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 明
（一）
鄧小平異乎尋常的“南巡”之後，1992年5月12日，韓西雅致劉實同誌的信中寫道：“這次蘇南、上海之行，進一步強化了我的感覺——中國是無可挽回地向資本主義前進了！”（《韓西雅選集》第1卷第159頁）
及至2010年9月9日，他在《重讀毛主席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論述，刻骨銘心》一文中，就提出了“這樣一個沉甸甸的問題”：“生活在今日中國，對於已經從主人地位上重新淪落為雇傭奴隸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同樣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包括以工資收入為生活主要來源、同樣也受著剝削的勞動知識分子，應當怎麽辦？”（同上第3卷第904頁）
我們看到，多少年來，每逢毛主席的誕辰或忌日，中國廣大老百姓，人同此心，情同此理，總是不顧重重阻撓乃至專政壓迫，通過各種方式，表達自己內心深處的鄭重紀念。大家都心懷著這個沉甸甸的問題，追思毛主席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的不朽偉業，緬懷工農群眾當家作主的毛澤東時代，服膺戰無不勝、萬古長青的毛澤東思想，探求其解決之道。
去年12月31日，習近平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講得好：“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上述這個問題，正是當代中國最重大、最根本、最嚴峻的問題，發出了時代最強音。怎樣回答這個問題，正是當代中國最大的政治，決定著人心向背。
（二）
“形勢比一些人強，甚至比大官強。”（《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44頁）
向來“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主流社會的聲音”的《環球時報》社評，去年12月26日，以《時間越久，毛澤東的偉大越為人識》為題做文章。這實是不同尋常，引人矚目，耐人尋味。毛澤東旗幟（大地微微）網加了編者按將之轉發，引發了眾多網友的議論，也是理所當然。
盡管這篇社評帶有當代中國“主流社會”的精英們特有的曖昧，但它還是揭示了一個客觀事實：近年來中國社會“圍繞這位中國開國領袖功過是非的激烈爭論”的實質，是“對中國從民主革命直到今天的國家道路選擇”是否認同。這種爭論是“激烈意識形態鬥爭的一部分。”
社評的作者也認識到：多年來，那些“激烈批毛”者，“從抹黑他的私德，到妖魔化他對國家的領導哲學，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在一個政治法統保持延續的國家裏，開國領袖遭到如此嚴重的攻擊，這一現象值得深思。”而其原因，則在於：“毛澤東為他信仰的事業貢獻了一生，他本人作為領袖樹了敵，他領導的國家也因打破世界東方的秩序在一路上招來了忌恨。”
但是，正如我們所見，毛澤東的敵對者“日拙心勞，徒唱爾偽”。有如這篇社評所說：“今天的年輕人已經完全沒有經曆過毛時代，但毛的粉絲在增多，對貶毛進行抵製的社會力量在擴大，這大概也是國家政治根基愈加牢固的一種表現。”總之，社評說得在理：“或許是毛澤東的曆史角色太宏大了，要中國全社會都看清它，並且清楚得幾乎讓爭議沒有存在的餘地，還需要我們離他的這個角色更遠些，觀察它的視距更長些。”“對毛澤東的評價逐漸一致下來，將是中國社會逐漸增強凝聚力並且成熟起來的過程。”
（三）
習近平在一次講話中強調：“道路問題不能含糊，必須向全社會釋放正確而又明確的信號。”（2015年第1期《求是》雜誌）
認真的讀者不難發現，《環球時報》這篇社評，雖能給人以似是而非的滿足，但恰恰是在道路問題上含糊其詞，釋放了錯誤而又曖昧的信號。
它完全無視上述“這樣一個沉甸甸的問題”，充耳不聞時代的最強音，好像今日中國根本不存在這個問題，好像“中國從民主革命直到今天”是一脈相承、毫無變異的。不僅如此，這篇社評還把毛澤東“看成中國今天國家成就和問題的源頭”，認定“國家這幾十年的巨大進步”，“中國的事業已曆經幾代人，不斷向好，直到今天迎來新的高峰，實屬難能可貴。”雲雲。
這麽說來，韓西雅那樣的老同誌提出的那個沉甸甸的問題，豈不成了無中生有？
多少年來，中國廣大老同誌和老百姓，對這個問題的苦苦探求、奔走呼號，豈不成了無事生非？
若果如此，對毛澤東“這位新中國開國領袖功過是非的激烈爭論”，又是從何而來，何從談起呢？
（四）
其實，正是《環球時報》社評這種似是而非、含糊曖昧的態度，欲蓋彌彰，反而把今日中國廣大老同誌和老百姓，與“社會主流”精英們在道路問題上的根本分歧，暴露無遺了。
在廣大老同誌和老百姓心目中，“中國從民主革命直到今天”，是分為毛澤東時代和鄧江胡時代的，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道路，與鄧江胡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是完全相背的兩條道路；前者使自己成了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後者則使自己重新受剝削壓迫，這兩者是水火不容，斷然不可混為一談的。
在“主流社會”精英們那裏，正是為了掩飾這種截然不同與完全相背，也即掩飾“鄧三科”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背叛，掩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背離科學社會主義、複辟資本主義，總是“拉大旗作虎皮”，總是用“中國從民主革命直到今天”這種籠統含混的說法，又時不時地根據形勢需要僭用毛澤東的名義，來混淆視聽，愚弄群眾。這幾十年來，我們在這方麵不是領教得足夠了嗎？新問世的《韓西雅選集》。對此的揭露、分析和批判，就足以為證。
《環球時報》社評說什麽“國家這幾十年巨大進步”雲雲，當然不能形而上學地“徹底否定”，而是必須具體分析：到底是什麽樣的進步？是對什麽而言的進步？是對誰有利的、為誰認同的進步？這種進步，又把原先堂堂正正的社會主義中國引上了什麽道路？使之陷入了什麽境地？
至於說什麽毛澤東是“中國今天國家成就和問題的源頭”，那顯然是無稽之談了。當今中國“改革開放”與“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就和問題”，和毛澤東是格格不入的、毫不相幹的。他們是鄧江胡“改弦易轍”、“跟著美國”、“融入國際社會”、“接受全球化”，顛覆毛澤東當年領導中國勞動人民艱苦創立的社會主義家業而得來的。它們是“鄧三科”“徹底否定”毛澤東反帝反修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而造成的。那個沉甸甸的問題，正是根源於此，並且一直懸在當今中國的上空。“圍繞這位新中國開國領袖功過是非的激烈爭論”，正是由此而生，越演越烈。《環球時報》社評說得對：一些人對毛澤東這位新中國開國領袖無所不用其極的嚴重攻擊“這一現象值得深思”。而這一現象的始作俑者，不就是“鄧三科”嗎？
澳大利亞精算師協會主席郭生祥說準了：“改革前的公有製、計劃經濟、‘一大二公’正好是改革後產權逐步明晰、漸進市場化、‘少數人先富起來’的資本，正是這個基礎上，隨著改革的深化，慢慢地再衍生出部分市場資本主義、外來資本主義。”（2014年12月18日《環球時報》）
1月10日《環球時報》社評《幸虧中國當年勒緊褲帶造出兩彈一星》說對了：“中國能在國際社會中第五個成為有核國家，是非常讓人慶幸的事。如果沒有那些英明決策和於敏那代人的偉大付出，中國的改革開放有可能改寫，中國的戰略自信絕不會有今天的質量。”反之，“今天的中國如此豐富、多彩，但像是很難再出於敏這樣的人。人們為‘兩彈一星’元勳們的事跡唏噓，也會多少為今天的道德麵貌有一番感慨。”“市場經濟可以是血脈、肌肉，但它被證明成為不了支撐國家戰力的骨頭。”
至於近年來揭發的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蘇榮等“老虎滿地跑、蒼蠅滿天飛、狐狸滿球竄”的“塌方式腐敗”景象，用“駭人聽聞”之說也不足以形容，且還隻是“冰山的一角”哩。而這，不正是“徹底否定”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的必然惡果嗎？
三十多年來，正是諸如此類的實踐教育，兩個時代，兩種世界觀，兩條道路，兩類社會後果，因果如此鮮明，對此如此強烈，孰是誰非，孰是誰假，不僅使中國廣大老百姓了然於胸，更使他們有切膚之痛。所以，“主流社會”精英們企圖把兩者合二為一、混為一談的說教，以及他們鼓吹的“進步”與“成功”，在中國廣大老百姓麵前，不僅毫無可信，徒勞無用，反而弄巧成拙，越顯其偽。這樣，中國廣大老百姓，越來越心向毛澤東，背對鄧江胡；越來越服膺毛澤東思想，鄙視“鄧三科”；越來越緬懷毛澤東時代，唾棄鄧江胡時代；越來越反對資本主義複辟，力爭社會主義複興，不就是理所當然，勢所必然的了嗎？
（五）
“有問題找毛澤東”！
多年前，就聽到了這種說道。
多年來，越顯其屢試不爽。
一部《韓西雅選集》，就是最新的可貴範例。
即便是那個追隨過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而後又“改弦易轍”的鄧小平，在1981年3月也曾說過：“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誌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係的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8頁）這也正是鄧江胡他們在高舉自己五顏六色的旗子時，不得不時不時地揮動一下毛澤東思想旗幟的偽善所在。
毛主席第121個誕辰之際，《環球時報》社評，以《時間越久，毛澤東的偉大越為人識》為題作文章，就表明“主流社會”的精英們，在中國廣大老百姓日趨新覺醒和新奮起、“有問題找毛澤東”的形勢麵前，也不得不默認這個人心所向的曆史潮流和時代潮流不可抗拒。其中的一些論述，雖然含糊曖昧，卻也曲裏拐彎地承認了一個客觀事實：慘淡經營三十多年的“鄧三科”日更不得人心，恰如夕陽西下，隻能與時俱進地陷落下去。反之，隻有毛澤東，隻有毛澤東思想，才能使“中國社會逐漸增強凝聚力並且成熟起來”。
當然，幾十年鬥爭的經驗教訓啟示我們，在這個事關中國命運的根本性問題上，切忌任何天真幻想和急躁盲動。對毛主席功過是非的激烈爭論，必將繼續下去、越演越烈。“對毛澤東的評價逐漸一致”，既不現實，也不可能。鬥爭必將是長期、複雜、曲折、反複，甚至是尖銳、殘酷的。但是，“有問題找毛澤東”，隻有毛澤東思想才能解決當代中國的根本問題，這個必由之路是確定無疑的。
讓我們向韓西雅這樣的老同誌們學習，循此方向不懈努力，在“新常態”下，為求解那個沉甸甸的問題，去迎接新的艱難鬥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