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斯坦福大學曆史學、古典文學教授伊恩·莫裏斯(Ian Morris)2010年出版了一本書《西方將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該書很快就有了中文版，中國出版方給它加了一個副標題《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麽會落後，西方為什麽能崛起》(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第2版)。讀罷此書，深深感覺到麵對中國的崛起，某些西方人快瘋了，其編造理論自圓其說地解釋這一曆史事件，真可謂用心極其良苦，但依然捉襟見肘，破綻百出。這個副標題加得也不很好。
首先介紹一下這本書的核心觀點。作者認為，一、自遠古時起，大約從西元前14000年到西元500年左右，西方長期領先於東方;二、西元500年以後，尤其是以中國的唐宋時期為代表，東方後來居上超越了西方;三、到18世紀，東方又落後了，再次被西方超越;四、根據現在的發展趨勢，東方即將再次超越西方。為此，作者甚至給西方撰寫了一個“墓誌銘”——“西方統治，1773-2103，願靈安息!”
這一觀點讓很多中國人很興奮，因為它首先承認了中國曾經在較長的時間裏領先於西方，因而由一個西方人駁斥了中國長期落後於西方、中國長期、從來不如西方的觀點。該書的“推薦序”連用了六個“前所未有”形容這本“巨著”，並稱之為“是一部可以與《資治通鑒》相媲美的書”。其次，這本書又由西方人認定中國即將再次超越西方，很多中國人因此而激發了民族自豪感，我覺得也可以理解。但我認為，莫裏斯的這本書有非常致命的問題，使得他的結論值得嚴重質疑。
第一個問題是，超越或落後，必須有一個統一的評價標準。莫裏斯教授的確製定了一個評價標準，他的上述結論也是在這個標準之下得出的。那麽，這個評價標準是否合理?評價標準的製定與結論的出現有著密切的關聯，如果評價標準製定得不合理，結論也難以服人。我不知道伊恩·莫裏斯教授的評價標準在多大程度上被全世界的學者們廣泛接受，因而我無法判斷莫裏斯教授的上述結論在多大程度上被各國學者普遍認可，至少我本人對此就不太認可。但這個問題並不是最嚴重的。就算我們接受莫裏斯教授的評價標準，我們仍然可以高度懷疑莫裏斯教授的結論。
首先，莫裏斯教授的東西方比較，幾乎是中國與世界的比較，而非尋常意義上的東西方比較。如果按照尋常的意義，東西方隻是中國與歐洲的比較，那麽，沒有了兩河流域蘇美爾文明、尼羅河流域古埃及文明的撐腰，莫裏斯教授的第一個結論，即西方在西元500年前近一萬五千年時間裏長期領先中國的結論是否還能成立?讀書人都應該記得，長期以來西方所認定的西方就是從古希臘起源的歐洲，兩河流域和尼羅河流域被歐洲人認定為東方，而不屬於西方。莫裏斯教授顛覆了這個經典劃分，莫非是麵對中國的發達文明，不得不拉上曾經的“東方”為自己撐門麵?
其次，即便莫裏斯教授將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劃歸西方，但是，莫裏斯教授的書中幾乎沒有提到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即，莫裏斯教授幾乎將古代印度文明剔除出了他的東西方比較。莫裏斯教授沒有回答一個問題：印度算東方還是算西方?如果我們廣義地比較東西方，即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那麽，把蘇美爾、埃及算作西方的同時，是否應該將印度算作東方?這樣是否才更合理?如果把印度也算作東方，那麽，莫裏斯教授說西方曾經長期領先於東方的結論，是否還能站得住腳?如果狹義地比較東西方，印度不算東方，是否也應該將蘇美爾(今伊拉克)、古埃及劃到西方之外?單純的東西方比較，基本上就是中國與歐洲的比較，莫裏斯教授的結論是否又成了問題?
第三，莫裏斯教授在該書的開始部分講到了一個問題，西方自工業革命後領先於世界，這沒有多少疑問。但是，關於西方為何能領先於世界，大致有兩類觀點。一類是莫裏斯教授所說的“長期注定理論”，另一類是“短期偶然理論”。簡單說，“長期注定理論”認為西方因為從古希臘時期開始就有了東方專製主義所缺乏的民主，所以注定西方長期領先於世界。當然，“長期注定理論”曾經還包括種族主義理論等，如今已被拋棄，隻剩下民主之類;“短期偶然理論”認為，西方自工業革命後超越了中國，隻是因為偶然的地理大發現，因而獲得了殖民地，獲得了大量的白銀，搭上了東方主導的世界經濟圈、經濟體係的列車，才使得西方從買了一張站票發展到占據了車廂、車頭。莫裏斯教授此書將蘇美爾文明、古埃及文明劃歸西方，等於將曾經的“東方專製主義”也劃歸西方，因此，西方因為有了古希臘的民主而“長期注定”領先世界的理論也開始搖搖欲墜。我不知道莫裏斯教授是否意識到自己的這個顛覆有多麽嚴重?
我認為，莫裏斯教授書中的核心結論之一，即西方曾經長期領先於世界是站不住腳的。我在新書《中國自信》中指出，中國領先於世界的時間比莫裏斯教授所認定的時間更長，當然，我的這一結論是基於中國與歐洲的比較，至少在工業革命以前，歐洲從來沒有超越過中國。當然，莫裏斯教授核心結論的後半段大致是正確的，即，西方自工業革命後超越了中國。但是，不管是否將蘇美爾、古埃及算作西方，都意味著“西方因為有古希臘民主這一獨特發明而注定長期領先世界”的結論都無法成立，因此，西方自工業革命後領先於世界的原因，隻能是短期偶然的，就如同我在另一本書《超越利益集團》中所言，西方領先於世界恰如當年的成吉思汗，來得快，去得也快。莫裏斯教授為西方撰寫的“墓誌銘”意味著西方真正領先世界隻有二百多年，比成吉思汗強一點。
前不久，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柯偉林教授來中國，我應邀出席了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舉行的一個小型座談會。柯偉林教授講到了對“中國崛起”的看法，我在簡單發言中指出，中央電視台曾經拍攝了電視政論片《大國崛起》，羅列了西方國家的挨個崛起。我說，對於《大國崛起》中的每一個西方國家來說，“崛起”成為世界領導者都是第一次。今天如果談論“中國崛起”，必須意識到一個問題，即，隻有中國不是第一次領先於世界，而是再次領先於世界，隻有中國是再次回到過去的位置上。因此，以西方那些沒有領導世界經驗的愣頭青的觀感來談論有長期領先世界經驗的中國，恰似中國老話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們不得不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西方對中國的指手畫腳、評頭論足，是否真正理解了中國和世界?是否隻是以他們的狹隘來審視中國的博大?
麵對中國超越西方之後，西方未來能否再次超越，莫裏斯教授給出了一個模糊的答案，即，未來將沒有東西方之分，從而避開了這個問題。事實上，莫裏斯教授是在逃避一個問題：西方標榜它的先進來源於它“特有”的民主、自由，那麽，麵對西方的衰落和能否再次崛起的困惑，西方所謂的民主、自由是否仍然是戰無不勝的法寶?在這個問題上，莫裏斯教授基本上同福山一樣，不願徹底認輸，還要像阿Q一樣頑固地堅持民主、自由的精神勝利法。我說這話並不是說民主、自由是錯的，也不是說中國不需要民主、自由，而是想指出，西方因為缺乏曆史經驗，他們的短視使得他們所理解的民主、自由，他們所施行的民主、自由製度都顯得幼稚而有缺陷，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比西方所理解和施行的要複雜得多。因此，即便未來世界如莫裏斯教授所說的那樣“沒有東西方之分”，從一個更深層的角度，我們還是不能回避一個問題：東方文化、西方文化，誰將占據主導?或者說，東方真的如同西方中心論宣稱的那樣，可以用“東方專製主義”而一言以蔽之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