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俄羅斯政體轉型-來自俄國和中國學者的聲音

來源: 懶風於 2015-02-12 19:02:51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12310 bytes)

麵對“寡頭”
雷　頤

《寡頭：新俄羅斯的財富與權力》正如這本書的封麵宣傳所說，這本書描述分析的“是一場跨世紀的權力、財富與民主的較量”的故事，因此坊來格外有趣。由於俄國/前蘇聯道路對人類、尤其是對現代以來中國命運的巨大影響，這部記錄、透視俄羅斯社會驚人深刻變革的著作更引人深思。 1995－2001年擔任《華盛頓郵報》莫斯科記者站主任的霍夫曼在本書中記述了斯摩棱斯基、霍多爾科夫斯基、別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盧日科夫、丘拜斯等當今俄羅斯最富有、最強大的六寡頭的成長曆程。在1985年前蘇聯的改革苗頭剛剛露頭時，這六人還隻是藉藉無名之輩，有的是卡車司機，有的“開黑車”糊口，有的是大學教師，有的還是在校大學生，隻有盧日科夫是一位低級官員。他們的發家史當然各不相同，但卻有一點相同：對即將到來的空前巨變，他們與全社會一樣毫無準備；而痛苦的生活經驗使他們與全社會一樣對陳腐、僵化的舊體製深惡痛絕。有趣的是，當年蘇聯為批判資本主義陰暗麵而翻譯出版的美國作家德萊塞揭露20世紀初美國某些資本家巧取豪奪的《金融家》、《美國悲劇》等書，無意間成為這些人的教科書。除了個人因素以外，這些寡頭的出現有著更重要的社會背景。人人厭惡的舊體製幾乎是一夜坍塌，其結果是俄國的新製度在真空中誕生，沒有也來不及建立相關的法律和規章製度，國家權力被嚴重削弱，人們行為自然失範，甚至沒有道德約束。貪汙腐化、欺蒙拐騙、官商勾結，所以這些寡頭們的第一桶金幾乎全部來自國家。其實，在沙皇時代就有腐化的傳統，而在前蘇聯舊體製下腐敗依然如故，而新體製為腐化提供了更多的空間和財富。有人這樣分析：“蘇聯解體後最初幾年的情形就像一個剛從監獄裏釋放出來的犯人。當犯人從監獄裏放出來的時候，他陶醉在炫目的陽光、新鮮的空氣、欣快的自由之中，那種感覺就像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一切都感到新鮮。”人人都想發財，但對真正的金融、投資卻一無所知，長期被束縛、壓抑的創造性和欲望突然爆發，但卻不知道怎樣好好利用這股新鮮空氣。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俄國人民的選擇。雖然腐敗橫行，經濟自1991年起曾連續幾年嚴重下滑，但俄國人民在幾次關鍵性的選舉中都沒有選擇象征舊體製的久加諾夫。例如1996年大選時，俄國國民生產總值與改革前的1991年相比下降近50%，“外界”無論擔心者還是竊喜者，都看好久加諾夫，但對舊體製深有體會的俄國人民依然沒有選擇他。或許，這表現出了人民的理智。但理智總是有限度的，如果不盡快完善新體製，如果已經令人難以忍受的貪汙腐敗仍愈演愈烈，這種人民的理智遲早會化為憤怒的烈火。人們對現在貪贖的容忍，是建立在對新體製美好的未來的期待和對過去舊體製的痛苦記憶之上的。如果人們漸漸感到美好未來遙遙無期，而隨時間流逝對過去的痛苦記憶漸漸淡化時，人們再作何抉擇真很難說哩！或許是認識此點，俄國近日開始了對“寡頭”的打擊。不過倘隻“打擊”而無製度建設，功效則隻在一時，恐難長久。要從根本上清除腐敗、鏟除權錢勾結的寡頭，隻有進行更徹底的製度改革。（源於2004年07月26日《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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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平靜解體、俄國政體成功轉型是俄羅斯人民對世界作出的偉大貢獻

出處：http://www.nabble.com/()--t2892928.html

俄國之所以在解體轉型中經濟下滑比較大，不是因為俄國人的休克療法的失敗，而是因為俄國轉型前是成熟的計劃經濟，是發展了半個多世紀的高度的完整的計劃經濟，他們從一種走入了死胡同的成熟的有相當高度的完整計劃經濟走入市場經濟，轉型的幅度大，對原有的經濟運作震動大，所以付出代價比較大，這是難以避免的。

中國之所以市場經濟改革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不是由於我們的市場經濟改革的措施怎麽得當，不是中國的漸進改革措施怎麽正確，不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模式偉大，不是貓論、不爭論的力量，而是由於改革前中國的經濟模式是世界上最落後的命令經濟（這種命令經濟不是計劃經濟，很多人誤解那時候的經濟叫做計劃經濟），是由於改革前中國的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是由於中國改革前的經濟是一個爛攤子，比前蘇聯落後好幾倍，是根本不成體係的混亂經濟。這種經濟形態，無論搞計劃經濟還是搞市場經濟，都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都會很快取得大的改變。

改革前，俄國的生活水平是中國的好幾倍，俄國的農民有象城市工人一樣拿工資、享受退休金、醫療保險、失業保險，而中國改革前的廣大農民除了受到政府的高度管束外沒有任何保障。改革初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對於中國的農民老說，除了失去政府的高度約束之外，不會失去任何東西，所以農民的積極性特高，農業生產快速發展，這不是官員的改革做得好，這是改革之前做得特別差的緣故，是改革之前的政府官員做得特別差的緣故。同樣的道理，中國改革這些年來的發展不是說明了官員的功勞，而是說明了改革之前官員的過錯特別嚴重。

關於這一點，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秦暉先生的相關文章有多次論述。

另外一個叫做李猛的知名社會學學者在談到農民問題的時候也說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農村的發展起落給人們這樣的結論，當基層政府癱瘓衰落的時候，農村經濟就快速發展，農民就有福氣，當鄉鎮政權完善和發展的時候，農民就處於災難之中。從這裏可以看到，中國改革過程中經濟的發展，並不是當今官員的功勞，而是國民自己奮鬥的結果，是官員們沒有像改革以前一樣束縛阻礙國民發展經濟的結果，隻要官員們不從中作梗、隻要官員們放鬆束縛、減少阻礙，中國經濟就能夠快速發展。說實在的，在今天的體製下，我們是不敢奢望官員們在經濟發展中起到任何正麵的作用的，我們隻希望他們能夠盡量起少一點的負麵作用，如果這樣，就是國民的幸運。

俄羅斯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們在政體和經濟體製的整體轉型之中，雖然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但是整體上是和平的、理性的、低代價的，這是非常難得的。對於這麽大規模的徹底的轉型來說，俄羅斯付出的代價是非常低的，俄羅斯人是非常幸運的，他們有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一批偉大的領導人在主導整個的進程，他們心胸開闊、有社會責任感、有人性、有對人民負責的道德勇氣。俄羅斯的成功轉型，不但給俄國人民帶來福氣，也給世界人民一種鼓舞、一種榜樣、一種好的示範，同時也避免了俄羅斯的動亂帶給世界的災難。世界人民、包括有良知的中國人民，特別是那些經受過非人性製度貽害的人民，應該感謝俄國人民，包括他們那些偉大的領導人所作出來的曆史功績。

反觀我們生活的社會，情況則不容樂觀。改革20多年來，雖然由於百姓的努力，經濟有所發展，但是由於缺乏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偉大的負責任的領導人、由於腐敗官員主導整個進程，我們生活的社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不但是自然環境的前所未有的巨大代價，社會環境的代價更是亙古絕後的巨大，不但政府官員的公信力喪失殆盡，社會的各行各業的風氣也是每況愈下，學校、醫院等等道德形象麵目全非，更不要說經濟生活中蘊藏和積聚著的巨大危機，如銀行的呆壞賬、國有企業運轉的暗箱操作、科技體製導致的科研經費使用的嚴重不公、教育醫療保險的巨大經費缺口、政府官員人數臃腫和經費的嚴重浪費，還有貧富差距、幹群矛盾、末日心態等等，不一而足。

我們一次又一次錯失了政體轉型的時機，致使這方麵的轉型越來越被動、越來越艱難、越來越危險，轉型麵對的整體環境越來越積重難返、越來越複雜莫測、越來越凶險陰暗，迫使越來越多的國民對政體轉型失去信心、失去耐心、失去理性。這是危險的，這是令人擔憂的，這是容易導致人們走上極端的。

我們需要學習俄羅斯人民的，特別是俄國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領導人的道德勇氣和曆史責任感，不要再錯失越來越渺茫的曆史時機，不要再陷入黃宗羲定律的曆史陷阱，不要讓中國繼續在治亂中循環，衝破陳舊政體的框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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