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紅兵這幾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希望母親的墓地能被認定為文物。他同時向社會公開了一段“血淋淋”的曆史。
1970年，張紅兵的母親在家發表了一番言論，讓“根正苗紅”的張紅兵舉報為“反革命”。兩個月後母親被槍決。
張紅兵說許多年來一直內心痛苦。從2011年9月起他向安徽固鎮縣相關部門申請，希望認定母親的墓地為文物。不過沒成功。他說公開那段經曆，是希望人們討論、批評，也記住那段曆史的殘酷。
43年前，16歲的張紅兵寫了封檢舉信，與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了軍代表的門縫。他檢舉的是自己的母親方忠謀。
根據當年的曆史材料、後來的法院文件以及當地縣誌記載，1970年2月，方忠謀在家中發表了支持劉少奇、批評毛澤東的言論，她被自己的丈夫張月升和長子張紅兵舉報。
張紅兵的舅舅，今年66歲的方梅開8月5日回憶，父子倆與自己的姐姐起爭執的那個晚上，他和張紅兵的弟弟也在場。他說當時聽到父子倆要去檢舉，很著急，還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勸說。
方梅開說，以為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兩個月後，方忠謀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並被槍決。
十年後，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縣地區中院作出了再審判決，認定原判決完全錯誤，“實屬冤殺，應予昭雪”。
母親的案子平反了，不過張紅兵“永遠不會饒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贖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鎮縣有關部門提出，希望將母親方忠謀的墓地（遇難地）認定為文物。未成功。他又將有關部門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來二審終審判決，敗訴。
在張紅兵打官司的過程中，去年8月，固鎮縣文廣局曾對方忠謀墓地（遇難地）是否為不可移動文物舉行聽證會。在聽證會上，張紅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親公開懺悔。
他說自己應該成為反麵教材，希望曆史的悲劇不被遺忘。
怕父親包庇，自己去檢舉
新京報：事情過去幾十年後，為什麽會有公開那段經曆的想法？
張紅兵：大約是2009年，我看到網上有人寫鼓吹“文革”的文章。當時意識到，這是曆史潮流的倒退。我個人希望通過我的反思，讓現在的人們了解當時的真實狀況。
新京報：當年你父親和你會一起檢舉你的母親，和家庭環境有關係嗎？
張紅兵：我家其實和萬千的普通家庭一樣，是充滿溫情的。我記得父親挨批鬥時（編者注：其父張月升曾在固鎮縣任衛生科科長，“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親站到父親身邊，高喊“要文鬥不要武鬥”，替父親遮擋拳頭，保護父親。批鬥會結束後，母親手挽著父親走在公共場合。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那麽親密。
新京報：但後來因為她說的話，你父親和你就去舉報？
張紅兵：放在現在看，會覺得不可思議，但那是個不一樣的年代。我的父親被劃為“革命造反派”後，挨批鬥，有人對他拳打腳踢。而我，為了表示自己與走資派父親劃清界限，貼了批鬥他的大字報。
當時，父親和母親並沒有責怪我。貼大字報後，父親反而把我當作大人來看待了。當時的輿論導向和社會思潮就是那樣的。
新京報：對於母親的事，你一直說自己犯下“弑母”大罪。
張紅兵：事情發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們家人在一起辯論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親說，毛澤東不該搞個人崇拜，“我就是要為劉少奇翻案”。
我當時非常震驚，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變了，不是一個母親了，而是階級敵人。我立即投入對母親的批判鬥爭。
這時候父親就表態說，從現在起我們堅決和你劃清界限，你把你剛才放的毒全部都給我寫出來。母親寫完一張紙，我父親就拿著出了家門，說要去檢舉。
新京報：父親已經去了，為什麽你又去？
張紅兵：我擔心父親可能考慮其他因素，比如和母親的感情，比如整個家庭要照顧。為表現自己的革命立場，我寫了封檢舉信，和我的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軍代表宿舍的門縫。
新京報：後來發生了什麽？
張紅兵：後來我回家，看見軍代表和排長進來，對著我母親就踹了一腳，她一下跪地上。然後大家像捆粽子一樣，把她捆了起來。我現在都記得，母親被捆時，肩關節發出喀喀作響的聲音。
“無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報：舉報母親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後果？
張紅兵：想到了。父親舉報回來後，就問母親：槍斃你不虧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鎮了。在我親筆寫的檢舉揭發材料的最後，我寫著：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
我知道我和父親這麽做，意味著母親會死亡。
新京報：目睹母親被抓走，有沒有過後悔？
張紅兵：當時心裏很亂。不過想得最多的，不是後悔，而是覺得家裏出現了一場階級鬥爭，我和父親站穩了立場，我們的政治表現經得起考驗。
那時候大家都被裹挾在一種氛圍裏，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徹底地、無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報：你檢舉了自己的母親，當時周圍人怎麽看？
張紅兵：當時，在與父母關係較好的同事中，有個別叔叔曾私下裏說過我：“你母親在家裏說的話，又沒有在外麵說，你和你父親不應該這麽做”。周圍人異樣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對這件事公開發表看法。
後來，固鎮縣教育革命展覽中，還有一塊展板是《大義滅親的中學生張紅兵和反革命母親堅決鬥爭的英勇事跡》。
新京報：急於和母親劃清界限，會有自保的原因嗎？
張紅兵：從表麵上看，我所追求的並非私利，誌向純粹高遠，而實質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種政治表現。政治表現可能給自己帶來不一樣的境遇。
不過後來我和弟弟依然沒有升高中的機會，不能當兵，不能進工廠，都下放到了農村。
“夢裏母親從不和我說話”
新京報：母親這件事情，你覺得對你後來的生活有怎麽樣的影響？
張紅兵：有些影響最初就發生了，可我並沒意識到是這件事情的緣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我曾陷入極度的恐懼和不著邊際的胡思亂想之中。
很長一段時間內，我越來越表現出嚴重的抑鬱症狀。比如我與父親、弟弟通過語言交流思想已經困難。我在心裏揣摩著要說的每句話，考慮說出來是否正確。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閉起來，不與他人接觸，避免可能發生的恐懼。
新京報：什麽樣的恐懼？
張紅兵：我聯想到在土改、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槍決的外祖父，聯想到母親受其父案件影響。我害怕自己在與人交往時，也會像母親那樣控製不住說出自己的政治觀點……而我何嚐不也是因母親的遭遇受到影響。更可怕的是，這種傷痛還可能因為我，傳遞到女兒甚至孫輩。
新京報：會夢到你母親嗎？
張紅兵：有很多次，在夢裏我見過她，還像臨刑前那樣年輕。我跪在地上，緊緊拉著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說：媽媽，不孝兒我給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許多夢境裏，她從來不和我說話，我相信，這是她對我的一種懲罰。
新京報：流過眼淚？
張紅兵：許多年來，都有情不自禁流淚哽咽、失聲痛哭甚至號啕大哭。我已記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時是在白天，有時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動下，懷著沉重的負罪感，為母親寫平反的申訴材料而一人獨處的時候。
“我應該成為反麵教材”
新京報：別人談到那段曆史，你會不會敏感？
張紅兵：2001年，我曾經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師，在法庭上，我們代理雙方，激烈辯論。休庭後，他在樓梯口攔住我，高聲跟人說我檢舉母親的事情，說固鎮縣誌裏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我非常憤怒。和他吵了起來，問他為什麽揭發我的隱私。
新京報：也就是，你以前並不願別人知道？
張紅兵：從自我保護的角度，我是不願意的。背後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過這也是正常的現象。
新京報：你反思自己，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
張紅兵：其實母親去世後，我就陷入痛苦。這幾十年我從來沒停止過反思。不過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應該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開報道張誌新的事情。當時我和父親就意識到，我們做錯了。
經過這幾十年的社會底層生活，我也經曆了磨難。整理家庭的各種遺物、檔案，寫材料。我在心裏罵：張紅兵啊張紅兵，連畜生都不如。
我想逃，卻無處可逃。
新京報：後來你和父親會談論母親的事情嗎？
張紅兵：我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迫不得已的時候才會提起。在母親去世後的很多年裏，父親表麵很平靜。直到他離休後，有一次我們回老家，他和我第一次談起這件事。他說當時我們家出了這個事，他應該負主要責任，因為他是成年人。
新京報：你公開這段經曆後，周圍人什麽反應？
張紅兵：我的家人和親戚朋友都不理解，問我你這樣做有什麽用呢。也有人給我發郵件，說我該死了。好多網友罵我，說你還有臉活到現在，還不到母親墓前尋死。
新京報：你為了讓母親的墓地（遇難地）被認定為文物，打了幾年的官司，是以這樣的一種方式，拒絕遺忘？
張紅兵：巴金在上世紀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設想。他說，不讓曆史重演，不應當隻是一句空話。他說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來說明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
我希望為將來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館，提供一份資料。
家母方忠謀冤案的曆史資料，符合巴老所說條件。也應該把我對母親的行為，作為展覽內容之一。我是凶手之一，讓人們看不起我、痛罵我吧。每個人都應該看到它。我應該成為他們的一個反麵教材。
□新京報記者朱柳笛安徽蚌埠報道
一名紅衛兵的懺悔：永不饒恕自己“弑母”
張紅兵這幾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希望母親的墓地能被認定為文物。他同時向社會公開了一段“血淋淋”的曆史。
1970年，張紅兵的母親在家發表了一番言論，讓“根正苗紅”的張紅兵舉報為“反革命”。兩個月後母親被槍決。
張紅兵說許多年來一直內心痛苦。從2011年9月起他向安徽固鎮縣相關部門申請，希望認定母親的墓地為文物。不過沒成功。他說公開那段經曆，是希望人們討論、批評，也記住那段曆史的殘酷。
43年前，16歲的張紅兵寫了封檢舉信，與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了軍代表的門縫。他檢舉的是自己的母親方忠謀。
根據當年的曆史材料、後來的法院文件以及當地縣誌記載，1970年2月，方忠謀在家中發表了支持劉少奇、批評毛澤東的言論，她被自己的丈夫張月升和長子張紅兵舉報。
張紅兵的舅舅，今年66歲的方梅開8月5日回憶，父子倆與自己的姐姐起爭執的那個晚上，他和張紅兵的弟弟也在場。他說當時聽到父子倆要去檢舉，很著急，還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勸說。
方梅開說，以為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兩個月後，方忠謀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並被槍決。
十年後，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縣地區中院作出了再審判決，認定原判決完全錯誤，“實屬冤殺，應予昭雪”。
母親的案子平反了，不過張紅兵“永遠不會饒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贖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鎮縣有關部門提出，希望將母親方忠謀的墓地（遇難地）認定為文物。未成功。他又將有關部門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來二審終審判決，敗訴。
在張紅兵打官司的過程中，去年8月，固鎮縣文廣局曾對方忠謀墓地（遇難地）是否為不可移動文物舉行聽證會。在聽證會上，張紅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親公開懺悔。
他說自己應該成為反麵教材，希望曆史的悲劇不被遺忘。
怕父親包庇，自己去檢舉
新京報：事情過去幾十年後，為什麽會有公開那段經曆的想法？
張紅兵：大約是2009年，我看到網上有人寫鼓吹“文革”的文章。當時意識到，這是曆史潮流的倒退。我個人希望通過我的反思，讓現在的人們了解當時的真實狀況。
新京報：當年你父親和你會一起檢舉你的母親，和家庭環境有關係嗎？
張紅兵：我家其實和萬千的普通家庭一樣，是充滿溫情的。我記得父親挨批鬥時（編者注：其父張月升曾在固鎮縣任衛生科科長，“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親站到父親身邊，高喊“要文鬥不要武鬥”，替父親遮擋拳頭，保護父親。批鬥會結束後，母親手挽著父親走在公共場合。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那麽親密。
新京報：但後來因為她說的話，你父親和你就去舉報？
張紅兵：放在現在看，會覺得不可思議，但那是個不一樣的年代。我的父親被劃為“革命造反派”後，挨批鬥，有人對他拳打腳踢。而我，為了表示自己與走資派父親劃清界限，貼了批鬥他的大字報。
當時，父親和母親並沒有責怪我。貼大字報後，父親反而把我當作大人來看待了。當時的輿論導向和社會思潮就是那樣的。
新京報：對於母親的事，你一直說自己犯下“弑母”大罪。
張紅兵：事情發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們家人在一起辯論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親說，毛澤東不該搞個人崇拜，“我就是要為劉少奇翻案”。
我當時非常震驚，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變了，不是一個母親了，而是階級敵人。我立即投入對母親的批判鬥爭。
這時候父親就表態說，從現在起我們堅決和你劃清界限，你把你剛才放的毒全部都給我寫出來。母親寫完一張紙，我父親就拿著出了家門，說要去檢舉。
新京報：父親已經去了，為什麽你又去？
張紅兵：我擔心父親可能考慮其他因素，比如和母親的感情，比如整個家庭要照顧。為表現自己的革命立場，我寫了封檢舉信，和我的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軍代表宿舍的門縫。
新京報：後來發生了什麽？
張紅兵：後來我回家，看見軍代表和排長進來，對著我母親就踹了一腳，她一下跪地上。然後大家像捆粽子一樣，把她捆了起來。我現在都記得，母親被捆時，肩關節發出喀喀作響的聲音。
“無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報：舉報母親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後果？
張紅兵：想到了。父親舉報回來後，就問母親：槍斃你不虧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鎮了。在我親筆寫的檢舉揭發材料的最後，我寫著：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
我知道我和父親這麽做，意味著母親會死亡。
新京報：目睹母親被抓走，有沒有過後悔？
張紅兵：當時心裏很亂。不過想得最多的，不是後悔，而是覺得家裏出現了一場階級鬥爭，我和父親站穩了立場，我們的政治表現經得起考驗。
那時候大家都被裹挾在一種氛圍裏，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徹底地、無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報：你檢舉了自己的母親，當時周圍人怎麽看？
張紅兵：當時，在與父母關係較好的同事中，有個別叔叔曾私下裏說過我：“你母親在家裏說的話，又沒有在外麵說，你和你父親不應該這麽做”。周圍人異樣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對這件事公開發表看法。
後來，固鎮縣教育革命展覽中，還有一塊展板是《大義滅親的中學生張紅兵和反革命母親堅決鬥爭的英勇事跡》。
新京報：急於和母親劃清界限，會有自保的原因嗎？
張紅兵：從表麵上看，我所追求的並非私利，誌向純粹高遠，而實質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種政治表現。政治表現可能給自己帶來不一樣的境遇。
不過後來我和弟弟依然沒有升高中的機會，不能當兵，不能進工廠，都下放到了農村。
“夢裏母親從不和我說話”
新京報：母親這件事情，你覺得對你後來的生活有怎麽樣的影響？
張紅兵：有些影響最初就發生了，可我並沒意識到是這件事情的緣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我曾陷入極度的恐懼和不著邊際的胡思亂想之中。
很長一段時間內，我越來越表現出嚴重的抑鬱症狀。比如我與父親、弟弟通過語言交流思想已經困難。我在心裏揣摩著要說的每句話，考慮說出來是否正確。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閉起來，不與他人接觸，避免可能發生的恐懼。
新京報：什麽樣的恐懼？
張紅兵：我聯想到在土改、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槍決的外祖父，聯想到母親受其父案件影響。我害怕自己在與人交往時，也會像母親那樣控製不住說出自己的政治觀點……而我何嚐不也是因母親的遭遇受到影響。更可怕的是，這種傷痛還可能因為我，傳遞到女兒甚至孫輩。
新京報：會夢到你母親嗎？
張紅兵：有很多次，在夢裏我見過她，還像臨刑前那樣年輕。我跪在地上，緊緊拉著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說：媽媽，不孝兒我給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許多夢境裏，她從來不和我說話，我相信，這是她對我的一種懲罰。
新京報：流過眼淚？
張紅兵：許多年來，都有情不自禁流淚哽咽、失聲痛哭甚至號啕大哭。我已記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時是在白天，有時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動下，懷著沉重的負罪感，為母親寫平反的申訴材料而一人獨處的時候。
“我應該成為反麵教材”
新京報：別人談到那段曆史，你會不會敏感？
張紅兵：2001年，我曾經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師，在法庭上，我們代理雙方，激烈辯論。休庭後，他在樓梯口攔住我，高聲跟人說我檢舉母親的事情，說固鎮縣誌裏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我非常憤怒。和他吵了起來，問他為什麽揭發我的隱私。
新京報：也就是，你以前並不願別人知道？
張紅兵：從自我保護的角度，我是不願意的。背後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過這也是正常的現象。
新京報：你反思自己，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
張紅兵：其實母親去世後，我就陷入痛苦。這幾十年我從來沒停止過反思。不過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應該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開報道張誌新的事情。當時我和父親就意識到，我們做錯了。
經過這幾十年的社會底層生活，我也經曆了磨難。整理家庭的各種遺物、檔案，寫材料。我在心裏罵：張紅兵啊張紅兵，連畜生都不如。
我想逃，卻無處可逃。
新京報：後來你和父親會談論母親的事情嗎？
張紅兵：我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迫不得已的時候才會提起。在母親去世後的很多年裏，父親表麵很平靜。直到他離休後，有一次我們回老家，他和我第一次談起這件事。他說當時我們家出了這個事，他應該負主要責任，因為他是成年人。
新京報：你公開這段經曆後，周圍人什麽反應？
張紅兵：我的家人和親戚朋友都不理解，問我你這樣做有什麽用呢。也有人給我發郵件，說我該死了。好多網友罵我，說你還有臉活到現在，還不到母親墓前尋死。
新京報：你為了讓母親的墓地（遇難地）被認定為文物，打了幾年的官司，是以這樣的一種方式，拒絕遺忘？
張紅兵：巴金在上世紀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設想。他說，不讓曆史重演，不應當隻是一句空話。他說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來說明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
我希望為將來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館，提供一份資料。
家母方忠謀冤案的曆史資料，符合巴老所說條件。也應該把我對母親的行為，作為展覽內容之一。我是凶手之一，讓人們看不起我、痛罵我吧。每個人都應該看到它。我應該成為他們的一個反麵教材。
□新京報記者朱柳笛安徽蚌埠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