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在舊軍隊裏就享有“軍神”的美譽，其軍事才幹非同一般，然而自從他在紅軍裏投入艱苦工作以後，和我黨一大批高級幹部一樣，通過親身實踐，最終選擇毛澤東的領導，並且矢誌不渝。毛澤東為什麽能夠領導“軍神”？今天仍然有必要作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軍神雅號的來曆
中國曆史上曾被稱為軍神的有：中國三國時代的曹操，中國明初的劉基，中國民國早期的蔡鍔。
電視劇《劉伯承元帥》裏講了個真實故事。
1915年12月，劉伯承在涪陵成立了四川護國軍第四支隊，參加了第二次反袁戰爭，即護國戰爭。
1916年3月，在攻打豐都的戰鬥中，劉伯承頭部連中兩彈，右眼受重傷。當德籍沃克醫生為他摘除右眼球時，為保護腦神經，未用一點麻醉藥。他扶著柱子，滿頭大汗，沒坑一聲。
手術結束時，劉伯承告訴醫生，說一共72刀！
沃醫生不禁為之動容：“你不是軍人，而是軍神！軍神！”
從此，劉伯承軍神名揚四海。
二、軍神服從什麽？
我們一般認為能幹人很難服誰。那麽軍神服從誰呢？
這就看該軍神的思想怎樣，看他願意服從什麽。
劉伯承在舊軍隊裏，驍勇善戰，但是在軍閥混戰中他獨立思考，提出“為誰打仗”的問題，從而為他最終選擇跟共產黨走的道路。
然而走進革命隊伍以後，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他自己曾經對此作過極其深刻的總結。
1957年7月30日劉伯承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周年前夕，對《解放軍報》記者的一篇談話記錄《繼承和發揚我軍光榮傳統》他說：
我 軍在黨和毛主席領導下，有三十年的建軍和作戰經驗，我軍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的敵人，這些經驗是十分豐富的。但是，我們不能以此滿足，故 步自封，而不虛心學習外國的經驗，我們要牢牢記住毛主席的指示，必須把蘇軍的一切先進經驗都學到手。驕傲使人落後，虛心使人進步。繼承和發揚我軍光榮傳 統，我們不能隻繼承不發揚，或者隻發揚不繼承。我們在學習外國經驗的時候，必須反對教條主義的學習方法。學以致用是我們的原則，不光是用，學也重要。學不 能致用就要犯教條主義錯誤。古人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心”，即唯物辯證法。同一孫子兵法，馬謖的用法就是教條主義，孔明就不是；龐涓、孫臏同師 鬼穀子，可是一個是教條主義，一個不是教條主義。王明和毛主席讀的同是馬克思列寧的經典著作，一個是教條主義，一個不是。
劉帥這個概述十分有力。這是他的理論性的概括。他不喜歡教條主義，他願意和反對教主義的人在一起。
1962年7月在軍事學院有個談話記錄名曰《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情況（提綱節錄）》，劉帥講的很全麵：
從 寧都會議到遵義會議，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者（以下簡稱三次“左”傾）排除了毛主席的領導兩年零三個月之久。在這段時間內，三次“左”傾完全推翻了毛主 席的作法，推行以公式教條為特征的作法。 第一，在蘇區執行反富農的土地政策。 第二，在經濟非常落後的地區，推行城市搞工會經濟鬥爭的一套作法（八 小時工作製、例假、增薪、雙薪等）。 第三，從“九一八”日寇占滿洲起，中日民族矛盾在迅速上升，反動營壘內部和各中間派中有人要求抗日，組織國防政 府。此時三次“左”傾不知利用，仍認為他們是最危險的敵人。 第四，三次“左”傾把蘇維埃共和國當成一個大國，盲目擴大自己的力量，認為中國麵臨的問題 是兩條道路的決戰。提出“爭取蘇維埃在全國勝利”和“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口號。 第五，在軍事方麵，三次“左”傾也采取了完全和毛主席軍事思想相反的一 套作法。 1．在建軍方麵： （1）否定黨的民主集中製，強調單一首長製（突出了政委的權力，照搬蘇聯）。 （2）把紅軍的三大任務縮小成為打仗一 項任務。 （3）否定人民戰爭的特點，不斷將地方武裝來擴大新軍團和師。這樣做既限製了遊擊戰爭對紅軍的配合，又影響了老兵團戰鬥後的補充和發展恢複， 而對新兵團的初戰也非常不利。 （4）強調紅軍的集中指揮、正規化（城市戰、堡壘戰、白刃戰的訓練等），反對所謂“遊擊主義”，反對“打得贏就打，打不 贏就走”。 2．在戰略戰術方麵： （1）提出了積極進攻“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戰略，反對毛主席的誘敵深入。 （2）否定毛主席戰略上的持久戰，戰 役上的速決戰的思想，要求戰略的速決。認為“反五次‘圍剿’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戰”，然後即轉為對帝國主義直接武力衝突。采取戰役持久--以堡壘戰對堡壘 戰、“短促突擊”，同敵人拚消耗。 （3）否定毛主席的集中優勢兵力，選敵弱點，殲敵一部或大部，各個擊破的思想，采取了“陣地戰”、“分兵把口”、 “兩個拳頭打人”的分兵戰術。 （4）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最大特點之一是力爭戰爭的主動權，即攻勢防禦，承認敵對我是大“圍剿”，但在戰役上我對敵是小圍 剿；或者大“換防”，跳出外線去作戰。三次“左”傾隻是單純防禦，堡對堡，陣對陣，分兵把口，這樣則把主動權讓給敵人，使自己始終處於被動挨打地位。 （5）毛主席認為，紅軍“基本的是運動戰”，這一點也被三次“左”傾否定。 這些做法導致反五次“圍剿”的失敗，不得不長征。長征又是退卻逃跑，使紅軍 遭受巨大損失，使黨遭受危機。大家要開會解決三次“左”傾的領導問題，總結經驗，這是遵義會議的由來。 …… 在遵義會議上博古代表中央作主要報告， 軍委負責人作了副報告。博古的報告遭到大家反對，認為基本不正確，並展開了爭論。最後博古承認了自己軍事路線的錯誤是失敗的主要原因。政治局對此作了決 議。大多數人此時還不了解政治路線的錯誤。當時形勢很緊張，這個問題也就暫時放了下來。 會議上主要爭論的幾點： 第一，博古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 敗的主要原因是敵人過於強大，敵人直接用於進攻中央蘇區兵力五十萬，還有帝國主義的經濟援助和顧問幫助蔣介石。大家認為是個原因，但不是主因：第一次反 “圍剿”敵兵十萬，我兵不足四萬，是2．5∶1；第二次反“圍剿”敵兵二十萬，我兵仍不足四萬，是6∶1；第三次反“圍剿”敵兵三十萬，我兵三萬多，是 10∶1；第四次反“圍剿”敵兵三十餘萬，我兵四萬多，是8∶1；第五次反“圍剿”敵兵五十萬，我兵四萬多（未計地方武裝），也是10∶1。 另外，第 五次反“圍剿”時有十九路軍在福建和蔣作戰，還有廣東軍閥陳濟棠宣布自由行動，對蔣威脅。敵人內部發生矛盾，都靠近蘇區。一至四次反“圍剿”時，則無此有 利條件。 第二，博古認為失敗原因在於蘇區物質條件不好。大家不同意，因為在“一切為了前線上的勝利”的口號下，紅軍擴大了（十萬），紅軍財政和糧食等 其他物資需要都基本解決了。 第三，博古強調白區反帝反蔣運動沒有顯著進步，瓦解敵軍的工作薄弱，遊擊戰薄弱，各區呼應配合不夠緊密。大家承認這是個原 因，但仍不是主要原因。因為一至四次反“圍剿”時，蘇區也是被割裂的，蘇區範圍更小，瓦解白軍工作也有一定的限度。 第四，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 戰略戰術上的錯誤： 毛主席在遵義會議上發言，他對三次“左”傾戰略戰術上的批判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意見，三次“左”傾負責人之一的洛甫同誌支持了毛主席 的意見。這些意見概要如下： 1．三次“左”傾戰略戰術的第一個錯誤是堡壘對堡壘，使敵人的堡壘主義持久戰的戰略戰術達到了目的。 敵人采取堡壘主義 是企圖避免和我們打運動戰，迫使我們進行陣地戰，即避開紅軍的長處和他們自己的短處，三次“左”傾采取堡壘主義就中了敵人計策。 粉碎堡壘主義的打法是 運動戰。博古認為第五次反“圍剿”不能打運動戰是不對的。在敵人這方麵說，到處築堡必然分散兵力（一九三四年一月不完全的統計，敵堡壘二千九百多個），為 了找我作戰，它不能總呆在碉堡內不出來，不向我前進。另外，敵人總還不能在全國到處築碉堡來限製我們活動。堡壘主義必然是敵人大大分兵，它終究還是要出來 找我們打仗，就有在運動中挨打的可能。 在我們這方麵來說，就是在敵人堡壘線前後左右、四麵八方打遊擊戰，襲擊他，擾亂它，牽製它，迷惑它，以配合紅軍 作戰。紅軍或在堡壘線內，待敵前進時在運動中消滅他，或轉到堡壘線外廣大無堡壘的地帶活動，調動敵人，迫使敵人不得不出來和我們打運動戰。就在第五次反 “圍剿”時，運動戰的機會也是很多的，如洵口、團村、將軍殿、建寧、湖坊、溫坊各戰役，特別十九路軍事變時，機會更多。在第三次反“圍剿”時，敵人占領了 全部蘇區，雖無堡壘，工事還是有的。紅軍在蘇區內活動有困難，是跳到敵包圍圈後麵打掉敵人兩個師，把敵人都引到東麵，紅軍再轉到西麵休整，以逸待勞，準備 再戰。可見，三次“左”傾對堡壘與堡壘主義的恐慌和投降。 由於對敵人堡壘主義估計過高，對自己運動戰估計不足，產生戰術致勝論。 博古、李德認為堡 壘主義已不可能象一至四次反“圍剿”時采用運動戰那樣，可以一次殲敵幾個師團，因此認為隻能依靠戰術的勝利，隻能靠不斷的突擊來不斷的消滅敵人一個連一個 營，積少成多，變成戰役的勝利，以逐步引起戰略上有利於我的變化。這是“短促突擊”的由來。 在戰爭指揮上，不依靠正確的戰略指導戰役，並正確運用戰 術，而是靠戰術致勝。這是軍事領導、軍事理論上的絕大錯誤。 2．三次“左”傾第二個錯誤是分散兵力。 在反第五次“圍剿”中，敵戰略布置分兵四路： 東路蔣鼎文攻閩西（這是蔣介石擊敗十九路軍事變後建立的一路）；南路陳濟棠攻贛南；西路何鍵攻湘贛區；北路顧祝同是主要突擊方向，以陳誠、羅卓英主力向南 打；另以薛嶽、周渾元等三個縱隊從東北、西北三個方向向蘇區中心進攻。 …… 三次“左”傾開始提出的“全線出擊”在敵人節節進逼下變成了“全線抵 禦”--單純防禦，戰術是短促突擊。 毛主席認為，為了爭取迅速反“圍剿”勝利，不應在敵人的突擊方向進行主力抗擊，而應誘敵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鉗 製敵人，而把紅軍主力隱藏集結，待機突擊。敵人要找紅軍主力決戰，必使敵疲勞，紅軍的退卻必使敵驕傲而輕敵懈怠，這就給我以突擊的機會。 三次“左”傾 的全線突擊，分兵把口進行許多拚命的戰鬥（了毛山、三溪、平寮、廣昌、高虎腦、萬年亭等戰役）得不償失。在反第五次“圍剿”中，指揮員們對這種打法提出意 見，建議打運動戰，集中主力打擊敵一路，一下子可打敵幾個師，均遭拒絕。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許多指揮員曾對軍委領導提出批評意見。認為軍委領導過 於集中，根據地圖指揮，而地圖又不準確；指定部隊任務，過於具體，而敵情變化很快，指揮不能機斷專行，失掉許多戰機；認為軍委下決心過遲，等下了決心時， 敵情已變化；認為軍委戰術不靈活，機械地實行短促突擊，敵人就縮回去，我追上去，敵人即依托工事用密集火力給我重傷，因此建議紅軍主力打運動戰。這些意見 軍委都未采納。 3．在軍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軍事變，打擊蔣介石，粉碎“圍剿”。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福建組成人民政府後，在政治上利用了它，以毛 主席為談判代表，簽訂了停戰協定，推動它去反蔣，但在軍事上沒有利用這個機會。閩變後，蔣介石十多個師沿閩西蘇區邊界光澤、邵武、順昌之線南下進攻十九路 軍，對我暫取守勢。 有同誌曾建議集中紅軍幾個軍團的主力向贛東北突擊，消滅正在運動中的大量敵人，既配合十九路軍，又粉碎“圍剿”。三次“左”傾認為 這樣做是冒險，拒絕了這個意見。三、五軍團在東線活動，並調一個軍團去西線打永豐等地敵人的堡壘。 蔣介石在解決“閩變”之後，即在福建組成剿共東路 軍，以蔣鼎文為司令，對蘇區造成包圍之勢。 4．在戰略轉移與突圍行動上三次“左”傾的錯誤。 一九三四年四月廣昌戰役（四月十一日--四月二十八 日）一、三、九軍團曾與陳誠縱隊硬拚了十八天後，紅軍主力損失頗大，敵各路已迫進赤區中心，此時從事內線作戰已無勝利可能，應該退卻，保守紅軍實力，轉到 廣大無堡壘地帶去作戰，創造新蘇區，以保衛老區。 在三次“左”傾的五--七月戰略計劃上，根本未考慮這個問題。此後敵情更加嚴重，中央已作出退出中央 蘇區的準備，但在八--十月的戰略計劃上仍提出“用一切力量捍衛蘇區來求得戰役上的大勝利”，“發展遊擊戰爭，加強輔助方向活動求得戰略上情況的變更”。 一方麵準備突圍，一方麵還讓紅軍去拚命，還不注意保守實力。這表現三次“左”傾此時已驚慌失措。 正因為驚慌失措，戰略大轉移過程重大行動既未在政治局 討論，又未做到政治動員，也未能在轉移前給紅軍以必要的休整而倉促行動。 十月十六日開始長征，一、九軍團為左路，三、八軍團為右路，五軍團後衛，保護 中央長征。全軍八萬多人開始大搬家（後方機關過於龐大），紅軍為了掩護中央，一路上被動挨打，三十多天中在贛南、湘東、湘南、桂北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 （十月二十一日在贛南安遠、信豐間突破第一道封鎖線，十一月十五日在湘南宜章突破第三道封鎖線，十一月底在廣西北部的興安、全州之間突破敵人的第四道封鎖 線）。博古的意圖是想到湘西根據地和二、六軍團會師。但這意圖被敵識破，敵人層層設防。十二月紅軍到達貴州東部地區（黎平、施秉），博古仍然想到湘西去， 遭到大多數同誌反對。此時部隊混亂現象嚴重，即在此休整三天，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占領遵義。部隊在遵義休整了十幾天（八軍團在黎平即並入五軍團，教導師 並入一、三、九軍團）。 博古等有個錯誤觀點，認為隻有到了湘西和二、六軍團會合後放下包袱才能打仗，所以一路避戰。就是對孤立的、拖得疲勞不堪的敵 軍，也未主動反擊，隻是招架，實質是驚慌失措的退卻逃跑。跑到遵義時，八萬五千多紅軍剩下三萬多人。 1．廣昌戰役後不應再拚，應保守實力，仍拚（高虎 腦、萬年亭、驛前戰鬥）。 2．轉移應給紅軍必要休整，不給。 3．轉移應作充分的政治動員，未做。 4．轉移中完全可以打擊追擊的敵軍，不敢打， 一味逃跑，失去在湘南立足的機會，調動敵人間接保衛中央蘇區的機會。 5．戰略指導機械--在進入湘東（桂東）突破第二道封鎖線，敵已知我意圖是湘西而 層層集兵設防，仍堅持不變--去湘南。到桂北，直到貴州北部，還想去湘西，戰略方針機械。 還在第五次反“圍剿”進行中，大家對三次“左”傾的打法有意 見：沒有本錢打什麽洋仗？毛主席是有什麽本錢打什麽仗。但是很多人不敢提意見，提了就被說成是對戰爭的動搖，就是機會主義，前途是反革命。這帽子嚇人。 這時，按三次“左”傾“絕對正確”的打法，打了敗仗，使黨和紅軍遭遇絕大的危險。大家要求開會。毛主席為了挽救黨的事業，在路上不斷進行說服教育，不斷 和三次“左”傾鬥爭。三次“左”傾的領導者已沒有辦法，有的也多少有了點覺悟，而且貴州的軍閥力量薄弱，就在遵義開了會（一月十七日結束）。在這個會議 上，清算了三次“左”傾軍事領導上的錯誤（形勢緊張，政治領導上的錯誤未清算），重新由毛主席領導軍隊，在最危險情況下挽救了黨。由此我們看到，劉伯承對於毛主席的服從，不是感情用事，更不是投機鑽營，而是有著極其深刻的理性思考。
這就難怪，在黨的七大時，他會講出那句名言：“毛主席的軍事思想要重點講，這是正本清源。”
我軍的軍神理所當然會服從毛主席的領導，因為毛主席代表的是正確的路線。
而毛澤東和傳統的軍隊統帥最大的不同在於，他不是通過搞個人的宗派圈子，靠效忠個人的意氣來維係組織結構，而是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靠對對黨的事業的忠誠，也就是說，毛澤東和劉伯承的關係是同誌，是戰友，他們是共同的理想、信念，才走到一起來的。
如果用庸俗的理論來解讀毛澤東和劉伯承的關係，是解釋不通的，即是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搞不出個所以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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