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聽說盛雪，是在十二年前，她寫的《遠華案黑幕》出版。倫敦唐人街的書店老板一氣進了兩百本。老板告訴我，幾天之內就賣光了，這是書店開張以來從未有過的。後來我又讀到盛雪的詩集《覓雪魂》。無論是寫鴿子、寫晚雲、寫丁香花，還是寫憂國憂民，她筆下源源湧出的絕妙詩句，每每令我愛不忍釋。
眼前的盛雪，身份是民主中國陣線主席。我這次來加拿大，就是參加她主辦的“我們共同引領變革——第六屆全球支持中國及亞洲民主化論壇大會”。自1989年八月出國以來，盛雪以作家的敏銳，詩人的激情，投入到推動中國走向民主的運動中。如今的她，儼然已是名聞天下的民運領袖，這一路的風雨，備嚐艱辛，該有多少故事等著我去探尋？
（二）
采訪時斷時續，一個問題始終縈繞在我的大腦裏：為什麽盛雪會走上民運之路？我當然不認為搞民運隻是男人的事，但，你麵對的是中共，一個既空前專製又空前殘暴的政權。風險、危險、凶險，無處不在。作為女人，往往難以承受，還得耗盡你的心力、精力、體力，還得放棄很多。
盛雪把原因歸結為信念，一種從家庭和個人生活經曆中產生的信念。文革開始前，曾就讀於東北大學、燕京大學、外語學院的父親，被當權者定為“國民黨特務”，父母雙雙開除公職，一家五口被趕進一間隻有八平米的房子裏居住。文革開始了，抄家、打人、批鬥輪番上演。盛雪五歲時，和妹妹一起被送到東北農村的姥姥姥爺家寄養，三年後才回到北京。為了生存，父親做了泥瓦匠；而母親帶著三個孩子清早出門掃居住的胡同街道，每月掙七元五角錢。路過的朋友、鄰居們投來的目光，或鄙夷，或漠然，或幸災樂禍，幾乎見不到同情。當時的盛雪還不到十歲，除了艱辛就是屈辱。在北京衛戍區大院斜對麵的小學裏，她這個從農村回到北京，出身反動家庭的女孩，成了同學們取笑欺負的對象。剛把媽媽新買的白襯衫穿到學校，就被同學用圓珠筆在後背上畫了一個大叉。過生日時得到的心愛的鉛筆盒，也被無緣無故折成兩段。至今盛雪一閉上眼，腦子經常會回到那個受歧視、受欺負的年代：“就像看到一張退色的照片，黃黃的、灰灰的色彩。”
（三）
從十一歲上中學起，盛雪的反抗性格便漸露頭角。她開始打架，隻為了不再受屈辱。盛雪在學校總是愛幫助別人，不怕累，主動為班裏打水、做衛生。但“家庭出身不好”的社會烙印始終跟隨著她，她依然被人欺負。忍無可忍了，盛雪出手了，把經常衝著她口吐惡言的女孩，推倒在路邊的白菜堆上，撕破了對方的襯衣兜。女孩除了跑到老師麵前哭泣告狀，從此再也不敢挑釁。學校裏誰要受到欺負，盛雪也會施以援手。一次又一次的打抱不平，使她名聲大震，被一些年輕人戲稱為“西單小紅”。
麵對這樣一個具有女俠情懷的學生，而且不聽話，不服管，做事有主見，還有號召力，專橫的班主任豈能容忍，決心要製服盛雪，采取的是中共整人的慣用手法。他給盛雪戴了頂可怕的帽子：家庭有嚴重曆史問題，本人思想反動。動不動就在班裏組織開會批鬥盛雪。立班規不準同學們跟盛雪來往，理由是這個比所有同學小一歲的瘦弱女孩會“拉攏腐蝕青少年”。還使用計謀將盛雪和她的知心朋友活生生給拆散。甚至準備把盛雪送去工讀學校（青少年勞教所）。
班主任的淫威沒有嚇倒盛雪，反而促使她開始動腦子思考：為什麽我要比別人有更多的挫折？過去她隻為家庭與個人的苦難而焦慮、悲傷，如今她把目光投向社會，尋找根源。盛雪父親有一個被打成右派的學者朋友，在火葬場抬屍體。父親常帶上盛雪去看他。聽著他們聊天中的唉聲歎氣，盛雪就想：當初都受過良好教育，有修養，有知識，有抱負，竟活得如此可憐、可悲，究竟是什麽造成的？
1978年北京西單民主牆啟迪了她。來自全中國的人，成百上千，匯聚在這裏，有訴說個人遭遇的，有揭露社會問題的，有批評中共領導的。16歲的盛雪幾乎天天都去看滿牆的大字報，聽人們的議論。在這個以“大老爺們兒”為主體的人群裏穿來走去，盛雪得出了結論：中國社會製度有問題，不公正，不人道，特別殘暴。兩年後她在廢舊物資回收公司當工人，一個每天來送料的獨臂殘廢人引起她的注意。中午吃飯，殘廢人手裏總是端一碗糊糊或拿兩個窩頭，一撮鹹菜或放點醬油，從未見他吃過肉和新鮮蔬菜。盛雪經常蹲在他對麵，與他聊天。在日記裏盛雪寫到：每天看著他，我就告訴自己，將來我一定要做點什麽事，來改變中國社會。
隨後幾年，上職工大學，組織“文學社”、“讀書會”，在北京電視大學校刊和《管理世界》雜誌做編輯，人生漂泊，她從未放棄過探索。六四屠城更加快了她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出國剛三個多月，盛雪就與四位朋友在唐人街一家中餐館裏，商議組建民主中國陣線多倫多支部和加拿大分部；1990年4月，加拿大分部成立，她當選為副主席。路在何方？路在腳下了！
由於民運與人權活動家的身份，使得盛雪兩次錯失駐校作家的機會。十八年後，盛雪來到卡爾頓大學做駐校作家，辦公室窗戶麵對著風景如畫的麗都運河。在這裏盛雪對記者說：到大學去，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小站。搞民運，是我整個人生的旅程。
（四）
旅程卻又何其顛簸。
一開始民陣在加拿大有五個支部，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民運組織一樣，湧進來很多激情洋溢的人。沒過幾年，幾個支部全都沒了，多倫多參與初創的人隻剩下盛雪和今年85歲的韓文光老人。散走的人中，原因各異，有想利用“民運”申請居留，目的達到人就消失了。也有人以為做官的機會到了，中共政權很快會垮台，他們回去就是接收大員。當然也有心灰意冷或者生活變遷的。有個後來據說搞軍事研究的，參加民運沒幾天，突然向盛雪發難，聲稱盛雪是特務，糾集了一些人，列出的罪狀多達十八條，最後一條是盛雪態度粗暴。搞笑的是，沒過太久此人就脫離了民運，自扮自演成了一“軍事戰略家”，公司也搬到中國去了。
我問盛雪：你是怎麽堅持下來的？她急切打斷了我的話：老是有人這麽問，事實上，這不是什麽堅持，而是忠實於我自己，按照自己的心願生活。隻是，你要麵對太多的難。
這樣的難，知多少？青春流逝，你得放棄許多工作和掙錢的機會、生活中的閑適與樂趣。你甚至得賠上健康，失去親情。即使在民運圈裏，作為女人，麵臨的挑戰真不少：如果你表現強悍、粗魯，他們會把你當作男人；如果你顯得柔弱、優雅，他們又會把你看成非常怪的女人。如盛雪所說：這是一個被承認的過程，需要你真誠，需要你付出，需要你展示你的能力和才學。一個女人和一群男人結成哥們兒一樣的友誼，同時，你還得是一個女人，不能因為搞民運，就放棄了女人的特征。
（五）
很少有人像盛雪那樣幹勁十足。剛剛到加拿大的幾年間，她做過不下十五種工作：餐館、加油站、洗衣店、美發廳、模特兒、演員，甚至到農場拔草。民運一有活動，不能上班，她就辭工去參加，活動結束再找工。做咖啡店老板時，一次李鵬訪問加拿大蒙特利爾市，為參加當地的抗議活動。盛雪臨時雇人看店，驅車六百六十多公裏前往，活動結束後，連夜趕回，第二天照常開店。1997年起，她做了自由亞洲電台的記者，繁忙之餘，仍能把許多活動組織得既轟轟烈烈，又井井有條。
從1990年到現在，她年年參與主辦紀念六四活動：在中共使館前示威、到市區遊行；開座談會、研討會；上街發傳單、舉行燭光悼念會。參與活動者曾達上萬人，至今仍有兩三百人。她還不斷接受電視台、電台、報刊的采訪。在加拿大國會、政府機構、國際人權組織、筆會和作家的活動，海外民運的大小會議上，到處能聽到她呼籲人權、自由的演講聲。
數不清有多少次絕食了，坐在中共領事館門前聲援、抗議，為被關押的王軍濤、陳子明、艾未未、劉曉波、劉賢斌……為自焚的藏人、遭受迫害的維吾爾人……經常是在大冬天，有時氣溫會低到零下20度，身上裹了一件又一件衣服，再披上毛毯，仍然凍得牙齒一碰就咯咯響。又有胃病，血壓、血糖也低，每次絕食她都堅持下來了。
誰說盛雪所做的這一切對中共政權沒有殺傷力？看看中共對盛雪的又恨又怕吧。什麽是殺傷力？這就是。
（六）
凶猛的報複，隨之而來。
父親去世時，盛雪沒能回家。八年過去，中秋將至，盛雪思鄉情濃，直飛北京：媽媽，女兒回來看你了。
軍警已等在飛機出口。先行關押審訊，然後武力遣送：由一名武警端槍逼著盛雪從懸梯走上回多倫多的飛機。走到一半，盛雪情不自禁回首再看一眼故國、再看一眼身後的北京。武警舉起步槍，用槍托頂住盛雪的後背，嘴裏吆喝：快走！快走！盛雪怒火中燒，感覺頭發都豎起來了。“當時真想把肩上的挎包掄起來，砸到他頭上去。”
更不容易承受的，是中共使用各種下流手段展開的超限戰攻擊。如用圖象處理軟件把她的頭像粘貼到妓女的身體上，製成照片，廣泛散發。甚至在報上刊登假賣淫廣告，把盛雪的手機號用作聯係號碼。那些滿篇汙言穢語放肆侮辱盛雪的網文，鋪天蓋地。
有一個代號“小平頭”的中共特務小組，自2006年5月以來，連續在網上發布了好幾百篇造謠、誣蔑、謾罵盛雪的文字。還有一個姓劉的中共線人，自稱“民運老將”，設法接近盛雪。此人在加拿大無財產、無工作、無收入，每年往返中加之間，日子過得逍遙自在。2013年他突然開始“揭發”盛雪，內容五花八門，東拚西湊，煞有介事，包括把盛雪家裏的冰箱彩電也拿來當作“贓物”喋喋不休一番。
在盛雪麵前，人們最好忘記那句名言：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
（七）
離開多倫多那天，我對盛雪做最後的采訪。坐在一家咖啡館裏，緊靠著大街。車流來來回回。天下著小雨。
要說的仍然很多：對未來如何發展民運的設想；中國啟動民主轉型之後，她最想做的事：寫詩歌，寫小說，寫話劇。過一種安靜、自在、閑散的生活。
這時我問她：你想過沒有，當你生命終結的那一天，中共政權可能依然活著。
盛雪幾乎是應聲就答：我從來沒想過在我有生之年共產黨不會倒台。我看到盛雪嘴角閃現出一絲微笑，以及這微笑所包含的分量。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