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柴靜事件與中國的言論空間
8 小時 以前
幾年前，我在國內外做了多次演講，不管是對於政治製度，還是重大的公共危機，我都喜歡說“從我做起”或“人人有責”，現在我承認，這些話並沒有經過思考，基本都是廢話。地震過後，我們可以獻血、捐款，“從我做起”，而對於那些個人無從著力的治理災難或公共危機，從我做起，做些什麽呢？
最近幾天，因為柴靜的《穹頂之下》，中國的言論場掀起了一場規模巨大的爭吵，幾乎所有的朋友都被卷入其中，人們相當自然地分為兩派：劈柴的和護柴的，這兩派相互指責，甚至攻擊對方的智商和人品，據說還發生了很多起絕交事件。
柴靜的紀錄片確實引發了一些明顯的惡意，但除去這部分，劈柴者和護柴者之間的分歧並不像看上去那麽巨大。這兩派都不喜歡霧霾，也都希望根治霧霾。在相同目標之下，還會發生如此激烈的爭論，這大概可以說明中國言論空間的狀況。
對柴靜及其作品的批評大約有五種：
一、對柴靜的個人攻擊。包括她的生活習慣以及個人風格（比如煽情、小清新等等），在公共事務的討論中，這一部分或許會有強大的影響力，但基本不值得討論；
二、對柴靜電影的技術性批評。包括片中使用的數據、圖表以及某些結論。後來證明，許多質疑“柴靜錯了”的人本身也有許多錯誤，但這並不影響“技術性批評”本身的價值。
三、陰謀論。因為電影發布的時機、片尾鳴謝的單位、官方媒體的推動以及某些官員的反應，有人認為這部片子或是由當局授意製作，或直接就是“治國理政”的一部分。最刻薄的甚至會用上“維穩”之類的詞語。這部分的論者或許是腦洞開得過大，但在中國，陰謀論的長盛不衰其實自有其道理。除了不該把“惡猜政府”引申成“惡猜柴靜”，陰謀論者也說出了一個有價值的觀點：官方的助推一定有其目的，而公眾應對這目的保持足夠的警惕。
四、認為柴靜回避了真正的原因，而且片中某些片斷讓人難免產生“霧霾各國都有”“霧霾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有些國家的霧霾比中國更嚴重”的印象。
在當前的話語環境中，柴靜說出了一些淺層次的原因，比如國企壟斷、執法無力、不同部門間地推諉扯皮，以及法律的缺失。這一切似乎是說“隻要政府加強監管，霧霾就可以得到根治”。而全然未提及霧霾形成的製度原因。這種結論顯然不那麽讓人滿意。
雖然有些批評者言詞尖刻，但換個角度來看，他們也代替柴靜說完了那句她不能說或不敢說的話。那就是：這個製度，這個一黨獨大、沒有監督、沒有協商的製度才是真正的汙染源。事實上何止是霧霾，包括食品安全、官員腐敗在內的幾乎一切災難，都可以從這裏找到根源。
對這一部分的批評，我主張寬容。柴靜沒說出這句話，我們可以理解；而批評者要求她說出這句話，我們也完全可以理解。
五、在影片即將結束的五分鍾內，柴靜講了她自己對抗空氣汙染的幾件實事，似乎是在號召公民“從我做起”。此外還有一部短片，“一念之間，改變霧霾。”
相當一部分批評由此而來。在批評者看來，這些動聽的語言更多是泛道德化的倡言，對道德或許有點用處，但對籠罩中國的霧霾，並沒有什麽真正的用處。刻薄的論者甚至會把這些話比之為於丹式的心靈雞湯。2014年2月23日，於丹在微博上發表了這樣一段話：“關上門窗，不讓霧霾進到家裏；打開空氣淨化器，不讓霧霾進到肺裏；如果這都沒用了，就隻有憑自己的精神防護，不讓霧霾進到心裏。”這段話激起的嘲笑之聲是如此響亮，這嘲笑聲不僅是針對於丹迂腐不通的解決之道，更在於她在言辭中間所完成的那個小小轉換：她把霧霾這樣的重大治理災難，悄悄地轉變成公民個人的心性修養之事，聽來就像瑜咖或禪修。
霧霾是不可能在“一念之間”被改變的。要根治霧霾，不僅需要有政府監管，更要有來自民間的種種力量。要有獨立的環保NGO發出倡議，開展行動（此處有風險），要有獨立的行會來進行業內的砥礪和自我約束（此處有風險），要有獨立的消費者團體來發起抗爭，提起訴訟（此處有風險），在提起集體訴訟時，要有獨立的司法（此處有白日夢），還要有獨立的新聞媒體（此處有白日夢）。我不能武斷地認為柴靜沒想到這一切，甚至可以假定她有不得已的苦衷，但作品呈現麵貌如此，也就幾乎必然地會出現種種與之相對的嚴厲批評。
在幾個不同的微信群中，我都提過一個非常幼稚的假設：假如這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對柴靜的紀錄片你會怎麽評價？幾乎所有的朋友都回答：假如沒有言論審查，那麽，除了謾罵和攻擊的那一部分，其它的批評都是有價值的。換言之，假如我們有完全的言論自由，柴靜的這部紀錄片是不夠的，是有缺陷的。那麽問題來了：就因為言論不自由，所以一部有缺陷的片子就成了完美的？而那些批評就失去了它們的價值？
（二）
“柴靜的這部片子是一麵鏡子，照出的是善和惡。”
這句話最近非常流行，事實上，中國永遠都有這樣的鏡子在流行。任何引起爭議的公共事件、公共人物都被說成是鏡子，而鏡子兩邊，毫無例外，都是善和惡。
在這裏，“善”和“惡”這樣的詞解決不了問題。我覺得更應該把這場爭議看作是對霧霾問題的認識分歧，而這種分歧確實存在。讚同柴靜的一方也許是善的，而批評柴靜的一方也未必就是惡的。
在公共討論中，我們的語言匱乏到了難以想象的程度。幾乎所有的問題最後都會變成道德問題甚至是智商問題。自己一方是道德高尚的，對手一方就是道德敗壞的。看來討論至此也就不需要討論了，跟道德敗壞的人還有什麽可說的呢？可是不然，因為正義的一方還要詳細闡述自己究竟有多麽正義，而邪惡的一方到底有多麽邪惡。
在柴靜事件引發的大討論中，無論劈柴一方，還是護柴一方，都表現出這種把“道德化”和“情緒化”的傾向，“你有什麽臉罵/維護柴靜”，“罵/維護柴靜的人，我就問你一句話”，類似的文章幾乎隨處可見，而恕我直言，這樣的文風實在談不上美妙，也沒有多少說服力，在公共討論中使用類似語言，給人的感覺更多是“這個人不準備講理了”，而不是相反。
在公共事務的討論中，訴諸情感或訴諸道德，常常是理據匱乏、語言匱乏的表現。但以寬容的心態視之，也可以把這當成是中國人學習如何參與討論的必經階段。而這才是真正應該“從我做起”的事，其中包括：尊重自己的論敵，盡量使用數據和事實說話，盡量不使用過激的語言，等等。
我對柴靜的電影總體評價不錯，但遠談不上完美。有些人可能會說：你覺得不好，你去拍一個！這裏不回答類似問題。在最近幾天，我作為批評者也受到了許多批評，較為嚴厲的包括“嫉妒、陰暗、文人相輕”，我也不準備做出回應。不過還是有一些問題值得分說幾句：
“你一定要求柴靜說出那句話，你自己為什麽不說？”
對於霧霾形成的原因，許多人都已經說過了，而即使自己不說，也可以要求柴靜作為公眾人物做出更接近事實的分析。
“柴靜是實實在在做事的人，而你們這些人就隻知道指手劃腳。”
一個社會不能缺少行動者，也不能缺少批評者，而批評者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對做事的人指手劃腳。
“柴靜的紀錄片有那麽大的影響，這就是她的價值！請問你又做了什麽？”
“做了什麽”的部分可以不予回應，而關於價值，柴靜的片子確實影響空前，但如果不能導向霧霾形成的真正原因和解決之道，這影響力的價值也未必就像我們想象的那麽大。
此外還有：
批評當然可以，可你們有沒有考慮到柴靜的感受？
批評當然可以，但不應該求全責備。
上述話語更多反映出的是一種焦慮，這種焦慮完全可以理解。畢竟，中國社會太缺乏行動者了，柴靜走出這一步，應該得到讚美。但純就批評而言，它並不需要考慮被批評者的感受，否則豈不成了中共的民主生活會？而假如“求全責備”說的是批評的標準，我不知道用高標準來批評有什麽不應該的。引申開去，或許就是因為我們太不“求全責備”了，所以這國中的學術才會是這種水準。
（三）
我常常想，柴靜的紀錄片引發這麽大的爭議，或許是因為時機不對。假如3年前推出，我一定會大聲讚美。而假如再推遲一年或兩年，它所受到的批評或許會更加嚴厲和刻薄。
很少有人注意到當前的分歧與言論環境的關係。在過去的兩年間，中國的言論空間空前壓縮，大量的賬號被注銷，許多原本可以存在的NGO被強令注銷，大量的人被捕入獄。在日益艱難的環境中，言論者群體和社會公眾都開始了明顯的分化，一部分人投向主旋律的懷抱，一部分人閉上了嘴，還有一部分人則開始拋棄溫情話語，走向激烈甚至極端。
而柴靜的話語處於中間地帶，既沒有更激烈，也沒有更愛黨愛國，說出了部分事實，但也沒有討論至核心地帶，基本上可算一種溫吞話語。在“圍觀改變中國”“微博改變中國”等口號流行的年代，這種話語極受歡迎，也不會有多少人批評。但在意見日益分化的今天，這種溫吞話就會同時受到兩個方向的攻擊，那些熱愛黨的人會認為這片子抹黑了黨的事業，而那些激烈之士則認為這片子完全不提真正的原因，簡直就是在為黨分憂解難。而柴靜的感覺大概是啼笑皆非：這些人看的是同一部片子嗎？為什麽結論竟如此大相徑庭？
這種狀況並非始於今日，當局的打壓更使得這種分化呈直線加速狀態，從柴靜事件可以看出，兩端的人都在增加，而中間地帶的人則相應減少。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種狀況不僅不會平息，反而會更加激烈。它所涉及的議題也不會僅限於霧霾，任何政治、經濟、環境議題都可能引發類似的爭論。對那些長歎“人心不古”的朋友們來說，去研究何以至此，可能比單純地介入爭論更有意義。
這種分化可能會帶來極為難堪的局麵：言論者之間的諒解越來越少，攻訐和指責越來越多，可調和的餘地也越來越小，越來越多的朋友走向絕交。但好的一麵是，今後的公共討論（假如還可以公共討論的話）可能會更直接，更觸及底線。一句話：曖昧地帶不複存在，那些不肯明示自己位置的人的將不再擁有“裕如也”之境。
在大一統成為宗教的國家，這種分化或分裂會引起許多不必要的擔心，可事實上，它不見得全是壞事。在這樣的國家，“意見統一、步調一致”常常是權力強行所致，權力也從中受益最多。而分歧則可能意味著競爭和自治。而這或許就是柴靜事件給我們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