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嚴濟慈（1901年1月23日—1996年11月2日），字慕光，浙江東陽人。法國國家科學博士，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現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曾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技大學校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嚴先生去世的時候，我沒有(也不能)去追悼行禮，沒有(也不能)獻上一支告別的白花。但是，我相信，嚴先生還是記得我的，也不會太怪罪我。我一生中的幾件事證明了這一點。這正是我應當寫下的幾件事的動機，無論它是否有公開發表的機會。
我認識嚴先生一生的後三十六年，從1958到1996。但我不能妄稱是嚴先生的多年之交。嚴先生長我三十六歲，是師輩。我拜訪嚴先生的頻度，平均不多於每年兩次，總數不超過七十二次。我也不能妄稱是嚴先生的弟子，因我沒有隨嚴先生作過他的光學和光譜學研究。最多，我隻能算是嚴先生的助教。我給嚴先生當過兩小時的助教。那是在1958年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剛剛開辦。從教授到助教都來自中國科學院，大都沒有教學經驗。隻有嚴先生二十年代在（南）京滬的幾所大學裏教過幾年書。他決定作一次教學示範，以饗同仁。內容是電磁感應。除了學生，物理教師也都參加了，聽眾有五百人以上。我當時是科大的物理助教，但並不是嚴先生的助教。嚴先生要我為他的示範教學課服一次務。他交待給我的助教任務好像是二十年代法國式的。教授隻講而不動手，也不寫黑板。助教要隨著教授的講授不斷地跑上跑下講台，去寫公式，擦黑板，擺弄演示法拉第效應的儀器。兩小時的助教，體力與腦力並用，很累。
其後，我再沒有為嚴先生助過教.那樣的助教方式也沒有在科大流行開。嚴先生後來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科大副校長。我則一直是個助教。不應當期望嚴先生會記得我。不過，每當我需要幫助的時候，就有了嚴先生的幫助。嚴先生似乎一直在關注著我。
第一次是1965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夕。雖然風暴尚未正式到來，但預演已經開始了。當時的北京市長彭真和中央的公安部長羅瑞卿計劃把北京變成“水晶城”，即居民中沒有任何階級敵人，全由具有良好階級成分的人，或改造好的人構成。各種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一一被勒令遷出北京。科大共有一百多人因此要遷出。我是一個內控的專政對象，對水晶城來說，當然也是一個“雜質”，故也需遷出北京。四月，我接到了通知：調我去遼寧省營口市的一個電子工廠。此一去，不一定永遠離開北京，但永遠離開物理學是一定的。同我類似的人，接到命令後，一個一個地離京它去。我也準備走了。在那個年代，違抗調令是絕不可能的，特別是“雜質”們。
後來，我終於沒有走。
奇跡源於嚴先生。他得知我的調動的消息後，要去了我當時發表過的十三篇論文的抽印本，並迅速找到科大黨委書記劉達，表示不解，為什麽要把這樣水平的年輕人調走？雖然嚴先生當時是科大副校長，但對科大的人事事務是不過問的，因該事務全由黨委負責。一位非黨副校長為一名“雜質”物理助教的調動向黨委進“逆”言，在水晶城時代中，是極其罕見的。嚴先生據理力陳之後，劉達命人事部門暫時收回成命。我，以及同我有類似情況的人的調令，沒有執行。科大被水晶城政策殃及的人因而大大減少。對我一生的事業來說，那絕對是一個關鍵點。否則，就不會有今天的我了。
事過之後，嚴先生把抽印本又都還給我，說：“放在我這裏浪費, 以後也許還會有用。”事實上，水晶是嚴先生最有研究的光學材料之一。後來，在一次論及激光用的紅寶石時，嚴先生似乎漫不經心地說：“有了雜質，水晶才會變成寶石”。這就是1960年代的科大。
時間又過了十三年，1978年。暴風雨過了，但天並未放晴。我當時已轉向天體物理。雖然論文抽印本更多了一些，在科大的位置也已穩定，但不能奢求更大的發展，“內控”的影子還在。比如，我和我的同事的文章雖已被國外同行（包括Nature上）引用和評論過，但一條不成文的誡律是“不與外國聯係”，以防惹上“裏通外國”的麻煩。那就不再是一般的雜質問題了。科大的不少同事中，一句流行的讖言是：“別想著不倒黴”。然而，那年暑假過後，突然來了一件確實是不倒黴的事。我收到德國同事的邀請參加在慕尼黑召開的相對論天體物理會議。同時，科學院也來通知要我及北京天文台的兩個同事（鄒振隆，沈良照）去參加這個會議，由我負責帶隊。那是中國天文界自1949年來的第一次非官式出國訪問，參加國際會議。
很快知道，這件事的“幕後”是嚴先生。那年夏天，嚴先生參加科學院的代表團訪問西德(這是文化大革命後第一個訪西德的科學院代表團，由方毅院長帶隊)。在慕尼黑時，嚴先生得知相對論天體物理會議將在1978年底召開後，當即設法與德方及方毅院長安排了我去參加會議。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今天是極普通的事。但在1978年，即使是非官式的會議參加者，也必須得到國家主席華國鋒的圈定才行。
其實，令我驚疑倒不是華國鋒那個圈，而是嚴先生何以清楚地知道我的研究細節。文化大革命中，我很少找嚴先生。更未向嚴先生說起過“相對論天體物理”。因為，在七十年代中國，相對論的名聲很壞，我和科大的天體物理同事的宇宙學研究遇到過很多政治麻煩。我們不願意再把這些麻煩去麻煩嚴老。原來，嚴先生一直是我們的研究的一個暗暗的守護者。凡我發表在《中國科學》《科學通報》上的文章，他都看過。一遇機會，就想到了我們。後來，凡在中國從事(或從事過)相對論天體物理研究的人，包括我們的學生，大都訪問過慕尼黑的馬普天體物理研究所。八十年代開始，中(科院)-德(馬普)天體物理討論會每隔兩年一次，輪流在中國和德國舉行，直到今年(2000)。這不能不說得益於嚴先生當年的守護和初始的推動。
我再一次得到嚴先生守護是在1985年，那是一次更大的麻煩。
事情始於1985年11月初。我去北京參加物理學會主辦的尼-玻爾誕生一百周年紀念會。會議在北京大學召開。隨後，北大學生要求我講一講“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演講中，我提到一樁已在物理學會上公開的故事：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要去美國參加同步加速輻射學術會議，盡管他不是物理學家。這引起學生的哄笑。卻惹惱了當時中央No.4領導人胡喬木，因為他的夫人（穀雨）與此事有關。回到科大，管惟炎告我，他已頂回了穀雨的指責，但仍難免一遭懲戒了。12月6到13日，安徽省委一連三次找我訓話。
12月19日，嚴先生要我去北京，到他家接受訓話。這有一點奇怪，嚴先生在北京東單後椅子胡同的家，我去過多次。似乎不是個正式訓話的地方。這次一去，果然不同，除了嚴先生，還有科學院的一個秘書在場作記錄。嚴先生一臉怒氣。連續訓話47分鍾，因為非同尋常，所有的話我是極仔細地聽了。其要點是：
1. 你為什麽要對學生講那些話? 不合時宜，誰要你去多管那些事。
2. 你以為就你聰明，能看到趙紫陽和《人民日報》分不清地動說和地圓說的錯誤，誰不知道那是錯的，還要等你去說那是笑話。
3. 好好作你的物理研究，少去逞強，廢話。
這是我自1958年以來第一次看到和聽到嚴先生如此的厲色正言。
訓話停止之後，秘書走了。
對嚴先生的批評，當然不覺舒服，不過，我也不想解釋和分辨。我也準備告辭回家吃午飯。然而，不等我告辭，嚴先生卻向我說：
“陪我去喝酒！”
這才是那天真正讓我感到的突然襲擊。第一，我從來不在嚴先生家用餐：第二，我根本不會喝酒。但來不及分說，我就被嚴先生拉到飯廳。原來，酒菜已經擺下了。隻有兩個座位，嚴先生和我。席間的氣氛和話題，似乎一個小時前的事完全不存在。那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一頓午餐之一，盡管我仍然是沒有喝酒。這我才明白，為什麽嚴老不在科學院的辦公室訓話。
兩天以後，12月21日，中央No.5領導人胡啟立在中南海召見我。大意是說，對我的警報解除了。還提到嚴老和我的談話（當然是根據那秘書的記錄，不包括秘書走了以後）。
這種警報當然也不是嚴先生解除的了的。嚴先生當了人大副委員長後，有一次在他家裏半認真地問我：“你看這副委員長怎麽當 ？”我沒有答，也不會答。嚴先生多半並不真正要我答，而是自問。也許他又想起了那次警報和訓話。然而，有一點我清楚，警報從來不是嚴先生看重的事，真正看重的隻是“好好做你的研究”。所以，如今在宇宙的另一端的嚴先生，絕不會怪罪我所缺的一束鮮花，而是會厲色問我：“這幾年有多少抽印本了，拿來看看！”我會告訴嚴先生，現在物理界已經不用抽印本了。而是貼在Web page 上。我想，當他看了我的Web page後，也許會再說一遍“汝子尚可教”，再加一句：“陪我去喝酒！”
2000年11月5日 Tucson, Arizona
華夏文摘 第一一二○期(cm1209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