有自己生存的能力。如果沒有自己在市場上生存的能力，那隻好由國家給予很多保護和配套政策。從國家動員資源來配置這些沒有自生能力和比較優勢的產業。
依靠國家的強力動員，產業能夠搭建起來，但是會出現一係列的問題。國家給它的保護就是各種要素的價格，像資金的價格、原材料的價格，把這些能降的資金，能降的外匯，全都配置給它們。同時優先發展的產業不僅生產成本可以低，而且產品價格可以高。靠這種方式我們能夠把這種很先進的產業，在貧窮落後的國家中建立起來。
所以在60年代的時候我們就有原子彈，70年代的時候我們的人造衛星就上了天。但我們同時也付出了代價。代價是什麽？由於這些價格的扭曲，資源配置就變了，因此人民的生活水平沒有提高，而且實際上我們跟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依然很大，尤其是人均GDP還是不斷落後。所以道理很簡單，就是因為我們所利用的發展戰略沒有去利用我們的後發優勢，白白把後發優勢浪費了，我們的經濟發展效果就差。
隻有到了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以後，我們才放棄這種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模式。我們開始推動承包責任製，同時發展一些勞動密集型的老工業，這些發展起來的產業通常勞動力很密集，技術相對落後，產業規模較小。但是這些產業符合我們的比較優勢，因為我們是一個勞動力多的國家，如果你發展的產業是大量利用勞動力的，那它的成本低，就有競爭力，就可以占據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
所以我們的經濟發展就很好，外貿也很多。因為具有比較優勢和競爭力，這些企業就可以創造很多利潤，有了利潤就可以積累資本。資本逐漸地從相對短缺變成相對豐富。然後我們再不斷進行產業升級，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就可以利用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產業和已經成熟的技術，利用後發優勢。所以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的發展才可能更快。
發展中國家迷失的2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遵循的一個模式，就是優先用政府的力量去支持重工業的發展，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這樣的。不僅社會主義國家是這樣，我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上那些比較貧窮落後的地區，它們取得政治上的獨立，擺脫了殖民統治或者半殖民地的地位，也都開始了自己國家的現代化。
在追求現代化的時候，當時的第一代領導人，其實跟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一樣，都希望趕快實現工業化、現代化，讓他們的國家可以並列世界強國之林。因此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實際上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非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推行的發展戰略跟中國基本上一樣，也就是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雖然名稱方麵可能不一樣，但其實內涵是一樣的。
因為發展中國家開始時都是農業經濟，都是勞動力過剩，但是為了實現國家現代化，認為自己收入水平要跟發達國家一樣的高，產業水平就必須跟發達國家一樣高。這些產業的資本能力都是模仿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也隻有在政府的強力動員下，通過各種保護、各種補貼才能建立起來。
推行這樣的戰略會出現一個現象，開始的時候會有五年或者十年的投資拉動的經濟高速增長，但是過了五年十年以後，這些發展中國家普遍出現經濟停滯，然後危機不斷。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僅沒縮小，而且是越來越落後。因此在1979年我們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其他國家同樣也在追求改革開放。我們知道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經濟的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不是像中國這樣實現穩定和快速發展。其他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也同樣是這樣的，它們在80年代經濟開始轉型以後，每年的平均增長率比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時候低，而且經濟危機發生的頻率比60年代和70年代還高。
有些經濟學家會把80年代、90年代稱為發展中國家“迷失的20年”。這就是一個謎，不管是前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當它們開始轉型的時候，要解決的問題跟中國1979年改革開放時要解決的問題是一樣的。原來有很多領域，通過政府幹預去支持這些先進的產業的發展，造成了經濟當中有很多扭曲，資源配置效率低，所以發展差。
同樣是轉型 為何中國能快速平穩發展？
這些問題都一樣，那為什麽同樣的轉型，我們是穩定跟快速發展，而其他國家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呢？我想這裏麵有一個轉型的戰略問題。因為在80年代開始轉型的時候，我們所看到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是政府推動經濟，各種價格是扭曲的，產權以國有為主。這是社會主義國家跟當時的發展中國家普遍出現的問題。
當時的主流思想是，政府的幹預造成很多問題，這就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不好的原因。所以根據80年代流行的所謂新自由主義，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要發展好，就要把政府的這些幹預去除掉。因此根據這種意識，就提出了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經濟發展的增效，必須把原來的都市場化，應該取消政府對各種價格的扭曲，並且要充分用國內國際的市場，所以叫自由化。
但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包括前社會主義跟非社會主義國家，它們在推行這種思想以後，它們的經濟崩潰停滯了，而且危機不斷。
同樣是轉型，要解決的問題跟我們是一樣的。我們是穩定和快速發展，而它們是經濟崩潰跟危機不斷，原因是什麽？我想主要就是當時在轉型的時候，它們沒有認識到原來的這些扭曲確實會造成經濟效率的壓力，確實造成了危機，但是原來的這些扭曲是為了保護和補貼在政府過去采取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或者是進口替代戰略中所形成的一大批資本非常密集的、先進的產業當中那些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如果把這些幹預和扭曲都取消掉，這些企業在市場當中是沒有支撐能力的，所以就垮了。
那麽所有轉型中國家普遍麵臨這樣一個問題。如果真的按照華盛頓共識的話，那些違反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的產業要崩潰，那就造成大量的失業，而那些失業人口可能占總勞動力的30%、40%甚至更多，而且集中在城市。如果你允許一個城市裏麵有30%到40%的人失業，那一定是社會不穩定，政府不作為。如果那樣做，馬上就有社會動蕩。這是第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產業還出於國家國防安定的需要。比如說今天的俄羅斯，它從發展水平來講是一個中等發達國家，但它為什麽是世界八強之一呢？為什麽在烏克蘭的問題上那麽強硬呢？最主要的就是它有一個重工業先進的國防產業。
在這種情況下，由於這些產業還是被認為是跟國防安全有關的，甚至跟國家現代化有關的。因此即使是在華盛頓共識的基礎上，還是引進了補貼。比如說國家原來給那些沒有自生能力的國有企業各種保護補貼，那這些企業也需要。但是如果說我們來比較，同樣是一個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在國有的時候跟在私有的時候，什麽時候要有保護補貼？
在80年代、90年代的時候我曾經說過，隻要它們沒有自生能力，就必須有保護補貼才能生存，那麽在私有的時候比在國有的時候保護補貼還要多。原因是什麽？當它是國有的時候，會說你如果沒有保護補貼我不做，但他拿了保護補貼以後，他頂多能多吃，他不能放在口袋裏。反過來變成私有的話，因為私有企業不會補貼國家，它會有同樣的理由跟國家要更多的保護補貼，它要了保護補貼以後會放貸，這是合法的。
90年代的時候我說那些國有企業，實際上落後的原因是所在的行業違反了這個國家的比較優勢，這些企業在競爭的市場當中沒有自己生存的能力，所以要有保護補貼。在這種情況下，私有的時候，保護補貼會比國有的時候的保護補貼多，效率跟國有的保護補貼比還要低。
但是現在來說，在前蘇聯，在東歐，還有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實際上是在私有化以後，對那些違反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的保護補貼比在國有的時候還要多，效率很低。在這種情況下，這些轉型中國家，它在轉型的時候。剛開始轉變的時候會有一個紊亂的經濟波動。波動以後，雖然政府幹預開始穩定，但實際上給它的保護補貼比他的效率要低，因此它的發展就比原來差，而且危機發生的比例就多。
雙軌製轉型戰略 多國受益
那麽中國為什麽能解決這些問題，還能穩定快速發展？最主要的是中國在1979年改革開放以後，我們是按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路，了解到這些國有企業如果不給它保護補貼，他馬上破產，繼續給它必要的轉型的保護補貼，這樣子我們就維持了穩定。
我們推行的雙軌製，放開了那些擁有比較優勢，在市場上能夠形成競爭力的產業的引入。如果允許企業在這種情況下去符合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它們就可以充分利用我們勞動資源豐富的優勢，它的生產成本就低。改革開放的時候，如果你的產品在市場上有競爭力，不僅要素的生產成本要低，還要有比較好的經營環境。
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的基礎設施很差，我們的環境很差。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建立了一個個經濟特區，或者是工業園，或者是開發區。在特區、工業園、開發區裏麵，把基礎設施搞好，集中起來。而且在這些經濟特區、開發區、工業區裏麵實行一站式的服務，所以行政效率就高。因此我們這樣做可以讓我們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有較低的生產要素的成本，我們的競爭力就強。
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不僅成本要低，交易成本低，還要有國際買家感興趣，也就是說，生產出來的產品不僅要價格低，而且質量還要有保證，並且能夠按時交貨。開始我們自己沒有信心，所以就招商引資，把台灣的、香港的、韓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吸引到國內來生產。然後這些已經在國內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技術管理有保證，質量有保證，國際買家也滿意，從而我們就把我們的比較優勢發揮出來了，我們的經濟發展就非常快速了。於是我們就可以積累很多資本，產業就能不斷地升級。產業不斷升級也給我們解決了原來這些重工業的企業裏麵沒有支撐力的問題。由於我們的轉型策略跟當時國際上的主流不一樣，所以我們是穩定式發展的。
90年代的時候當時國際學術界認為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當時還有一個認識，認為最糟糕的經濟就是像中國這樣推行的漸進的雙軌製的經濟。但是從我們現在看到的，不僅中國有漸進雙軌製方式取得穩定快速的發展。在轉型過程中經濟表現比較好的國家，像越南、柬埔寨、老撾，推行的也是我們中國雙軌製的轉型。這種轉型不是從中國最早開始的，最早開始的是1970年非洲的一個島國毛裏求斯，它原來推行的效果也非常差，經濟發展非常不好。它從1970年開始推行改革開放，跟中國不一樣，是漸進雙軌，它是在出口加工區裏麵做好。它同樣跟中國一樣，實現穩定快速的發展。
轉型的代價
中國這種穩定跟快速發展，取得我前麵所描述的那些成績,到底有沒有付出什麽代價？付出的代價是收入分配的不斷惡化，還有腐敗的問題，大家現在關心的環境霧霾的問題。這三個問題其實應該分成兩個方麵來講。
收入差距與腐敗問題
第一，收入分配的問題跟腐敗的問題是轉型的問題。
為什麽在經濟快速發展的時候，每個人收入水平高了，但大部分人是不高興的，為什麽？因為他老覺得別人收入增加得更高，收入差距過大。還伴隨著很多腐敗，造成腐敗背後的原因跟收入分配相關，造成大家對經濟體係不讚同，對製度不認同。
為什麽在快速發展的時候我們有這些問題？我想最主要的是我們在經濟轉型的時候，推行的是漸進雙軌製的改革。這種漸進雙軌製的改革為了讓那些有比較優勢，為了讓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國有企業存在，要給它們各種保護補貼。這種保護補貼非常明顯的就是金融方麵，我們在金融方麵是以大銀行跟股票市場為主。
因為我們在轉型之前，對國有企業的投資很擔心，當時是不用錢的。在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到1983年，我們把撥款改成貸款，當然要點利息。可是在當時為了保證這些大型的國有企業能夠獲得貸款，我們就保留大銀行體係。後來又有了股票市場，股票市場是有給大企業的。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我們所有的大企業都是國有的，現在因為30多年的快速發展，很多私企也變成大企業。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金融環境之下，大企業不管是國有的還是民營的，它才有可能從銀行或者是股票市場融到資。這就相當於，誰能拿到這些銀行的資金，或者股票市場的資金，誰就拿到了補貼。拿到補貼的是大型國有企業，擁有大型企業的這些企業家，他們的日子是相對比較好過的。誰補貼他們？是那些把錢放到金融體係裏麵，不能得到金融服務的這些一般的中小民營，微型企業，這些小型、中型、微型企業，他們的收入水平跟大企業來比相對較低。這就造成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窮人跟富人的收入差距水平比較大。而且不僅是這樣，因為是資金的分配問題，還涉及經濟學講的幹預的問題。這樣就給能夠分配資金的政府官員極大的權力，就造成了腐敗。
不僅在金融體係是這樣的，在資源稅費上麵也是這樣。按照我們的《憲法》，資源是全國人民所有的，但並不是全國人民一起開采的。在1979年以前，原來的礦產企業都是國營的，賣的資源價格都是低的。為了補償他們，所以他們取得開礦權。1983年以後我們做了一些改革，讓外資跟民營的礦產企業也可以去開發，開始時沒有太大的問題，開始的時候價格很低，解決開發權所需要的資金各方麵都低。
然後到了1993年，改革是把這樣的價格跟國際接軌。取得開礦權的時候，所需要的費用就是兩三千萬，但是地下的礦產資源的價值幾十億，幾百億，我們對這個開礦的稅跟費基本上沒有什麽。兩三千萬塊錢就可以取得幾十億，上百億的資產，你可以想象，首先誰拿到這個資產，誰馬上變成億萬富翁。那麽這樣就會造成想得到這些開礦權對政府人員的尋租，一個煤炭司的副司長，家裏麵有兩億人民幣的現金。我們也看到山西的一些縣委的局長，都可以有十億二十億的存款，這就是造成收入的差距。
另外，同樣為了保護補貼這些資本密集型產業，我們在一些服務業，像電力，通信產業，維持著這些產業在市場上的壟斷，這樣的壟斷就會造成收入分配的差距的擴大。而且為了取得進入這些壟斷行業的特許權，那就會去找政府官員。
所以講起來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出現那麽多收入分配的差距，實際上是我們雙軌製改革所付出的代價。在80年代、90年代的時候這些保護補貼，對這些大型企業來講是雪中送炭。因為我們還是資本短缺的發展中國家，你如果不給他補貼，就會造成社會經濟紊亂。在那種情況下，給他保護補貼，應該講是對的。
我們在1979年改革的時候是低收入國家，現在我們人均收入是7500美元，是一個中等偏上的國家。很多原來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現在已經有比較優勢了。比如說像一些裝備業，現在我們的裝備業像山西重工，或者是國有的裝備企業，他的產品都可以在國際市場競爭。這樣的競爭是有支撐力的，在這種情況下繼續給他保護補貼，那就從雪中送炭變成了錦上添花。對企業來講保護補貼當然越多越好，他造成的是我們社會因為這些保護補貼，造成收入分配相對過大，腐敗的現象不斷地蔓延，造成了很多的社會影響。
所以我們的改革應該與時俱進，根據條件的變化。現在既然有比較優勢，他就有自生能力，有自生能力保護補貼就應該取消掉。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讓市場在資源內部去自己運作，這種要素價格應該由供給跟需求競爭來決定價格，不再用人為的方式去扭曲這些價格。也應該在競爭當中來決定他的布局。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首先來講是與時俱進的，如果做到，那麽我們現在存在的腐敗跟收入差距的問題，就能夠釜底抽薪。這是我們現在社會所關心的第一類問題。
環境問題是增長過快引起的？
第二類問題就是環境惡化，霧霾越來越嚴重的問題，這是事實，大家有目共睹。但是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對症下藥。對於環境惡化的問題，前一段時間有一種看法認為環境惡化是由於我們發展太快了。但是這種看法我覺得並不完全正確，跟發展有關，但不是因為我們發展太快。
我看過一個比較，在1978年的時候我們的人均收入是155美元，印度是209美元，所以在1979年的時候印度的發展水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我們高35%，我們是他的三分之二。經過這36年的發展，我們現在的人均收入超過7500美元，印度隻有1600美元，它連我們的四分之一都沒達到。也就是在過去這36年，我們平均每年的增長是9.7%，印度的增長還不到1%。但是，從2012年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公布的數字，印度霧霾跟環境汙染問題比我們還嚴重。所以從這比較來看，確實在我們高速發展的過程當中，加重了環境的問題，但不能說是跟我們發展快速有關。
實際上為什麽我們在快速發展過程當中出現這些問題？我想有三個方麵的原因。
第一，跟我們發展的階段有關。因為我們現在是中等收入國家，我們的經濟是以製造業為主的，我們知道低收入國家是以農業為主的。以農業為主的，跟製造業的差異是什麽？因為製造業排放比農業高。因此任何一個國家，當它的經濟是在以製造業為主的時候，環境問題都比較嚴重。老工業化國家，像英國、德國、美國，在我們這個發展階段的時候，它們也是比較嚴重的。比如說倫敦，德國和美國都有這個問題。新工業化國家中，日本也是，韓國在80年代的時候也是這樣，我想這是跟發展階段有關係。
第二，雪上加霜。我們中國跟印度一樣，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煤炭這個能源比石油汙染更加嚴重。
第三，跟各個地方政府的環境執法不嚴有關。按照我們國家的環保政策，任何企業在投資建廠的時候都應該有各種環保設備。但是這個環保設備要開動是需要花費成本的，因此有的企業為了節省成本，它想不開就不開。這樣就造成了我們的環境問題更加嚴重。
知道這三個原因以後怎麽來解決這個問題？短期來講應該增強環境思路。從中期來講的話，應該多使用一些清潔能源。但這些措施應該講起來是緩解環境問題，並不是根本解決環境問題。如果要根本解決環境問題，我想最重要的是趕快進入到發達國家的階段。如果我們進入到發達國家的階段，我們的產業就會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服務業能源使用率低，排放減少，那環境的壓力就會小。而且當我們進入到高收入階段以後，解決環境問題的力度就高了。
所以我認為我們過去發展過程當中，環境問題這麽嚴重是因為我們的發展過快造成的，這個看法不正確。如果按照這個思路，我們把發展快速減緩，隻會讓我們更加嚴重。那環境問題會伴隨我們更久，所以實際上解決環境的問題，除了我剛才講的執法的問題，以及多使用清潔能源的問題。另外釜底抽薪，同樣要保持比較快速的增長，讓我們能夠比較快地進入到以服務業為主的高收入階段。
36年高速增長能不能繼續保持？
那麽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經過36年的高速增長以後，有沒有可能繼續保持？新常態提出中高速的增長，7%左右。這是現在政府提出的發展目標，對這個問題國內確實有不少學者感到非常悲觀。有兩個方麵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我們已經保持了36年，平均每年保持9.7%的增長，其他發展比較快速的國家，一般在8%到10%的增長維持20年，20年以後發展速度降到7%或者更低，甚至5%。因此有一些學者認為，我們沒辦法維持，我們沒辦法違反曆史規律。你已經是36年的高速增長了，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增長速度掉到5%以下是不可避免的。對這種說法好像也有一些佐證，因為我們看到2010年以後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下降，到今年一季度7%，而且下行壓力也很大。
同樣我們再回來看看，一個發展中國家，高速的經濟增長靠的是什麽？靠的並不是說你過去的發展怎麽樣。靠的是你跟發達國家的產業基數差距還有多大，你的後發優勢還有多大。通常看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後發優勢我覺得最好的方式，是比較這個發展中國家人均GDP的水平，跟發達國家人均GDP水平的差距。
發展中國家人均GDP比較低，代表它的技術跟產業水平比較低。發達國家的人均GDP的水平高，代表他的產業和技術水平高。從這種發展中國家真正快速增長的機製的依據，要判斷中國未來有多少年的快速增長，最重要的是判斷我們的後發優勢，在經曆了36年以後，這個後發優勢的潛力還是很大的。
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08年，我們的人均GDP的水平是當年美國的21%，這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跟美國的差距，1951年的時候日本的人均GDP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是美國的21%。利用同樣的後發優勢，日本從1951年開始維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長。新加坡從1967年開始實現了20年平均每年8.6%的增長。我們的台灣以同樣的水平，1975年開始，實現了20年每年8.3%的增長。韓國從1977年開始維持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長。
也就是說，利用與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來降低產業技術差距，這個後發優勢讓日本跟這些東亞經濟體維持20年7.16%到9.2%的增長代表。所以我認為我們從2008年開始還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潛力，是根據增長的機製跟發展中國家快速增長的道理，也就是後發優勢來判斷的。
發揮8%增長潛力 條件是什麽?
當然這是一個舉例，這個舉例能不能實現？拿一個具體的事來講。一個植物能長高張大，是由於它的基因決定的，但也決定於外部的氣候條件好不好，決定於土地和陽光，或者外部條件不好，或者吸收陽光不夠，即使有基因的增長潛力，它也不一定能夠實現。
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要把我們8%的增長潛力發展出來，必須看我們的外部條件，以及我們的內部條件是不是有。
從外部條件來講，前麵我們談到從2008年開始，出現的國際的金融危機。這場金融危機從美國開始爆發，然後到歐洲、日本，然後全世界。那麽發達國家不管是美國、歐洲、日本，還沒有完全從2008年的那場危機中出來。所以他們的經濟增長率都是慢的，有的時候到3%這樣的水平。那麽在經濟增長慢的情況下，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很多的出口跟生活有關的，他的經濟增長慢，我們的出口增長就很慢。以去年為例，去年我們的對外貿易的增長目標是7.1%，但是去年實際實現的是3.4%。我前麵提到從1979年到2014年我們平均每一個貿易增長是16%。現在隻有3.4%，少了十幾個百分點，當然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慢。
那麽今年一季度是一樣的，今年我們對外貿易增長目標是6%，實現了4.7%，而且3月份的時候我們的對外貿易是不增長的，這樣會影響到我們的後發優勢。
那麽展望未來，發達國家很可能現在跟日本一樣，長達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經濟的平穩。所以在推動我們的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外需這一塊就不可能像過去那麽高速的增長。那麽實現我們增長的一個前提就要靠內需，靠內需一塊是投資，一塊是消費。從投資來講，我前麵談到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既使是現在產業有很多產能過剩。但是我們還可以產業升級，在產業升級的過程當中我們還可以利用後發優勢。所以我們好的投資是最重要的指標。那不僅是說產業上麵可以有投資，基礎設施也是一樣的。
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即使是在過去這些年基礎設施做的相對多，但是過去做的基礎設施一般是連接一個城市到另外一個城市，也就是我們常講的高速鐵路、高速公路，還有飛機場。但是我們城市內的基礎設施還是一定要布局的。另外像北京這個地方是全國的首都，下場雨就會淹死人，那代表我們地下管網嚴重不足，這方麵的投資，經濟就會拉動很高。第三個就是環境的問題，環境改善也要投資，還有城市化。
所以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挖掘增長潛力，當外需相對不足的時候，我們從內需來看。這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跟其他發達國家最大的不同。發達國家當它經濟麵臨下行壓力的時候，他很難找到投資機會，因為他的產業已經在全世界領先，即使是他的產業很難，但也是一個新技術。我們不一樣，我們的產業升級在這裏潛力很大。第二是發達國家基礎設施已經完善了，對老舊的基礎設施的投資，跟我們沒有基礎設施的回報率是不一樣的。第三是發達國家環境普遍好。第四是它們的城市化已經完成了。所以發達國家在麵臨經濟下行的時候，經常很難找到投資。
要投資也要有錢，在我們國內還是相對好的。首先來講我們政府財政狀況是相對好的。因為我們現在中央跟地方政府積累的負債，占國內資產的總值隻有40%多一點，不到50%。發達國家現在政府積累的負債占國內生產總值是240%，其他發達國家也是，普遍超過100%。因此在這個情況下，麵臨經濟下行的時候，政府很難推行一些反周期的幹預，因為它們沒錢。我們國內很多人對政府很擔心，但是我們國內政府的負債大家主要關心的是地方投融資平台，主要的問題並不是說我們地方政府負債的平台，最主要的是地方投融資平台借銀行的短期債務。所以這些基礎設施的投資，他的回報是30年、40年，也就是短債長投的問題。
那要解決這個問題怎麽辦呢？最好的方式是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城市建設公募債，我們已經從去年開始這項工作了。所以我想我們政府在麵臨經濟下行的時候，確實就像我們政府在工作報告裏麵所講的，我們可以使用的手段非常多。那麽不僅是說政府有錢，我們還有民間的利息高達全世界的50%。在全世界是最高的，用政府的錢撬動民間的錢。還有外匯儲備我們有3.8萬億，你要搞建設和投資，你要進入機器設備原材料。所以在麵臨經濟下行的時候，其他發展中國家跟我們一樣，他也有好多投資機會，但是他受限於政府財政狀況不好，或者是民間的儲蓄率低，或者是外匯儲備不足，我們這方麵的條件非常好。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相信當我們的經濟下行到一個程度以後，那對於利用我們跟發達國家不同的機會來改變。政府也可以利用他相對優越的財政狀況，來進行一些反周期的幹預。那周圍就會投資，民間的投資就會被撬動。這樣有投資就能夠創造就業，就業增高了，收入水平就增高了，消費就增加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相信我們完全有可能，在今年以及在以來五年或更長的時間，去充分挖掘這8%的增長潛力。即使在外部條件相對不好的時候，我們也可以保持7%左右的增長，我相信很可能實際的結果是在7%之右。如果能這樣的話，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時候我們的國內生產總值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我們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也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
那麽在2010年的時候我們的人均GDP是4400美元，到2020年的時候翻一番是8800美元。我們維持7%左右的增長，這在全世界是高速增長，所以我相信人民幣會升值，即使是現在人民幣跟2010年的時候比已經升值了將近40%，那到2020年的時候我們的人均GDP很可能就會超過12615美元。因為現在一個經濟體，當人均GDP達到或超過12615美元，就被稱為是高收入經濟體。所以很可能到2020年的時候我們會從低收入進入到高等收入，這很可能是2020年實現的，這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一個裏程碑。
中國發展和改革的一般意義
談到中國改革開放36年取得的成績，為什麽我們轉型過程中發展這麽好，其他國家為什麽那麽差。以及我們現在的問題怎麽來解決。中國發展和改革有沒有一般意義？我覺得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為什麽呢？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地區是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紛紛擺脫殖民統治，取得政治獨立，開始推行自己國家的經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世界共有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隻有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然後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一個是我們的台灣，一個是韓國。當然到2020年的時候，很可能我們會是第三個。
隻有13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一個是日本，加上亞洲四小龍，另外還有西歐國家的8個國家。這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些國家跟中國一樣，它們的老百姓都是希望實現自己國家的現代化，但是絕大多數一直現在是低收入群體，或者是中等收入群體，跟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基本沒變。現在全世界85%的人口還是發展中國家，他們有沒有可能像中國一樣在過去36年那種高速增長。
如果像我前麵理論分析，那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應該都有可能像中國這些維持20年、30年甚至更長時間高速的增長，但是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首先必須按照這個國家的比較優勢來發展，那產業才會有競爭力。其次是充分利用跟發達國家的產業差距的後發優勢，來降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產本，如果是這樣的話他的經濟就會快速增長，就會不斷的縮小跟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甚至趕上發達國家。
當然，任何發展中國家一定原來有很多政府的錯誤，幹預市場所形成的各種扭曲。那麽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改革經驗，也提供了很多參考和借鑒的價值。因為當你有很多扭曲的情況下，你必然形成了沒有自生能力的產業，給他保護補貼是他生存的必要。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漸進雙軌製也提供了參考。
也就是在轉型過程中，要知道你要建立有效的市場。但是政府還是必須發揮紐帶的作用，維持政治經濟的穩定，並且給比較符合優勢的產業的進步，對他的發展提供必要的幫助。如果能這樣的話，那任何發展中國家他都應該有像中國那樣高速的增長，縮小跟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這在我《解讀中國經濟學》這本書裏麵進行了探討。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意義，是在另外一本書《新結構經濟學》裏麵進行的探討。
總的來講中國人的崛起，我們不僅需要自己富強起來，保護自己。我們也希望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也能夠像中國那樣的高速發展起來，或者跟我們一樣的，越來越成熟。實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在前年的博鼇論壇上麵講的，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
我們希望從中國改革開放前後的經驗的分析，提出了一個不僅能夠幫助我們更好的發展的格局，也能夠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他們現在的想要的國家富強。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