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至塞上》 唐／王維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
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蕭關逢侯騎，都護在燕然。
居延：在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北境。大漠：此處大約是指涼州之北的沙漠。 蕭關：故址在今寧夏固原東南。
——日本民間組織在華生態公益項目二三事
關於中日關係，可以從太多的角度切入太多的議題。單是緊跟“日本”這兩個字閃現在腦海裏的念頭羅列出來，就足夠一篇文章。······。我僅就自身經曆，談談日本民間機構在華資助的若幹生態項目，一種被大家普遍忽略日本在華存。穿插著，說說這其中的日本人、日本物。終究，希望將通過日本這麵鏡子，看到我們自己。
既然終究是要探討我們自己，我就從自己，從故鄉說起吧。我的故鄉在甘肅蘭州。提起這個地方，大家除了“蘭州拉麵”還有什麽印象?好吧，“幹旱、風沙”一定是逃不掉的。最初是聽說，後來是親曆，作為蘭州人，在外省，尤其東南沿海，總會無數次地被人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道：你們那都是沙漠吧?你們有水洗澡嗎?
這話在有的人說來隻是好笑，在我聽來總是幾分不自在。最初還老是想去辯駁些什麽，但聽的多了，發現越解釋，人家越來勁;反而淡定告訴人家蘭州不僅是沙漠，而且我們還騎駱駝出行。這樣，一般人都就消停了。還有不消停的，我都會補上一句：就是那個沙塵暴，一下子吹到了北海道(蘭州民謠)!北海道都到了，你家還遠嗎?
據說沙塵暴的浮塵漂洋過海，登陸日本確有其事。至於是否能影響到北海道那麽遠的地方，我真沒太在意。但可以確定的是還真有“日本人民”就坐不住了。早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政策剛剛允許了國外的非政府組織來華搞項目，日本人就來了。幹啥?策劃生態調研、試點治沙項目。先後來過很多日本人，其中最紮實的，有一個倔老頭，叫遠山正瑛。遠山先生1934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1948年成為鳥取大學農學部教授。據說上世紀30年代，就曾來中國研究和考察過“中國的農耕文化和植物生態”，1980年來華訪問，與中國科學院搞合作計劃，回國後成立了日本沙漠綠化實踐協會並任會長，開始向華派遣“中國沙漠開發日本協力隊”。之後的10年中，遠山先生本著“綠化沙漠是世界和平之道”的精神，將他在甘肅、寧夏、內蒙古等黃河流域的治沙計劃付諸實施。每天工作10小時之多，直到97歲。在他的帶領下，其子女和越來越多的日本友人也加入了綠化中國沙漠的行列。有近萬名日本人參加了沙漠義務植樹，捐獻人民幣數百萬元，三個“百萬株植樹工程”相繼完成。
如果說上麵一段文字在雜誌、書籍或媒體上都可以找到一些背景資料的話，那真正令我震撼的則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在著名的中科院寧夏沙坡頭實驗站親眼目睹遠山先生親手建設的沙漠葡萄園。一個個敦厚的水泥台架，整齊有序地排列在沙地裏，一條條當時還很稀見的滴管水管，噴灑出雲霧般的水滴，碩果累累的葡萄串掩映在綠葉叢中……這一切和實驗站的沙生植物園、寧夏沙坡頭公園以及由中科院和鐵道部門共同製作的維護鐵路沿線的草方格融為一體，形成了我一個八九歲少年對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各國人民友好往來的最為具體的理解。事實上，相較於電影和小人書裏中那些醜陋、凶惡的日本鬼子，遠山先生這樣善良、實幹的科學家和其他許多普通日本百姓的形象倒來的更現實些。
再則，當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大規模的提水澆地設施和沙丘間的植被護養所需要構築的成套溝渠、管道、雨水蓄積工程及先進的節水灌溉設備等所需的資金，對於當時的實驗站、中科院，西北各省，乃至整個國家來說，都不是一筆輕易拿得出的預算。至於所需的一些技術，在國內也尚屬空白。在這種情況下，遠山先生的貢獻就顯得頗為可貴，其投資的溢出效應非常可觀。沙地葡萄園項目修築的灌溉設備，培養的技術人員，種植實驗中取得的科學數據等等都直接福澤了周邊其他實驗項目，甚至對於那個時期的中國科研工作者來說，一批又一批往來的日本專家也意味著難得的國際合作、交流機會。如是想來，在中國那麽困難的時候，來中國那麽貧困的地區，投資根本不知可否回本的環境產業，如果說這其中沒有一點理想主義色彩，作者是不信的。
如果說這隻是遠山這樣的倔老頭帶來的奇跡，隻能片麵地說明了一部分日本人，那麽沙坡頭實驗站上的一個細節則相當全麵地說明了整個日本民族的特性。而且至於我們中國人，無論是跟人家順著、還是擰著，都不得不深思這其中的意義。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母親在實驗站上有科研項目，我到了假期也可以去玩耍。最小的時候隻是滑滑沙山，看看日落。再大些，也時常去試驗田裏找點沒啥技術含量的雜活做做。印象中試驗站裏有兩種不同的農具。一種是周邊農民常用的，粗糲、笨重(請允許我用這樣的詞語來描述它們，因為誠實地講，這些作坊裏千年未曾改良的鋤頭、釘耙之類，確實乏善可陳。);另一種是合作項目中日方支援的，每一個細節都展現著日本現代工業技術對傳統農具精益求精的打造。一把鋤頭，名堂都很多：金屬部分與木柄所成的度角，木柄下半部分焦化處理的工藝，整體重心所在的位置，握持段的粗細程度，出廠的編號等等都有專門的講究。同樣是鋤頭，日本人的家夥操持起來明顯輕，好使勁，據說壽命也長。也許常年務農的人不覺得，但是在我一個偶然務農的少年來說，倘若有使著稍微輕鬆，那個帶勁的感覺是很明顯的。於是總是拈輕怕重地搶著用日本人的家夥。手上使著日本人的家夥兒，心裏難免琢磨點中國人的事兒：一向知道日本人造照相機這類精細產品在行的很，說是人家科技先進嘛，沒想到造鋤頭這類傳統農具也很行，科技果然是全無死角的第一生產力。所以學校裏老師教育咱好好學習，將來建設祖國啥的，咱也是積極的不得了。偉人小時候是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不敢比，但是樹立起為造出中國好鋤頭而讀書的理想，這個可以有吧?當時還真差點把這個想法寫進暑假作業的作文裏。
幸虧沒寫，因為我很快就糾結了。試問一個鋤頭的科技，我們泱泱中華就應付不了嗎?我們這個火箭能上天，潛艇能入海的國家就造不出一杆更好使的鋤頭嗎?按說即便中日的科技水平有差距，也隻應是尖端領域內的差距，是人工智能和精密光學上的差距。但是絕對不應該是全麵差距，不該從人工智能到傳統農具的每一個層麵上都比人家活兒糙!這份糾結跟著作者足有近二十年的時間，其間我從不同的角度分析，聆聽不同背景的人的見解，最終的結論是——在中國，體製決定了越是基礎性的工作，越是沒有人做。因為資源、機遇、榮譽等等與成就一樣好東西有利的要素，永遠都隻會像倒金字塔一樣分布在我們金子塔一樣的社會結構中。不是中國的工廠造不出一杆更科學的鋤頭，而是中國的農民用不起一杆更科學的鋤頭。因為農業的分到的資源太少，生產農具者在其中分到的就更少。為務農者造鋤頭這件事不會因為鋤頭造的更科學就變得值當，甚至反而越是科學的鋤頭，因為單價貴了些許，越是沒有銷路。日本人生產鋤頭的活兒，在咱這兒，橫縱弄不值當。中國的鋤頭比日本的鋤頭落後整整一個工業革命不僅僅說明鋤頭的問題，更要命的是它說明了這個社會在資源配置上的痼疾。所以直到今天，作者不僅認為鋤頭等最基礎勞動工具的使用水平作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國家的發展水平，而且還一直都固執地認為該評價標準比很多高大上的標準準確得多(目前本人找不出反例，不服的歡迎挑戰)。也正因為此，每遇同胞大談中國國力如何趕超日本，我都很不以為然——你老家農民的鋤頭趕上日本人的再說吧。
日本的先進事物肯定不止於鋤頭這一類人打造的物件，更在於人運作的組織。這些組織中就不乏像非政府組織“2050”這樣的，在二十一世紀以比當年遠山先生更加先進的理念和方式，繼續來到中國，繼續致力於生態環境建設的公益項目。2005年，在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的協調下，日本2050組織的成員到甘肅考察，2006年積極參與了“幸福家園——西部綠化行動”生態扶貧公益項目。在中日雙方，特別是日本2050組織和甘肅欣山農林科技有限公司等社會企業的共同努力下，將生態脆弱地區的自然生態環境恢複與保護、貧困地區的人口與經濟發展、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林業碳匯儲備等各方麵的問題予以綜合考慮，統籌規劃，實現了“公益組織+政府部門+社會企業+貧困家庭”四者聯動的機製。
客觀地說，在中國，公益組織，尤其國外的公益組織，不借助當地政府的渠道是不可能辦成事的。但是僅僅隻有公益組織和政府，事情往往也是辦不好的。社會企業這個在中國方興未艾的角色“運用商業手段，實現社會目的”，通過利用市場化的優勢極大地化解了政府直接主導的生態項目效率低下、易生腐敗的弊病。“不把樹種活，就沒法跟股東(2050組織)交代”的企業生存法則，促使著當地這家社會企業創造條件、排除萬難，硬把以往政府項目中兩到三成的植樹成活率提升到了八成，7年內完成了45萬畝的沙棘林種植。而且在此過程中，企業大量雇傭當地貧困家庭的婦女參與勞動，有效地解決了當地人參與度不高，甚至損害植被肥私的問題(而這是相當一段時期內困擾遠山先生的問題)。更有價值的是該項目直接有效地提高了農村婦女這一弱勢群體的收入。(與男人們可能把收入浪費在煙酒、賭博上不同，農村婦女的可支配收入明顯更多地用於維持和提升全家人的生活水平，這是發展學領域業已達成的共識。)農村婦女收入的提高又有效地降低了當地孩子們，尤其是女孩的失學率。其中一些家庭甚至變得傾向於支持成績優異的孩子在九年義務教務之後繼續接受學校教育。也就是說在教育費用不再是全然不可承受的情況下，縱使貧窮，中國的媽媽們依然傾向於投資子女的教育，而日方資助的項目通過中方的社會企業，使得這一切變成可能。
所以說，“社會企業”和“貧困家庭”在這個機製中扮演的角色很可能彌補了以往包括遠山先生在內傳統生態實驗項目中最難克服的缺陷，即政府低效和當地人不配合的問題，這也使得這種新模式成為今後中國生態扶貧項目中可以借鑒的案例。這一次，先進的不僅僅是日本，也不僅僅是中科院沙坡頭實驗站這樣的難以量產的團隊，先進的是正在成長和成熟的中國社會企業，以及千千萬萬逐步開化、獨立的中國貧困地區農村婦女。這是中日公共外交的先進經驗。
以北穀勝秀理事長為團長的日本2050 非政府組織、日本COSMO石油公司對外交流部總經理莊田邦彥曾赴甘肅省定西市通渭縣參加幸福家園大果沙棘種植活動。他們中最年長的已逾 82 歲高齡，最年輕的也已經 67 歲。要知道，這隻是日本 2050 組織每年組織會員來中國植樹的例行活動。如今他們正在動員更多的日本人投入到“幸福家園——西部綠化行動”在蘭州新區周邊的新項目中去。我去年二月拜訪時，很多沙棘林、中藥田、牧草區都已初具規模。不得不說，在這個項目上，日方付出的不僅僅是資金，還有身體力行的態度;他們植下的不僅僅是樹苗，更是一種日中民間友好的希望。初春的曠野中還殘留著一縷縷冬日的積雪，印下長者們蹣跚卻也堅定的足跡。冬雪終會融化，留給沙棘林一個滋潤的春;來自他鄉的長者們終會逝去，卻抓緊這殘雪般的最後一刻，和作者故鄉的人民共織一縷明天的綠。
回顧這個項目，中日雙方都為此付出了很多，其中有很多令人感動的故事。大多數的時候，他們的義舉都是默默的，很少在這個浮躁的時代裏引人注目;外界偶然報道，影響力也僅限於本就關心這個領域的群體。這使得我覺得中日公共外交在這個以及這類項目上，都還有很多後續的工作要做。所以在此我也肯請傳媒，如有赴日開展公共外交的計劃，一定拜托組織前往2050組織拜訪。在這中日民族情緒日漸激烈碰撞的氛圍下，來自中國的回訪，想必也是對這些善良人的一些慰藉吧。
文章的最後，又回到中日關係問題上。我相信沒有幾個同胞是不知道或不關心釣魚釣島衝突的，但也確定沒有幾個同胞知道本文所介紹的那兩個日本民間組織在華的生態公益項目。公益生態項目這樣的民間外交也許並不直接有助於化解釣魚島危機那樣的領土爭端，但是它們卻時時刻刻、實實在在地影響著著故鄉百姓的生存環境問題。我很想讓同胞們知道，遠在國人皆知的釣魚島之外，我們的故鄉裏還有也許比那更緊迫的問題。因為在作者看來，釣魚島本就是從來未有坐實的潛在利益，我們隻是擔心在那個我們都不曾去過的地方失去某些將來可能得到的利益;然而故鄉的生態項目則是已經長期落實的既得利益，如果釣魚島問題上我們可能過於強勢的的策略導致故鄉失去那些於我更為迫切的東西，我並不確定這是適當的。
文章開始那個關於我的故鄉是不是沙漠，故鄉的百姓洗不洗的澡的問題，要說實話，於我真是一個刺耳的笑話，我難免不憤。是啊，我的故鄉是沙漠好啦，那麽生活在“魚米之鄉”、“發達地區”，天天有水洗澡的同胞們，能做點什麽來防止我們幹死在沙漠裏呢?你們可知道蘭州上遊的劉家峽攔下黃河水發的電，多少年來都源源不斷地向東輸送啊!如果說因為釣魚島的爭端而失去故鄉的環境項目的話，我未必不會猶豫。在釣魚島爭端和故鄉的環境項目之間，我可能更關心遠山先生、日本鋤頭和2050。因為，如果一個人、他的家庭、他的故鄉永遠要為所謂的國家利益、大局利益無條件地犧牲的話，則意味著人民與國家的權利關係極為不平衡，這不是善待自己人國家因有的製度。較之我們怎麽對待別人，別人對我們的不解與不安，往往更直接的來自於我們怎麽對待自己人，對待幫助過自己的人。
善待自己人，善待幫助過自己人的別人，從這裏開始，我們還有很多可以做的。其實，那些年，中日之間已經進行了不少民間外交的嚐試，並且其中相當部分都是成功的範例。為什麽不可以在這些方麵繼續做一些努力呢?
作者: 張駿 2015-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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