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茂：毛澤東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和三農問題
——僅以此文紀念遵義會議勝利召開80周年。
作者：張文茂
1、毛澤東先後開拓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兩條道路
曆史已經證明，遵義會議的召開，說明我們黨內的有識之士終於認識到，隻有毛澤東的道路可以挽救中國的革命。遵義會議的根本意義在於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軍隊中的領導地位。
我要說的是，毛澤東的一生，開拓了兩條道路，中國革命的道路和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土地革命，在農村形成武裝割據，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道路。遵義會議是個曆史的轉折點，是在最危難的時刻使毛澤東的這條道路成為黨內多數人的共識，至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
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是：通過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全民所有製和人民公社集體所有製兩種公有製形式，以國家工業化為先導，以公社工業化為補充，實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用50年的時間，建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強國，完成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化社會的轉型。這後一條道路的意義絲毫不亞於前一條。新中國六十多年的曆史，也已經從正反兩個方麵證明，隻有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才能複興中國。毛澤東晚年的思考和實踐，恰恰是在探索如何保證這一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道路能夠最後成功。但是，這條道路還是在九十年代以後被顛覆了，中國又麵臨新的艱難的選擇。這是我們今天必須認真思考的重大曆史課題。
2、兩條腿走路是與蘇聯工業化道路的主要區別
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這不需要再討論，近代中國落後挨打，就是因為沒有走上這一步。現代化的任務包括很多方麵，但主體是工業化，是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但是，怎麽搞工業化呢?
西方發達國家是一條路，私有製的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道路。國民黨、蔣介石已經試驗過了，形成了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主義，中國半殖民地化了。為什麽走不通，毛澤東早已做了總結，這裏也不再討論。
蘇聯走的是另一條路，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道路。我稱為一條腿走路的方針。所謂一條腿，就是隻有國家搞工業，沒有農村和農民的事。蘇聯工業化起步時，農村還沒有實行集體化。雖然國家早在列寧在世時就提出合作化，但發展始終處於停滯狀態，到1928年參加集體農莊的農戶也隻占農戶總數的1.7%。從1926年以後，由於工業化和城市的發展，糧食需求增加，以致糧食不能保障供應。國家開始意識到工業化不能建立在農業私有製和富農經濟的基礎上。1927年到1928年爆發大規模糧食危機，斯大林親自前往西伯利亞幫助完成糧食收購計劃。他對當地幹部說：“我們的城市和我們的工業正在發展，並且將一年比一年發展。這對於國家的工業化是必要的。因此，糧食的需求將一年比一年增加，也就是說，糧食收購計劃將擴大。我們不能讓我們的工業任憑富農擺布。”1929年，蘇共通過了《關於集體農莊建設的總結和今後的任務》的決議，開始對農村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30年1月蘇共作出了《關於在全盤集體化地區消滅富農戶的措施》的決定以後，很快在全國實現了農業集體化，保障了國家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在此後的十餘年中，蘇聯跑完了落後於先進國家五十年到一百年的距離，成為獨立自主的、有完整的體係的、掌握先進科學技術的強大的工業化國家。到1937年時，蘇聯工業總產值超過法、英、德，躍居歐洲第一位、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二戰中，1941年，蘇聯年產飛機1.5735萬架，42年產2.5436萬架;坦克，41年6590輛，42年2.4446萬輛;火炮，42年，達到12.7萬台。斯大林的工業化是成功的。沒有斯大林的工業化，蘇聯絕不可能戰勝德國法西斯的鋼鐵大軍，社會主義政權也難以存在。
我國的工業化是否要照搬蘇聯的路子呢?這是對中國共產黨人新的考驗。既要學習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經驗，又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走出自己的道路。這是毛澤東反複思考的問題。這裏有兩個關鍵問題：一個是工業和農業的關係怎麽處理好?這在前蘇聯實際上是有教訓的。表現在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的關係處理上，開始時不重視合作化，導致糧食出現問題，後來又通過激烈的階級鬥爭的方式強令集體化。另一個是一條腿走路還是兩條腿走路的問題。表現為我國人民公社與蘇聯集體農莊的的不同。毛澤東在人民公社初期時講過，我們叫人民公社，不叫集體農莊，因為蘇聯的集體農莊隻有農業，而我們的人民公社是農工商學兵的綜合體。毛澤東為什麽要這樣考慮問題?因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光靠國家一條腿的工業化難度很大。原因在於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人口基數太大，不論是靠資本的還是靠國家的工業化，都帶不動大批農業人口轉移和農業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所以，毛澤東選擇的是兩條腿走路的發展道路。
3、毛澤東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主要內容
如果用農村包圍城市概括毛澤東的革命道路，那麽，可以用國家和集體兩條腿走路概括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道路。國家工業化和農村人民公社工業化兩條腿走路是我國現代化的基本方針。
這是國家和集體兩種公有製形式兩條腿走路的工業化;
這是以計劃調節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兩種機製的工業化;
這是國家發展城市，農村發展小城鎮的工業化;
這是從二元體製起步經公社工業化再走向一元體製的工業化。
這條工業化道路是否成功的關鍵在於，必須堅持農村人民公社這樣的集體經濟體製。沒有了農村集體經濟體製，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將會整體上變質，並且必然逐步蛻變到資本主義的邪路上去。
關於國家工業化，這裏不再討論，“一化三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講的就是國家工業化，叫做“一化”。關於人民公社工業化，需要做些說明。農村工業化、公社工業化都是毛澤東和中央正式文件中的提法。1958年，毛澤東就指出了人民公社製度的深遠意義，在於農村工業化。他說：“農村人民公社製度的發展，還有更為深遠的意義。這就是，它為我國人民指出了農村逐步工業化的道路，農業中的集體所有製逐步過渡到全民所有製的道路。”
他說：“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
他還在1959年2月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製走向完全的、單一的公社所有製，是一個把較窮的生產隊提高到較富裕的生產隊的生產水平的過程，又是一個擴大公社的積累，發展公社的工業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實現公社工業化和國家工業化的過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東西還不多，如社辦企業、社辦事業，由社支配的公積金、公益金等。雖然如此，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裏。”
還有很多論述，這裏不一一列舉。
毛澤東甚至還預測了我國工業化所需要的時間。他說：“我們可能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筆者注：這是從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的角度講的)，但要建成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就需要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比如說，要有五十年的時間，即本世紀的整個下半世紀。”按照毛澤東的設想，在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以後，還需要幾十年的實踐搞工業化建設，要到本世紀末，也就是1999年。大家想一想，如果當初人民公社不被解散，如果鄉鎮集體企業不被私有化，那麽，在社隊企業或後來鄉鎮企業保持三十多年發展的話，我們將是一種什麽樣的局麵?
4、毛澤東社會主義工業化戰略的三部曲
毛澤東的工業化戰略不是一部到位的，而是分為三個大的曆史發展階段，我將其稱為三部曲：
第一部，建設國家的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係;
第二部，實行人民公社工業化，解決三農問題;
第三部，實現城鄉融合，消滅城鄉差別。
與這一偉大的三部曲相對應的，是農村現代化的三部曲：
第一部， 建立農村集體經濟體製，大搞農業基本建設;
第二部， 發展社隊企業，實現公社工業化
第三部， 改造傳統農村，建設小城鎮和新農村。
現實中按照這個三部曲進行實踐的最完美的代表是江蘇的華西，是河南劉莊和南街村，是黑龍江的興十四村，是河北的周家莊公社等一大批堅持集體經濟的典型。他們的成功，驗證了毛澤東工業化戰略的遠見卓識。華西老書記吳仁寶說，“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造廠，九十年代造城”。這句話是對毛澤東工業化戰略三部曲最精辟的概括，比我國任何學者、官員都看的明白，看的深刻。
這裏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常常忽略掉了。什麽問題呢?就是既然搞人民公社是為了實現農村的工業化，為什麽公社化之後沒有馬上大力發展社隊企業，而是要等到70年代以後逐漸發展起來?這還是一個工農關係的處理和農業的生產水平的問題，是在實踐中碰了釘子才認識到的。
大家知道，58年確實出現了左的傾向，急躁冒進，打破平衡。還出現了“共產風”、“浮誇風”，原因大家都知道。結果，造成後來的三年困難時期。根本問題是什麽?是農業不能保證對國家工業化和城市發展產生的新的需求，特別是糧食。可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國家再不敢放鬆糧食生產。這個曲折的過程，恰恰說明國家的工業化和公社工業化不可能同時起步，因為當時的農業生產水平太低。所以，人民公社在一定時期必須先以糧為綱。這是當時的曆史條件所決定的，是規律，不能違背。
這樣，我們就可以發現，在毛澤東所規劃的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的第一階段，即國家工業化階段，必須是國家工業化先起步，公社工業化還不能起步。國家以計劃調節為手段，以國家重大項目為主，靠農業提供原始積累，優先發展重工業，建設相對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係。從50年代“一五時期”開始，一直到70年代中後期，二十多年的時間，我們的相對獨立完整的工業體係建成了。50年代初期，我國工業規模還不如比台灣還小人口隻有幾百萬的比利時，到毛澤東去世時，已經進入世界第六大工業國的行列，工業的比重已經占國民經濟總量的72%。我們有了自己的重工業，有了自己的汽車、有了自己的飛機、坦克，有了自己的拖拉機，也有了自己的原子彈、氫彈，有了自己的核潛艇，有了自己的衛星------。
在這一階段，農村是在合作化、公社化的基礎上建立起集體經濟體製，依靠組織起來的力量，學習大寨精神，靠農民的勞動積累，進行農業基本建設，既保障國家工業化發展中的糧食和其他農產品供應，又初步改造了農業的物質和技術條件，使農業特別是糧食問題基本過關。這既是農業支持工業的階段，又是農業自身發展的階段。這一階段取得了偉大的成就，這裏不再重複。總之，到70年代中後期，農業，特別是糧食問題，從全國整體上講已經基本解決，絕對不是什麽“崩潰的邊緣”。我要說，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是在毛主席的號召下，我國農民吃苦耐勞、艱苦奮鬥、為國家奉獻一切的正能量充分發揚廣大的時代。這一代組織起來的農民，是共和國的脊梁。他們為共和國的長子----大型國有企業作出了自己的犧牲和貢獻。所以，有些抱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用吃了二十多年返銷糧的小崗村的十幾個手印，來顛覆這個偉大的時代，卻是極不光彩的。用搬上銀屏的幾個《老農民》來抹黑這個時代，也是不講良心的。沒有這個時代，不知改革的基礎何來!任何抹黑這一偉大時代的藝術作品，都是對我們父老鄉親的精神褻瀆。
毛澤東工業化戰略的第二個階段，是由一條腿走路向兩條腿走路轉變，是公社工業化的發展階段。對農村來說，就是從以糧為綱逐漸向調整產業結構，加快發展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實現這一轉變的前提條件是國家現代工業體係基本建成和農業的糧食問題基本解決。具備了這兩個條件，農村的公社工業化就可以開始起步。這一曆史的時間節點就在70年代中後期。發達一點的地區快一點，條件差的地區再晚一點。我在改革的初期的80年代就曾提出，農村改革的本質要求，是我國農村現代意義上的一場產業革命，是農村的工業化，這已被80年代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所證明。這一產業革命的時間節點就在70年代中後期。舉個例證：1974年12月15日，《河南日報》在頭版發表題為《光明燦爛的希望——鞏縣回郭鎮公社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調查》一文。十個月以後，即1975年10月11日，為了配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人民日報》又轉載了這篇文章：《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河南鞏縣回郭鎮公社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調查》。文中用“公社要辦工業”、“公社能夠辦工業”、“ 公社辦工業的道路”、“ 社隊工業作用巨大”為標題，報道了鞏縣回郭鎮公社辦工業的事跡。據河南參加寫作的同誌介紹，這篇文章之所以被《人民日報》轉載，是因為毛主席做了批示。而毛主席之所以批示，是因為當時浙江金華地區的部分銀行幹部在看了《河南日報》報道後，認為農村發展工業企業是農村經濟建設的主旨，說到了他們的心窩裏。於是，他們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推舉該地區永康縣人民銀行幹部周長庚執筆，在1975年9月5日，給毛主席、黨中央寫了一封信，建議黨和政府切實加強對社隊企業的領導，幫助和支持農民興辦各類企業，增加經濟收入。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接到來信後，於1975年9月25日以“來信摘要”的形式，摘錄了周長庚來信的主要內容，並附上原件(注：指浙江給主席的信、華國鋒給湖南省委的一封信和《河南日報》的報道)送呈毛澤東主席批閱。毛主席於27日審閱，並寫下：“小平同誌：請考慮，此三件(兩封信及一篇報道)可否印發在京各中央同誌。”這就是《人民日報》發表這篇文章的背景，說明直到毛澤東生命的最後一年中，他還關懷著人民公社工業化的問題，還在支持公社工業化的發展。
大家知道，到70年代後期，公社工業化起步的條件已經逐漸成熟，各級政府已經成立管理和指導公社工業化的“社隊企業局”了。北京郊區到1978年，農村經濟總產值中，非農產業已經占到將近一半，按工業化不同發展階段的產業結構標準看，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了。全國到80年代前期，也已經是鄧小平說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了。這一發展趨勢，實際上延續到90年代前期，雖然公社已經被解散了，但農村工業化卻是阻擋不了的客觀趨勢。
5、毛澤東工業化道路到90年代被顛覆
這樣的發展勢頭如果不是後來被中斷，在集體經濟體製下，依托公社工業化的經濟成果，就有能力進一步裝備農業，實現農業的現代化;也有能力承載大批農業剩餘勞動力，就地實現產業轉移;進而帶動農村社會結構的變革，以公社為載體建設農村小城鎮，而不是農民一窩蜂湧進城市。但是，現實是殘酷的。80年代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本來是毛澤東兩條腿走路的工業化戰略的自然延續，因為社隊企業已經在公社解散前發展起來了。但是，我們的決策者沒有這個戰略眼光，他們感到非常意外，意外地抱了一個金娃娃。而這種意外的收獲不但沒有使他們重新認識毛澤東的戰略遠見，相反，卻助長了他們加快私有化、市場化的理論和道路自信。於是，90年代的顛覆開始了，農村集體企業改製了，改製以後私有化了，結果是農村工業化進程中斷，農村城鎮化進程中斷。本來80年代由於鄉鎮企業的發展，城鄉差別已成縮小之勢，但是，在90年代以後卻迅速地拉大了。“三農”逐漸問題成為老大難，現在又要靠資本下鄉來救命了。
所以，很遺憾，毛澤東工業化戰略的第三階段沒有實現，這個進程被徹底轉向了。按照毛澤東的規劃，應該是國家工業化和公社工業化在進一步發展的進程中，城鄉之間的經濟融合不斷加深，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促進農村的城鎮化轉型和城鄉差別的縮小，更多的農民實現產業和城鎮化轉移，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的格局，工業化、現代化任務基本完成。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卻是農村的衰落，農業陷入小農經濟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
6、解散了人民公社，工業化失去集體經濟體製支撐
在毛澤東的工業化戰略中，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製是一個關鍵性的戰略支撐點。在人們的一般觀念中，大家都認為人民公社就是一個農業的集體經濟組織，這是一種認識上的極大的片麵性。按照毛澤東的發展戰略，人民公社至少具有以下幾個方麵的主要功能：
第一，國家工業化的體製支撐。表現為農民在公社的組織下為國家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和農產品供應。
第二、農業現代化的體製支撐和組織載體。農業生產和平整土地等活動在大隊和生產隊，大型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在社一級;農業的產業服務體係的主要環節在社一級，如供銷、金融信用、農機、電力、水利、畜牧等等服務環節都在社一級。
第三、農村工業化的體製支撐和組織載體。工業項目發展的重點在社一級，才能相對集中布局，才能避免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局麵。
第四、農村社會結構轉型的體製支撐和組織載體。公社工業化形成經濟的集中效應，使公社成為集聚非農勞動力和人口的中心，發展成小城鎮，帶動農村社會結構轉型。
第五、城鄉一體化的體製支撐和組織載體。毛澤東設想的最終消滅城鄉差別的標誌，是在實現公社工業化以後，完成由生產大隊所有製過渡到公社所有製。
所以，在毛澤東的整個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中，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製從始至終都是不可缺少的戰略支撐。沒有了這個體製支撐，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必然變質。
我曾經認為，當時解散人民公社可能是領導們的認識問題，是戰略上的短視。但是，有一位很有見地的網友在跟帖中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解散人民公社，分田到戶，是為了釋放農村勞動力，這才是他們解散人民公社的問題關鍵所在。----其實，問題是在釋放了這些農民勞動力以後，接受國外資本和在國內建立私有化的企業，倒賣和私有化公有製企業，也就有了自由勞動力條件。資本，沒有自由的可買賣的勞動力存在，一天也存在不了。這才是他們解散人民公社的真正目的。”這一看法很尖銳，一針見血，至少我不能駁倒他。我隻能說，我們的多數領導人是認識問題，但不能排除少數人本來就不是認識問題。
7、工業化與農業經營體製的相互關係
所以，農業實行聯產責任製，是真正完善集體經濟經營體製，還是隻是作為一個幌子，這是一個問題。我絕不一般地反對改革，也承認過去確曾存在很多“左”的東西，需要改革。但是，這種改革應該是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的自我完善。比如農業的承包製，有利於克服出工不出力的“大撥轟”之類的問題，不是完全沒有意義。但是，用這種理由解釋人民公社的解散，則毫無道理。改革初期的農村，除部分如小崗那樣的地區外，與其說是體製問題最重要，不如說產業結構的調整最重要。這在當時就有人提出，但沒有被重視。什麽叫產業結構調整，用今天這個題目來說，就是農村麵臨公社工業化的起步，包括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的發展。因為從總體上講，當時的主要問題已經不是吃不飽飯的問題，而是農民如何增加收入的問題。解決農民增收，解決短缺經濟的矛盾，增加市場商品供給量，都需要農村調整產業結構，啟動農村工業化進程，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70、80年代年代社隊企業、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才是當時農村社會主要矛盾的真實反映。也正是這種發展，才使我們逐漸結束了短缺經濟，為後來的市場調節機製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在改革初期，作為集體經營方式的改革，放開一部分困難地區實行家庭經營，也未必是什麽壞事。但是，前提是不能顛覆集體經濟體製。因為在農業家庭承包問題上，也存在著工業發展水平與承包製之間的對應關係。當時越是非農產業發展少的農村，對家庭承包接受的越快些;相反，社隊企業發達的農村則抵觸情緒較大。我在北京郊區一些農村調查時發現，有的村農業承包反複兩三次，分了合，合了又分。開始不願意，頂不住就分了，沒過一兩年又收上來。在和農村幹部的交談中，我發現這一現象背後的一個規律，就是當農民在集體企業上班的收入大於自己家庭經營土地的收入時，家庭承包經營就沒有意義了。這是當時北京與一些中央媒體發生農業規模經營爭論的根本原因。應當說，北京市當時堅持的方向並沒有錯。這說明，農村進入公社工業化發展階段以後，隨著社隊企業二三產業的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內部必然不斷發生新的分工分業，勞動力逐漸向非農產業轉移，產業分工越來越細，這時再強行推行均田製的家庭經營，則是一種曆史的反動。其實，全國也是一樣，越是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發展快的，越沒有家庭單幹的空間。這就是規律，這就是公社工業化的作用。
但是，大家想一想，當沒有了這種工業化，或者這種工業化不再是集體經濟體製下的工業化，那麽，這種工業和農業的相互支撐、相互帶動的關係還存在嗎?解散人民公社以後，才真正切斷了工業與農業相互依賴、相互支撐的關係。不但切斷了國家工業化與農業的關係，而且切斷了農村工業化與農業的關係，工業反哺農業體製支撐被打掉了，農業的承包責任製也就逐漸變質了。更重要的是，原來存在於社一級的供銷合作、信用合作以及農業產業鏈條中生產以外的各環節也都從農村集體經濟體製中剝離開來，資本化、市場化了，農業的產業鏈條被資本分割，農戶隻剩下一個生產環節。本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製與聯產承包沒什麽必然矛盾，它可以是集體內部經營方式的變化。但是，解散人民公社以後，聯產承包製也隻能是曇花一現，很快變成了一刀切的 “大包幹”了。
8、農業經營體製蛻變的三個步驟
農業由最初的多種形式的承包製，演變為“一刀切”的家庭經營的小農經濟，最後發展到資本主義改造小農，需要經曆三個步驟才能實現。
第一步，由統一經營的承包製蛻變為大包幹的家庭經營。
第二步，延長土地承包期，長期不變，土地承包權物權化。
第三步，土地自由化流轉，資本下鄉兼並土地。
最初的農業生產責任製是集體經濟經營方式的改革，是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的雙層經營。後來一刀切地變成了大包幹，成了家庭一層的小農經營。後來土地承包期被延長，發展為長久不變，土地承包權固化，農村集體調整土地承包關係的權利被剝奪，農業也就成了實實在在的永佃製了，集體經濟這層皮就脫掉了，小農經濟的格局就形成了。最後，在土地問題上，總還留一個集體的尾巴。好，確權、發證，土地自由化流轉合法化，資本可以下鄉兼並土地了。
從整個曆史演變過程來看，這一切似乎都是順理成章的。但是，從根本上說，這是取消集體經濟體製和農業的發展已經與工業化脫鉤的必然結果。轉折的節點在什麽地方?從解散人民公社到最後把農村集體企業私有化。沒有了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體製，又挖掉了集體經濟的物質基礎----集體企業，所謂高水平的集體化就不可能實現。這就是農村工業化變質後，農業必然陷入尷尬的境地，三農問題必然產生的原因。三十多年的小農經濟，之所以到現在還能維持，就是原來對土地自由流轉的限製，客觀上起到保護農民的作用。但是小農經濟是必然要滅亡的，不走集體化的道路，就必然被資本所改造，這就是土地流轉近年來成為主要問題的原因。
縱觀新中國六十多年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我們經曆了三個階段。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基本建設階段(50—70年代中期);國家和農村兩條腿走路階段(70年代後期—90年代初期);向資本主義退變階段(90年代中期—現階段)。第二階段取消了農村集體經濟體製，第三階段完成了私有化顛覆。現在已經處於產能過剩危機爆發的預警期，中國又走到一個新的十字路口。
9、請尊重憲法，守住底線
還有出路嗎?也許還有，但是很難。但我仍抱有一絲幻想。根本出路還是要從農村開始收拾局麵。不是強調依法治國最重要的是依憲治國嗎?現行憲法第八條：“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製。”這就是底線。我在一年前曾提出過“三農三策”的思路，沒有公開，隻在小範圍內傳過。現在不妨重提，具體的“三策”是：
第一、守住承包經營、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製這條底線。
要點包括：
1、任何鼓吹土地自由化流轉的主張都是私有化的陷阱，是顛覆土地集體所有製，剝奪社區集體的管理權。在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製下，農業的規模經營隻是土地承包關係的調整。這種調整隻能根據不同村莊的就業結構和大多數農民的意願來確定，不能一刀切。
2、逐步強化集體的統一經營、管理和服務的功能，嚴格限製資本下鄉圈地。尊重村級集體對土地承包關係的選擇權和管理權，鼓勵並支持鄉鎮一級發展聯合性質的集體經濟，在與社會資本合作發展現代農業時，必須以鄉(鎮)村兩級集體經濟組織為主體。
3、二三產業不發達的一般農村地區，不可輕易動搖家庭承包製，社區集體主要組織社會化服務和發展各類服務企業。
4、有一定二三產業基礎的農村，可逐步由均田製的承包經營過渡到專業化規模經營。規模化經營由集體統一組織發包，可以專業農戶承包，也可以辦集體農場。退出土地的農民由集體(鄉村兩級)統籌就業和基本社會保障權益。
第二、強化鄉鎮統籌功能和鄉鎮集體經濟實力
要點包括：
1、從工業化和城鎮化的趨勢看，要逐步突破“戶自為戰、村自為戰”的格局，強化鄉鎮統籌功能。把供銷、信用、科技等農業產業環節在鄉鎮一級整合起來，組建集體主導的現代農業產業鏈條;把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組織起來，作為發展鄉鎮集體經濟的內容之一;在二三產業布局、小城鎮建設、新農村社區建設、土地資源集約化配置、農民就業和社會保障等方麵首先在鄉鎮一級規劃統籌。
2、在村級以發展現代農業為主，鄉鎮一級重點發展二三產業，集中建設產業園區，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和農產品加工、配送等產業項目，發展為農業生產配套的供銷合作、金融信用合作和科技等服務類項目。
3、村級堅持社區性集體經濟組織，鄉鎮一級發展合作聯社或由各村合作社持股的現代公司製的組織形式，組建各類專業公司實體，提高鄉鎮統籌的經濟實力。
第三、強化黨的基層組織領導核心地位
要點包括：
1、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對黨的基層幹部和黨員普遍進行一次堅持集體經濟的社會主義教育。對基層組織大麵積癱瘓的地區，及時進行整黨整風，重建黨的基層組織。
2、強化村級黨支部的領導核心地位，實行黨支部領導下的村委會和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的分工負責製。
3、強化鄉鎮黨委的統一領導核心地位，實行黨委領導下的鄉(鎮)長和鄉(鎮)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聯社主任或公司總經理)的分工負責製。
須知這第三策，聽起來很虛，但恰恰是最重要的。因為倘若黨的基層組織都變質了，你提什麽對策都等於零。先整黨，再整經，或許還有希望。對重災區，必要時，派工作隊下鄉，奪回共產黨的基層政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