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鍾成：美國“顏色革命”戰略及其應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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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題：詳解“非暴力戰爭”
——美國“顏色革命”戰略及其應對思路探討
【摘要】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美國依據吉恩·夏普的非暴力戰爭理論，在全球範圍內頻頻通過顏色革命的方式更迭他國政權。從“鬱金香革命”到“木莉花革命”，從“占領國會”到“占領中環”，全部都出自吉恩·夏普所總結出的198種非暴力戰鬥手法。高度重視心理戰和意識形態戰爭，是夏普式非暴力戰爭的鮮明特色，其中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刻意製造和傳播謠言。“非暴力戰爭”理論出現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並非偶然，它是美國精英階層係統性學習和模仿毛澤東人民戰爭理論的產物。
2014年9月28日，國際反華勢力於香港發動的“占領中環”運動爆發，這是一場帶有典型的美式“顏色革命”痕跡的政治動亂。對美式顏色革命所依據的基礎理論、戰略戰術及其來龍去脈進行深入分析，並提出應對方案，已經越來越迫在眉睫。
一、以“非暴力戰爭”理論為指導的顏色革命波及香港
與80年代末以來世界各國發生的“顏色革命”一樣，香港2014“占領中環”運動所遵從的，仍然是美國愛因斯坦研究所所提供的“非暴力戰爭”戰略。愛因斯坦研究所由美國民主基金會、福特基金會及索羅斯等所共同資助。“非暴力戰爭”理論的主要內容，就是研究如何通過非軍事手段顛覆他國政權，為避人耳目有時稱作“非暴力抗爭”，但其根本上看不是一種簡單的“抗爭”。
舉例來說，早在2013年6月21日，民運分子王丹任院長的“華人民主書院”就在香港城市大學組織了名為《非暴力抗爭訓練研究與簡介會》的活動，其主要意圖就是培訓青年學生和勞工領袖如何按照“非暴力戰爭”的原則在香港發動“顏色革命”，當然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為本次“占領中環”運動服務的。這次活動邀請“占領中環”運動發起人戴耀廷和社會民主連線主席梁國雄進行了《非暴力抗爭訓練研究會：非暴力抗爭與和平占中》的講座。此次活動的另一主題是“非暴力抗爭訓練簡介會”，由台獨勢力骨幹、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執行長、台灣民進黨前中央委員、立委、勞工領袖簡錫堦對向參會骨幹進行了關於“非暴力戰爭訓練”的介紹和動員：“‘非暴力抗爭訓練’源於美國吉恩·夏普博士（Dr. Jene Sharp）及愛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的研究。”隨後於2013年7月末開始，華人民主書院在香港對占中運動骨幹進行了多期“非暴力戰爭訓練”。
吉恩·夏普是愛因斯坦研究所的創始人，出生於1928年，現在已經86歲高齡。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內，他係統地完成了“通過非暴力手段顛覆政權”理論建構，其著作《非暴力行動的政治》、《從獨裁到民主》，《讓歐洲不可戰勝--非暴力威懾與防禦的潛力》，《非暴力革命指導》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傳播，成為顏色革命的聖經，而夏普則在西方被稱為“非暴力戰爭的教父”和“非暴力戰爭的克勞塞維茨”。一定程度上說，非暴力=非軍事=和平，戰爭=演變=政權更迭，所以“非暴力戰爭”可視作“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的同義語。
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出現的各種版本的顏色革命，包括2014年香港的“占領中環”運動所采用的手段，幾乎都是對夏普非暴力戰爭理論的實踐。因此稱夏普是顏色革命教父，名副其實。俄羅斯、中國、南斯拉夫（塞爾維亞）、津巴布韋、委內瑞拉、緬甸、烏克蘭、格魯吉亞等國的持不同政見者都曾受過夏普及其手下機構的培訓。愛因斯坦研究所的主要經費，就來自於美國第二中情局——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從80年代開始，以非暴力戰爭更迭政權方式，成為美國顛覆他國的首先方案。美國先是顛覆了蘇聯東歐等共產主義政權；1999-2000年在俄羅斯的周邊顛覆了親俄的南斯拉夫政權，與此同時在中國也扶植了勢力強大的政治反對派；進入新世紀又在中亞五國製造顏色革命顛覆了親俄政權；2007年緬甸發生“藏紅色革命”；2008-2009，中國西藏、新疆接連發生嚴重騷亂；2011年開始美國又在中東北非的阿拉伯世界策動木莉花革命，推翻了一係列不聽美國指揮的政權；而在中國的周邊緬甸等國，顏色革命幾乎已經大功告成……在這所有的重大事件中，都有吉恩·夏普的身影。
1991年推翻蘇聯政權的葉利欽的擁護者人手一冊夏普的著作《非暴力革命指導》；1998年夏普及其助手組建了反對米洛舍維奇的青年組織OTPOR(塞爾維亞語，“反抗”之意)，兩年後米洛舍維奇政權垮台；隨後夏普再接再厲，在布達佩斯建立“非暴力抵抗中心”培訓各國的反對派，其中包括2001年在白俄羅斯成立的“Zubr!（野牛！）”，2003年4月在格魯吉亞出現了“Kmara!（受夠了！）”，2004年6月在烏克蘭首都基輔成立了“Pora!（是時候了！）”……隨之顏色革命風暴席卷中亞；2006年左右，夏普及其愛因斯坦研究所在泰緬邊境地區，又培訓了3000多名來自緬甸各地的反對派，隨後幾年裏緬甸開始導向美國……
二、從台灣“太陽花學運”到香港“占領中環”運動，吉恩·夏普的魔影正籠罩中國
搞亂中國、搞亂北京，是夏普多年以來持之以恒的夢想，因為在這裏他曾經遭遇他自稱的“災難性的挫敗”。在其1993年出版的經典著作《從獨裁到民主》前言中，夏普承認，在過去幾十年裏，他曾經直接訪問過“同中國共產黨的侵略戰鬥過的西藏人”，而且他公開承認，1989年6月中國內亂升級前夕，他就在北京參與製造動亂，“北京天安門廣場在喜慶似的自由示威的的日子裏和首批裝甲車進入的那個災難性的夜晚”，是讓他後來無比悲情和憤恨的地方和時刻。
夏普對中國事務幹涉甚深。自1989年顛覆中國社會主義政權活動失敗後，夏普及其愛因斯坦研究所很快就加大加快了向台灣的滲透。早在80年代，在美國情報機構的安排下，夏普就與活躍在美國及西方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建立了聯係。1987年蔣經國開放黨禁後，美國及台獨勢力利用時機積極在台灣發展自己的群眾性政治力量。1990年2月，夏普在美國哈佛大學舉辦了“非暴力製裁(Non-Violence Sanction) 國際會議”，專門通過台獨聯盟主席張燦鍙邀請台獨聯盟加拿大本部主席林哲夫參加會議培訓。從此，台獨勢力係統掌握了夏普的非暴力戰爭的理論和戰略戰術，並在90年代獲得非常廣泛的群眾基礎並由此迅速發展壯大。夏普還在台獨勢力的邀請下於1994年12月親自訪問台灣，親自培訓指導台獨勢力如何通過非暴力手段獲得政權。而香港2014“占領中環”運動青年骨幹的培訓工作，正是由林哲夫的密友簡錫堦所完成，他向青年骨幹所灌輸的仍然是夏普的非暴力戰爭理論。
2014年3月18日台灣爆發了以占領“立法院”為標誌的“太陽花學運”，這是台獨勢力發動的以阻擾兩岸服貿協議、破壞兩岸和平統一進程為目標的政治動亂。簡錫堦任執行長的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派出專門團隊在現場教導學生如何進行夏普式的非暴力抗爭，還在現場演練學生群體如何集中力量對抗鎮暴警察。通過這場運動，台獨勢力將大批台灣普通青年群體組織動員起來為己所用，民進黨借此為自身補充了大量年輕的新鮮血液，從而可以繼續在財閥及底層民眾兩邊左右逢源，而國民黨則由於脫離底層民眾而日趨敗落。民進黨借此徹底扭轉了陳水扁入獄以來的多年頹勢，在未來的台灣2016年大選中民進黨也可以說已經穩操勝券。民進黨利用“太陽花學運”逆勢崛起，完全打斷了兩岸和平統一的步伐和進程，將台灣局勢重新推入惡化軌道。
台獨勢力對香港2014“占領中環”運動介入甚深，除了簡錫堦的直接培訓外，香港“占中”青年骨幹與台灣“318太陽花學運”骨幹互動密切。例如，“占中”骨幹、港獨分子、香港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多年以來一直在積極推動香港學聯與台獨勢力密切勾結，以策動“兩岸四地如何反撲中國政府”。台灣爆發“太陽花學運”後，周永康就飛到台北向發動該運動的民進黨的第二梯隊“學習”與“取經”。318學運的主要領導人林飛帆、陳為廷更是公開支持香港反華勢力反政改、占中環、罷課、罷市，香港“占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就直接邀請台灣“太陽花運動”的發起人林飛帆來港交流。在罷課行動中台灣學運分子將他們的抗爭紀錄片《公民不服從》提供給香港學聯播放。
2007年中共十七大之後，美國感覺通過上層滲透和平演變中國希望渺茫，因此顯著加大了顏色革命的力度，隨後西藏、新疆相繼出現動亂，台灣、香港、澳門也陸續進入動蕩時期。2011年12月，吉恩·夏普親自向台灣的台獨勢力領袖蔡英文致函建言，他認為隨著台灣的逐步獨立，必然將麵對來自中國威脅的“高風險”，但是中國的國力和軍力大於台灣，為了對抗中國，應推動建構台灣“群眾性公民防衛”的相關立法，用台灣的群眾性力量來抵抗中國。夏普所提戰略的實質是，讓台獨勢力發動心理戰進一步妖魔化大陸政權，將大陸、中國汙蔑為獨裁邪惡的力量，通過立法等手段，普及“群眾性公民防衛”運動，動員全體台灣民眾起來用非暴力戰爭的方式捍衛“自由”，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與大陸打人民戰爭。“太陽花”學運，即是夏普戰略的一個預演。如果夏普戰略在台灣得以順利推行，中國即便是在台海取得軍事勝利，但是卻要麵對台獨勢力發動的大規模地群體性非暴力抗爭。如果中國采用武力解決，美國及西方則以捍衛台灣民眾人權的名義借機幹涉，將台灣問題利比亞化、敘利亞化。因此，在夏普戰略麵前，中國的經濟及軍事優勢恐怕無法確保最終收複台灣。作為美國的重要軍師，夏普的重要使命便是孜孜不倦地推動中國的解體。
2010年2月，美國國務院宣布楊蘇棣（Stephen M. Young）出任駐港澳總領事，這是一名善於策劃顏色革命的老手。而在2013年7月接任楊蘇棣的夏千福（Clifford A. Hart, Jr.）則是另一位出身情報係統的熱衷於推行顏色革命的外交官。
夏千福曾出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台灣部主任、五角大樓海軍作戰部部長的外交政策顧問以及國務院台灣協調處處長等。他在台灣工作期間，就曾指揮李登輝按照“寧靜革命”的模式，以“推動民主化”為名，行“去中國化”的“台獨”主張，其實質就是在不引發大規模戰爭，不會將美國引入戰爭泥濘的前提下，在當地按照非暴力戰爭原則發展“台獨”勢力，進而扶植親美政權，後來這一套方法又被陳水扁所延續。在2013-2014年的“占領中環”運動中，夏千福不僅僅在幕後進行謀劃，更是直接跳向前台批判指責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反華勢力爭取“真普選”。
夏千福的前任在顏色革命問題上更加肆無忌憚。楊蘇棣早在90年代末出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副主任期間，就積極支持陳水扁參選“總統”，與台獨勢力關係密切，2001年楊蘇棣離任時，陳水扁還以總統名義向這位“親愛的朋友”頒贈20多年來史無前例大綬景星勛章。楊蘇棣隨後出任美國駐吉爾吉斯大使，他在此期間積極指揮了名為“鬱金香革命”的顏色革命。當時楊蘇棣所做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通過美國民主基金會派駐吉爾吉斯的工作人員大量印發吉恩·夏普的係列書籍。楊蘇棣可謂美國策動“顏色革命”的老手，美國在2010年初將楊蘇棣派到港澳，在港澳及中國大陸發動顏色革命意圖是顯而易見的。也正是在此期間，香港各種動亂層出不窮，例如，2010年相繼出現“還我普選元旦大遊行”、“五區公投”、“全民起義”等活動，再到2013年以來的“占領中環”，“顏色革命”的動亂態勢愈發嚴重。
除此之外，需要指出，美國顏色革命的扳機瞄準的不僅僅是香港，而是包括大陸在內的整個中國。比如，美國一直試圖用顏色革命的招數搞亂澳門，楊蘇棣在任駐港澳總領事期間曾經頻繁接觸和聯係澳門的“反對派”，並在澳門反華勢力中間推廣夏普的非暴力戰爭戰略。2010年以來，配合其亞太再平衡戰略，美國一直絞盡腦汁在中國製造顏色革命。比如，2011年2月份，在美國勢力的精心策劃下，以“占領王府井”為標誌的“北京版木莉花革命”就是一次相當成功的“壓力測試”，從發布者的運作來看，這場活動完全依據夏普的理論進行了精心計劃和準備，而且發動者諳熟非暴力戰爭的戰略戰術。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於2月20日當天親自前往王府井為反華勢力站台。
2014年“占領中環”運動幕後策劃者的意圖非常明顯，他們著眼的不僅僅是香港，而是整個中國。運動爆發一年前，壹傳媒主席黎智英在自己家裏與台獨領袖施明德等人秘密會談時，屢次強調要將香港的自由之花變成中國的自由之花：“香港的自由之花，就有可能變成中國的自由之花，這個是有曆史意義的……這朵花開出來就會是香港自由之花，也可能會是中國自由之花，也就是這樣開始了。”2014年4月，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早在訪美時，就在美國國務院資助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及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NDI)開會研究占中行動的計劃、參與人物及訴求等等，會議長達一小時，由NED地區副主席格雷夫(Louisa Greve)親自主持。李柱銘與陳方安生都聲稱，由於北京很在乎外國如何看其管治方式，故可利用這點來迫使中央政府在香港事務上讓步。李柱銘在會上詳細講述了占中計劃，還強調香港的角色，就是要將西方的法律及利益等傳入內地。由此可見，“占中”運動僅僅是夏普在香港進行的“非暴力戰爭”的一個開始，美國在香港發動顏色革命所需的組織化的政治力量已經發展成熟，香港的社會動亂未來將接連發生，直至將大火引入內地。可以想象，在吉恩·夏普非暴力戰爭魔影籠罩下，更加嚴峻的顏色革命考驗在等待著中國。
三、夏普“非暴力戰爭”理論—美國發動顏色革命的戰略戰術
要有效應對顏色革命，必須對其依據的基本理論和戰略戰術進行深入分析。
1、“非暴力戰爭”的權力理論
夏普“非暴力戰爭”理論的基礎，建立在其權力理論之上。夏普認為，“武力”、“暴力”是“獨裁者”的優勢之所在，但是權力的維持，必須依賴社會各部門及人民的支持、服從與合作。夏普的得意弟子、美軍前情報軍官、現任愛因斯坦研究所所長羅伯特·赫爾維認為，吉恩·夏普理論的要點在於：“既然人民提供了統治者權力的資源，那麽人民也可以拒絕提供他們集體向政權提供的權力資源，從而收回他們同意接受統治。”
吉恩·夏普認為，統治者權力的來源並非來自統治者本身，而是來自外部，其中主要有六個：（1）、合法性：統治者在被統治者中之權威範圍與強度，它是影響統治者權力的一個關鍵因素。（2）、人力資源：統治者的權力是受到多少人服從他與他合作，或為他提供特別協助，以及這些人在整體人口中之比例與他們組織之範圍及形式的影響。（3）、技能與知識：統治者的權力也受到這些人之技能、知識與能力，以及他們之技能、知識與能力對統治者需要之關係的影響。（4）、無形的心理和意識形態因素：如對服從與屈服的習慣與態度，以及一個共同的信念、意識形態或使命感的有無，都會影響統治者與人民相關的權力。（5）、物質資源：統治者控製財產、天然資源、財務資源、經濟體係、通訊與運輸工具的程度，有助於確定他權力的限度。（6）、製裁：統治者最後權力的來源就是他可以處置製裁的類型與程度，兩者都使用來對付他的被統治者以及在與其他統治者發生衝突的時候。
而非暴力戰爭的戰略，就是削弱乃至剝奪統治者的這六方麵的權力來源和基礎，進而和平地實現政權更迭。
2、非暴力戰爭的戰鬥方法
夏普在1993年出版《從獨裁到民主》一書中對他過去的著作進行了總結，歸納出了3大類、40小類別的總共198個的非暴力戰鬥方法。三大類別包括：非暴力抗議和勸說的方法、不合作的方法、非暴力幹預的方法。
（1）非暴力抗議與勸說，是最溫和的一類方法，包括各種遊行、公開集會、集體表達意見、象征性公開行為、向公眾傳播信息和思想等等小類別。而“象征性的公開行為”這一小類別中第一條戰鬥方法，便是“展示旗幟和象征性彩旗”，第二條是“佩戴象征標識”，這便是後來聞名世界的“顏色革命”、“木莉花革命”等等形形色色的非暴力革命誕生的起源。
（2）不合作的方法，則是對現存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關係實行故意的切斷、限製、撤除或者公然反抗，例如“罷課”、“退出社會機構”、“罷工”、“經濟性抵製”、“抵製選舉”、“不服從不道德法律”、“拒絕納稅”等，這種合法或非法的不合作行動能致使日常生活無法順利運作。
（3）最後一大類非暴力幹預方法，則是直接幹預、並破壞局勢的方法，抗爭者運用這種手段掌握主動權，並且直接使製度及局勢遭到破壞乃至陷入崩潰，這些方法包括心理幹預、物質幹預、社會幹預、經濟幹預、政治幹預等等。在心理幹預中包括“絕食”、“非暴力騷擾”等等戰鬥方法，政治幹預中包括“暴露特務身份”、“誘使進行拘捕入獄”、“建立平行政府”等等。而在“物質幹預”這一小類別中，夏普總結了“靜坐”、“非暴力入侵”、“非暴力阻擋”、“非暴力占領”等戰鬥方法。所謂“占領國會”、“占領中環”等等，即來源於此。
3、非暴力戰爭戰略戰術的關鍵要素
夏普非常強調非暴力戰爭中戰略戰術的重要性，他認為非暴力戰爭戰略戰術的關鍵要素有七個，其中第一個關鍵要素，就是著名軍事專家李德哈特所提出的“間接戰略”、“間接方法”在非暴力戰爭中的應用，在夏普看來，非暴力戰爭的技術，可視作軍事戰略中“間接戰略”的極端發展。夏普分析認為，“與其直接攻擊對方有力的陣地不同，李德哈特強調指出心理因素的重要性，那麽戰略之目的就成為‘減少抵抗的可能性’，敵人的‘心神錯亂’在實現勝利的條件中是至關重要的。”夏普認為，采用這種間接戰略的非暴力手段，對付使用軍事手段的對手非常有效：“這會使對手的行動手段總是遭到間接性的挑戰，而他鎮壓的權力就會以一種政治‘柔道術’反彈對付他。最後，他的這些權力來源就會減少或消除”。
因此，夏普強調非暴力戰爭戰略戰術的第二大要素，就是“心理要素”。心理和意識形態因素被夏普視作權力的關鍵基礎，它直接影響政權的合法性及被統治者對政權的態度。夏普指出，尤其是麵臨對手嚴厲鎮壓的情況下，心理和意識形態一因素更加關鍵：“非暴力衝突抗爭中這些行動者的士氣，正如同在軍事衝突中的一樣，都是重要的……信心應該是非暴力行動的根本素質”。
高度重視心理戰和意識形態戰爭，是夏普式非暴力戰爭的鮮明特色。夏普的得意弟子、現任愛因斯坦研究所所長羅伯特 L.赫爾維在《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關於基本原則的思考》一書也強調：“在軍事上取得勝利，是靠摧毀對手繼續戰鬥的能力或意誌。在這一點上，非暴力戰略無異於武裝衝突，隻是兩者所用的武器係統截然不同。” 在該書中，赫爾維專門用整整一章來論述如何進行心理戰。他指出：“心理戰是一個計劃周全的非暴力鬥爭的核心。 其目的是──主要通過宣傳──影響受眾的態度和行為。不論在軍事戰役還是在非暴力鬥爭中，心理戰一再證明其有效性，作為削弱、分裂、中立、和瓦解對手的支柱的強有力的武器。反對派團體也用它來幫助吸收新成員的努力。”
進行心理戰，宣傳工作是基礎。在該書中，除了鼓動進行白色宣傳外，赫爾維還鼓動進行灰色宣傳和黑色宣傳——即刻意傳播那些偽造的信息和謠言，“這種宣傳可以用來在對方的隊伍裏製造不信任和混亂，降低士氣，轉移對自身的弱點和意圖的注意力。”在傳播方式中，除了標誌、口號、音樂、印刷、媒體、音視頻等手段外，赫爾維還在最後著重強調了製造謠言這一手段，他指出：“如果謠言構成總的宣傳工作的一部分，那麽謠言至少必須有一點些微的事實作基礎，或者至少可以被看作是基於已知的或猜想的事實。謠言的主題應當是對目標受眾有重要性的，而且要有趣，使人家願意傳播它。謠言可以用來提高或降低目標受眾的士氣，或引起諸如仇恨、厭惡或欽佩等情緒。”由此可見，製造謠言和傳播謠言，是夏普式非暴力戰爭中心理戰方麵的重要作戰方式。
夏普強調的第三大關鍵要素是“地理和物質實體”。夏普認為，“軍隊可以控製一個區域，但是卻並一定建立能夠控製該區域內人口的政權”，因此和傳統戰爭類似，非暴力戰爭並不謀求一城一池的得失，它隻是將“特定地方之控製”“當作‘中間環節’或是做為‘獲得更大優勢的手段’，從而取得最後的勝利。”此外，“特別的地方、建築物等等有時候有可能在非暴力行動變成很重要，特別是當他們有高度的象征意義時。”無論是香港的“占領中環”，還是台灣318的“占領國會”，都體現了這些戰略。
夏普強調的第四大關鍵要素是“時機”。他認為，執行戰術的時機在非暴力戰爭中是非常重要的，“時機的考慮必須從整體局勢的角度”，“必須要有能力可以判斷人們甚麽時候已經準備好采取直接行動，並且也要判斷在甚麽時候呼籲采取行動將隻會得到微弱的反應或受到忽略。”夏普還指出，時機要選擇於對手企圖強加或延長他對社會之控製的階段，而且有時要“迅速的反應與抵抗”。對於“入侵”的外來政權，夏普認為有三個時間點特別正確：第一個時間點是在正式取得政權之後；第二個時間點是在“入侵者”尋求重要團體，如警察、公務人員與工會之合作與協助的階段；最後一個時間點是在“入侵者”企圖摧毀獨立的社會機構，將所有組織與機構擺在他的控製之下，以及分化民眾的時候。夏普強調，出現這些情況，“重要的是要毫不拖延地進行發動抵抗運動，而且人民不可以‘等待觀望’或優柔寡斷。隻有迅速采取行動才會有效果。”2003年7月1日大遊行以及2014年的占中運動，都是選擇於重要時機，前者是針對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條的立法，後者則是全國人大常委關於香港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辦法做出的決議。因此，中央政府在這些重要的關鍵點和時機上千萬不能退縮，要爭取一次性解決問題，而不能再給對方留下發作的“時機”，否則後患無窮。
夏普強調的第五大關鍵要素的是“人數與力量”。夏普認為，人數非常重要，但人數並不完全等於力量，它“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而且也不能保證勝利”，除了人數外，紀律和組織同樣重要。在一些特殊情況，如在總罷工或兵變中，“人數可能有時候是具有決定性的”。但夏普也非常冷靜地指出：“特殊的戰術與方法可能有它自身人數的要求。人數多而無法維持非暴力的紀律，並且在鎮壓之下無法繼續行動，可能會削弱運動……”。當然，夏普強調，如果人數眾多，並且他們“具備有必要的標準與紀律”，那麽，“他們可能會變成是‘不可抵擋的’。”
其中尤其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夏普所設計的非暴力戰爭如何把握“議題與力量的集中”這第六大要素。夏普強調，“熟練地仔細地選擇攻擊點”這一原則非常關鍵，要將攻擊點“集中在對手情況最薄弱的環節”，他說：“在戰爭中，不會同時以平均的勢力在整條戰線上進行攻擊，人們通常會在認為敵人最薄弱的地方集中力量，人們相信如果在這裏可以突破就會導致這個陣線其他區段的削弱或崩潰。因此，在非暴力抗爭中的非暴力領導階層要表現得有智慧，將行動集中在對手之情況、政策或製度的最薄弱點。這將有助於最大限度地削弱他的相對權力位置，而且最大地強化這個非暴力陣營的相對權力位置。”
在非暴力戰爭中具體來說如何選擇攻擊點即敵人的薄弱環節呢？夏普認為應尋找最能夠凸顯政府“邪惡”麵目的地方進行集中攻擊。夏普寫道：“在傳統的軍事行動，這些點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考慮地形、聯勤補給等等。但在非暴力運動中，它們幾乎完全取決於政治、心理、社會與經濟的因素。……非暴力抗爭中力量的集中，主要會在某些政治、社會或經濟的焦點……非暴力的行動者將尋找凸顯對手之‘邪惡’麵貌的具體方位進行攻擊，它就是對手最不容易防守的地方，而且是能夠在非暴力行動者與更廣泛的民眾激發出最大力量的地方。在這個有限焦點的成功會增加他們的自信心與能力，以有效地向前邁進、更充分地實現他們的目標。”
夏普所強調的第七大要素，是掌握“主動性”。其主要原則是“非暴力的領導小組必須有能力控製局勢，並且展示它可以控製”。夏普認為，“隻要有可能，非暴力陣營，而不是對手，要選擇行動的時間、議題與過程，並且盡管在對手的鎮壓之下，還是要尋求保持主動。在衝突是由對手出手的情況下……非暴力的行動者要努力盡快恢複自己的主動性。”
四、美國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借鑒共產黨的革命理論來對付中國
從夏普“非暴力戰爭”理論的戰略戰術可以看到，美國的顏色革命戰略，其實是依據二戰後新形成全譜總體戰“大戰略”理論基礎上，在非軍事領域發動的“軟戰爭”。美國的這一“大戰略”，是涵蓋軍事、經濟、社會、政治、心理、意識形態等各層麵的戰爭戰略。我們看到，夏普的著作屢屢援引李德哈特的“間接路線戰略”作為指導，明顯是這一戰略思維的產物。從夏普自身的經曆著手，結合二戰後美國軍事戰略的變化和革命，我們可以梳理出“非暴力戰爭”理論的來龍去脈。
1、從左翼青年到帝國鷹犬——夏普的人生軌跡
當21世紀初伊朗的霍梅尼和委內瑞拉的查韋斯都公開指責夏普是中情局的走狗時，他們可能不清楚的是，夏普年輕時，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左派。1951年，夏普從俄亥俄州立大學本科畢業，當時他的思想觀點是反對西方對全世界的殖民統治，他批判西方殖民者對世界的自行瓜分，他崇拜將印度從英國手中解放出來的甘地。當時正是美國與中國在朝鮮進行大規模戰爭的時刻，夏普拒絕參加朝鮮戰爭與中國毛澤東的軍隊打仗。夏普進行了首次非暴力式的公民抗爭：他拒絕與美國軍事征召局合作，拒絕做體檢及攜帶征召證件。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前，他被聯邦調查局逮捕，並被關在聯邦拘留所。等待他的是法院審判，按照當時法律他最高可判14年。關鍵時刻，他給親蘇聯的著名的社會主義者愛因斯坦寫信，並獲得了愛因斯坦的支持：“若這事也發生在我身上，我會做出和你一樣的選擇。”雖然愛因斯坦是聯邦調查局的頭號監控對象，但愛因斯坦的巨大社會威望仍然影響了法院的判決。又恰逢朝鮮戰爭結束，夏普被判了兩年，最終他在監獄了待了9個月零10天。
抨擊西方殖民主義的夏普，一畢業便遭受了美國專政力量的鎮壓。從監獄出來後，嚐到美國暴政滋味的夏普明白，與美國聯邦調查局對抗是死路一條，與美國精英階層對抗是死路一條。聯邦調查局等美國情報機構成功地用專政力量馴服了這個叛逆青年，將其最終馴服為為美國壟斷資本寡頭服務的忠實鷹犬。從監獄出來後，他便開始改變自身的立場，逐步遠離了愛因斯坦及其他激進的美國社會主義者。他先是擔任了美國頭號和平主義者亞伯拉罕?約翰內斯?馬斯特的私人秘書。馬斯特是美國勞工黨創始人之一，他曾經是著名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和托洛斯基主義者，但到五十年代已經轉變為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和甘地主義者，即便如此，馬斯特及其圈子此時仍然被美國主流社會認定為激進左翼。正因為這一曆史背景，今天的夏普還被某些人懷疑為左派，認為他的哲學基礎來自毛澤東和葛蘭西。夏普的確熟悉甘地和毛澤東的著作，並善於從兩者中間汲取營養為己所用，但更多是出於工具理性而非價值理性，他曾指出：“我並不因為甘地善良才佩服他。他不是傻瓜。他曾發表過關於權力和必要鬥爭的語錄，如果你結合上下文分析的話，會發現它們可能來自毛澤東。”
通過馬斯特秘書這一身份，夏普得到了去挪威工作的機會，先後在奧斯陸大學哲學與思想史研究院和奧斯陸社會研究院進行研究工作。1960年夏普赴英國牛津大學攻讀政治科學博士學位，師從著名學者艾倫·布洛克，此人將斯大林視作是希特勒一樣的惡魔。美國情報部門智囊、著名外交事務專家、國家安全專家、經濟學家托馬斯?謝林注意到了夏普，並邀請他去哈佛，正是在這個階段，夏普完全改變了自身的立場，與左翼徹底劃清了界限。夏普在哈佛完成論文，並於1968年在哈佛獲得政治理論哲學博士。他的研究側重點包括獨裁體製和極權主義、抵抗和革命運動的理論和哲學等等，這其中當然會涉及到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和人民戰爭理論。其畢業論文長達1428頁。1973年夏普把長論文的部分內容編纂成三冊出版，取名《非暴力抗爭政治》，這是他“198個非暴力戰鬥方法”的初次麵世。
1983年，夏普的命運發生了根本性轉折。在這一年，他開始在美國哈佛大學國際問題中心主持一個有關非暴力抵抗的研究項目，建立了愛因斯坦研究所，出版了《讓歐洲不可戰勝——非暴力威懾與防禦的潛力》一書，最關鍵的是他得到了冷戰之父、遏製理論和和平演變理論始作俑者喬治·凱南的高度賞識。在此書再版時，喬治·凱南親自為其作序：“盡管在書中，夏普把這種非暴力運動主要設定在歐洲，但在歐洲之外，這種方式擁有更大的潛力。”隨後在喬治·凱南的正式運作下，美國情報機構以巨額資金扶持夏普的愛因斯坦研究所，當然這個研究所的精神實質已經和愛因斯坦秉承的社會主義理念南轅北轍。名字定成“愛因斯坦研究所”隻是遮人耳目，其實是“喬治·凱南研究所”，其主要任務是如何將喬治·凱南顛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控製第三世界政權的戰略落到實處。從1953至1983年，先是聯邦調查局的鎮壓修理，後來是中情局的大力扶植，叛逆的左派青年夏普終於變成了忠實的帝國鷹犬。
應該說，美國冷戰教父喬治•凱南是最早提出顏色革命及和平演變主張的美國人。1947年喬治•凱南的那篇著名電報和論文《蘇聯行為探源》是美國二戰後對外戰略的第一塊基石。此文的一個核心要點，便是如果影響蘇聯內部的局勢來對蘇聯進行遏製和和平演變。凱南的策略主要有兩點，首先，他認為蘇聯高層的政治權力移交並不穩固。“一種巨大的不確定因素給蘇聯的政治生活蒙上了陰影。那就是把權力從某個人或一批人轉移到另一個或另一批人手中的難以預測的局麵。”凱南指出，政治權力從列寧到斯大林轉移，是當時的蘇聯所經曆的唯一一次，而且斯大林為了鞏固這次權力轉移卻用了十二年時間，蘇聯也為此付出重大代價——“它犧牲了幾百萬人的生命，動搖了國家的基礎，餘震波及整個國際革命運動，對克裏姆林宮本身也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凱南在這裏顯然指的是列寧去世後蘇聯高層的內鬥，如斯大林與托洛斯基間的惡鬥導致托派第四國際分裂出去，影響了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蘇聯後來的曆史印證了凱南的敏銳，蘇聯最高權力轉移中果真出現了“難以預測的局麵”，先是出了徹底否定斯大林的赫魯曉夫，後來是徹底否定共產主義的戈爾巴喬夫，美國則趁機利用這些人大做文章，最終將蘇聯肢解。
其次，凱南著眼於如何影響蘇聯群眾基礎，他說：“必須做出以下推論，即甚至在一個象共產黨那麽紀律嚴格的組織裏，在新近加入這個運動的黨員群眾和一班自我延期盤踞高位的少數人（這些新黨員絕大多數跟他們從未見過麵、談過話，不可能建立政治上的親密關係）之間，在年齡、觀點和興趣方麵必然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分歧。……一旦分裂侵入了黨的肌體並使之陷入癱瘓狀態，俄國社會的動亂和弱點就會以難以描述的形式暴露出來。因為，我們已經看到，蘇聯政權隻不過是掩藏著一大群烏合之眾的空殼，這些人不得建立獨立的組織結構。……結果是，要是發生什麽破壞黨這一政治工具的團結和效力的事件，那麽蘇聯便可能在一夜之間由最強變成最弱最可憐的國家社會之一。”在此基礎上，凱南明確建議，美國不應坐以待變，而是要主動地影響蘇聯國內的發展，美國必須給全世界的民眾造成這樣的印象，美國的體製是成功的、有活力的，借此來打擊共產主義支持者的熱情和希望。
喬治•凱南雖然最早提出了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的原始主張，但是將其最終變成一整套可執行操作方案的，卻是吉恩·夏普。這也是喬治·凱南在80年代初和吉恩·夏普一拍即和的根本原因——美國情報機構一直想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但是隻有在發現了吉恩·夏普後，他們才最終將夢想變成現實。
2、夏普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是朝鮮戰爭後美國的毛澤東研究熱潮
夏普“非暴力戰爭”理論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它是美國精英階層係統性學習和模仿毛澤東人民戰爭理論的產物。二戰以來，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接連慘敗於毛澤東的中國人民軍隊後，美國軍事精英和政治精英接連掀起過數波學習研究毛澤東軍事和哲學理論的高潮，以至於今天美國的各大軍校都開設毛澤東軍事思想的課程。美國的目的是通過學習研究對手，最終製定係統應對方案以最終打敗毛澤東及整個社會主義運動。例如，夏普在上世紀60年代哈佛大學的主要重點研究方向，就是如何利用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和哲學打敗共產黨的“極權”政權和組織。
當時，很多美國精英都注意到毛澤東人民戰爭理論中蘊含著包括心理戰、政治戰在內的豐富的的總體戰戰略思維，正是據此，美國逐步發展出了自身的全頻譜總體戰大戰略。例如，在1958年，當時擔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顧問的基辛格博士出版了《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一書，其中毛澤東思想進行了高度評價，並著重強調了心理戰的作用。他說，“值得注意的是，共產主義軍事思想的最完善的理論性言論不是在蘇聯的著作中，而是在中國的著作中。”基辛格稱毛澤東的軍事學說“是高度的分析能力和稀有的心理洞察力以及冷酷無情的結晶。”他敏銳地指出，“毛澤東的軍事學說反對那種以純軍事考慮為基礎而進行的迅速決戰的觀念，這種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戰略思想的基礎。這種學說充滿了這樣一種主張，認為戰爭的心理等分與物質等分同樣重要；實際上決定戰爭的不是實力，而是巧妙地加以運用並置敵人於最大之不利地位的能力。”基辛格於1969-1974年任尼克鬆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1973-1977年任美國國務卿，在整個六七十年代對美國的軍事、政治、外交、情報工作都產生過直接的深遠影響。
當時熱衷於研究毛澤東的美國精英非常多。例如，喬治R.斯托澤中將曾任參謀長聯席會議辦公室副主任、美國第5集團軍司令。他曾在1972年發表了《遊擊戰與暴亂理論》一文，文章稱毛澤東是“公認的當代最偉大的遊擊戰實踐家和理論家”，“毛澤東提出並運用了一種革命戰爭的思想，這種思想將軍事、政治和心理等方麵的原則和方法融為一體。”他認為，毛澤東研究過克勞塞維茨、馬克思、列寧、孫子（或許還有勞倫斯）等人的著作，“但是成功地把政治、軍事思想變為影響世界進程的哲學和學說的人卻是毛澤東。……從一開始就將軍事和政治思想結合在一起、構成一種高明戰略的人卻是毛澤東。……毛澤東不但提出了這些思想，還豐富和發展了遊擊戰術。他的戰略的正確性很快便顯示出來，全世界的革命者都研究、修改和運用他的戰略。”
當時，另一位高度重視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是愛德華•L•卡岑巴赫二世。卡岑巴赫二世曾任美國國防部長副助理職位。此人出身顯赫，其父親擔任過新澤西州的司法部長，其叔叔曾是特倫頓市長和新澤西州最高法院法官，其弟弟尼古拉斯•B•卡岑巴赫擔任過肯尼迪時期的美國司法副部長，肯尼迪遇刺後，尼古拉斯與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等人組織了沃倫委員會，主導了肯尼迪遇刺案的整個調查。卡岑巴赫二世在國防部任職前是哈佛大學國防研究計劃的主任，他經常在美國培養高級軍官的海軍學院、空軍學院為美軍精英們講課。1955年9月他曾發表論文《毛澤東的革命戰略》，其中指出：“在印度支那的胡誌明市中，在菲律賓虎克軍團中，在馬來西亞的叛亂武裝中，毛澤東著作的簡化版就是軍事聖經。”1956年10月他又發表論文《時間、空間與意誌——毛澤東的政治、軍事觀點》，他認為工業化的西方的弱點是對時間、空間與心理意誌關注較少，而毛澤東則關注最多。毛澤東解決了沒有工業化的國家如何打敗那些工業化的國家：政治動員是贏得戰爭勝利的最根本條件，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他認為毛澤東機動靈活地組織空間從而為自己爭取了時間，而又組織時間使廣大民眾產生鬥爭意誌。有了足夠的空間和時間及正確運用兩者的革命意誌，毛澤東可以準確地把握戰爭的節奏和最終結局。
毛澤東思想對美國軍事及外交戰略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直到今天仍然很顯著。美國陸軍上將、前中情局局長彼得雷烏斯於2007年2月至2008年9月任駐伊拉克美軍最高指揮官，2008年10月出任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統管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2011年9月6日彼得雷烏斯正式就任第20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他被美國國防部長稱為“最出色的戰爭指揮官之一”。2012年他因性醜聞下台，但在軍隊和民間仍然擁有很大的支持度。彼得雷烏斯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國際關係博士時的論文題目是《美國軍事與越戰教訓——對後越南時代軍事影響和軍隊部署的研究》，文章詳細研究了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教訓。有充分研究毛澤東遊擊戰的基礎，彼得雷烏斯在伊拉克戰場上表現出色，於2007年被任命為最高指揮官。他主持編寫的《美軍反暴亂手冊》，包含了情報搜集、戰術策略、軍隊領導、後備物資、當地語言、文化軟實力等方麵的內容，為美軍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提供了指導。2008年6月5日，英國《每日電訊》報的文章稱：“彼得雷烏斯的思想可以看作是將毛澤東的遊擊戰術顛倒過來使用，毛稱成功的抵抗必須能夠激發人們的鬥誌，而彼得雷烏斯強調美軍應消解伊拉克民眾強烈的反美情緒，從而清除反美武裝的生存土壤。”
實際上，無論是彼得雷烏斯在伊拉克戰場的軍事戰略，還是吉恩·夏普在全世界發動的顏色革命，本質上都是對毛澤東人民戰爭理論的顛倒性借鑒和應用，都屬於美國全頻譜總體戰大戰略的一部分。
3、夏普的“非暴力戰爭”戰略是對毛澤東人民戰爭理論的模仿
如果說朝鮮戰爭及越南戰爭激發了美國全麵學習、借鑒及應用毛澤東思想的高潮的話，其序幕的拉開則早在中國抗日戰爭之中。卡岑巴赫二世的文章《時間、空間與意誌——毛澤東的政治、軍事觀點》發表在1956年10月份的美軍《海軍陸戰隊公報》上。一份美軍的重要刊物如此證明介紹和讚頌共產主義的領袖，是件不尋常的事。事實上，由於特種部隊之父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的緣由，在當時的美國軍隊中，尤其是在海軍陸戰隊和美國特種部隊中，有大量熟悉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高級軍官。
1937年7月，卡爾遜以美國海軍情報官員和總統密使的身份來華，從37年底開始，卡爾遜對國共兩黨軍隊及正麵敵後兩個戰場進行了廣泛考察。通過深入了解，他深受共產黨及毛澤東人民戰爭理念的感染，這些都被他寫進《中國的雙星》一書。回國後，卡爾遜模仿八路軍的戰略戰術首創了高度重視“政治工作”的特種部隊。在羅斯福任命下他組建了“卡爾遜飛行突擊隊”（即“工合營”）。他將作戰理念濃縮成“工合”二字，意思是“合力工作”、“同心協力”、“熱烈”，這是卡爾遜對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抗戰精神的濃縮。羅斯福總統把他的愛子詹姆斯•羅斯福送到卡爾遜身邊擔任突擊營參謀主任，這是現代美國的第一支特種作戰部隊。在隨後的二戰戰場上，卡爾遜的部隊戰績顯赫，第二近戰營官兵發揚“工合”精神，采用八路軍的遊擊戰術，特別是奇襲戰術，驍勇善戰，被譽稱為“卡爾遜的近戰兵”，令敵人聞風喪膽，成了日軍的克星。當時美國報刊的評論文章都一致地指出，卡爾遜部隊之所以能取得上述輝煌戰果，除了個人具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和良好的品質外，主要是得益於中國八路軍遊擊隊。
美國著名軍事史學家戈登•普蘭奇教授在《中途島奇跡》一書中如此評價：“由於卡爾遜曾作為文職觀察員在中國共產黨控製區逗留過，對共產黨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因此該營的訓練、姿態、外觀受其影響很大。他的突擊營比之常規的陸戰隊營就像狂熱的搖擺舞節拍比之大型歌舞劇一樣，但是一旦需要，他們是相當能打的。”法國著名軍事史學家喬治•布隆德博士也在《大洋餘生——“企業”號征戰史》一書中對卡爾遜及其部隊作過如下評價：“另一位海軍陸戰隊上校埃文森•F•卡爾遜曾作為參謀部軍官參加了(奪取)塔拉瓦(島)的遠征。他曾經被派到中國共產黨軍隊中做觀察員。1941年，埃文森被任命為某突擊營營長。他在組織他的部隊時，參考了中國共產黨在戰爭中所證實了的出色的作戰方式。”
1937年12月，美國的特種部隊之父卡爾遜在山西八路軍總部學習時，八路軍政治部主任任弼時曾向他說過這樣一番話：“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是我們抵抗侵略的心髒和靈魂。我們的武器過了時，處於劣勢，但我們可以用政治教育來彌補其不足。戰士和人民都必須懂得中國為什麽和日本打仗。他們必須學會如何合作，如何和睦相處和如何打敗侵略者。政治工作分為三部分：（1）軍隊內部的教育，（2）居民中的工作，（3）敵人中間的工作。”任弼時還向他描述了如何在軍隊內部促進官兵平等、如何組織團結人民大眾建立民主政權，如何分化瓦解日本軍隊和偽軍。卡爾遜評論道：“這些話包含著真理、理想和智慧。如果真正實行了這一計劃，我就碰上了一個烏托邦。這種前景是激動人心的。……我需要時間來思考和吸收已提供給我的這幅令人震驚的圖景。”
正如任弼時所說的，由於在物質和武器層麵的匱乏，毛澤東軍隊發展出一套十分高超的心理戰和政治戰戰法，這在當年叫“政治工作”，它有三個部分：1、軍隊內部的政治教育、精神建設，確保官兵一致，確保軍隊的統一團結、戰鬥動力和奉獻精神，防止敵人的分化瓦解。2、組織動員人民大眾，使之成為軍隊的強大後備力量和情報來源，陷敵人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3、通過政治工作和心理戰分化瓦解敵人軍隊。
仔細分析吉恩·夏普、羅伯特·赫爾維等人非暴力戰爭戰略的著作即可發現，美國情報機構已經把共產黨傳統的政治工作及發動人民群眾打人民戰爭的基本原則，進行了真正的學習、研究、消化、吸收，並進一步進行花樣翻新的創新，並反過來用它們來對付中國。吉恩·夏普、羅伯特·赫爾維關於非暴力戰爭戰略的很多關鍵性原則，都可以在毛澤東思想中找到原始線索。比如，赫爾維在《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一書中論述“心理戰”中的宣傳工作時這樣寫道：“一般來說，全體人民可以作為宣傳的目標。但是，為了取得最好的效果，目標受眾應當劃分為若幹部份，使傳遞的信息迎合每一個不同集體。經驗和研究強烈地表明，針對比較有限的受眾的宣傳最有效。因此，希望傳遞給一個農民的信息，跟給一個學生的同一信息可能包裝得不一樣。非暴力反對派的主要宣傳目標是統治者的支柱，而對每一個團體和子團體，要分析其教育水平、宗教信仰、民族性、期望和得到宣傳信息的途徑。”其實，毛澤東早在1929年《古田會議決議》中就指出：“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的第一個重大工作。宣傳內容要根據紅軍政綱和針對各階級、階層不同對象的情緒去進行，宣傳的方式方法要靈活多樣。”可以看到，吉恩·夏普、羅伯特·赫爾維等人的許多論述都是在方法層麵對毛澤東思想的借鑒和發揮。
毛澤東人民戰爭理論的鮮明特點，就是在物質力量不足的情況下，依靠精神力量發動人民群眾打敗敵人。毛澤東實際上是遠比李德哈特要高明的間接路線戰略及總體戰戰略大師。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再到抗美援朝戰爭，中國共產黨在物質條件極差的情況下，正是依靠精神和心理層麵的力量優勢，依靠群眾路線發動人民戰爭，戰勝了包括美帝、日帝在內的一切強敵。而夏普的非暴力戰爭戰略，也是主張利用心理、社會、經濟和政治等方麵的力量來戰勝敵人，乃至戰勝對方的軍事力量。夏普在1990年出版的《群眾性防衛—一種超軍事的武器係統》一書中指出：“群眾性防衛使用的是社會本身的力量而不是軍事武器，來組織並抵禦內部篡權事件和外國侵略者。其武器是心理、社會、經濟和政治等方麵的。這些武器由社會上的全體居民和組織機構加以運用。”這一思路跟毛澤東發動人民戰爭抵禦侵略（人民國防）、發動群眾運動監督官員腐敗、發動人民群眾防止和平演變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其使用的首要武器便是心理方麵的。夏普的本意最初是教導美國和歐洲的統治者，如何防止共產主義力量對美國和歐洲的滲透和顛覆，他早期的著作的本意正是“讓歐洲成為不可征服地區”，即阻止紅色革命在歐洲和美國爆發。
夏普得出和毛澤東一樣的結論：麵對敵對勢力的軟滲透，軍事武力沒有作用，唯有進行心理動員發動群眾。夏普在此基礎上又走了半步：如果能夠充分動員群眾進行非暴力抗議，政府的軍事武力將失去其功用。進入八十年代，美國情報機構不僅能夠成功動員本國的群眾抵製來自蘇聯和中國的影響，還能發動蘇聯和中國及第三世界的群眾去推翻那些不服從美國控製的政權。蘇聯強大的軍事武器係統，果真在美國的非暴力戰爭（即和平演變）戰略進攻下變成了廢鐵，這是美國間接戰略和總體戰作戰思維的勝利。這就是美國在冷戰中戰勝蘇聯並最終確立世界帝國的根本原因。在這個意義上講，受到喬治·凱南著力提攜的吉恩·夏普，是美國帝國的重要軍師。
五、落實群眾路線應對顏色革命
當然，美國壟斷財團及其情報機構的階級本性，決定了他們隻能也隻願意在表麵形式和方法手段層麵學習借鑒中國共產黨搞群眾運動、打人民戰爭的曆史經驗，從根本上看，他們自身的利益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是對立的，其宣傳和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本質上並不代表人民的利益。顏色革命本質上並非群眾運動和人民戰爭，也不是真正的革命。
美國在吉恩·夏普等人非暴力戰爭理論基礎上推行的顏色革命戰略之所以在很多地方取得成功，根本上是依靠其美元霸權，投入巨額美元資金，控製和資助大量的媒體和NGO，進行密集的全方位的信息心理戰。其次就是在方法手段層麵對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和人民戰爭理論進行的借鑒模仿。因此，美國所發動顏色革命即便是一時得逞，但是最終往往不能長久，其推出的政權代理人很快會被群眾所拋棄，中亞顏色革命政權都在短短幾年紛紛夭折就是最好的例證。然而，這個過程卻給相關國家和地區帶來了慘重的損失和災難。
對於中國來說，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敵人是自身的腐化變質和迷失紅色本色，在這種局麵下，必然喪失優良傳統，必然會受到各種錯誤思潮如新自由主義的幹擾，必然會脫離群眾、損害群眾利益乃至受到群眾的反對，進而為顏色革命的發生創造政治土壤。除此以外，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打敗我們。
凡是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無不是因為其國家政權與群眾之間存在嚴重對立。美國政治軍事精英們在自身認真學習毛澤東的戰略戰術的同時，卻一直采用各種手段（如製造各種心理戰謠言妖魔化毛澤東）鼓勵中國放棄毛澤東思想，根本目的是最終在中國發動顏色革命和平演變中國。當前美國最害怕的就是中國繼續堅持和發揚毛澤東思想。
“凡是敵人反對的， 我們就要擁護。”隻要中國共產黨真正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與中國社會發展曆史邏輯的辯證統一， 繼承和發揚共產黨的優良傳統， 紮紮實實貫徹落實好群眾路線這個“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就足以戰勝一切敵對勢力發動的非暴力戰爭和“顏色革命”。這就是習近平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的最迫切的現實意義。
（作者是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北京華夏文化交流促進會研究部主任；本文主要內容發表於《探索》雜誌2015年第1期，此為原文，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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