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西方一直在渲染中國的強大和對美國霸權的巨大威脅，但在我的眼裏中國正處在新民民主主義革命之後最危險的一個時期，所謂大廈之將傾，誰人擊楫砥中流。危 險在哪裏？最大的危險就在於自己。最大的一個憂患就是社會體製（Social Institutions）的塌陷，新的社會體製又沒有被係統性的搭建。蘇聯的教訓就是一個曆史性的多民族國家最懼怕的就是社會體製的塌陷，光靠國家機器 是無法把這麽多民族捆綁在一起的。
社會體製是在特定社會中管理不同種類個人行為的可持續性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最重要的社會體製 包括信仰，國家治理，經濟體製和法製體製。隻有強大的社會體製才是像中國這樣的曆史性的多民族國家繁榮統一的保證，才能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提供最廣泛的 可能。搭建新的社會體製首先是個打旗幟的問題，我以自己的經濟學訓練為基礎寫過一係列的文章闡述中國社會體製的問題，提出過很多解決方案，所以我看懂了習 近平目前的一係列改革可以說是擊中了中國社會體製問題的七寸。如果說毛是開天辟地者，鄧是守成者，那麽習要做的不亞於全麵的內部創業。創業不易，守成更 難，內部創業就更難。眼下不應是羞於打旗幟的時候，應該全麵係統的搭建起習近平主義，這沒有什麽不好意思的，美國有許多以總統命名的主義，比如 Reaganism，Clintonism，中國為什麽不可以？
習近平主義的建設將是係統性的搭建中國新的社會體製的開始，從某種 程度上來講，這將是繼續完成現代中國尚未完成的國家建設（Nation Building）的最關鍵一役。正如我在【中國的毛澤東困境】中所闡述的，習近平主義要麵臨的信仰領域最大的挑戰，那就是共產主義已經失去了凝聚力和號 召力，用英文講就是很難用來mobilize all the people onto the challenge of incomplete Nation Building。麵對皇帝的新裝，不能再視而無睹。關於這點，其實習已經提出了良策，那就是【中國夢】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中國夢絕不僅僅是汽車 和高收入，而更多的在於每一個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憑自己的能力實現最高的社會地位和認可，不論他們出生時的富裕狀況和家庭地位。我在【走進習近平的中國夢】 中提出要用social mobility等經濟學工具把【中國夢】量化，接上地氣。【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對於像中國這樣的曆史性的多民族國家作為現代國家的Nation Building極為重要。我在英國6年，填過無數表格，發現英國的種族劃分極為簡單，比如我很想填自己是漢人，但每次我隻能和印度人等等歸為亞裔 (Asian)。中國的民族太多了，像漢人，滿人，維人這些劃分應該統統消失，打造成一個中華民族就夠了，甚至可以為此特造一個詞Chierican來在 全球範圍內推廣。中國要想在真正意義上成為一個現代國家，這一條路是無可回避的。民族是曆史的包袱，中國要輕裝前進。
講完了信仰， 接下來談國家治理。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我讀了，深契我心。如果政府的執行能力軟弱，再好的社會製度也隻是擺設，這當然也包括民主。福山很敬 佩中國政府的國家治理能力，西方不少媒體對中國強大的“中央集權”充滿了豔羨之詞，但其實他們根本不了解中國的政治現實。這些洋大人要是能在中國下基層， 當村長，鄉長，縣長，一路當到省長，就該知道“中央集權”在中國是很弱的，隻是弱的程度不同罷了。“政令不出中南海”是句大實話。財政是關鍵，看看中央財 政和地方財政在各級層次的零和博弈就知道了。中國的國家治理在本質上並未打破延續千年的“門閥政治”和“藩鎮割據”的格局，麵子千變萬化，裏子始終如一。 關於這一點，我在【中國央企改革事關大國興衰】中做了詳細的闡述。中國國家治理的裏子上千年都打不破，現在就能打破嗎？回答是肯定的，國家治理也是生產 力，而技術進步能帶來生產率的飛躍。能給中國的國家治理帶來革命性變化的技術進步已經來了，並且趨向成熟，這就是高鐵，大數據和雲計算。“門閥政治”和 “藩鎮割據”需要寬廣的地理緩衝區和信息緩衝區，而高鐵，大數據和雲計算可以有效的打破這些緩衝區，成為推進全麵深化的改革的最重要的基礎設施。
最 後要談的是經濟體製和法製體製的大戲，那就是建立健全財產權法製度和對資產征稅的法規體係，唯此“依法治國”才能打破利益集團固化和製衡缺失的僵局，被壟 斷禁錮的財富才能更多地湧向農民，中產階級和農民工這些階層，他們才能擁有更多的資源加入到內需的洪流當中去，中國經濟才有可能成功轉型。但問題是立法容 易執法難，因為中國自古以來便是一個人情大於法，權大於法的社會，能否打開執法環節的死結將是“依法治國”的成敗關鍵。要杜絕“人亡政息”，形成長治久安 的穩定局麵，就必須把解決方案法製化。中共要想百年執政，唯此一途。
習近平主義是創造性的解決中國社會體製坍陷挑戰的理論體係，為中國再爭取30年和平發展，則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實現有期。[後記]
最近美國關於國家治理有一個討論很激烈，那就是自由民主製（Liberal democracy）已死或者未死。弗朗西斯·福山也已為此困擾了好多年，這多年的困擾甚至是苦悶最後發酵成了《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這一巨著。
福 山的書視野相當壯闊，讓人歎為觀止。讀完之後，我感想很多。不管是自由民主製，還是中國的威權體製，我認為國家治理可以看做是一種公共服務，而政府提供這 種服務的能力則是governmental capacity.自由民主製可以看做是高質量的國家治理服務一種形式，但我否認它是唯一形式。要提供這種國家治理服務，政府必須具備相應的 governmental capacity。就像工業4.0很好，但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capacity去實現它一樣。如果沒有相應的governmental capacity，自由民主製也可以成為市場失靈似的災難。看看目前的伊拉克和阿拉伯之春後的埃及等國就知道了。
governmental capacity的這個角度去看中國，我發現中國也處在崩潰的邊緣。中國最致命的問題就是社會體製已全麵坍塌，新的社會體製沒有出現係統性的根本建設。目 前的一切還處在治標不治本的表象階段。西方有很多人大講西方民主的衰弱和北京模式的崛起，中國很多人也沾沾自喜，但我覺得很可笑，因為北京沒有模式，如果 非說有模式，那就是鄧小平的“白貓黑貓”理論所體現的重商色彩濃厚的短期主義。
“白貓黑貓”理論有幸被一大幫傑出的技術官僚的操 作，發展出了蔚然可觀的成就。但這種瞎子摸象似的發展道路已經走不下去了。“白貓黑貓”就等於沒有貓，中國作為一個沒有政治信仰的國家已經很久了。一個社 會體製全麵坍塌的國家的繁榮是偶然，衰敗是必然。中國絕不能因為自由民主製的衰微而沾沾自喜，因為中國離懸崖的距離甚至更近。必須係統性的建設新的社會體 製，並以此大大提升governmental capacity，隻有這樣中國才能有朝一日成功的走向民主，否則崛起也好，複興也好，都是奢談。原文發表於2015年1月19日【聯合早報】
作者：公民經濟學家吳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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