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周刊》慘案既讓世人再次直麵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危害，也認識了西方文明的局限。隻是令世人不解的是，何以一向溫和、世俗的中華文明，也同樣麵臨恐怖主義的威脅？
中國發生恐怖襲擊的根源和西方不同。一是中國在國際事務上一直奉行不幹涉內政原則，而且中國不向外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和製度模式——這也符合中國的傳統，華夏文明隻是向世界證明我的製度是最好的，是適合我自己的，你願意學我歡迎，你不願意學，我也不強迫。這和西方動輒就以武力幹預形成鮮明的對比。法國僅奧朗德總統當政期間，盡管經濟非常困難，但仍兩度對非洲用兵。其理由自然是反對極端伊斯蘭主義。隻是假如這兩個非洲國家與西方有宿怨，比如此前的卡紮菲，法國恐怕就會站在反對派立場上。就如同西方在敘利亞的做法：多年來一直支持各種勢力包括極端伊斯蘭分子推翻世俗政權阿薩德，直到極端伊斯蘭勢力把槍口轉向西方才作罷。
中國發生恐怖襲擊的根源和西方不同
所以，在整個伊斯蘭社會，中國還是整體上被視為一個朋友和平等的合作夥伴。就是塔利班最近還派代表到中國來，商談西方撤離後阿富汗的重建與和談事宜。所以中國也並不是極端伊斯蘭主義的首要目標。
不過中國國際環境也有不利的地方，那就是西方反恐上的雙重標準。一旦類似的事件發生在中國，西方國家往往不願定性為恐怖主義，媒體報道也往往要加上否定性的引號。其報道重點也絕不是譴責針對平民的恐怖暴力而是批評中國的政策，把責任導向中國自身。
中國發生恐怖事件，CNN的標題竟然是：“是恐怖主義還是絕望的呐喊？”——這樣的標題難道不可以用在巴黎事件嗎？昆明暴恐事件發生時，《紐約時報》甚至還引用 “世維會”發言人的話結尾——“如果這些行為確實是維族人幹的，那我隻能說，這恐怕隻是那些實在無法忍受下去的人做出的極端行動。”其實我們完全可以說，如果“9.11”是穆斯林幹的，哪隻能說，這恐怕隻是些實在無法忍受下去的人做出的極端行動！
美國國務院發布《2013年國家反恐報告》，聲稱：美國認為中國政府沒有提供詳細的證據，來讓第三方予以證實。美國無法獲得獨立信息來證明是由東突伊斯蘭運動參與，並稱不同國家對恐怖主義有不同看法。
隻是這次法國還沒有提供任何證據的時候，美國不是當即聲明是恐怖襲擊嗎？至於“不同國家對恐怖主義有不同看法”，哪麽伊斯蘭社會到今天還有很多人認為“9.11”不是恐怖襲擊。那麽為什麽就一定按照美國的而不是伊斯蘭社會的看法？ 據法國電視二台報道，有窮區學校50%的十幾歲學生認為《查理周刊》編輯該死（法國的教育也是很失敗），這些童真的立場和看法可否成為衡量此事的標準？
更荒唐的是，CNN不承認是恐怖襲擊的理由竟然是殺人工具：“看看這些簡陋的器具，汽油、刀具、鐵棍，吉普車，怎麽看都很難把這些聯想成高度組織的恐怖行為”。如此說來，2013年發生在美國波士頓馬拉鬆的爆炸案也不是恐怖事件了，因為做案工具不過是壓力鍋、普通火藥、釘子、滾珠嘛（據說以後在美國買壓力鍋要實名製或者被監控，尤其是網絡購買者）。難道針對無辜平民的襲擊不是定義恐怖主義的唯一標準嗎？誰幹的，用什麽幹的怎麽也成為標準？
除此之外，西方還支持“世維會”以及熱比婭等極端主義組織和個人。至於背後的實質支持，因為沒有資料，無法下結論。但從西方過去支持1959年拉薩暴動（空投武器、人員）、本.拉登、塔利班、薩達姆、反敘利亞政府極端勢力來看，這隻不過是人人心知肚明而又無法言說的事情了。
西方之所以這樣做，自然是因為中國以不同於西方模式的崛起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威脅到了它們在世界上的統治地位。針對中國的恐怖主義行徑可以幹擾、拖延中國的崛起，符合西方的利益罷了。
二是中國沒有西方這樣的新聞自由，可以任意羞辱和攻擊某個宗教。其實誰都知道新聞自由都是有邊界的，甚至學術研究也都是有邊界的。法國近年來就有曆史學者因為為納粹辯護而判刑入獄。隻不過這個邊界在哪裏是由西方界定的。以伊斯蘭為目標的言論自由是不受限製的，但鼓勵種族主義（納粹）、反猶主義就是被禁止的。而這個邊界的確定權就是話語權，話語霸權。所以發生在巴黎的慘劇，也可視為西方和伊斯蘭文明對話語權的爭奪。
這裏可以存錄一下“記者無疆界”如何為《查理周刊》辯護的：“針對查理周刊事件，這裏涉及到的就是對宗教的褻瀆自由。雖然，褻瀆這一次用在這裏並不合適，因為法文的褻瀆Blaphemer 指的是教徒對自己信仰的宗教的侮辱，查理周刊的記者既然不信伊斯蘭教，當然，也稱不上是褻瀆”。
更令人深思的是，當法國喜劇演員DIEUDONNE僅僅因為星期天在臉書上發表自己感覺是“查理”和超市劫持人質嫌犯，就被內政部長親自下令以“為恐怖主義辯護”的罪名拘捕！最高處罰可以為7年監禁和10萬歐元的罰款！難怪這位演員的律師發出這樣的質疑：“我們還是一個新聞自由的國家嗎？”他的支持者更一語道破這是有選擇的新聞自由，並發出這樣的聲音：法國的新聞自由是謬誤、當我們談論新聞自由時，這個國家卻在審查藝術家並司法起訴、高喊我是查理的法國人卻是第一個禁止言論自由的。更誇張的是，在南特，一位年僅14歲的未成年人，就因為為恐怖主義辯護而被法官審訊！（頗有文革之風），媒體更打出這樣的標題：對恐怖主義辯護零容忍。看到這一幕幕，哪些類似的因違反中國規定而受到法律製裁的人們是否還認為自己的行為正當呢？還認為自己的處境不公正呢？
中國之所以沒有西方這樣的新聞自由，原因很多。比如實用理性。製訂政策都是從效果出發，而不是把抽象的理念視為最高原則。比如鄧小平就提出衡量一個製度的標準有三個：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而西方的標準則是有無民主，有無自由，有無三權分立，是理念先行。所以才有伊拉克和阿富汗這樣的悲劇以及大量的發展中國家遠遠落後於中國的現象。既然西方這樣的新聞自由會導致宗教和不同民族之間的衝突，中國自然要禁止。如果會威脅到現行製度則同樣一定要被禁止。
還有一個原因，中國幾千年就是無神論國家，不存在宗教之間的仇恨和對立。當西方的紅十字會進入中國時，沒有遇到任何阻礙，但進入伊斯蘭社會就被強烈反對。因為十字是基督教的象征，非要改成月亮，成為紅新月會才被接受。所以中國文化本身主觀上沒有對任何一個宗教的敵意和排斥。所以自然不會借什麽新聞自由的外殼行攻擊、汙辱其他宗教和文明之實。
另外中國這個民族易分裂，假如以攻擊和批評對方為主要特點的西方新聞自由放到中國來，隻會令中國由於內部對立而迅速分裂。台灣就已經是一個例子了。
當然東西方政治製度不同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中國是一黨執政，不存在西方哪樣的政黨競爭，也就不需要媒體充當不同政黨的利益工具。或許周永康、徐才厚、薄熙來、令計劃這樣的貪腐官員在西方需要反對黨和“新聞自由”才能揭發的出來，但在中國，執政黨自己就能加以解決。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會議上總結的：“我們堅決查處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蘇榮等嚴重違紀違法案件，向世人證明中國共產黨敢於直麵問題、糾正錯誤，勇於從嚴治黨、捍衛黨紀，善於自我淨化、自我革新”。
三是伊斯蘭在西方並不想獨立建國，而是想通過出生率和和西方的民主製度取而代之。但在中國，由於漢族占絕對多數和政治製度的不同設計，這條路根本走不通，所以分離主義和恐怖主義、極端伊斯蘭主義的結合就成了中國新的特點。由於民族主義往往會具有激烈的排外和狂熱性，再加上宗教的狂熱性，其極端性更超過針對西方的恐怖主義者。
不過有一點東西方是共同的。即伊斯蘭文明一直沒有找到一條成功發展的道路，除了中東石油國家外，大都貧困。所以雖然中國中央政府一直大力支持新疆的經濟發展，但新疆的穆斯林生活水平不僅整體上低於漢族，也低於其他民族。
中國還有一個困難是，在法國，至少穆斯林在語言上已經同化，都說流利的法語。這或者是由於這些穆斯林當初就來自前法國殖民地，語言在曆史上就已經同化，或者他們在法國隻能上免費的公立學校，但公立學校都是法語授課。可是在中國如果進行類似的語言同化就會被西方扣上種族主義的帽子，全不管自己是如何做的。但在一個以漢語為主體、經濟也以漢人為主導的社會中，如果不掌握漢語，就難以融入到這個體係中，也更難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這就如同，西方發達富裕，全球都在學習英語。要想留學、移民進入這個體係，就必須過語言關，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在中國，在特殊的國際環境下，就會被視為不正常，無法接受。
所以在法國，雖然穆斯林在語言上已經同化，但由於法國沒有特定的經濟扶持政策，再加上自身的原因，大多穆斯林長期處於貧困狀態中。中國雖然有政府的特殊支持政策，但由於語言的障礙，往往事倍功半。然而，貧窮往往是極端暴力生存和發展的土壤，中外皆然。
當然西方也有人指責漢人過多的前往新疆，改變了哪裏的民族結構，使得維族感覺邊緣化。但是在一個統一的國家，人員自由流動是基本人權。過去西方總是批評中國政府剝奪民眾自由遷徙的權力，是侵犯人權，但現在中國實現了自由流動，怎麽就成了罪狀了呢？更何況包括新疆維族在內的少數民族都在全中國自由定居生活，何以漢人就不能去新疆生活呢？現在英國要對歐盟內的外來移民進行限製，歐盟不也是在指責英國違反基本人權和歐盟憲法嗎？何以反而要求中國限製人員流動呢？
如果綜述一下，中國產生恐怖主義的根源有三：一是西方反恐的雙重標準。二是分離主義與恐怖主義和極端伊斯蘭主義的結合。三是相對貧困。上述原因就是為什麽中國和西方一樣都麵臨著恐怖主義的挑戰，盡管中國並不是主要目標。
中國要想治本，必須解決這三大挑戰。當然如何解決不是有限的本文所能及，但從長遠來看，中華文明向來具有包容和融合其他文明的能力。就是各種宗教進入中國後很快也就本土化，成為中國文明的組成部分。就是今天令西方束手無策的伊斯蘭教在唐代傳入中國後也迅速的本土化，到了明代甚至出現用儒說解釋《古蘭經》的現象。現在每當西方遇襲，中國並不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承認是恐怖襲擊），這就是中華文明寬容大度的表現。
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海納百川，一方麵是文明的開放性，另一方麵也是壓倒性優勢的人口做為基礎。中國今天仍然是全球第一大人口國，但實際生育率已經遠低於更替水平（出生率2.2）：2010年人口普查，出生率僅為1.18，全球最低，中國人口占世界19%，但新生兒隻占12%，使得中國未來的人口增長並不樂觀。目前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開始調整，顯然是為了應對老齡化的挑戰以及滿足未來種族保持延續的需要。這種調整也將一直會伴隨著人口變化的實際情況。雖然中華文化圈除了伴隨現代化、城市化的發展自然導致出生率下降因素外，還有重視教育、婦女高就業率、勞動時間超長、父母對孩子的責任過大（結婚買車買房）等文化特點明顯影響到出生意願，但本人對未來並不過分擔憂，一個實用理性的民族，一個不受任何教條束縛的民族，還有什麽問題不能正視和不能解決的呢？
或許在很長的曆史時間之後，再來看今天的現象，哪隻不過是多民族繼續融合的一個插曲，是江河入海的一個浪花而已。
附：
這一次巴黎事件的焦點之一是新聞自由。所以在這裏，不得不再談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體會到的西方新聞自由。巴黎事件後，國內一位主張西方民主、一直激烈反對我觀點的先生在他的博客中寫了這樣的文字：
“第一是幾個禦用的走狗文人，比如居住在法國，雖然在網上受到幾乎眾口一詞的謾罵、千夫所指，卻如周小平一般地受到官方特別青睞、動輒被請回到著名大學裏演講，又能在紅旗、求是上發表文章的宋魯鄭之流，又借此發表文章來攻擊西方、攻擊民主。認為這證明著西方文明的沒落、證明著西方那一套，不如我們在一套好使雲雲。讓我驚訝於，這個世界上，怎麽竟會生出這麽奇怪的**（觀察者網注：*為原文中罵人髒話，下同。），他能夠把這世界所發生的所有事情，都和他一以貫之的主題聯係起來，就是西方的民主不行，我們的獨裁最好。***這幫恐怖分子也真是不長眼睛。你們在法國發動襲擊，宋魯鄭這樣的**正好生活在法國，要是你能把槍口、矛頭對準這樣的貨色，算不算是為民除害呢？ ”
俗話說文如其人。這樣充滿人身攻擊和暴力色彩的文章，自然讓我們知道這是一位什麽“民主先生”。但令我震驚的是，法廣中文竟然引用這位先生上述的話，用做反對中國政府的一篇評論：《新聞自由要有限度》（該文核心觀點：那種無限製、無原則的諷刺、侮辱與言論自由是不可取的，如果衝突雙方能放下身段，換位思考，給他人以尊重，世界就能少一些悲劇）。法國和這位先生不同之處在於，它刪除了罵人的部分。顯然，法廣也不是不明白這是一種語言暴力，是不能被接受的。
法廣是法國外交部提供預算，也是全球知名的媒體，如果要在中國選擇反對的聲音，實在應該選一些優秀的人士。如此饑不擇人，難道真的是反對中國的群體中沒有人了嗎？更要質疑的是，既然提到了本人之名，何以就不把本人的觀點原原本本的展示一下呢？
所有的疑問，其實隻有一個答案：因為這就是西方的（選擇性）新聞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