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霸權的終結與中國道路的啟示
2011年9月17日，紐約華爾街遭遇了一場大規模的遊行抗議。盡管每年在美國都會發生數以千計大小不一的各類遊行，但有兩個重要因 素使這次抗議活動體現出不同尋常的意味：其一，此次遊行直接針對的是作為美國乃至世界金融資本標誌的華爾街，並以“Occupy Wall Street”(占領華爾街)為目標；其二，遊行中明確出現了“Abolish Capitalism”（消滅資本主義）的標語，遊行者甚至呼喊出“現在就革命”的口號。這對於無數曾經懷有或至今仍留戀美國夢的中國人而言，盡管已經時 隔三年多，但依然構成巨大的心理衝擊。
這一事件，似乎在應驗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學者阿文德·薩博拉曼尼亞於同年出版的著作《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國經濟主導地位的陰影下》開篇中描述 的場景：2021年的某日，美國總統前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署一份與該組織的中國籍總裁商討達成的救助貸款一攬子協議。這無疑是某種帶有警醒性質的預 言。
美國霸權危機及其根源
如果我們將此次金融危機置於更廣闊的世界資本主義譜係中加以考察，就會發現，1973年至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間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係，與1873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間以英國為核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係，存在某種耐人尋味的相似與對應關係。
在1873—1896年的歐洲經濟大蕭條期間，伴隨著嚴重的通貨緊縮，資產價格與資本利潤率持續下降，以致讓人懷疑經濟體係難以為繼。1973— 1993年的美國經濟長期低迷或持續停滯，是1965—1973年盈利能力危機及作為其基礎的生產能力過剩的自然延續。1873—1896年的大蕭條與 1973—1993年的低迷停滯，二者都體現出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盈利能力的持續下降，其主要原因均在於資本主義後發國家尋求並實現對於領先經濟大國的趕 超。然而，這隻是處在衰落中的世界資本主義霸權中心利用金融特權暫時恢複其盈利能力的權宜之計，它不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製造業生產能力及現實生產過剩的問 題，還必然助長由於金融擴展所導致的資產價格高企和過度投資。而在此過程中形成的資產泡沫一旦破裂，將吞噬此前積累的盈利能力，引發整體經濟的螺旋式下降 乃至經濟衰退的自我強化。
自16世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歐確立並逐漸依照其邏輯塑造世界格局以來，發生過兩次重大的霸權轉移：1648年通過締結《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達到 頂峰的荷蘭霸權，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漫長過程，最終全麵完成向英國霸權的轉移；而1873—1896年的經濟蕭條可以視作開啟了英國向美國的霸權轉移，經過 兩次世界大戰，美國全麵取代了英國的霸權。霸權轉移幾乎遵循著同樣的模式：首先，霸權體係在其擴張過程中引發了大國鬥爭的激化，霸權爭奪者在其活動的邊緣 地區出現；然後，霸權主導者原有的經濟、軍事優勢逐漸弱化，並遭遇危機，衰落中的霸權通過其主導的金融擴張暫時性地化解危機，直至危機以更猛烈決絕的方式 爆發，導致現存組織解體；最終，新的霸權在經濟、軍事上取代老霸權，並在老霸權影響最大的金融領域也獲得決定性的勝利，進而開始重建世界秩序。1965— 1973年的盈利能力危機顯示出美國主導的霸權因內部結構變化而遭遇重大問題。1973—1993年的持續低迷停滯則表明這一問題已逐步演化為體係危機。 90年代中期美國通過大規模金融擴張引發資本市場的空前繁榮，但這種由金融資本主導的繁榮反倒進一步強化了製造業的空心化傾向及其對金融資產投資的依賴， 進而模糊了產業資本的自我意識。由於大量新型金融衍生產品和金融工具的創設，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背離程度遠遠超出當時所能想象的極限。這就決定了由此帶來的 空前繁榮必然意味著空前泡沫和泡沫破裂後的空前危機。
當霸權遭遇危機時，由於其滿足於享受既有霸權體係賦予的特權，因而既無法進行有效的自我調整以適應新的趨勢，又無力創造出一種新的模式以克服危機。 這是霸權危機進一步深化、並最終導致霸權體係瓦解的核心原因。相較於之前的霸權國家，美國都更快、更深地成為債務國，並嚴重依賴於從其他國家及國際機構獲 得資金支持。這決定了霸權作為一種“通過從屬群體認同而獲得額外權力”的特質。美國必須不斷向其他國家，尤其是那些大量購買其國債、為其提供資金融通的國 家，展示其在全球經濟中獨一無二的中心地位，展示其軍事、政治存在對於世界安全的不可或缺。如果說西方意義上以羅馬為代表的帝國，從來都需要為自己不斷尋 找乃至製造敵人而獲得不斷擴張的動力，那麽美國則信仰並實踐著一種基於敵友劃分的帶有本體論性質的政治神學，這種神學的深處，恰恰是與經濟利益、經濟訴求 緊密相關的。
美國霸權的衰落與終結
隨著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霸權危機信號的出現，原本潛藏在世界政府理想外衣下的利益訴求越來越清晰直白地顯露出來。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沼，表 明美國在貫徹其意圖中遭遇了無*****服的困境，從而明白地宣告了其霸權的內在局限性。小布什無視聯合國的存在而恃強出兵，發動伊拉克戰爭，標誌著美國不但在 事實上也在名義上，從羅斯福意義上的世界國家徹底退轉為以武力征服、利益擴張為特征的傳統帝國。而它無力維係戰後伊拉克局勢的穩定，乃至造成國內巨額財政 赤字，並進而引發整體金融危機，更表明從帝國的角度而言，它也是衰弱而不稱職的。它非但沒有給世界帶去它所宣揚的安全穩定，反而成為了威脅世界其他國家安 全穩定的罪魁禍首。
在此美國陷入了一個巨大的悖論：與荷蘭和英國相比，美國的霸權更依賴於從屬群體的認同，因而美國需要不斷發動針對“邪惡敵人”的戰爭，以證明自己對 於世界安全穩定的不可或缺；而這樣的戰爭（以越戰和伊拉克戰爭為代表），恰恰導致世界各國對美國的普遍恐懼、厭惡，從而進一步削弱了它們對美國霸權的認 同。美國的一係列行動表明：試圖鞏固強化霸權的戰爭，變成了對於這種霸權最有力的打擊。對帝國身份的強調，正意味著帝國的黃昏。
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美國，利用美元的世界貿易結算貨幣地位，在基礎利率已基本無下降空間的情況下，通過量化寬鬆的方式向市場持續增加美元基礎貨 幣供應，以向全世界征收美元鑄幣稅的方式，消化金融“有毒資產”、化解金融風險，並將成本轉嫁給世界其他國家。在其政治道義資源因伊拉克戰爭嚴重受損的情 況下，這樣的作為意味著美國全麵放棄霸權擁有者所應承擔的責任，轉而利用在世界體係中的特殊地位，綁架包括其長期戰略盟友在內的其他國家，以維係自身利 益。這已經不再是霸權意義上的引導，而是不顧及長遠後果的勒索。在此意義上，美國盡管仍是一個對於當今世界諸多領域擁有決定性影響的核心國家，卻已經不再 是作為以引領為標誌的霸權國：它由霸權退化為“非霸權支配”。就霸權結構及曆史而言，美國霸權事實上已經終結。
新世界體係中的中國與美國
對於後美國時代的世界體係的領導者之討論，幾乎無可避免地涉及中國。西方學者對以往霸權興替史的考察顯示，新的霸權將體現出比舊的霸權更高的組織能 力、更大的體係容量和更高的體係活性。英國之於荷蘭、美國之於英國，均體現了這一原則。這意味著，要取代美國成為新世界體係的領導者，其經濟體量與活性、 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領土麵積、人口、資源均不應明顯低於美國，進而，應在上述指標至少某幾項中明顯超越美國。
西方憂慮的核心是，擔心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儒家文明聯合伊斯蘭文明挑戰西方文明。與之呼應的是，約瑟夫·奈直接在美國國防部報告及附屬文件中，將中國的經濟增長界定為冷戰後最令人堪憂的發展。
如果說在西方人的憂慮與中國人的質疑間有什麽共同之處，便是他們都不相信，中國能夠開拓出一種新的、不同於美國乃至西方既往經驗的、對其他國家和民 族具有示範意義的成功發展道路。這也正是中國道路的理論表述最重要的曆史與現實使命。這種理論應既能有效解釋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高速增長，解釋創造 這一經濟奇跡的當代中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改革開放時代——毛澤東時代的相續和內在聯係，進而將完成現代轉型的新中國與前現代的傳統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加 以考察，更要能將中國及以其為代表的東亞體係放在自16世紀以來的世界曆史與文明史視野中加以考察，從而探尋現代性從西方向東方的演進甚或回歸的軌跡與規 律。
中國道路的曆史與現實
中國自1978年正式開啟改革開放的路徑並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以來，經濟建設取得了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究其原因，內在而言，中國形成了 極具中國特色的“三維市場體製”。這一體製有別於在常規西方市場經濟中扮演監護者角色的政府與競爭性的企業之二維結構，而由戰略性的中央政府、競爭性企業 和競爭性地方政府三大主體構成。在中國的體製中，地方政府不但承擔著一般性的政府職能，更直接作為經濟主體參與市場活動。不同層級的地方政府通過橫向競 爭，促進本轄區內經濟發展，產生了與其競爭性經濟主體地位相應的超常投資力。外部而言，自20世紀70年代初美元與黃金脫鉤後，美國通過金融虛擬化與經常 性的貨幣超發來取代實體產業的發展，以維係國家核心競爭力，造成其金融市場急劇膨脹，美元也實現了從貨幣符號向獨立商品屬性的轉換。在中國全麵實施改革開 放至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間的近30年時間中，中國的超常投資力與超級產能恰對應於美國的過度消費與通過貨幣長期超發形成的超常購買力，通過中國的產 品出口換回美元、以統一的外匯管理係統集中、由美國的金融市場返借回美國這一利益交換機製，兩國經濟構成了罕見的互補性戰略配對。
這一戰略格局的形成，就中國而言，得益於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能吸收、容納並消化超大體量資本，並能提供具有較高資本回報率的生產力與勞動者；二是有 一個融高度權威、統一意誌的中央領導與高度自主、富有活力的地方於一體而各得其所的國家製度。而此二者，均與毛澤東時代的發展路徑具有深刻的內在關聯。
改革開放後，比較優勢理論幾乎成為對中國經濟發展最具影響力的理論資源。無論這一理論的外延如何變化，其核心總是認為，對於任何一國（地區）而言， 與其他國家（地區）依據各自占優勢的要素和資源稟賦進行互補性交換，符合其最大利益。如果不帶偏見地依照比較優勢理論解釋這一現象，則恰恰必須走向當初結 論的反麵: 中國在參與以市場為導向的國際分工與貿易過程中，所擁有的最具優勢的資源稟賦就是其現代生產力和具有高度競爭力的龐大勞動者群體，此二者建立在中國完整的 產業體係、國民經濟體係和教育、研發體係基礎之上。這種毛澤東時代所積累起來的、因缺乏足夠消化方式而長期處於被壓抑狀態的巨大生產力，在中國向市場經濟 的全麵轉型過程中，通過三維市場機製被集中釋放出來，從而成功吸引了外部超常購買力的持續流入。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不久，毛澤東就對蘇聯式的以中央計劃指令為核心的計劃經濟體製表示質疑，並開啟了一係列突破中央計劃經濟模式的探索實踐。這些 探索使蘇聯式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體製被一種高度地方分權情勢所取代，進而導致中國改革以前的經濟結構已經有別於蘇聯東歐式的計劃經濟結構：在所有製結 構中，除全民所有製外一直保留了大量的地方集體所有製成分；依托以人民公社為核心的農村基層組織與以供銷社為核心的商品流通渠道，發展扶持了一大批“社辦 企業”，它們成為鄉鎮企業的前身。這一切使得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實踐比蘇聯及東歐國家的同類嚐試具有了無可比擬的優勢。這種立足於中央統一領 導下的地方分權化實踐，構成了後來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三維市場體製”。
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被裹挾納入到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主導的世界體係中，開始了極其艱難的現代國家轉型。由於缺乏現代國家所必需的組織生活傳 統，因而中國社會的組織化——現代化路徑，是通過具有高度組織紀律性的中國共產黨推動國家組織化，進而推動社會組織化。這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始終是中國進行 現代化建設的領導核心。
中國道路：一種新的可能性
自16世紀以來的資本主義世界體係，始終以霸權的興起、擴展、競爭、交替為主線。在此體係內繼承霸權，不必改變體係的基本結構與核心價值，而隻需做 與具體曆史境遇相應的內部調整。而要超越這一霸權體係，必須從根本上超越與之同構的既有世界體係。這無疑是真正的巨大挑戰。中國反對霸權主義，並且承諾永 不稱霸。中國要做霸權的超越者，必須進行比之前兩次絕不輕鬆的第三次能量躍遷，從而徹底擺脫既有世界體係對於自身行進軌道的拘束，並將這條新的軌道拓展為 一個可與其他國家共同發展的多維空間。
這個新的空間必須能夠容納舊的世界體係之一切成員，並為之提供更為豐富廣闊而公平的發展可能。政治上，原本依托於有形之國家疆域，依照資本、暴力的 原則確立特定利益範圍，以征服、壓迫為核心訴求的“帝國”，被建立在文明認同基礎上，以推己及人、和而不同為原則，以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為旨的“天下”所 取代。經濟上，確立政治原則相對經濟原則的優先地位與主導作用，將資本邏輯納入政治邏輯的統攝之下，在承認利益對於人類社會驅動作用的同時，高揚超越私利 的道義和理想。以具有極豐富內涵的社會實踐主體的“人民”，超越單純追求自利的所謂“理性人”或“經濟人”，確立“以義製利而致民大利”的義利統一關係。 思想意識上，以在生產、生活的實踐中彼此關聯、構成共同體的人民，取代孤立的、被賦予恒常不變屬性的抽象人。把超越個人的共同體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以集 體主義揚棄個人主義，通過建立在集體認同與共同實踐基礎上的人的全麵發展，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之和諧共榮。從而，構建一種以“人民為本”、“以義製 利”、“集體主義”、“平等和諧”、“天下關懷”為核心特征的新型人類文明。與霸權迭代意義上的世界體係重建相比，超越霸權無疑是一個更為艱巨、複雜的曆 史性任務。
對於當下中國而言，未來的道路怎麽走，取決於是將西方式的霸權興替路徑視作唯一值得追隨的或唯一現實的人類發展之路，還是作為一種特殊的曆史境遇中 生成、也將伴隨其變遷而被超越揚棄的環節。無論其追隨者如何留戀不舍或矢口否認，美國霸權主導的時代即將過去。在舊的世界體係已然失效而新的世界體係尚未 生成的膠著狀態中，中國道路的未來，將倍受關注。它的命運，不但關聯於中國的實踐，也關聯於類似“占領華爾街”這樣不滿於資本主導的世界現狀的群眾運動。 中國道路的偉大長征，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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