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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2月26日 07:10 AM
華大基因的成功密碼
2010年，比爾•蓋茨(Bill Gates)參觀了中國深圳郊區一個工業區的一棟尋常建築。裏麵一排排的高科技機器在嗡嗡作響，這個地方可能很容易被誤認為一個無名數據倉庫。
但 那天，蓋茨和蓋茨基金會(Gates Foundation)中國項目主任葉雷(Ray Yip)看到了其他的東西。當他們參觀華大基因(BGI)總部時，在這家生物科技公司工作的科學家們的偉大理想讓二人震驚不已。在該公司裏麵，150多台 先進基因測序儀正每天對數千個人類基因組進行分析。
該公司的目標是基於數百萬人的DNA建立一個大規模數據庫。華大基因的高管不認為這是終極目標，而是新藥開發、高級基因研究和公共健康政策改革的一個跳板。
“我們吃了一驚，”葉雷回憶道，“我們從沒想過我們會發現這麽具有創意的方式。他們獨樹一幟，開放且自由。”
自 從初次參觀以來，蓋茨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一直與華大基因在各種基因組研究項目上展開合作，從大米基因組測序到癌症基因組項目合作。蓋茨基金會還與很多組織一 道，向華大基因提供資金，其中還包括矽穀風投企業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多數人隻是將他們視為DNA分析服務提供商，”華大基因的一位投資者表示，“實際上，他們正在建立的數據庫將讓他們變得強大可畏。”
華大基因的投資者表示，該公司代表著中國新型科技公司。長期以來，在創新和知識產權方麵，中國企業一直被視為抄襲者（如果不是徹頭徹尾的偷竊者的話）。西方人普遍看不起中國的知識產權創造。
然而，華大基因與深圳其他企業一道，可能會很快改變這種形象。華大基因的很多高管在國外受過教育，不那麽畏懼體製或者看重中國的既成經商模式。該公司的科學家為國際雜誌撰文，並經常申請專利。該公司與歐美有名望的機構合作，其研究成果也開始得到國際競爭對手的尊重。
“我們代表著中國新型國際企業，”華大基因年輕的首席執行官王俊表示，“中國有合理機會成為世界舞台上的佼佼者。我們的技術可以改變世界。”王俊畢業於北京大學生命科學係，研究人工智能。
華大基因的發展並非一個簡單的中國崛起的故事，也不代表著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的成功。實際上，華大基因與北京方麵有著矛盾的關係，代表著對中國教育和研究模式的挑戰。
該公司最初名為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Beijing Genomics Institute)，在中國科學院的支持下創建。（該中心是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的參與者之一。）但對於其近來的成功，來自北京的影響有好有壞。
“在這裏，你可能很聰明，但在美國你可能會變得更聰明，”一位曾在美國生活和工作很長時間的員工表示，“在這裏的思維環境下，很難有創造力。”
這可能有些誇大其詞，但很多批評者認為中國教育體係的結構會限製創新。“中國體係非常排外，”一位駐北京學者表示，“政治性非常強。你有兩個選擇，要麽離開中國蓬勃發展，要麽達到不需要北京的錢的地步。”
然而，華大基因的卓越表現給人們帶來希望：中國可能會吸引那些在美國一流大學畢業後通常選擇繼續待在國外的最優秀學生回國。
2007年，華大基因決定離開北京，選擇在與香港毗鄰的深圳設立總部。“深圳距離北京很遠，”華大基因一位投資者在談到總部搬遷時表示，他認為此舉是要讓該公司脫離政治控製。“在北京，你不可能獨立。”
鑒於深圳的曆史，這或許並不令人意外。深圳被列為“經濟特區”，在鄧小平開始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這裏成為資本主義的首個實驗區。
玩具企業和跑步鞋製造商將大型工廠設在那裏，工人也紛紛遷移到這個新城市。如今，這些工廠中很多已關閉，它們的業務則遷到勞動力更便宜、成本更低且對汙染問題不那麽重視的地區。
如 今，深圳成為了中國的科技孵化器。深圳時間較長的資本主義經驗以及毗鄰香港的地理位置，加快了深圳轉型的速度。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比亞迪(BYD)、電信 設備製造商華為技術(Huawei Technologies)以及互聯網門戶騰訊(Tencent)的總部都設在這裏。地方政府政策也在這種轉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深圳向具備潛力的企業 提供撥款，並為他們提供廉價的辦公場所，同時締造了一個延伸到香港的生態係統。深圳最初是很多科技組裝企業的所在地，因此這裏也聚集了許多熟悉這個行業的 人才，他們開辦了很多初創企業。接著，這些富有的企業家又孕育出風投行業。
針對規模較小且較為年輕的企業的深圳證交所（與側重大型國有企業的上海證交所形成對比），讓風投資本家可以將他們投資的企業上市，創造一個持續發展的良性循環。一些最優秀的大學還在深圳設立了校區。
深圳吸引著那些不甘於平淡且雄心勃勃的人，還吸引了那些特立獨行的人，其中就包括華大基因的這些創始人。其中有幾人在上大學時輟學，還有人沒有接受過正規高等教育，因為“文化大革命”擾亂了他們的生活。幾乎沒有人是黨員。
“他們自我放逐，遠離了傳統的政府和科研資金體製，”一位投資者表示，“（當局）原諒了他們，僅僅是因為他們讓中國麵子上有光。”
在 華大基因簡單樸素的辦公樓裏，牆上懸掛著各種照片，從克隆豬到登上珠峰的該公司聯合創始人汪建。汪建在國外生活多年，包括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擔任高級研究員。另一位創始人楊煥明也曾在國外留學，他在哥本哈根大學(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獲得博士學位。
在基因組領域，中國具備很多優勢。投資者表示，DNA測序更多在於電腦計算能力和數據挖掘，而 不是實驗室突破。鑒於中國擁有13.5億人口，中國的潛在數據庫超過全球任何其他國家。一家公司擁有的數據庫越大，其競爭優勢也就越大，信息收集和分析的 成本也更低。另外，華大基因擁有大約2000名博士學位員工，大概是中國企業中最多的，而將這麽多人才聚集到一起，華大基因需要付出的薪資隻是美國企業的 幾分之一。
然而，還有一些潛在的問題讓外部人士感到不安，特別是缺乏強大的隱私保護、知識產權以及與臨床實驗有關的嚴格協議。但華大基因及其支持者堅稱，該公司遵循著該行業的最佳慣例，盡管一些人指出，缺乏知識產權保護意味著創意可以更快速地實施。
盡 管華大基因的根基在中國，但該公司正努力變得更國際化。2013年，該公司以近1.18億美元的價格收購總部位於加州山景城的DNA測序公司 Complete Genomics。在Complete Genomics競爭對手Illumina（目前市值為280億美元左右）遲遲才發出競購要約後，這筆交易圓滿落幕。華大基因還克服了政治阻力，成為首家 成功收購美國上市公司的中國企業。
華大基因是Illumina最大單一客戶，占其DNA測序儀訂單的40%，每台設備售價高達50萬美元。在收購Complete Genomics後，這可能會發生變化，因為華大基因計劃引入新型基因測序儀。
華 大基因未來還麵臨著其他挑戰。它是一家不同尋常的公司，一隻腳踏入純研究領域，另一隻腳則希望邁入研究成果的商業應用開發。在美國科技行業，這種結構曾經 更為常見，貝爾實驗室(Bell Labs)和施樂帕克研究中心(Xerox Parc)的研究人員就曾獲得資金和時間去展開雄心勃勃的研究項目。最近幾年，美國投資者則不那麽願意為那些可能不會盈利的大型研究項目提供補貼。
汪 建表示，他理解這種緊張關係。“如果我們過於商業化，我們會看不到未來，”他表示，“但如果我們隻考慮未來，也不合適。”這種雙重任務意味著，確定哪個優 先並不容易。他們必須既有夢想，同時又要成為商業戰略家，在基礎研究的要求和更多的商業行為之間實現平衡，例如開發診斷設備和測試。
競爭對 手在增多，國內國外皆如此。對於穀歌(Google)和微軟(Microsoft)等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它們已經身處信息產業）而言，進入基因組學領域並 非巨大的飛躍。而電商企業阿裏巴巴(Alibaba)正與華大基因共享數據處理能力，搜索引擎百度(Baidu)也已收購一家數據實驗室，這意味著中國可 能會出現同樣的情況。
此外，一直有人質疑，基因組測序能多快產生可靠的信息，並開發成對消費者有益或消費者買得起的產品。華大基因及其很多競爭對手都沒有取得非常可觀的盈利，不過這在中國不那麽重要，因為在這裏，地方政府、與政府相關的投資基金以及中國國家開發銀行(CDB)會提供資金支持。
Complete Genomics掛牌出售的首要原因是該公司財務狀況不佳，隨著美國政府削減基礎研究預算，未來幾年，這一差距很有可能會拉大，這對中國有利。
“他們發展非常迅速，他們涉足了很多方麵，”葉雷表示，“他們有測試創意和犯錯的自由。如今，他們必須決定如何保持焦點。”
譯者/梁豔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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