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大愛。。。(ZT)

英雄大愛——鄧稼先與許鹿希的曠世愛情

胡銀芳 著

代序 楊振寧

第一章 1986，鄧稼先隕落北京

第二章 我跟他可能是前世的姻緣

第三章 老鄧一家親

第四章 進入寂寞人生

第八章 選擇愛人時，什麽最重要

第十章 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

第十三章 兩彈解密（上）——為什麽選擇了鄧稼先

第十五章 天上人間情未了

第十六章 鄧稼先和楊振寧

 

 

代序    楊振寧

       從“任人宰割”到“站起來了”

　　

　　100年以前,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的時代,恐怕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曆史上最黑暗最悲慘的時代。隻舉1898年為例:

 

　　德國強占山東膠州灣,“租借”99年。

 

　　俄國強占遼寧旅順大連,“租借”25年。

 

　　法國強占廣東廣州灣,“租借”99年。

 

　　英國強占山東威海衛與香港新界.前者“租借”25年,後者“租借”99年。

 

那是任人宰割的時代,是有亡國滅種的危險的時代。

 

　　今天,一個世紀以後,中國人站起來了。

 

　　這是千千萬萬人努力的結果,是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創造出來的,在20世紀人類曆史上可能是最重要的,影響最深遠的巨大轉變。

 

　　對這巨大轉變做出了巨大貢獻的有一位長期以來鮮為人知的科學家:鄧稼先(1924-1986)。

 

　　 兩彈元勳

 

　　鄧稼先於1924年出生在安徽省懷寧縣。在北平上小學和中學以後,於1945年自昆明西南聯大畢業。1948到1950年在美國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讀理論物理,得到博士學位後立即乘船回國,1950年10月到中國科學院工作。1958年8月被任命帶領幾十個大學畢業生開始研究原子彈製造的理論。

 

　　這以後28年間鄧稼先始終站在中國原子武器設計製造和研究的第一線,領導許多學者和技術人員,成功地設計了中國的原子彈和氫彈,把中國民族國防自衛武器引導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1967年6月17日中國爆炸了第一顆氫彈。

 

　　這些日子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華民族完全擺脫任人宰割時代的新生日子!

 

　　1967年以後鄧稼先繼續他的工作,至死不懈,對國防武器做出了許多新的巨大貢獻。

 

　　1985年8月鄧稼先做了切除直腸癌的手術。次年3月又做了第二次手術。在這期間他和於敏聯名署名寫了一份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核武器發展的建議書.1986年5月鄧稼先再做了第三次手術,7月29日因全身大出血而逝世。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正好準確地描述了他的一生。

 

　　鄧稼先是中華民族核武器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張愛萍將軍稱他為“兩彈元勳”,他是當之無愧的。

 

　　 鄧稼先與奧本海默

 

　　抗戰開始以前的一年,1936年到1937年,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學同學一年。後來抗戰時期在西南聯大我們又是同學。以後他在美國留學的兩年期間我們曾住在同屋,50年的友誼,親如兄弟。

 

　　1949年到1966年我在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工作,前後17年的時間裏所長都是物理學家奧本海默(Oppenheimer,1904-1967)。當時他是美國家喻戶曉的人物,因為他曾成功地領導戰時美國的原子彈製造工作。高等學術研究所是一個很小的研究所,物理教授最多的時候隻有5個人,包括奧本海默,所以他和我很熟識。

 

　　奧本海默和鄧稼先分別是美國和中國原子彈設計的領導人,各是兩國的功臣,可是他們的性格和為人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說他們走向了兩個相反的極端。

 

　　奧本海默是一個拔尖的人物,鋒芒畢露。他二十幾歲的時候在德國哥廷根鎮做波恩(Born,1882-1970)的研究生。波恩在他晚年所寫的自傳中說研究生奧本海默常常在別人做學術報告時(包括波恩做學術報告時),打斷報告,走上講台拿起粉筆說“這可以用底下的辦法做得更好”。我認識奧本海默時他已40多歲了,已經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了,打斷別人的報告,使演講者難堪的事仍然不時出現,不過比起以前要較少出現一些.

 

　　奧本海默的演講十分吸引人.他善於辭令,聽者往往會著迷。1964年為了慶祝他60歲的生日,3位同事和我編輯了一期《近代物理評論》,在前言中我們寫道:

 

　　他的文章不可以速讀。它們包容了優雅的風格和節奏。它們描述了近世科學時代人類所麵臨的多種複雜的問題,詳盡而奧妙。

 

　　像他的文章一樣, 奧本海默是一個複雜的人。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歡他的人也不少。

 

　　鄧稼先則是一個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談話幾分鍾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實的人。他真誠坦白,從不驕人。他沒有小心眼兒,一生喜歡“純”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認識的知識分子當中,包括中國人和外國人,他是最有中國農民的樸實氣質的人。

 

　　我想鄧稼先的氣質的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領導許許多多各階層工作者為中華民族做了曆史性貢獻的原因:人們知道他沒有私心,人們絕對相信他。

 

　　“文革”初期他所在的研究院(九院)成立了兩派群眾組織,對吵對打,和當時全國其他單位一樣。而鄧稼先竟有能力說服兩派繼續工作,於1967年6月成功地製成了氫彈。

 

　　1971年,在他和他的同事們被“四人幫”批判圍攻的時候,如果你和我去和工宣隊軍宣隊講理,恐怕要出慘案。鄧稼先去了,竟能說服工宣隊軍宣隊的隊員。這是真正的奇跡。

 

　　鄧稼先是中國幾千前傳統文化所孕育出來的有最高奉獻精神的兒子。

 

　　鄧稼先是中國共產黨的理想黨員。

 

　　我以為鄧稼先如果是美國人,不可能成功地領導美國原子彈工程; 奧本海默如果是中國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領導中國原子彈工程。當初選聘他們的人,錢三強和葛若夫斯(Groves),可謂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對中國社會、美國社會各有深入的認識。

 

　　 民族感情?友情?

 

　　1971年我第一次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見到闊別了22年的稼先。在那以前,於1964年中國原子彈試爆以後,美國報章上就已經再三提到稼先是此事業的重要領導人。與此同時還有一些謠言說1948年3月去了中國的寒春(中文名字,原名Joan Hinton)曾參與中國原子彈工程。(寒春曾於40年代初在洛斯阿拉姆斯［Los Alamos］武器試驗室做費米［Fermi］的助手,參加了美國原子彈的製造,那時她是年輕的研究生。)

 

　　1971年8月在北京我看到稼先時避免問他的工作地點。他自己說“在外地工作”。我就沒有再問。但我曾問他,是不是寒春曾參加中國原子彈工作,像美國謠言所說的那樣。他說他覺得沒有,他會再去證實一下,然後告訴我。

 

　　1971年8月16日,在我離開上海經巴黎回美國的前夕,上海市領導人在上海大廈請我吃飯。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給我,是稼先寫的,說他已證實了,中國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於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蘇聯的極少“援助”以外,沒有任何外國人參加.

 

　　此封短短的信給了我極大的感情震蕩。一時熱淚滿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間整容。事後我追想為什麽會有那樣大的感情震蕩,為了民族的自豪?為了稼先而感到驕傲?——我始終想不清楚.

 

　　 我不能走

 

　　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羅布泊、馬革裹屍的戰場。不知道稼先有沒有想起我們在昆明時一起背誦的吊古戰場文:

 

　　浩浩乎!平沙無垠,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群。亭長告餘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

 

　　稼先在蓬斷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屬的時候是什麽心情?

 

　　“粗估”參數的時候，要有物理直覺；籌劃晝夜不斷的計算時，要有數學見地；決定方案時，要有勇進的膽識，又要有穩健的判斷。可是理論是否夠準確永遠是一個問題。不知稼先在關鍵性的方案上簽字的時候，手有沒有顫抖? 

 

　　戈壁灘上常常風沙呼嘯，氣溫往往在零下30多度。核武器試驗時大大小小的臨時的問題必層出不窮。稼先雖有“福將”之稱，意外總是不能免的。1982年，他做了核武器研究院院長以後，一次井下突然有一個信號測不到了，大家十分焦慮，人們勸他回去，他隻說了一句話：我不能走。

 

　　假如有一天哪位導演要攝製鄧稼先傳，我要向他建議背景音樂采用五四時代的一首歌，我兒時從父親口中學到的： 

 

　　中國男兒 中國男兒 

 

　　要將雙手撐天空 

 

　　長江大河 亞洲之東 峨峨昆侖 

 

　　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黃塵 燕然勒功

 

　　至今熱血猶殷紅 

 

　　我父親誕生於1896年，那是中華民族仍陷於任人宰割的時代。他一生都喜歡這首歌曲。

 

　　 永恒的驕傲 

 

　　稼先逝世以後，在我寫給他夫人許鹿希的電報與書信中有下麵幾段話： 

 

　　——稼先為人忠誠純正，是我最敬愛的摯友。他的無私的精神與巨大的貢獻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驕傲。 

 

　　——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個世紀的友情，我知道我將永遠珍惜這些記憶。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裏多從長遠的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隻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價值的。 

 

　　——鄧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識地前進的。沒有彷徨，沒有矛盾。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選擇他的途徑的話，他仍會走他已走過的道路。這是他的性格與品質。能這樣估價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們應為稼先慶幸!

 

 

第一章 1986，鄧稼先隕落北京

　　

　　1986年6月24日（農曆五月十八），星期二，一個本來十分平常的日子。

 

　　上午，燦爛的陽光讓剛剛進入初夏的人們感到了一絲難耐的熱度。人們發現，坐落在北京街頭的許多報刊亭，往日被小報占據的搶眼位置，這一天卻擺上了《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並很快被人們買走了。也就是這一天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兩彈元勳——鄧稼先”的長篇報道。報道介紹了兩彈元勳鄧稼先為了研製我國原子彈、氫彈等核武器，與愛人許鹿希分別28年，隱姓埋名，艱苦創業，譜寫“精忠報國”新曲的感人事跡。

 

　　這一天的報道，把科學家鄧稼先推到了公眾的麵前。

 

　　鄧稼先和他夫人許鹿希的許多親友手拿報紙，激動萬分。在北大醫學部，不少年輕人一邊揮舞著報紙一邊跑過來說：“許老師，許教授，您看看鄧稼先上報了。”可是等他們跑到許鹿希麵前的時候，卻看見許鹿希在掉眼淚，年輕人奇怪地愣在那裏，被眼前教授傷心落淚的情景弄懵了。年紀比較大一些的親戚朋友，這時也從各個地方打來電話詢問，幾乎都是那句話：“一個人20多年來一點都不知道他幹什麽，現在報紙上突然一下把他造原子彈和氫彈的事情全部宣布出來，太突然了。”還有人問：“鄧稼先這人還在世不在世？”麵對親友的提問，許鹿希的內心充滿了哀傷。她含著眼淚默默地翻看著日曆。明天，6月25日是她的愛人鄧稼先62歲的生日。

 

　　而此時，在解放軍301醫院南樓5層的16病床上，虛弱的鄧稼先正躺著接受輸血。他的生命已經進入最後階段。接近中午時分，外出為鄧稼先購買用品的許鹿希，急匆匆地趕回了醫院。由於天氣比較熱，加上她走得又急，額頭上已經沁出了汗水。快到病房時，她放慢了腳步，抬手貼了貼滿是汗水的額頭，輕輕地走進鄧稼先的病房。

 

　　鄧稼先還在昏睡中。自從鄧稼先住院，特別是進入病危期以後，許鹿希每天都到醫院照顧丈夫鄧稼先，有時連續幾晝夜不睡覺地陪伴。她要在鄧稼先最後的日子裏，陪他走完生命的旅程。20多年來，聚少離多。幾乎沒有機會這樣近距離地照顧他。現在的相聚，雖然令人心酸，但也彌足珍貴。

 

　　一位值班護士手裏拿著《解放軍報》和《人民日報》走了進來。這時，昏睡中的鄧稼先醒了，他看著麵帶倦容的妻子剛要說什麽，許鹿希擺手示意，讓他不要說話。近些日子，晚期直腸癌帶來的疼痛越來越頻繁，把一個高大、健壯、智慧、幽默的鄧稼先折磨得瘦骨嶙峋。鄧稼先的目光又轉移到護士手裏的報紙上，許鹿希注意到了這一細節，她輕輕地握了握丈夫的手，遲疑了一下，轉身從護士手裏接過報紙，慢慢地、輕聲地給他念了起來：

 

　　許多前輩科學家都還記得，本世紀40年代有一段時間，國際上一批傑出的核物理學家忽然“失蹤”了。直到美國爆炸成功第一顆原子彈，這批科學家才又在公開場合露麵。中國也有這樣類似“失蹤”的科學家。鄧稼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所從事的工作，在一段時期屬於國家的高級機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一聲巨響，浩瀚的戈壁灘上冉冉升起了烈焰翻滾的蘑菇狀煙雲。這震撼世界的驚雷向人們宣告：中國人任人欺淩的時代結束了！

 

　　在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後，鄧稼先激動的心情還沒有平靜下來，一件難度更大的工作又落在了他和其他科技人員的肩上——研製氫彈。

 

　　在艱苦困難的條件下，中國人要想用自己的智慧和雙手掌握這些技術，除了黨和國家給予必要的支持外，鄧稼先等人作為直接參加研製工作的科學家，付出了一般人難以想象的巨大代價。

 

　　許鹿希念著，漸漸地，她的聲音哽咽了，在她抬起頭的那一瞬間，她看到，病床上鄧稼先的淚水也慢慢地溢出了眼角。許鹿希放下報紙，輕輕地用手替鄧稼先擦去淚水，此時兩個人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也許是他們握手時太用力了，鄧稼先又感到渾身疼痛，慢慢地，身體在床上扭曲成一團。許鹿希知道，晚期癌症疼痛的頻繁複發，像個惡魔一樣又開始折磨自己的丈夫了。

 

　　這位醫學教授，看著丈夫如此痛苦，自己卻沒有任何辦法，她痛苦地把自己的臉貼在鄧稼先的臉上，她真想大聲地痛哭，但是，她知道，此刻她應該給予鄧稼先的是撫慰。她強忍著沒有讓淚水流出，緊緊地抱住鄧稼先，不停地為他擦著虛汗，安慰著。不知過了多久，鄧稼先的疼痛好像減輕了，扭曲的身體又恢複了舒展。

 

　　許鹿希望著躺在自己懷裏的鄧稼先，她怎麽也不願相信，這個曾經讓東方產生巨響的丈夫會這樣倒下！

 

　　一個多月後，也就是1986年7月29日，著名科學家、兩彈元勳鄧稼先因癌症晚期全身大出血逝世。許鹿希緊緊地抓住丈夫鄧稼先的手，悲痛地說：“你的血流盡了！”在她絕望的哭泣中，丈夫鄧稼先的手慢慢地冰涼了。她不相信地問：“20多年的等候，就是這樣嗎？”

 

　　其實，許鹿希和鄧稼先最後訣別的場麵是我們無法用語言描述的，那種刻骨銘心的悲痛也是外人無法想象的。

 

　　那一年鄧稼先62歲。

 

　　說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人們就會想起鄧稼先，想起他為了國防建設，28年在戈壁沙漠中隱姓埋名的奉獻。但是，許鹿希與鄧稼先28年聚少離多，長時間分居，28年之後，他們夫妻團聚僅一年，鄧稼先就去世的淒美故事，許多人卻不知道。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為了守住一種精神，至今都還過著常人難以想象的簡樸生活。他們的故事讓我們看到，“這個社會還有那麽一批人，他們的靈魂始終像天使一般純潔，他們來到這個世界隻是為了奉獻，隻是為了讓別人活得更好。”

 

 

2007年9月7日的下午，我和第9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醫科大學博士生導師、兩彈元勳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見麵了。在和她見麵之前，我曾多次地想象過這位不尋常的女性應該是什麽樣。

 

　　在一座上個世紀60年代的老式樓房裏，許鹿希接受了我的第一次采訪。

 

　　許鹿希1.67米的個兒，一身淺色的秋裝，一句和藹的問候，讓我感受到這位80歲高齡的老人素雅溫婉的氣韻。從她的言談話語中，我很快就能發現，她獨特的生活經曆，形成了她獨特的氣質，而這獨特的氣質中一定隱藏著許多精彩的故事。她讓我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她自己卻坐在簡易的折疊椅上。談話間，她不時地向我投來溫和的目光。9月初的天氣已經不再炎熱，聽許鹿希談她的愛人著名科學家鄧稼先如何接受製造原子彈任務以及他們最後訣別的情景，至今讓我揮之不去。

 

　　從鄧稼先隱姓埋名在大西北研製原子彈到他有病回京住院，一共28年的時間。這28年許鹿希與鄧稼先天各一方。結婚33年，在一起共同生活隻有5年。從1985年7月31日到1986年7月29日，是她與鄧稼先相處的最後日子。許鹿希說，在最後的一年裏，她的心情非常複雜。等待了那麽久，人是回來了，身體卻垮了，命搭進去了。說這話時，她聲音哽咽著，用手輕輕拭去眼角的淚水。

 

　　在許鹿希的家裏，就是不談往事，你也會觸景生情。在這座老式的樓房裏，一進客廳，首先看到的是鄧稼先用過的一張不大的褐黃色“一頭沉”辦公桌。在這張辦公桌上，鄧稼先曾伏案粗估參數。辦公桌上麵擺放著鄧稼先用過的電話、筆筒。挨著“一頭沉”辦公桌的是一個老式的五鬥櫥櫃，上麵放著一尊半身的鄧稼先紀念塑像。紀念塑像的牆壁上方，是一幅原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親筆題寫的“兩彈元勳鄧稼先”的墨寶。

 

　　客廳的北麵，還是那對老式的蒙布沙發。許鹿希說，70年代，鄧稼先的摯友、科學家楊振寧先生回國來到家裏，就是坐在左邊的這個沙發上，鄧稼先坐在右邊的沙發上。那一天，在這個房間裏，鄧稼先和青少年時代的摯友楊振寧談笑著、歎息著，盡情地敘述幾十年的離別情懷。

 

　　矗立在客廳北麵的三個簡易的木頭書架上，依舊擺放著鄧稼先使用的英文、俄文版核物理書籍以及許鹿希使用的中、英文版醫學書籍，這樣的擺設仿佛在告訴人們他們永遠不離不棄。

 

　　幾乎一切原物未動，房間的擺設仍然定格在鄧稼先去世時的狀態，有所變化的是在每一件物品上我們都能看到許鹿希用紙條寫下的注釋。在客廳的另一方，一個普通的支架圓桌，上麵放著幾個玻璃瓶，裏麵裝著菊花、金銀花。

 

　　從那時到現在，許鹿希一直住在這所老房子裏，半個世紀的時光停留在這裏。樓房外濃密的樹影滲進屋子裏，許鹿希說：“家裏的一切都是鄧稼先在時的模樣。隻有這樣不離不棄，才能感到鄧稼先的存在。”這個房間隨著它的男女主人經曆著時代的變遷，目睹了發生在這裏的所有悲歡離合，目睹了主人的夢想與榮耀。現在，女主人許鹿希仍然忠貞不渝地守護著房間的一切，睹物思人。在這裏，演繹著一段幾近成為絕唱的愛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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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1月28日下午，我比事先約定的時間提前了半小時。在去采訪許鹿希之前，我想，有一年的時間沒見她了，今年已經81歲高齡的老人，給她帶點什麽好呢？想來想去，我還是決定買一束玫瑰花。玫瑰花代表愛情，純潔的愛情之花，最配她。另外，我也了解了，玫瑰花不易引起花粉過敏。我來到花店，這是我常去的一個花店，找到一位熟悉的賣花姑娘，讓她給我挑選了28朵紅玫瑰，配上綠色的幸福草。

 

　　花束紮好以後，當我從賣花姑娘手中正準備接過花束時，姑娘問：“您這是給誰送的？”我告訴她：“是給一位老人送的。”賣花姑娘把她手中的花束又拿了回去，她說：“大姐，你買的不對，老人要送康乃馨或者百合花，怎麽送玫瑰呢？”我伸出的手卻沒有收回，示意她把花給我。我對姑娘說：“我現在去見的這位老人，她的愛人是我們國家自衛武器第一顆原子彈的製造者。”我原以為這位姑娘會被我的話唬住。誰知聽我這麽一說，她驚奇地問：“是鄧稼先嗎？”我說：“是啊，你也知道？”賣花姑娘說：“我爺爺原來是九院的，九院你知道嗎？我是聽我爺爺說的。”這位年輕人一連串的答話很讓我吃驚。看來年輕人也知道我們共和國的功臣。我對賣花的姑娘說：“這位老人家最值得我們送這樣的花給她。”姑娘若有所思地把花束還給了我，又問：“為什麽是28朵紅玫瑰？”

 

　　“28年豔如玫瑰的愛情！”

 

　　我在她詫異的目光中，捧著花束離開了。因為比約定的時間到得早，為了能讓老人多休息一下，我來到許鹿希家門前的一個古色古香的亭子裏，想在這裏等時間到了再按門鈴。誰知這時刮起了大風，枯葉被大風吹來刮去。我趕緊把提包放在亭子裏的木欄上，用手臂緊護著玫瑰花束。在亭子裏站了一會兒，大風似乎沒有停止的意思，我怕把花吹壞了，決定趕緊進入老人的家裏。

 

　　當我按響門鈴時，我的心有些忐忑不安。然而，在我站在老人的麵前，老人卻溫和地笑著說：“我已經等你有一會兒了。”許鹿希看見我帶來的紅玫瑰先是不安地說：“太客氣了。”接著好像明白了什麽似的：“這麽鮮豔，這麽多的玫瑰花。”當我告訴許鹿希是28朵紅玫瑰時，許鹿希說：“寓意深刻啊！”我把帶來的紅玫瑰放在一進門的桌子上， 轉身看了看鄧稼先的塑像，他好像在看著我們兩個人笑呢。

 

　　自從第一次采訪了許鹿希之後，我就從內心對她產生了一種敬意。這並不隻是因為她是愛國人士許德珩先生的女兒和鄧稼先的夫人，而是我覺得她的確有許多值得我們尊敬的地方。我印象深刻的是許鹿希經曆了很多事情，她所接觸的許多人也是聲名顯赫，但是當我和她交談並向她提問時，我卻感到她不僅記憶力非常強，而且回答問題非常認真，語氣又是那麽溫和。

 

　　交談中，她會不時地問：這件事情你知道嗎？那個人你認識嗎？當我說不知道時，她會不厭其煩地告訴你事情的來龍去脈。采訪開始前，我怕提起往事讓她難過，就和她說些不打緊的話。就是這些不打緊的話她也認真回答。當她知道我出生在四川綿陽時，我看到她的眼裏有喜悅的光芒。四川綿陽是核工業部九院的所在地，鄧稼先曾經在九院當院長。綿陽也是許鹿希牽掛的地方。她緊接著問我：“你在綿陽長大嗎？”我說，我出生在四川綿陽，小的時候隨當兵的父母走南闖北。當她知道我的父親參加過抗美援朝時，不停地說：“也是經曆過大事件的家庭。你也是經曆過我們國家變遷的人，希望我們的交談能夠互相理解。”看來，老人從一開始就對我有期待，這期待是能夠跨越代溝的相互理解。

 

　　2008年對許鹿希的多次采訪都是在初冬進行的。每當我走在許鹿希家門前那落滿枯葉的小路上，都會情不自禁地放慢腳步，仿佛要丈量出28年的每一天。春夏秋冬，深沉的愛浸潤著許鹿希一生的時光。這時光中，28年的等候是寂寞人生，卻也豔如28朵紅玫瑰。

 

 

第二章 我跟他可能是前世的姻緣

　　

　　在許鹿希的家，我曾長久地凝視著一張照片，那是許鹿希和鄧稼先的結婚照。這是一對麗人，他們的神態是那樣地默契，他們的家世、個人的特質、長相是那樣地般配。

 

　　從他們個人來說，兩人都屬於各有特點之人。結為連理又互相補充。在漫長的人生之路上，他們共同點燃了不滅的生命之光。

 

　　許鹿希與鄧稼先認識，是1946年她考上北京大學醫學院後，在北京大學醫學院上物理實習課時，鄧稼先恰好是北京大學物理係的助教，醫學院物理課的實習課是鄧稼先教。那時的學校，師道尊嚴非常突出，大學的老師都不苟言笑。作為助教的鄧稼先，年齡上與學生比較接近，性格又比較開朗，給學生們留下的印象很好。

 

　　許鹿希說，鄧稼先是1924年出生的，我是1928年出生的，他比我大4歲，我上大學一年級的時候，他已經畢業了。我們常常因為有些課的內容教授講得太快或者是聽不全，就攢下來在上實習課時問鄧稼先，鄧稼先講得非常仔細，非常透，他到底還是比較年輕的助教，容易理解學生哪裏不懂，輔導我們時也能對症下藥。另外在上物理實習課時，怎麽用儀器都要求非常嚴格，如果大家不會鄧稼先就手把手地教。

 

　　那個時候的北京大學醫學院，女學生不多，開始的時候有一些人在私下議論，覺得許德珩是北大的著名教授，是不是許鹿希沾她父親的光才考上北大的。

 

　　年輕的許鹿希受家庭的熏陶，書卷氣極濃，在她不善言談的外表下，有一股子特別好學上進的精神。她可以在考試題很難、很多同學考試很糟的情況下，還考98、99分，學習成績非常好。幾次考試之後，同學、老師們就知道了這個不善言語的女生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進入這所學校的。由於許鹿希的物理課和其他功課都很好，這也引起了鄧稼先的注意。

 

　　許鹿希提起這段往事回憶說，鄧稼先那時候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所以我很願意聽他的課。他對我的印象也不錯，我提問時他也非常耐心地解答，可是那個時候大學不允許談戀愛，不允許結婚。雖然我們彼此都對對方有好感，但我們還是師生關係。他對班裏的其她女生也很好，對她們的提問也非常耐心。

 

　　醫學院是七年製，1953年許鹿希畢業的時候他們結婚了。有人說他們倆是青梅竹馬，可是許鹿希說，他們不算是青梅竹馬，因為她是上大學了才跟鄧稼先本人認識，不過，鄧許兩家有很長久的關係，是世交。

 

　許德珩是北京大學的教授，鄧稼先父親鄧以蟄先生也是北京大學教授。他們是在北京大學的環境中就認識的，而且兩家早有來往。鄧稼先的母親非常賢惠，很會做菜，所以鄧以蟄先生家裏經常請客。許鹿希說，鄧家請客的時候請我父親和母親去，可是那個時候我父親母親去鄧家吃飯、聊天不帶我去，一方麵我很小，另外我小時候身體很不好。鄧稼先家裏除了他的父親鄧以蟄跟我父親是同事以外，鄧稼先的姐夫鄭華熾也是北京大學物理係的教授，曾經做北大和師範大學的教務長。他比鄧稼先大20歲，鄭華熾教授跟許鹿希的父親許德珩很熟，解放前他們都住府學胡同北大的平房宿舍，許家和鄭家是隔壁。

 

　　許鹿希說，我母親和我父親在鄧稼先很小的時候見過他。因為鄧稼先是他家裏4個孩子裏第3個，他有兩個姐姐，大姐比他大10歲，二姐比他大8歲，他和弟弟之間差6歲。他在家裏頑皮得不得了。一次，我母親從他家裏回來就笑說，鄧家這個男孩子簡直頑皮，家裏請客兩個姐姐都是穿得整整齊齊招待客人，鄧稼先卻坐在家裏大門的門框上望，誰一來，他就報誰誰到了。我父親、母親到他家去，他嘴裏不停地喊著：許伯伯、許伯母到！腳一蹬，門就開了，他再從門框上跳下來把我父親、母親讓進去，又跳到大門框上在那兒看。他是那種無拘無束的調皮搗蛋的孩子。

 

　　鄧稼先，1924年出生於安徽懷寧縣。 1936年，他考入崇德中學，與比他高兩級的楊振寧成為最要好的朋友。1947年鄧稼先通過了赴美研究生考試，進入美國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學研究生院學習。由於他學習成績突出，不足兩年便讀滿學分並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此時的鄧稼先隻有26歲，人稱“娃娃博士”。

 

　　聽著許鹿希的講述，我問：“鄧稼先之所以成為娃娃博士，是否得益於這種很寬鬆的家庭環境？”

 

　　許鹿希點頭說：“他父母對他非常愛護，約束的也不是很緊。他的父母對人很寬厚、很恬淡，孩子們的性格能充分發揮。他父親鄧以蟄教授書法寫得非常好，有時候寫一幅字，拿到榮寶齋馬上就賣掉了。”

 

　　鄧稼先是1948年去的美國，1948、1949年在美國學習。到美國學習之前已經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領導他的人叫袁永厚，解放以後曾經是北京工業局的領導，和鄧稼先是非常好的朋友。1948年鄧稼先到美國去的時候，袁永厚說很快天就要亮了，你先別走。鄧稼先說，將來國家建設需要人才，我學成以後一定回來。鄧稼先到美國去學習那會兒他和許鹿希的關係雖然沒有挑明，但是彼此已經是人在等，心也在等了。

 

　　有一張鄧稼先在美國普渡大學戴著博士帽回頭的照片讓我很好奇。我想，也許那一刻，年輕的博士聽到了新中國誕生的消息，他仿佛感受到了母親的召喚，同時也希望遠在祖國的姑娘能看到他學成歸國的英姿。

 

　　在美國期間你們通過信嗎？我看著照片問許鹿希。

 

　　許鹿希笑了笑說：“沒有通過信，那個時候整個中國處在黎明之前，人們都在期盼新中國的到來。”

 

　　我有些刨根問底：“走之前為什麽沒有確定關係呢？”

 

　　許鹿希沉吟片刻：“關係沒有特別明確，因為那時候醫學院課程也很緊。另外醫學院女生比較少，男生很多。”

 

　　“男生很多？”我重複著這四個字。我在想，如果那時候許鹿希和別的男生結合了，她的命運又該是怎樣的呢？許鹿希好像看出了我的想法，笑著說：“我跟他可能是前世的姻緣，今世繼續吧。”

 

　　我緊跟著追問：“回來以後又怎麽接觸的呢？”

 

　　問她的同時，我把照片放到了許鹿希的手上。許鹿希用手輕輕地撫摸著照片說：“回來以後彼此接觸就比較多了，恰好他的大姐家也是住的北京大學教授宿舍，我父親家也是住的北京大學教授宿舍，兩家來往很密切。那一段時間他父親身體不太好，經常有病，他們就找我去給他打針，看一看什麽的，這樣來往就比較多了。”

 

　　鄧稼先的姐姐在回憶鄧稼先和許鹿希的結合時這樣說：

 

　　“稼先已20多歲，朋友們為他介紹女朋友。北大一位同事為他介紹一姑娘，見麵後，我問他姑娘如何，他回答我‘擦那麽多脂粉，差點兒把我熏跑了’。北京大學有一宿舍在府學胡同，住了20多家老師。大家相處和諧，大院各家沒有圍牆，天天可以見麵，孩子們在院子玩耍，十分和氣。解放後，大家各奔東西。那時我和許德珩先生的住房緊鄰，許伯母勞君展先生和我常見麵，她是法國留學生，專長數學，在大學教書，為人和藹可親。那時稼先常到我家吃晚飯，所以許伯母見過他。許伯母見稼先一表人才，知道他教書很認真。許伯母有一女兒叫許鹿希，學醫。我和稼先說勞君展先生很看重你，是否你班上有一女生叫許鹿希？他回答我班上有兩個女生，一個叫周北凡，一個叫許鹿希，這兩個女生在班上功課都很好。經過我和許伯母勞君展先生促成，稼先和許鹿希成為終身伴侶。”

 

　　一個是赴美留學歸來的青年才俊，一個是溫婉聰慧的女大學生。鄧稼先、許鹿希，這對令人羨慕的學者情侶於1953年結婚, 他們的主婚人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教授。那年鄧稼先29歲，許鹿希25歲。

 

　　——你們那個時候結婚是什麽樣的？

 

　　許鹿希溫和地對我說：“我們結婚的時候，也沒有坐花車，或者跟現在一樣坐著很排場的汽車被丈夫接到婆家。那個時候剛剛解放，形式上的東西都打破了。就在大概有七八十平方米的一個教室裏，請一些同事、朋友，大家唱唱歌，吃點兒糖，吃點兒點心，還不是點心，就是那種小餅。”

 

　　許鹿希說：“那時候的人都很簡單，沒有披婚紗，大家在一起高興高興，唱唱歌，念念詩，互相之間玩玩遊戲，開心一下，祝賀祝賀，就是這樣，比開會要輕鬆的，然後互相逗逗趣這樣一個儀式。大家很自由的，也還是很熱鬧。”

 

　　說到結婚照，我知道，是鄧稼先和許鹿希並排照的那一張簡單的結婚照，也是我多次長久凝視的那張麗人照。照片中一男一女穿得很整齊，是那種中規中矩的樣子。許教授說，不是後來的這種披著滿頭都是花，戴的都是丁零當啷的。那個時候不時興那麽複雜的婚禮。

 

　　采訪中，鄧稼先、許鹿希當時戀愛的情景也是我很想知道的。

 

　　——您那時候跟鄧稼先戀愛的情景現在還記得嗎？

 

　　許鹿希點點頭：“記得。沒有現在這麽多的花樣。那時候禮拜六都在上課，也就是禮拜天有空，都是騎自行車出去玩，他的車技很好，我也很會騎車，我們就騎車到處玩。坐公共汽車也可以，不過，到郊外很多地方沒有車。”

 

　　我又問：去哪兒玩呢？

 

　　“有地方啊，我們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複興門外的公主墳，那時候公主墳是一個很荒涼、人很少的地方。不像現在，車水馬龍的。在公主墳附近有一個叫什坊院的地方，那個地方解放前醫學院有一個醫療站設在那裏，實際上是我們地下黨人會麵的地方。醫療站給當地老百姓看病，或者是打一些預防針，我們經常去那兒。有時候我跟鄧稼先兩個人騎著自行車帶點吃的，一邊溜，一邊唱唱歌，找一個有樹蔭、涼快一點的地方坐坐，聊一聊天，吃點東西，然後兩個人再回來。

 

　　“或者就是到公園玩，那時候經常去頤和園劃船，冬天到北海公園去滑冰。

 

　　“說到滑冰，現在五六十歲的人都還記得，那時的北京，天氣比現在冷多了。愛滑冰的大人、孩子們一到冬天就自己開始做冰車、冰鞋。那時候，能夠滑冰的地方也很多。”

 

　　——您也喜歡滑冰？

 

　　許鹿希點點頭：“鄧稼先滑得非常好，裏八字、外八字都會。跟他去滑冰也不覺得冬天有多冷了。在冰場滑著滑著渾身就熱起來，感覺整個人都變了。那時候年輕，工作也沒有那麽忙碌，生活真是快樂啊。”說著，許鹿希的聲音似乎提高了：“五六十年代沒有像現在這樣，年輕人玩的東西特別多，可是我在他的帶動下，每天的日子都很充實。鄧稼先這個人是很活潑的，他很會玩，遊泳遊得可以在水上漂，遊得不快，能漂得起來。結婚以後我們經常逛廠甸，那是快過春節的時候。他最拿手是抖空竹，抖得非常棒，我們買的空竹是兩頭大、中間細的最經典的空竹。還有一種是，一頭是小細疙瘩，一頭是大疙瘩，那種也很好玩。

 

　　“有一年春節，我和他帶著孩子去逛廠甸廟會，人真多呀，走著走著，我和他突然分開了，我著急，就喊他和孩子的名字，他聽見我在喊他，為了讓我能看見他和孩子，他就讓孩子騎在他的肩上，我一眼就看見了，拚命地擠過去。擠到他跟前時，他使勁地笑，我問他笑什麽，他說看見我剛才往這邊擠的樣子很著急，很可笑。還說給你買個空竹安慰一下吧，後來我也學著抖空竹，不過，怎麽學也不如他抖得好。”

 

　　——他經常抖給您看？

 

　　“對，那時候經常給我抖著玩。特別是在家裏經常抖，挺有本事的，我也不知道他怎麽學的。家裏人看我們下班後就出去玩，也覺得我們跟小孩子似的。”

 

　　許鹿希說她自己不愛玩，可是鄧稼先愛好卻挺多的。他還特別愛彈球。

 

　　許鹿希用手比劃著說：“就是那個小玻璃球，在地下挖幾個小坑，把那個小玻璃球彈到挖好的那幾個小坑裏。我不愛玩，女孩子從來不玩。他的老師也彈得挺好。後來他又喜歡打乒乓球，我打乒乓球不行，他打乒乓球很厲害。為什麽他厲害？因為他是左撇子，他拿左手打乒乓球，他那麽一抽對方接不著。他的性格非常開朗，是一個非常活潑的人。”

 

　　在和許鹿希聊這一段時，天已經黑下來了，我們沒有開燈，外麵的燈光照進屋裏，隱約地能看見對方的表情，就這樣在光線昏暗的屋內繼續追憶著那已經遠去了的故事。雖然隻是美好的回憶，但是我能感覺到，他們的過去已經存儲在了她的記憶中，時間無法攔截那美好的記憶。回憶過去，她內心依然充滿幸福。

 

　　似乎要探尋秘密一樣，我繼續問：鄧稼先愛唱歌嗎？

 

　　許鹿希說：“愛唱歌，他唱得不是很好。如果說他愛唱歌的話，常常顯擺的是什麽？他能拿德文唱《歡樂頌》。《歡樂頌》最經典的是德文，英文是後來才翻譯的。《歡樂頌》最後是合唱，他經常拿德文唱，他一邊唱一邊問我，你會嗎？剛開始我還回答他，我不會，我不懂德文，我知道那個調。可是他每次唱得很好的時候就要問我，你會嗎？後來我就不回答他了。鄧稼先用德文、俄文、英文唱《歡樂頌》都很不錯，三種語言都會。”

 

　　“用三種語言唱《歡樂頌》？”

 

　　可能是我的聲音突然提高了，許鹿希停下了她的回憶，她的目光又移向了窗外，輕輕地誦著：

 

　　“歡樂女神聖潔、美麗，燦爛光芒照大地，我們心中充滿熱情，來到你的聖殿裏，你的力量能使人們消除一切煩惱，在你的光輝照耀下麵，人們團結成兄弟。”

 

　　《歡樂頌》以其宏大、輝煌的音樂魅力，以其高尚、恢宏、具有號召力的詞句在世界音樂史上獨樹一幟，在流傳近兩個世紀後的今天，仍然那樣具有感染力，仍然讓人在歌聲中振奮。這是為什麽？因為它的音樂和詞句結合得幾近完美，它是世界上兩個相知人的心聲的完美合成。

 

　　《歡樂頌》並非單純的歌曲，它出自德國作曲家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而《歡樂頌》的歌詞則取自德國偉大的戲劇家、偉大的詩人席勒的詩作《歡樂頌》。貝多芬成長的年代正是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時代，貝多芬深受“自由、平等、博愛”思想的影響，譜寫了大量具有時代氣息的優秀作品。革命者倡導全人類團結友愛、和平自由，席勒的《歡樂頌》正是這種思潮的典範。貝多芬在交響曲中進行大膽的嚐試，將席勒的詩作放在自己的作品裏，經過6年的艱苦創作，終於在1823年完成了他的《第九交響曲》。1824年5月7日在維也納首演時，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受到觀眾連續5次的鼓掌（按當時的慣例皇族出場才鼓掌3次）。

 

　　當貝多芬看見觀眾為他熱烈鼓掌時，感動得流下了熱淚。可能就在此時此刻，他意識到，他將痛苦留給自己，把歡樂留給人間的偉大使命即將完成了。

 

　　這一切與鄧稼先多麽相似，把痛苦留給自己，把和平、歡樂留給人間。這一切與許鹿希多麽相似，把痛苦留給自己，把自由、歡樂留給他人，留給愛人。

 

　　鄧稼先是個極愛自由和空間的人，他最喜歡的還是京戲。許鹿希說：“他愛唱戲，愛聽戲。我們那時候也經常去劇院看戲，他有時候學京戲，捏著細嗓子學梅蘭芳唱，學得挺像，尤其是《蘇三起解》唱得非常好。”

 

　　在和許鹿希多次的交談後，我注意到，我們的話題很容易就回到過去的歲月。

 

　　——“那您喜歡什麽呢？”

 

　　許鹿希說：“我開始不喜歡京戲，可是稼先對京戲的熱愛，也把我帶出來了。我聽不懂，他就坐旁邊一句一句給我說詞，後來的京戲在戲園子牆上有詞了，我邊聽，邊看牆上的詞，就這樣，聽懂了以後就覺得很有意思了。”

 

　　許鹿希對鄧稼先的信任和依賴，不時在言語中流露：“那時工作之餘有好戲都去聽。常常到一流的劇院去看一流的京劇、芭蕾舞。那個年月，開始票很貴的時候，看的人少，票沒有問題，想看去買票就是了。後來票比較便宜了，看戲的人多了，戲票就不好買了。鄧稼先就到劇場的門前去等退票。鄧稼先等退票本事大極了，可有水平了。他手裏拿著錢，觀察著來往的行人，看過來人臉上的神色，他就知道這人退不退票。有時候他把錢就拿在手上，看著有退票的人來了，他就馬上過去先把錢給人家，然後再接人家手上的票。”

 

　　多才多藝的鄧稼先經常帶著許鹿希從劇院出來，在銀色的月光下一邊散步，一邊惟妙惟肖地扮青衣唱一出《蘇三起解》，一對多麽浪漫的恩愛夫妻。他們的性格雖然不太一樣，鄧稼先喜歡動，許鹿希喜歡靜，但是他們卻生活得如膠似漆。

 

　　回憶起那個時候的幸福時光，許鹿希說：“鄧稼先總能有意無意地為家人創造這種幸福感。”

 

　　在《鄧稼先傳》裏有這樣一段描寫：

 

　　有時晚上不出去，在家裏的時候也有一種很別致的生活情趣。他喜歡在妻子麵前吹噓自己的英文好，知道的詞匯多。他不是在昆明時就背過牛津字典嗎，何況以後又在美國學了兩年。他要妻子考她，就像用鐵槌敲打火石一樣，想用這撞擊出的火花在妻子麵前過一過驕傲的癮。許鹿希也來了精神，問他“河馬”怎麽說，他立刻答出來了，又問“斑馬”怎麽說，他又隨口答出來了。妻子覺得難不住他，忽然想到了“麻醉”，真奇怪，他連這樣的詞都會。妻子覺得他是不簡單，開始真的動起腦筋來，就像跑到深山老林裏去尋找奇花異草一樣，另一條思路被打開了，她要找生僻的醫學名詞作為奇兵。她歪著腦袋眼睛下視牆角，突然問道：“‘視網膜’怎麽說？”“視網膜？”稼先一愣，隨即哈哈大笑起來。他用笑聲表示了自己的失敗。

 

　　許鹿希和鄧稼先喜歡菊花，“特別是菊花那種自由、散淡、無拘無束又迎風傲霜的性格讓人心存敬意”。

 

　　有一次，鄧稼先知道頤和園有一個菊花展覽還可以去看，4點鍾會開完了，他又趕緊叫上許鹿希直奔頤和園。那天他們倆拚命地往頤和園趕，趕到那兒，菊花展覽室剛好要關門。對於執著的人來說，困難是一定能克服的。如果遇到這種情況，他們就跟辦展覽的管理人員求情、磨蹭。什麽也經不起磨呀，辦展覽的管理人員也隻好讓他們進去了。那一天，菊花展覽破例為他們延長了一小時。有的時候，一個什麽展覽關門了，實在磨不進去，他們幹脆就在公園裏走走。特別是頤和園，是他們經常去的地方。萬壽山上是他們經常眺望的好地方。站在萬壽山上眺望昆明湖，讓人浮想聯翩。

 

　　結婚後，鄧稼先一家人住在中關村的科學院宿舍。許鹿希每天乘坐的31路公共汽車乘客稀少，最近的車站離家也有兩站路之遙。每到晚上，鄧稼先總是騎著自行車到車站接她。特別是到了秋天，當她從31路公共汽車走下來時，不遠處稻田裏傳來的青蛙歡唱聲，又會讓人想起“稻花香裏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的詩句。

 

　　許鹿希和鄧稼先都非常喜歡月亮，尤其喜歡那一彎新月，他們覺得那一彎新月簡直令人如醉如癡。一個仲春的夜晚，他們從人民劇院看戲出來，拂麵而來的晚風帶著丁香花的味道，許鹿希知道，鄧稼先最喜歡丁香花。她對鄧稼先說，我們去看看，哪裏的丁香花這麽香。這一對年輕人就這樣尋著花香在月光下相依而行。許久，鄧稼先說：“我們如果永遠這樣多好。”聽著愛人的話語，許鹿希覺得一種幸福感湧上心頭。她也在想，時間的長河上是否能夠永遠倒映出他們快樂的身影？

 

　　許鹿希說：“我的性格比較安靜，並且我不太活潑，不太鬧的，是比較內向的。鄧稼先他是待不住的，一有點時間他就願意去玩，他喜歡爬山、逛公園、聽京戲。”

 

　　我說：“那他的這種愛好您也就隨著他了？”

 

　　許鹿希說：“我當然是跟著他了，他說去爬山我也跟著去。”說話時，我看到許教授的臉上出現了隻有在戀愛時才有的神情。

 

　　我問：“生活中，一般都是男主外，女主內，你們有什麽分工嗎？”

 

　　“在家裏鄧稼先一般都是聽我的。”

 

　　——“你們結婚時有沒有山盟海誓？”

 

　　許鹿希回答：“對於我們來說不需要山盟海誓，因為我們兩家老人之間都是多年的好朋友，都是北大教授。所以，兩家本身的背景相同，互相之間的交往又都很深，我和鄧稼先互相也很欣賞對方。怎麽說呢，互相就覺得彼此是可以托付一輩子的。”

 

　　又是一個初冬的黃昏，和許鹿希聊了一個多小時之後，我問：跟鄧稼先認識到談戀愛，他哪方麵吸引了您？

 

　　許鹿希沒有猶豫地告訴我：“這個人很正直，很正派，很踏實。”許鹿希一下用了三個“很”字。我沉默了。是啊，既然看到了他身上有這些難得的品質，就是知音的征兆，聰慧的女性受到了這種征兆的感召。許鹿希說：“他教過我們課，我們很多同學都是這樣認為的，他不偏愛人，有的教員對那些穿得比較闊的孩子很殷勤，對一般的就不怎麽樣。他不是這樣，鄧稼先是一視同仁，有什麽問題就認真地教，他的態度讓你覺得，他非常想讓你懂。我們有些問題問他，他說一遍我們還不懂，他就會耐心地繼續給你講解，從另外一個角度再講，直到你懂得透徹了為止。他這樣教學生，老師、學生就知道他心地非常好，為你著想。你想想，教員這麽講課多累啊，不管什麽人問，態度都這麽好，讓你覺得他心裏是很善良而且對人很誠懇的，這一點很好。從我上大學物理實習課時，也就是1946年認識他，到1986年他去世，前後40年，這40年裏他最最主要的一個特點就是他很純樸，很正直，這個人心地很善良，沒有什麽鬼點子，所以你覺得他是一個真誠的人，他不管對人、對事業、對國家都很真誠，真誠的人你就會覺得很可愛，不是奸猾的人，這一點你可以理解嗎？”

 

 

 

第三章 老鄧一家親

　　

　　孩子是生命延續的唯一證明。有了孩子，才稱得上是真正地過日子，過那種高高興興上班來，平平安安回家去的日子。

 

　　1954年10月，鄧稼先和許鹿希有了一個女孩，1956年11月，又有了一個男孩。兩個小寶寶的先後到來，給這一對搞科學的夫婦，增添了另一種歡樂，一個熱鬧而有趣的小家庭出現了。

 

　　鄧稼先和許鹿希的工作雖然比較忙，但是，鄧稼先非常喜歡孩子，他隻要有點空就把小孩弄出去玩，他騎自行車的車技非常好，他就把這兩個小孩——那時候都比較小，3歲多一個，1歲多一個——都放在他自行車前麵的大梁上坐著。小的坐前頭，大的坐後頭。他這時候就一手扶著車把，一手照顧著孩子，然後就騎著車繞圈。他可以騎得很快很快，小孩的臉被風刮得紅紅的，風嗆得孩子直咳嗽，可是孩子們特高興，覺得非常好玩。每當這時候許鹿希就在旁邊開心地笑著，直到孩子咳嗽得厲害了才叫他們停下來。

 

　　小孩子有時玩得忘了回家是常有的事。特別是兒子平平常在天完全黑下來時出去抓蛐蛐、逮青蛙，弄得滿身泥土回來，許鹿希自然要隨口說上幾句。鄧稼先總是說，孩子嘛，不要管得太死，我小時候也是這樣的。鄧稼先不僅不怪罪兒子，還不斷地向兒子介紹經驗。

 

　　每逢年節，父子兩人還站在曬台上放二踢腳，比賽看誰甩得遠、甩得高、甩得準。許鹿希說，那時候他們住在北京西郊很普通的一所樓房裏，房子的周圍，一片空曠，可以在四層樓上望到10公裏外新街口的地方。他們爺倆兒放的鞭炮在天空中炸響，沒有被高牆遮擋所產生的發悶的聲音，因此清脆嘹亮，響徹雲霄。這使他們心神非常暢快，往往到很晚還不肯收手。

 

　　許鹿希說：“他就是這樣，已經當了爸爸，也跟孩子一樣，他永遠是成人沒成年。”

 

　　他們兩人的工資收入不低，生活蠻不錯，星期天就帶著孩子們輪流到兩家老人那裏去玩。鄧稼先是個孝子，工作之餘，他最喜歡的就是陪父親喝酒。那時候五糧液、竹葉青、茅台還沒有那麽貴，所以他都喜歡喝。許鹿希說：“那時候茅台不容易買到，要拿我父親的酒票才可以買到茅台。買到茅台以後，他就把酒揣在兜兒裏，回到北大他父親家，他跟他父親兩個人對著喝，家裏炒一點小菜。他們父子倆把酒瓶往桌子上一放，相對而坐，然後把酒倒出來你喝一杯我喝一杯，茅台是白瓷瓶子的，看不見嘛，兩個人拿著搖，聽裏麵還有多少，然後這個說還有一些，我再喝一杯，你不許喝了，那個說，那我還喝一杯，又晃，父子兩個人一邊聊天，一邊喝。

 

　　“每到那時候他父親興致就來了，就給他講古時候的故事，因為屋裏掛了一些古代的畫，這個畫是誰的，那個畫是誰的，這個是誰寫的字。老人家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鄧稼先聽得也來了興致，他一邊聽著，一邊咂摸著酒味，還不停地叫好。他父親看他聽得入迷，就乘機多喝，不過他們不會喝醉。”

 

　　要照顧家庭，還要工作，許多夫妻間的生活跟結婚前比都會有一定的差距，也許這種差距是無意的。但是他們卻認為人生短得很，能和心愛的人時刻相伴，是一種莫大的福分，應該好好珍惜。工作和生活是他們人生的兩個支點。生活安排得興趣盎然，工作也是相互促進。許鹿希在醫學院的工作除了授課以外，業務研究方麵也不斷有新成果。

 

　　鄧稼先在大家的眼裏更是出類拔萃。1956年4月，鄧稼先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1956年4月22日的《人民日報》第一版上，刊登著一條消息，標題是：一批科學工作者加入中國共產黨。“據新華社21日訊   中共中國科學院機關委員會今天在北京舉行大會，接收了北京區各研究單位的35個研究人員和工作人員入黨。”在這批新黨員中，就有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員鄧稼先。

 

　　許鹿希在1950年上大學期間加入了共產黨，用那時候的話說，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讓這一對搞科學的夫婦又多了一層同誌關係。

 

　　1958年8月的一天， 34歲的鄧稼先被選為中國研製第一枚原子彈的主攻手。

 

　　也就是這一天，他自己的人生軌跡以及他家人的生活都發生了重大轉變。

 

 

第四章 進入寂寞人生

　　

　　說起婚後的5年，許鹿希仿佛又回到了那幸福的時光：“那是5年真正快樂的日子。”

 

　　星期日，一家四口常常帶上麵包、包子、北冰洋汽水到頤和園一玩一整天。頑皮的鄧稼先從不在浴場遊泳，通常是把租船劃到一個隱秘的地方，才下水“遊野泳”。冬天，鄧稼先把兒子馱在肩上帶一家人逛廠甸廟會，邊逛邊露一手“絕活”——抖空竹，不光能抖兩頭一樣沉的，還能抖一頭大一頭小的，抖出很大的聲響，並且甩出去，再接住。

 

　　許鹿希說，他是一個非常快樂的人，跟他在一起比較輕鬆，他的喜好也比較寬廣，不是無聊、沒有趣味的人。他是一個事業有成的男人，也是一個會享受生活的男人。說到這裏，許鹿希的目光投向了窗外，長長地一聲歎氣。

 

　　至今，許鹿希都不能忘記1958年8月盛夏的那一天，隨著鄧稼先工作的突然轉變，他們進入了寂寞人生。

 

　　1958年8月，新中國誕生快9年了。那是盛夏的一天，鄧稼先回家比平時晚了些。他進家門時，4歲的女兒典典正和兩歲的兒子平平玩耍，一切和平時一樣，許鹿希隨口問了一句：“今天怎麽晚了？”他隻點了點頭，沒有回答。鄧稼先草草吃過飯，沉默地坐了一會兒，就獨自上床休息了。在床上，他翻來覆去，怎麽也睡不著。其實此時在他身邊的許鹿希也難以入眠。

 

　　許鹿希回憶：記得那天晚上，天上的月亮又圓又亮，這樣的夜晚是我和鄧稼先都喜歡的。以往無論工作多累，我們都要出去走走，那種在月光下散步的感覺非常好。可是那天晚上鄧稼先早早地就要休息，我也隻能隨他。但是我們很久都不能入睡，特別是他，不斷地翻身。我透過窗戶看到月亮已經到了夜空的正中間，說明已經是午夜時分了，我注意到他也在望著窗外的月亮。又沉默了一會兒，我有些沉不住氣地問他：“你今天是怎麽了？”聽我這麽問他，他幹脆坐了起來靠在床幫上，他輕輕地把一隻手放在我的手上，眼睛卻看著外麵的月亮說：

 

　　“我要調動工作。”

 

　　我問他：“調哪兒去？”

 

　　他說：“這不能說。”

 

　　我又問：“做什麽工作？”

 

　　他說：“這也不能說。”

 

　　我說：“你給我一個信箱的號碼，我跟你通信。”

 

　　他說：“這不行。”

 

　　反正當時弄得我很難過。我那時30歲，他34歲，孩子很小，我又不知道他幹什麽去，可是他態度很堅決，他說他如果做好這件事，他這一生就活得很有價值。聽他這麽說，我當時就感覺到他已經下決心了，後來他突然又說了一句：“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

 

　　他說這話時我哭了，我問：“你幹嘛去，做什麽事情要下這個決心？”

 

　　他不正麵回答我，卻說：“家裏事情我都管不了了，一切都托給你了。”

 

　　我了解他，他下了這樣的決心，一定是不能改變的，他要去幹的事情也一定是不簡單的事情。

 

　　許鹿希說，那天晚上，她和鄧稼先都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

 

　　許多人都經曆過不眠之夜，有些人經曆的是痛苦的折磨，有些人經曆的是興奮的折磨。折磨鄧稼先的既是痛苦又是興奮，而折磨許鹿希的是痛苦和擔心。但是，她還是回答了他一句，她說：“我支持你！”

 

　　就是為了這句話，許鹿希做出了一生的奉獻。

 

　　接受任務那天以後，鄧稼先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從不喜歡照相的他帶著妻子、四歲的女兒、兩歲的兒子到照相館照了一張相，毫無疑問這就是他留給親人的紀念吧。

 

　　丈夫就這樣突然地從身邊消失了，做什麽事情不說，也不讓問。原來1958年8月的那一天，是錢三強先生把鄧稼先叫去了。那時候錢三強是核工業部的副部長兼原子能所的所長。那天他把鄧稼先叫去說：“國家要放個大炮仗，調你去做這個工作怎麽樣？國家要放個大炮仗你說這炮仗得多大？”鄧稼先馬上就明白了這是要放原子彈，調他去參加原子彈的製造工作。鄧稼先當時惶恐地說：“我能行嗎？”

 

　　許鹿希說，錢三強跟鄧稼先談的時候，實際上他們已經決定了，這是調令呀，不是說征求你個人意見。那個時候，組織紀律觀念在人們心中自然很強。向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鄧稼先當然也是無條件服從調動。

 

　　從那一刻起，即使對鄧稼先本人，他的三種人——生活的人、體驗的人、聲名的人——大部分都要被剝奪。他的一切都將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他沒有個人的行蹤，他不能發表學術論文，不能公開作報告，不能出國，不能與朋友隨便交往，工作成績再大、功勞再大都將無人知曉。許多親朋好友無法尋覓他的蹤跡，妻子許鹿希也不知道他的去向，隻知道他在執行著一項異常重要的任務，甚至到死也隻能默默地離開。

 

　　然而，當時任中國科學院原子能所副研究員的鄧稼先接到要他參加核武器研製的命令後，又是興奮又是緊張。以身報國，是他去美國留學時就下的決心。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許鹿希說：“實際上自從錢三強把他找去通知他調工作，大約有一年的時間工作地點就是從中關村調到花園路，並沒有離開北京，甚至都沒有離開海澱區。一年中，鄧稼先白天消失，晚上很晚又神秘地回來，可是工作性質完全改變了。原來在中關村科學院可以發表文章、做報告，一點都不保密。當時核武器研究院叫做九院，調到九院以後全部都變了，是最最保密的地方。”

 

　　自從1958年他參加研製原子彈的工作以後，他快樂、輕鬆、悠閑的生活就沒有了，負擔太重了。1960年代前後，人們不管心中藏有多少委屈，都很少抱怨。他們更願意忘掉自己，為社會服務。那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年代，人人心中飄蕩著春風，願為祖國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

 

　　在剛剛接受任務的那些日子裏，鄧稼先一天到晚就想著怎麽搞研究。他就怕研製不出來無法交代，所以當時他負擔太重了。在還沒有離開北京的那一年裏，許鹿希經常看見鄧稼先回來得很晚，回來後還坐在那兒愣神，什麽也不說，眼睛瞪著老遠老遠的地方。

 

　　許鹿希說：“我知道他一定是想問題呢。我們也不打擾他。”

 

　　一天，鄧稼先顯得非常不安。他從小受父親的影響，非常喜歡音樂，在工作緊張的時候，常常愛聽田園交響曲，從中領略暴風雨過去之後幽靜碧綠的美。他在欣賞音樂進入高潮時，能全身心地融入樂曲在他心裏所展現的美好境界。可是這一天，是個星期日，往常星期日都要加班，不知道為什麽，這天他也沒有去上班，他一改往日的習慣，有些焦慮地在房間來回地走著，晚飯後又獨自坐在曬台上，沒有再聽田園交響曲，而是去聽貝多芬第五交響曲。他閉目靜靜地聽著這首以人類和命運抗爭為主題的富有人生哲理內涵的曲子。這時，許鹿希輕輕地走到他的身邊，她不知道鄧稼先為什麽一整天都那麽焦慮，但是，她知道，此時的鄧稼先需要增添勇氣和力量。許鹿希就這樣靜靜地站在自己愛人的身後，和他一起隨著樂曲的旋律去體驗著，體驗人類和命運搏鬥，終於扼住了命運的喉嚨。他們就這樣坐在那裏直到星沉鬥移。

 

　　在和許鹿希的接觸中，我常常想，在丈夫麵前，什麽樣的妻子最令人心動？

 

　　那就是對自己丈夫的用情、用心。讓自己心愛的人永遠能夠體會到那種幸福的柔情。

 

　　接受任務一年後，鄧稼先就與妻子許鹿希匆匆一別，在荒涼的大漠上開始了研究和試驗。

 

　　當時蘇聯、美國、法國相繼宣布擁有核武器，中國想要在世界立一席之地，不受外強淩辱，建造自己的核武器是當務之急。

 

　　鄧稼先終於選定了中子物理、流體力學和高溫高壓下的物質性質這三個方麵作為主攻方向，以此為我國原子彈理論設計工作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

 

 

第八章 選擇愛人時，什麽最主要？(鄧稼先希望我有成就)

　　

　　作為一名醫學教授，在談到醫學上的成就時，應該說許鹿希是碩果豐厚的。

 

　　1946年她考進北大醫學院，1953年從北大醫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她說：“那時候叫北京大學醫學院，後來叫北京醫科大學，現在又叫北京大學醫學部，一直在那裏的神經解剖學專業教神經解剖，這個工作一幹就幹到退休，50年，沒有離開過。”1953年到1960年是助教，1960年升講師，後來因為搞運動，1979年升副教授，1985年升教授，再後來是博士生導師。她在工作上的認真努力，使她得到了政府特殊津貼獎，得到醫學院的最高獎“桃李獎”。

 

　　她很欣慰地說：“我確實得到過一些肯定，就說這個國務院的政府津貼獎吧，雖然錢並不多，一個月一百塊錢，可這是政府的肯定，是很高的榮譽了。因為我在學校裏教了50年書，所以我得了‘桃李獎’，在醫科大學裏，大概教師最高的獎就是‘桃李獎’了。”說著，許鹿希把桃李獎的證書拿到了我的眼前，證書上印著她獲得“桃李獎”的時間是 1999年5月。

 

　　在許鹿希許多的證書中，我還看到了“兩彈一星”研究會頒發給她的“兩彈一星”研究會顧問的證書。她說，她很看重這個證書。

 

　　許鹿希除了教學之外還做科研。她是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我在北京大學醫學部的一份資料上看到對許鹿希有這樣一段評價，我想還是不能省略地抄錄在這裏：

 

　　許鹿希教授195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出任過解剖教研室黨支部書記和基礎醫學係黨總支書記等職務。

 

　　四十餘年來許教授一直從事人體解剖學和神經解剖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工作中兢兢業業，一絲不苟。近年來主要參加七年製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學工作，對學生既嚴格要求又誨人不倦。教學中對教學質量尤為重視，從大課講授到實習小課，許教授都親力親為，從不懈怠。許鹿希教授尤其注重對年輕教師的指導和培養。為盡快提高青年教師的專業水平和獨立任教能力，許教授在把年輕教師推上教學第一線的同時都給以悉心指導。對他們的大課講稿逐字修改並親自指導試講。對實習課的準備更加具體，凡要求學生觀察掌握的結構，許教授都親自指導年輕教師課前一定看到並熟悉掌握。盡管課前已經充分準備，上課時許教授仍然親自到實習室，以自己的言傳身教為他們樹立了典範。

 

　　為提高研究生的外語水平，許教授克服了許多困難，在解剖教研室率先開展了專業課的英語教學，同時還堅持了對研究生的專業外語指導。在專業外語教學中充分利用錄音、錄像等視聽教材，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

 

　　許教授在神經解剖學領域內造詣頗深。早在60年代初，就與同事們一起翻譯了當時國際上頗負盛名的Strong氏的《人類神經解剖學》一書，為促進我國神經解剖學的發展發揮了良好作用。1980年代初神經免疫細胞化學方法在國際上剛剛興起，許教授肩負重任，赴美訪問學習6個月，並立即組織了國內首屆神經免疫細胞化學技術講習班，除請美國著名學者Swanson來校講學外，還親自組織了技術示教。參加者來自二十餘所兄弟院校，從而使這一新技術在國內迅速推開，為我國神經解剖學研究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多年來，許教授的研究工作涉及針刺麻醉原理的形態學研究，腦對植物性神經係統的調節機製及纖維聯係，腦內髒調節中樞的化學解剖構築及多種神經遞質在中樞神經內的分布及變化等多個領域，先後總結發表論文數拾篇，並先後培養碩士生10名，博士生兩名，博士後出站一名。

 

　　許教授在完成繁重的教學科研工作的同時還十分關心解剖教研室的發展。在教研室處於困難時期，許教授不顧年邁多病，毅然承擔了教研室主任的重擔。在任職期間，一方麵組織教學和科研工作，另一方麵積極推動教研室的教材建設，她所在的院係編寫的研究生用《實地解剖學》《神經解剖學實習》和《神經組織切片技術》等教材和專著都是在這一時期落實編寫的。

 

　　她曾獲得：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集體獎，1978年北京市科技一等獎，合著《神經解剖學》獲1990年全國優秀圖書二等獎，1999年北京醫科大學“桃李獎”。

 

　　四十多年來，許教授孜孜不倦地耕耘在祖國的教育戰線上，她的學術造詣受到解剖學同道的讚譽，她的高尚師德贏得了莘莘學子的敬佩。

 

　　這是一段對許鹿希比較詳細的工作介紹。她這樣既照顧家庭又努力工作，為的是讓鄧稼先看到，她在工作上是有成就的。因為這是鄧稼先希望的。

 

　　我曾想，如果許鹿希28年中，少一些家務，或者鄧稼先一直跟她在一起，那麽，她在工作方麵的成就會不會更大？

 

　　對這樣的提問，許鹿希不以為然：“我覺得不一定。我已經很努力了，而且28年中間，鄧稼先對我非常支持，這一點有很多人主要看到男人後麵有一個女人，女人怎麽支持，我們也可以看到，有的家庭女人後麵也有一個男人。我的丈夫對我很愛護，很支持，也很諒解。我在北醫工作50年，從25歲開始上班，75歲退休，確實是盡了很大的努力。因為一個人隻要認真盡自己的一切力量做，能夠做到他能力所達到的，就夠了。

 

　　“也許說起來別人不太相信，有一種妻子是賢妻良母式的，整天在家裏伺候丈夫，好得不得了，回到家裏把拖鞋送到丈夫的腳下，鄧稼先不希望我這樣，他是另外一種，他很支持我。”

 

　　——他是怎麽支持您的，是否可以舉一個例子？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北醫公派一批教員到美國去，叫做交換學者。1981年我是副教授，派我去。因為十年動亂，許多圖書館沒有外文書，‘文革’以後外國文獻大量進來，我們卻對這些英文材料完全看不懂，英文沒有問題，就是外文文獻裏講的科學內容是什麽東西完全看不懂了，因為我們沒有接觸，這十年斷了。

 

　　“鄧稼先知道我要去美國學習，就很理解我。因為我很長時間沒跟外國人接觸了，他怕我到美國後在口語上不熟悉，聽不懂人家講課，跟不上人家的語速，他很著急。那時候他在大西北，工作很忙，但是他還是特別搞了一些英語九百句，還有英文口語練習的磁帶，這兩方麵的內容他都分門別類地給我錄到一個攜帶方便的小磁帶上。也不知道他從哪兒弄來的這些內容，還做得那麽細，我猜他可能工作之餘在基地錄的。因為磁帶小，所以，磁帶上用英文寫著非常小的字，這個是什麽，那個是什麽。這盤磁帶是讓我從聽力上練習。

 

　　“有了這盤磁帶，我在家裏聽，出去也帶在身上，有時間就練習。後來我到美國以後，我一進他們的實驗室，接觸上相關的內容馬上就懂了，快極了。這是我非常需要的。

 

　　“再有，當時‘文革’剛結束，英漢字典基本上沒有，就是有的話，也是文革期間編得一塌糊塗的那種小冊子。鄧稼先怕我學錯了，特別為我買了一本三聯書店出的很厚的英漢字典，這本字典我帶到美國去，又帶回來，非常有用。在工作上他非常支持我！這就是愛護、諒解、支持，非常好。”

 

　　許鹿希在“他支持我”這幾個字上特別加重了語氣。

 

　　是哪位女名人說過這樣一段話：“一個男人，之所以成為一個好男人，不是他有多大的力氣，也不是他有多大的塊頭，而是這個男人對女人的嗬護，是這個男人讓女人感到一種關心。”

 

　　——有人說那時鄧稼先經常拿錢出去資助別人，這事兒您知道嗎？

 

　　“知道，很多人還有誤會。因為鄧稼先在他們單位，工資比較高，所以誰家有什麽困難，他常常資助人家，或者請大家出去吃飯、看戲。那時候沒有什麽報銷，都是自己掏腰包，他有時候一個月工資花得很快。

 

　　“核武器研究院有一個辦公廳主任姓胡，叫胡幹達，說老鄧把一個月錢花得精光，一分錢也不交給家裏，回去兩口子會吵架，我說不會。當時那個時候大概一般人的工資每月是56塊錢，或者是46塊，鄧稼先工資每月是204塊，我的工資每月是90塊。我們兩個人的工資加起來差不多300塊，我跟他們說，鄧稼先即使把錢花得精光，或者一分錢不剩，靠我自己的工資也能養活全家，包括養活鄧稼先沒有問題。

 

　　“鄧稼先用自己的錢資助別人，到現在還有很多人有誤會。覺得鄧稼先那麽大手大腳地花錢，對同事那樣慷慨，是因為他如果沒有錢了，就去跟老丈人要錢。我說這簡直是太冤枉了，絕對沒有這個事。我父親說過‘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自己的事情自己幹，靠天靠地靠祖上不是好漢’。我父親對我們這樣要求，他能給我們錢嗎？我們大學畢業以後完全靠自己，也不可能跟父親要錢，我們雖然有一個小家庭，一個兒子一個女兒，但是，兩個人的工資收入差不多是一般人的5倍多。可是我父親當時是國家級五級，300多塊錢，江西老家人很多，每個月接濟家鄉的人，花銷很大，他沒有我們富裕，我們不可能跟他要錢。”

 

　　我問：他把自己的錢都用在貼補大家的生活上了，隻有您的錢才能給家裏用，這是為什麽呢？

 

　　“五六十年代國家窮啊，西北生活又艱苦，許多科研人員，特別是年輕科研人員的工資都不高，鄧稼先就用自己的工資來貼補大家了。”

 

　　“您和孩子就花自己的90塊錢？”

 

　　“如果人家56塊都能過日子，我90塊為什麽不能過日子？又有過小時候9歲和12歲逃難的經曆，所以我們對物質上的生活不是很追求的。

 

　　“有人到我家裏來，看到現在的擺設很奇怪，他們問，鄧稼先怎麽會住這樣的房子？這樣的陳設？我就說，他生前住的就是這樣，一直都沒有改變。為什麽沒有改？因為有的記者到我這兒來，說許老師你把鄧稼先的照片用電腦摳下來，背景換了，換五星級的飯店，洋房、汽車、花園什麽的，我說不行，鄧稼先生前就是這樣，你要弄就弄真的，所以我現在就把他生前所有東西都原封不動地擺在這兒。原來家裏還有手搖的和電動的計算機，我捐了一台給國家博物館。我送你的那本書上有這個計算機的照片。後來有一次九院想辦展覽，想跟國家博物館再借回來，根本借不回來了，博物館的人說這屬於國家一級文物。另外，鄧稼先的衣服有兩套，我拿到洗衣店裏洗幹淨弄好了，也捐了一套給他們。除此之外，他的什麽東西都是原封不動的。”

 

　　是啊，都是原來的。1958年開始搞核武器，1960年這個房子蓋成。這個區域過去是一個水塘，把水給抽幹了，蓋了這麽多棟樓，唐山地震的時候受到了損害後來又加固的，現在還保持原樣。

 

　　許鹿希說：“在五六十年代，這樣的房子就是最好的了。

 

　　“物質上的支持畢竟有限，精神上的支持是永久的。他雖然在西北，在大漠戈壁，我們也不能見麵，我們相互交換的東西要通過別人才能收到，但是我們彼此還是牽掛著。這種牽掛有28年之久，我們都做到了。雖然思念是苦澀的，但是這種相互牽掛，讓我們心裏又覺得非常好。他也用不著說太多話，寫什麽信，那時也不能寫信，他就在可能的情況下幫助我。雖然他在大西北，離得遠，但是我感覺到他的支持了，而我對他的支持，他也體會到了。”

 

　　——有人說，女人的性格是多麵的，您認為什麽樣的女人最可愛呢？

 

　　“我喜歡居裏夫人那樣的，非常深沉大度。”

 

　　——您用一句話概括，她是什麽樣的女性？

 

　　“我覺得她是崇高的、令人敬佩的，她自己有一個目標，她為了這個目標一切都不顧。”

 

　　我對許鹿希的回答不太滿意。我說：我始終認為您的思想境界已經非常高了，從女人的角度來理解，你覺得居裏夫人可愛的一點在什麽地方？

 

　　“居裏夫人自己是波蘭人，後來入了法國籍，可是她永遠沒有忘記苦難的波蘭，你說她是愛國者也好，說她是科學家也好，她的精神境界是為人類一定要幹出事業來的，而她就幹出來了。”

 

　　——您說她還是一個女強人？

 

　　我注意到，許鹿希在聽到我的這句話時，先是愣了一下，馬上又接著說：“我覺得也可以說是女強人，也可以說是一個讓人佩服的可愛的女人。有一種女強人是家也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就去奔她的公司和事業，居裏夫人不是這樣的，居裏先生活著的時候，她對居裏先生照顧得非常好，對自己的孩子也是教育得非常好。”

 

　　——見過您的人說您身上有居裏夫人的影子。

 

　　許鹿希謙虛地笑著說：“離她太遠了，她是一個非常偉大的科學家，我們非常敬佩她，我很小的時候看了《居裏夫人傳》，終生難忘。可惜現在我們很少說這些。”

 

　　這是一個讓許鹿希不太好回答的問題，我想了很久，不知道怎麽才能準確地提出。又是一個溫暖的午後，我依然坐在她家的沙發上。老人在我的對麵，和往常一樣，我問她答。經過多次的采訪，我們之間有了更深的了解。這一天我發現許鹿希的精神特別好，和她聊了一會兒別的話題之後，我問：“鄧稼先到大西北參與研製原子彈，一走就是28年，其中你們聚少離多，就沒有夫妻生活了，而那時候您隻有30歲，鄧稼先也隻有34歲，可是人有七情六欲呀？”

 

　　對我的提問，許鹿希沒有我想的那樣不願回答。她稍微沉默片刻說：“那要看值不值了。你想想，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我們的國家飽受欺辱，新中國成立後的50年代，正是建國初期，從舊社會走過來的人們剛剛翻身得解放，人們不用號召，就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幹勁，不分老幼，不分男女，積極參與到國家的建設中來。那時候，人們的生活水平還不富裕，人們的感情簡單淳樸，一心隻想著怎麽才能早日把一窮二白的國家建設得強大起來。

 

　　所以，鄧稼先一走就是20多年，我沒有怨言，因為我是從舊社會走過來的人，解放前在重慶，我親眼看見日本人開著飛機轟炸我們的家園，多少個好端端的家庭被炸毀，我的家也一樣被炸毀了，父母領著我和弟弟找地方躲避敵人的飛機，而我們的國家卻沒有還手之力，那是多麽痛苦的事情，那個時候，誰還在想夫妻生活，都在逃命！所以我知道隻有國家強大了，才能談別的。為了工作，許多事情不能夠麵麵都考慮到。再說，他們單位很多人都像我們這樣。

 

　　當然，也有夫妻兩個都在這個單位的，像我們這樣完全不在一個單位的，有的人後來也調過去了。他們也曾經說過，如果可以的話，搞醫務工作的也可以調到他們的單位做保健大夫什麽的。”

 

　　——您怎麽沒去呢？

 

　　“因為那邊沒有我這一行，我到那邊可以去做門診大夫，可以做一般的保健醫生，可是做不了我後來自己做的這個工作，就是研究神經細胞裏的化學物質，這個在他們單位沒有。怎麽說呢，有所得就有所失，一定得要這樣。在這個事情上不能考慮全了，他們單位有很多人都是夫妻分居的，當然也有探親假。但是，在我的印象中，鄧稼先好像一次都沒休過，因為他太忙了。

 

　　“咱們現在說起來很簡單，原子彈搞完搞氫彈，氫彈搞完就搞中子彈，我們說的這幾步，實際上做的時候是非常緊張，絞盡腦汁，窮其一生才能做成。和我們這樣類似的家屬都想通了，知道這是為國家，要為自己的愛人保證一個很穩固的後方。當然，也有的家屬受不了寂寞，跟別人好了，丈夫回來以後，家裏也沒人了，散了架子了。”

 

　　——這種事情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啊。

 

　　“是啊，家裏不穩固，後院起火的話，他在前方根本就不能專心去幹工作了，他根本就受不了。所以，我們老一輩的這些人，大多數都是在這樣寂寞的生活中度過的，因為受過日本人的欺負，不管怎麽樣，非得給國家把這個事幹出來。”

 

　　停頓片刻，許鹿希繼續說：

 

　　“有很多咱們的開國元勳結婚都很晚。從生理上來說，也會有些要求的，可是他們為了打仗、為了解放戰爭事業，他們也是很晚才組織家庭，所以有很多先例的，我們這個家庭還算很不錯了。有些東西必須犧牲，值得不值得？也許有些人覺得，我的家庭很幸福、做出這麽大的犧牲是不值得的。可我們這一批人就總覺得那是天經地義，無怨無悔的事情。這並不是我們一家，王淦昌的夫人也是，王淦昌到哪兒去她也都不知道，她心甘情願的等著，什麽時候回來什麽時候算。”

 

　　特定的年代，形成了對人生特定的理解和追求。鄧稼先、許鹿希那一批知識分子，為了理想，為了國家的和平安全，犧牲、奉獻著自己的一切。還有無數的革命先烈、社會的推動者，不畏艱險，前赴後繼才把侵略者趕出了我們的家園，使我們國家擺脫了苦海。這些人在這樣的曆練中，把人本性的東西升華了。但是，這樣的人生今天看來，除了令人敬佩之外，也很令人心痛。因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一種缺損，因為生命隻有一次。但是，在那樣的年代，他們選擇這樣的人生，是為了更多的人過上正常人的生活。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他們！

 

　　許鹿希說：“我對愛情、婚姻一直有著自己的原則，那就是，幸福在你自己怎麽想。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在等待我們做出選擇。選擇愛人時，什麽最重要？關鍵是他靠得住，能同舟共濟，讓你有踏實的感覺。在選擇之後，就要尊重自己的選擇，堅持下去。我跟鄧稼先20多年聚少離多，彼此都靠得住，能忍受苦難。所以，他回來時雖然已經得了重病，但是我們的婚姻經受住了考驗，我們是幸福的。”

 

　　鄧稼先離家28年，28年間，他們少有的幾次見麵也是來去匆匆。鄧稼先的錢用來給他身邊的年輕人貼補生活，而許鹿希一邊教書，一邊用自己的錢幫助遠在大西北隱姓埋名搞核試驗的鄧稼先。在對鄧稼先的行蹤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她還要幫助他。鄧稼先也用可以做到的方式，支持著自己的愛妻。這樣的家庭，這樣的人和事，許多人不相信，甚至過了多少年之後，人們還驚訝於他們奇異的相愛以及高濃度的情感內涵。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看到的是他們雖然不能長相廝守，卻能情誼深重的一段美麗的“愛情永恒啟示錄”。

 

 

 

第十章 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

　　

　　1964年5月和1965年1月，毛澤東主席在談到核武器發展的問題時，明確指出：“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鄧稼先領導理論部的科學家們夜以繼日地工作著，摸索氫彈理論的設計方案。

 

　　1965年，中央、國務院為了加強一線的科研力量，把於敏等一批科研骨幹也調到九院理論部來工作。1965年1月，於敏調入九院理論部時，鄧稼先和理論部幾位副主任，已經帶出了一支政治素質好、顧全大局、甘當無名英雄、能打硬仗、團結戰鬥的科研隊伍。鄧稼先是這支隊伍的組織者和帶頭人，同時又是這支隊伍中的一名普通戰士。他謙虛、真誠，能把大家團結起來，充分發揚學術民主，博采眾長，及時地把握科研方向。他始終深入第一線，與其他科研人員同甘共苦。 

 

　　在研究氫彈的那段日子裏，一切都從零開始。周總理曾經很體諒地對鄧稼先說：“兩種不同的爆炸方式，一個裂變，一個聚變，也就是說，一個是打碎，而另一個卻是合並。兩個根本不同的公式，偏偏要由你們一支理論隊伍來搞，真是難為你們了。”

 

　　也就在這時，二機部向中央專委提出，力爭在1968年開始進行氫彈裝置的試驗，然後再盡快地解決上導彈的氫彈。二機部領導說：“搞氫彈，先采取一切辦法，加大個頭，多加材料，暴露輕核反應的規律。”“美國經過6次核爆炸試驗才突破氫彈技術。我們不一定試驗這麽多次，但總得要試幾次。”中央專委同意後，九院理論部的科學家們提出來搞“1100”（氫彈自重1噸，爆炸威力相當於100萬噸炸藥，叫做1100），即搞設計先進的上導彈頭的氫彈。

 

　　經過會議討論，研究人員認識到，要改變過去想一下子把聚變的份額提高很多的做法，腳踏實地分階段前進。修改後的大綱提出：今後理論工作應在原理、材料、結構和計算方法等方麵進行艱苦的研究與探索，並結合我國實際條件，正確地設計實驗，加強與實驗的緊密結合，以獲得第一性的資料。

 

　　要達到“1100”這一目標應分兩步走。第一步，在繼續探索氫彈原理的同時，先做幾次大威力加強型核彈試驗，即重量可以放寬，先設計轟-6飛機能攜帶的威力在100萬噸TNT當量的核炸彈。通過這幾次試驗，也可能發現一些還沒有認識的東西。從哲學上講，在實踐與認識的關係中，實踐是第一性的，量變會引起質變。第二步再設計“1100”能裝到導彈頭的氫彈。

 

　　這次規劃修訂會除對這幾次大威力試驗進行了部署外，還確定要通過講課來提高大家的知識水平，以彌補現有知識的不足，進而去發現和解決在理論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還沒有被認識的東西。會後不久，鄧稼先、周光召、於敏三人分別在相關的研究室講了“等離子體物理”課程，聽眾甚多，出現了等離子體物理熱。

 

　　中央專委和二機部在1965年秋要求九院理論部盡快交出一個威力盡可能接近100萬噸TNT當量、轟-6投彈飛機能夠攜帶的核裝置的理論設計方案。

 

　　在氫彈研製過程中，在那些緊張又艱難的日子裏，在多種可能的設計氫彈的辦法中，鄧稼先以他的敏銳和智慧，選擇確定了一條正確的技術途徑，又經過充分論證，形成氫彈的理論設計方案。

 

　　在此期間，鄧稼先帶領一班人，始終重視發揚學術民主，反複討論，充分論證，精心選擇最佳的技術方案。這個氫彈技術途徑大討論，不隻是在九院理論部，而且在全院廣大科技人員中都在進行。他們分解課題，多方探索。提出設想，辯論，又提出新的設想，又辯論，無數次反複，他們努力尋找最好的方案。在大討論中提出的各種設想，經過科學家分析處理，取其合理的內涵，並且巧妙聯結，在關鍵的環節上再做補充，逐步形成了氫彈物理過程的雛形。

 

　　這樣，在鄧稼先領導下，理論部歸納出3個初步方案。由3位副主任帶隊，分別用國內最先進的計算機進行運算。

 

　　理論部主任會議決定，部分人力在北京利用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研製的119計算機（運算速度為每秒5萬次）進行探索。另外，由於敏副主任率領13研究室的一部分研究人員到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利用該所的J501計算機（運算速度為每秒5萬次）繼續探索突破氫彈的途徑。鄧稼先和科研人員考慮到我國空軍轟-6飛機最大載重量和機艙體積的限製，既要讓飛機能帶得動，又要盡可能加大尺寸，多裝核材料，總威力要達到100萬噸TNT當量。

 

　　去上海出差的人員要在國慶節前趕到上海，以便利用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國慶節假日期間空出的全部機時，集中突擊。於敏帶領科研人員和科研輔助人員共50多人，於9月底前赴上海。

 

　　1965年11月下旬，電話用暗語打到北京，那是一個很讓人興奮的電話：“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打上了一隻鬆鼠。”

 

　　鄧稼先聽出是好消息：“你們美美地吃了一頓野味？”

 

　　“不，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標本。”

 

　　“我們有新奇的發現，它身體結構特別，需要做進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們人手不夠。”

 

　　為了保密，他們使用的是隻有他們自己才能聽懂的暗語，暗指氫彈的理論設計方案有了一線曙光。

 

　　擔任理論部主任的鄧稼先帶了一些人，第二天就飛至上海。一到嘉定，鄧稼先立即聽取了於敏等人的匯報，並與大家一起通宵達旦地在計算機房分析計算結果，詳細討論技術問題，完成從材料、構型和原理都較完整的理論方案設想。他和大家的心情都十分興奮，歡欣鼓舞。

 

　　當時大家的工資都很低，除於敏以外，幾乎每人的月工資不是46元，就是56元，個別人是62元。於敏是副研究員，月工資180元左右，但他的家庭負擔較重，經濟上不太寬裕。鄧稼先若不在場，通常是於敏請客，如鄧稼先在場，則必定是鄧稼先請客。那時，九院理論部上下關係融洽，部、室主任都很平易近人，普通科研人員從不叫他們的官銜，一律以“老鄧”“老於”“老周”“老黃”等等相稱。鄧稼先是三級教授，工資略高一些，月工資204元，無家庭負擔，樂意請客，大家都親切地把他當成“財神爺”。這次大家一見到老鄧來了，都歡呼雀躍，要他請客。晚上，鄧稼先在一家餐館請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頓螃蟹。

 

　　鄧稼先原打算隻在上海停留3天，以便赴青海221基地參加12月10日前後召開的九院科研、生產兩年規劃會議，研究確定1966年至1967年的工作任務。現在他決定在嘉定多留幾天。當他聽說優化設計中有的模型威力可以達到83萬噸TNT當量時，他要求再加大。科研人員馬上設計了一個威力更大的模型，並上計算機計算，結果很好。

 

　　大家回到北京後，詳細匯報了在上海的工作進展和氫彈方案。鄧稼先組織理論部具有各方麵專長的專家和研究人員對這個設想方案進行了反複討論和推敲，分析技術難點，尋求解決的途徑。大家補充了一些非常好的重要改進意見，不但提高了核材料的利用率，而且克服了爆轟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一些不利因素，使氫彈理論設計方案臻於完善。

 

　　這個氫彈理論設計方案的基本點是：把熱核裝料（氘化物）加熱到極高溫度，使它發生聚變反應，在瞬時釋放出巨大的能量。發生聚變反應的先決條件是高溫、高密度。在地球上的任何實驗室都達不到的極高溫度和極高密度，這個條件要由原子彈爆炸來創造。因而，每一個氫彈包含有“初級”和“次級”兩個部分。

 

　　原子彈爆炸裝置，稱為“初級部分”，又稱為引爆彈。氫彈主體部分，稱為“次級”或氫彈主體。高威力氫彈爆炸時釋放的巨大能量，可相當於幾百萬噸或幾千萬噸炸藥的威力，主要來源於氫彈主體部分。

 

　　從以上較詳細的文字敘述裏可以看出，氫彈理論設計方案的誕生不是偶然的，是上百位的科研人員前後曆時數年時間殫精竭慮的探索和研究工作的結果，說到這些時，許鹿希總會強調，這是集體的智慧。

 

　　在采訪許鹿希時，她說到原子彈和氫彈的時候，我發現她在核物理方麵的知識也很多。

 

　　我問她，您是學醫的，怎麽這方麵知識這麽豐富？

 

　　她說：“一個人為了執著追求的事業，28年隱姓埋名，除了對這項事業熱愛是堅實的基礎以外，一定還有它奇妙的方麵。所以，我很想知道鄧稼先研究的領域有多麽神秘。”

 

　　也就是因為放不下的情感，許鹿希在鄧稼先逝世以後就開始學習相關的物理知識。這一學習是真正從零開始。學習無捷徑，唯有用心而已。為了了解鄧稼先曾經的工作，許鹿希的探詢之路走得步步用心。

 

　　這是一次特別的采訪，許鹿希雖然還是緩緩說來，但是看得出，她曾經是多麽認真地研究過原子彈和氫彈。

 

　　我們交談的內容很快就轉到原子彈和氫彈的區別上了。

 

　　她用最通俗的語言給我講解了原子彈和氫彈的不同：“氫彈不是常人所想象的那樣，在製造原子彈的基礎上再提高一步就行了。

 

　　“從最基本的科學原理來看，原子彈是靠原子核一連串的裂變，由此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叫作核裂變。而氫彈卻恰恰相反，它是把兩個原子核聚合成一個原子核，在聚合的同時放出巨大的能量，叫作核聚變。一個是裂變，一個是聚變，也就是說，一個是打碎而一個是合並，所以製造原子彈和製造氫彈是根本不同的。

 

　　“從基本結構來看，氫原子核隻有一個質子，帶正電，核外隻有一個電子，帶負電。氘（dāo）是氫的同位素，不同點是其原子核內有一個質子和一個中子，因此比氫重兩倍，氚（chuān）也是氫的同位素，但它的原子核裏有一個質子和兩個中子，因此比氫重三倍。

 

　　“氘和氚在一定條件下，如極高的溫度和壓力下，可以產生核聚變，形成另一個元素氦，同時放出一個中子和巨大的能量來。這個一定的條件是什麽呢？人們抬頭就見到天上的太陽，太陽為什麽那麽熱、那麽亮？就是因為核聚變反應的結果。

 

　　“可是在我們的地球上，怎樣才能有像太陽那般高溫的大火球來使氘核、氚核聚變成一個核呢？有，就是原子彈。在原子彈爆炸的一瞬間所產生的高溫，足以達到這個條件。

 

　　“打個通俗的比方，點燃香煙要用火柴，點燃氫彈要用原子彈。這就是為什麽必須先造出原子彈來，才可能有氫彈的緣故。”

 

　　許鹿希在給我講核聚變、核裂變的這些專業用語的時候是那樣地耐心，並不時地停下來問我：“你聽懂了嗎？”

 

　　我們知道國家沒有原子彈、氫彈是不行的，特別是我們搞氫彈的時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開始，神秘的九院也沒有幸免。

 

　　一次,鄧稼先從基地回到九院。他從樓道裏的大字報上得知院裏群眾已分成兩派。他想,大家放著正事不幹,整天在打派仗,這樣下去如何是好啊,但怎樣使兩派擰成一股繩呢?想來想去,他覺得“文革問題”還是要用“文革辦法”來解決。

 

　　他在走廊對正在貼大字報的一派說：“你們到我辦公室來一下,我有個重要消息要發布。”另一派得到風聲後,很快推開鄧稼先辦公室的門也衝了進來。鄧稼先說：“你們來得正好,我原先就準備召集你們大家一起來看一份重要材料的,隻是因為你們坐不到一塊,所以就決定分開看。這下大家都在,就請哪位外語好的同誌給念念吧!”

 

　　這是一篇法國準備在1967年底爆炸氫彈的材料。念完後室內靜極了。鄧稼先開口說：“你們都知道,如果法國人成功了,他們就是世界上第四個擁有氫彈的國家,如果我們趕不上他們,可就是當老五了!所以我心裏急得沒辦法,你們幫我出個主意吧。咱們一定要趕上和超過法國啊!”兩派群眾當即都喊起“要趕上法國,超過法國”的口號。這時，鄧稼先高興極了,說道：“既然咱們都想到一起了,就團結一致,還像以前那樣,抓緊完成我們的科研課題,你們意見怎樣?”“好!”兩派當場達成一致。“趕在法國人之前”這句口號很快傳遍了九院。於是，兩派重新坐到一塊，開始部分恢複正常的科研秩序。

 

　　真是景象奇特，在高音喇叭裏相互罵了一整天的兩派，到了計算機房，竟能心平氣和地一起做研究、搞測算、判讀數據。

 

　　鄧稼先的同事曾經對許鹿希說，鄧稼先那時工作緊張得連軸轉。晚上，他們大多是在機房地板上和衣而睡，有時通宵不眠。後來，在1986年鄧稼先住院時許鹿希也問過他，那麽重的壓力，你怎麽還能堅持下去？鄧稼先回答：“中國受屈辱的日子沒有忘記，壓力大也要堅持。”不過，在他的夢裏，會時常出現兩個畫麵：一個是看見了升騰著的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時的蘑菇雲景象，再一個就是妻子和兒女們歡笑的景象。

 

　　說到這兒，許鹿希苦笑著說：“我和鄧稼先真是太像了。我太想念他的時候，也經常在夢裏看見他騎著自行車和孩子們去郊遊的景象。夢見和他一起唱那首50年代的歌謠‘蟲兒飛’：

 

　　黑黑的天空低垂 ，亮亮的繁星相隨 。

 

　　蟲兒飛蟲兒飛 ，你在思念誰 。

 

　　天上的星星流淚 ，地上的玫瑰枯萎 。

 

　　冷風吹冷風吹 ，隻要有你陪。

 

　　蟲兒飛花兒睡 ，一雙又一對才美 。

 

　　不怕天黑隻怕心碎 ，不管累不累 。

 

　　也不管東南西北，蟲兒飛。

 

　　“蟲兒飛”這首歌謠是詞作者在一個夏天的晚上創作的，大意是用天地萬物來表現對與自己愛人重逢的期盼，講述的是對一個人的思念。

 

　　我多次地默讀過這首歌謠，我想這首歌謠表達許鹿希那個時候的心情，是再準確不過的了。

 

　　2008年深秋的一個夜晚，在半島咖啡廳，我跟“兩彈一星”曆史研究會顧問、原核工業部辦公廳主任李鷹翔麵對麵地坐著。

 

　　這是一位參加了原子彈、氫彈領導工作，有著儒雅風度的前輩。在那個難忘的夜晚，我們喝著咖啡，聽他回憶核工業的發展曆程，是那樣地讓人不能平靜。說到原子彈、氫彈的成功爆炸，李鷹翔說：“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中國拿到了核大國俱樂部的‘入場券’。但氫彈的研製，無論在理論上還是製造技術上都比原子彈更為複雜。跟原子彈相比，氫彈絕不僅僅是量上的突破，而是質的變化，是原理的突破。”

 

　　但是中國人還是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從原子彈到氫彈的突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周總理就提出要求：力爭於1968年進行氫彈核爆炸試驗。而中國科學家卻出人意料地將這一時間提前了。

 

　　1967年6月17日，距離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僅僅兩年零八個月，代號639的我國第一顆氫彈在羅布泊爆炸成功。

 

　　氫彈爆炸的具體日期如何選擇？李鷹翔說，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就是天氣。因為高原的天氣變化無常，一年當中找到適宜的“良辰吉日”並不容易。“因為是由飛機空投氫彈，所以首先要考慮天氣是否適宜飛機飛行，另外高原風沙天氣多，也不能因為風沙影響了投彈的視野。當時的氣象設備雖說比不上現在的，但它還是能精確地推算出哪一天的天氣最適宜”。

 

　　1967年6月17日空投試驗當天，還出現了一段小插曲。7時40分，執行空投任務的駕駛員機組已經起飛，按預定計劃應於8時整進行氫彈空爆試驗。8時左右，飛機的轟鳴聲由遠及近接近目標，人們都屏住呼吸翹首以盼。

 

　　李鷹翔說：“因為爆炸威力非常大，飛機投下氫彈後需要立即飛離該區域，否則有被氫彈的巨大衝擊波損壞的危險。可8時整，空投氫彈的飛機到達預定空域，卻沒有投下氫彈，拐了個彎飛走了。“怎麽回事？”親臨指揮中心的聶榮臻元帥問。空軍指揮員報告說：“飛行員操作中少了一個動作，請求再飛一圈。”

 

　　過了20分鍾，空投氫彈的飛機再次飛臨預定空域，在預定高度，投下了中國第一顆全當量氫彈，降落傘帶著氫彈飄向預定爆心，在空中，氫彈爆炸產生的巨大火光儼然又是一顆太陽。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創造了一個奇跡，她從製成原子彈到製成氫彈的時間差距比世界上其他核大國要短得多。

 

　　多年之後，一位當事人回憶說：“由於執行的任務萬分重要，心情比較緊張，飛行員在心中還一直默念毛主席語錄，影響了注意力，所以飛臨指定區域時少的這一個動作就是忘了按下自動投擲器。”

 

　　我國第一顆氫彈的火球升騰在羅布泊的上空，這顆高掛在天空的金紅色大火球使離爆心點400米處的鋼板融化，水泥構件的表麵變成玻璃體，14公裏外的磚房被吹散。這個大火球躍入了站在很遠很遠的維吾爾族百姓的眼簾。維吾爾老人說：“不得了了！新疆出了兩個太陽！”

 

　　美國從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到爆炸第一顆氫彈用了7年零3個月；

 

　　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

 

　　蘇聯是6年零3個月；

 

　　法國是8年零6個月；

 

　　中國隻用了2年零8個月。這一速度當時在全世界引起了轟動。

 

　　消息傳出後，法國科學界和政界都感到十分驚詫。當時的戴高樂總統大發脾氣，他把原子能總署的官員和法國研製氫彈的主要科學家都叫到他的愛麗舍宮問：“你們怎麽趕到中國後頭了？”在場的人都無言以對，因為誰也解釋不出中國這麽快研製出氫彈的原因。

 

　　中國是世界上第五個擁有原子彈的國家，而氫彈卻搶在了法國前麵，成為世界第四。

 

　　李鷹翔說：“首先有中央決策者的指示，毛主席特別要求‘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另外有一點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認，中國人真是聰明。雖然當時我國的綜合國力不強，但中國科學家的頭腦卻毫不遜色。有一項統計數據顯示，1967年時，鄧稼先43歲；朱光亞43歲；於敏41歲。這些中國核工業棟梁的功臣，當初投身核工業時都不過30歲出頭。這些科學家當中，很多人後來都成了科技界的領導人才。”

 

　　第一顆氫彈在羅布泊爆炸成功後，鄧稼先進京匯報工作，終於見到了魂牽夢繞的妻子。然而，妻子卻沒有了往日的神采，顯得清瘦而疲倦。許鹿希見自己日思夜想的丈夫突然出現在麵前，她自己也不知說什麽好。好一會兒，才趕緊去給丈夫倒水喝。鄧稼先則在每個屋裏東看看，西看看。他還沒有向妻子仔細詢問，電話又響了。鄧稼先對依依不舍的妻子擺了擺手，什麽也沒說，就隨警衛員又走了。許鹿希含著眼淚追出門，追到樓下，鄧稼先停住腳步，用安慰的口氣說：“你自己要多保重！”他強忍著酸楚，收回了兒女情長，很快回到了基地，回到了能讓他潛心研究的事業中。

 

 

 

 

第十三章 “兩彈”解密（上）——為什麽選擇了鄧稼先

　　

　　在這28年間，許鹿希與鄧稼先也曾見過麵，但都因鄧稼先的工作保密性質太強了，而且當時紀律也非常嚴格，甚至許鹿希在醫科大學的同事都不能到她家裏，免得出事。所以，即使見麵工作情況一點都不能聊，他們的規矩是片紙隻字不能往家帶，更不能帶出去。至於鄧稼先什麽時候回來許鹿希根本不知道；什麽時候要走，一個電話汽車就在樓下等，警衛員一上來馬上就走了。

 

　　許鹿希說：“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以後，我們就知道了鄧稼先是幹什麽的，但是也不敢說。鄧稼先囑咐我‘不要向別人說你丈夫是幹什麽的，領導要問的話，你就說做保密工作’。”

 

　　1961年初夏的一個傍晚，屋裏悶熱得很，許鹿希領著兩個孩子出去散步。剛走出樓門，她就注意到，有幾個原來經常打招呼的人，這時卻在一邊看著她們娘兒仨竊竊私語。其實，許鹿希已經發現，這段時間每當她領著孩子出來時，就有人在指著她們說些什麽。和往常一樣，許鹿希看了那幾個人一眼，拉著孩子正要走過去，卻聽有人叫“許老師”，許鹿希停住腳步回過身，一位近40歲的女人正笑著朝她走來。許鹿希覺得走過來的這人眼熟就是想不起她是誰。

 

　　“許老師，孩子的爸爸好久沒有看到了？”

 

　　許鹿希對眼前這個人的提問先是一愣，但很快就回答：“出差了。”

 

　　“出差了？怎麽那麽久啊，不會是。。。？”

 

　　“不會是什麽？”許鹿希笑著反問。

 

　　“沒事的，沒事的。”說著，問話人快速地走了。許鹿希看著問話人遠去的背影下意識地把兩個孩子的手拉得緊緊的。

 

　　這個時候，一直聽話、從不打聽鄧稼先下落的兩個孩子卻搖晃著她的手問：“媽媽，我爸爸呢？”聽著孩子的問話，許鹿希內心湧上一種難言的苦衷。鄧稼先隱姓埋名在大西北研製原子彈，這邊不明真相的人還在猜忌他。一些熟悉她的朋友也感到很奇怪，因為他們很久都是看到許鹿希一個人忙忙碌碌地和孩子在一起。原來人們看到的親密快樂的四口之家，如今缺了一位男主人。那時她33歲。許鹿希說：“其實，遇到這樣的事兒心情是不好受，但是想想，日子也還能平穩地過下去。”

 

　　許鹿希的許多朋友和單位的領導知道她丈夫是幹什麽的，還是在報紙上看到的 。

 

　　28年後，鄧稼先走了，走得太急。對許鹿希來說，有許多謎沒有解開。鄧稼先去世後的23年中，許鹿希投入了大量的精力，采訪了100多人，寫出了《鄧稼先傳》。

 

　　她傷感地對我說：“我為什麽用那麽多時間、那麽多精力來寫他的傳記，因為我一定要弄清楚，28年他都做了哪些事？由於勞累和輻射，他那麽早就離開人世，我要把他該留下而沒有留下的東西寫出來。我們從結婚那一天就彼此托付。我對他理解，對他支持，可是我要知道他幹的是什麽事情。他生前沒有跟我說他具體做什麽，他不在了，我要把這件事情搞清楚。

 

　　“愛情的最高境界是互相理解、互相支持，這一點很重要。我們這一輩人中的大多數人都是這麽認為的。因為隻有這樣，才可以在困難的時候，有種力量，什麽坎兒都能過去！”

 

　　許鹿希說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其實做起來比較難，因為在她的一生中，理解和支持更多是單方麵的。

 

　　為了更多地了解鄧稼先在28年間的工作和生活，許鹿希在老邁之年踏上了艱難的采訪之路。春夏秋冬，不曾停止。從她的采訪中我們回首那已經久遠的往事，再聽那難忘的故事。

 

　　雖然是建國初期，但是那時候的中科院也是人才濟濟。有一個問題始終在許鹿希的腦海中縈繞，為什麽選調鄧稼先去研製原子彈？

 

　　鄧稼先去世後的1988年9月20日，許鹿希與錢三強通電話時，曾問及當時為何選鄧稼先去研製原子彈。錢三強說，當時有如下幾點考慮：“此人要專業對口，核物理專業，有相當的專業水平和科研能力，但名氣又不能太大，以便和蘇聯專家相處；曾出國留學，了解海外情況，會與洋人打交道，懂英文，也要懂俄文；政治條件好，覺悟高，組織紀律性強。他來原子能所之後，曾擔任中科院數理化學部的副學術秘書。”中科院黨委書記張勁夫推薦他時說，人非常好，品質很好，很少說話，每天上班背個布包放書，步行上班。就這樣，有關領導最終選定了“娃娃博士”鄧稼先。“娃娃博士”源自吳有訓、錢三強等老一輩科學家對他的稱呼。1950年，年僅26歲的鄧稼先在美國普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我在采訪許鹿希的時間裏，曾經多次聽到許鹿希對錢三強先生的讚譽。

 

　　我想，這的確是位不平凡的女性。因為錢三強先生的推薦，就讓這個剛剛30歲的女性從此與自己的丈夫分別那麽久，這其中的難處，隻有她自己知道。

 

　　我問許鹿希：提到錢三強先生，您的感情是否非常複雜？

 

　　許鹿希說：“非常感謝他，感謝他選擇了鄧稼先。隻有這樣，鄧稼先才能實現他的報國之誌。”

 

　　錢三強領導的研究所“滿門忠烈”。

 

　　錢三強原名錢秉穹。小時候，錢秉穹家住北京琉璃廠，在父親錢玄同任教的孔德學校就讀。錢玄同是“五四”反帝、愛國新文化運動的一員猛將。由蔡元培創辦的孔德學校當時在北京很有名氣，最早實行10年一貫製教育。在學校學習期間錢秉穹體格健壯，被送外號“三強”。後來“三強”這個名字被他的父親錢玄同知道了，他突發奇想：既然我們提倡新文化，反對複古，主張中國文字朝著大眾化、平民化的方向發展，為何在為孩子起名的問題上看重形式？於是，錢玄同當即決定，給錢秉穹改名為“錢三強”，取意“德、智、體都進步”。

 

　　錢三強17歲時以優異的成績被北大理學院錄取為預科生。兩年後，他考取了清華物理係。看到自己兒子的成長，高興之餘，錢玄同專門為兒子題寫了“從牛到愛”四個大字。他解釋說，一來希望錢三強能發揚屬牛的那股子“牛勁”，二來希望他能在學習上不斷進步，向牛頓、愛因斯坦學習。這幅字錢三強走哪兒帶哪兒，相伴了他整整60年。

 

　　在現代中國科學發展史上錢三強的名字是非常響亮的。他以執著求索的一生，成為中華民族的原子能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並以自己的智慧為黨中央確定“兩彈一星”的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

 

　　他是中國發展核武器的組織協調者和總設計師，人稱他領導的研究所“滿門忠烈”。

 

　　錢三強先生是第二代居裏即約裏奧·居裏夫婦的學生，又與妻子何澤慧一同被西方稱為“中國的居裏夫婦”。

 

　　1940年，錢三強取得了法國國家博士學位，又繼續跟隨約裏奧·居裏夫婦當助手。1946年，他與同一學科的才女何澤慧結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鈾核三分裂和四分裂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導師約裏奧向世界科學界推薦。不少西方國家的報紙刊物刊登了此事，並稱讚“中國的居裏夫婦發現了鈾核裂變的新方式”。也就是這一年，法國科學院向錢三強頒發了物理學獎。

 

　　1948年夏天，35歲的錢三強回到戰亂中的祖國。他回國不久，南京方麵就派人來找他，要他趕緊離開北平，準備一起撤退。錢三強以母親需要照顧為由沒有答應。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他在興奮中騎著自行車趕到長安街匯入歡慶的人群。隨後，北平軍管會主任葉劍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隨解放區的代表團赴法國出席1949年4月召開的第一屆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中共中央還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撥出5萬美元，請他幫助訂購有關原子能方麵的儀器和資料。看到共產黨的領導人在新中國尚未建立時就有這種發展科學事業的遠見，錢三強激動得熱淚盈眶。

 

　　從新中國建立起，錢三強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業的開創。他先後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後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長、所長、二機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名譽主席、中國物理學會理事長、中國核學會名譽理事長。錢三強於1954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5年，中央決定發展我國核力量後，錢三強又成為規劃的製訂人。作為中國原子能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錢三強50年代領導建成中國第一個重水型原子反應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以及一批重要儀器設備，使我國的堆物理、堆工程技術、釺化學放射生物學、放射性同位素製備、高能加速器技術、受控熱核聚變等科研工作，都先後開展起來。

 

　　在蘇聯政府停止對中國的技術援助後，錢三強一方麵迅速選調一批優秀核科技專家去二機部，直接負責原子彈研製中各個環節的攻堅任務；一方麵會同中國科學院有關領導人組織聯合攻關，使許多關鍵技術得到及時解決。1958年，錢三強參加了蘇聯援助的原子反應堆的建設，並匯聚了一大批核科學家（包括他的夫人），鄧稼先就是他推薦到研製核武器隊伍中的傑出代表。

 

　　在錢三強先生的推薦下，鄧稼先被調往二機部九所，擔任理論部主任。當時二機部副部長劉西堯曾說，核武器的龍頭在二機部，二機部的龍頭在核武器研究所（九所，後來的九院），研究所的龍頭又在理論設計部。那麽，鄧稼先便是中國原子彈理論設計的總負責人。

 

　　就任九所理論部主任後，鄧稼先帶領著他挑選來的一批大學生，白手起家，硬是在沒有路的地方修出一條柏油路來，在鬆樹林旁蓋起原子彈教學模型廳。我國的第一個核武器研究基地在北京郊外平地而起。

 

　　不久，核武器研究所遷到了荒僻的青海省北藏族自治州和新疆的大戈壁。再後來，壯大的核武器研究院又遷往四川一個更為隱秘的地方。其間，一些人中途退卻了，因為“沒有科研成果，家庭不能團聚，不許與親友通信，也沒有生活樂趣”。許鹿希跟我談到這裏時，我們彼此都很沉默。

 

　　那個時候，鄧稼先他們辦公的地方雖然簡陋，但畢竟有了自己的窩。緊接著，就開始準備相關的俄文資料和容納原子彈教學模型的大廳。後因蘇聯毀約，教學模型沒有運來，這個大廳後來成了車庫。蘇聯專家撤走後，曾留下一個核爆炸時的參數。鄧稼先和周光召他們一道，通過嚴謹的計算，推翻了原有結論，從而解決了中國原子彈試驗一道關鍵性難題。數學家華羅庚後來評價說，這是“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的成果。

 

　　28年間鄧稼先回來過幾次，主要是跟周恩來總理等領導匯報原子彈、氫彈等核武器的研製情況。他那幾次回來許鹿希雖然沒有更多地和他在一起，但還是見了麵的。許鹿希說：“那幾次見麵也叫人難忘。他去向總理匯報，我就在家等他。”

 

　　說起周恩來總理，許鹿希說鄧稼先曾經給她講過這樣一件事，那是在一次核試驗前，鄧稼先去向周總理匯報。第一次見到周總理有點兒緊張，說起話來有點兒哆嗦。周總理笑了，他說：“稼先同誌，我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有高血壓，你這麽一哆嗦就把我們的血壓給哆嗦上去了。”聽了這話，鄧稼先馬上就放鬆下來，整個會議室的氣氛也輕鬆了。

 

　　因為總理都是晚上聽匯報、辦公，鄧稼先晚上9點鍾從家裏開車到中南海西花廳，匯報到晚上12點的時候，總理那兒有夜宵，一般都是吃兩個水煮的荷包蛋，還有四個小包子，然後再繼續匯報。鄧稼先他們匯報得很詳細，要把整個的設計過程和中間會出現什麽問題以及製造過程中間有什麽問題，哪些地方要突出，都要向總理匯報。周恩來總理聽得非常仔細，因為總理辦公的桌子不夠大，他們討論時就把設計圖紙鋪在地上，總理蹲著仔細研究圖紙，鄧稼先他們也蹲著，差不多天亮以前，三四點鍾的時候才回來。

 

　　——您還記得28年間鄧稼先這樣向總理匯報的情況有幾次嗎？

 

　　共有五六次吧。中國的科學家，特別是主攻“兩彈一星”的科學家，很多人都有與周總理在一起的難忘故事。他們對周總理的那份特殊的情感難以盡述。他們之所以千百次地從心裏呼喊“周總理”，不僅僅因為周總理珍愛科學家超過珍愛他自己，更重要的是因為周總理嘔心瀝血致力於“兩彈一星”的事業，致力於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中華民族的崛起、對實現國家的富強產生了無法估量的重大影響。

 

　　我在翻看許鹿希和鄧稼先的資料時，看到張愛萍將軍1988年4月8日給許鹿希的親筆信，探討的是有關核武器的事，我感到奇怪，就好奇地向許鹿希詢問：張將軍為什麽跟您探討核武器的事？

 

　　許鹿希聽我問這個問題，解釋說：“我向他詢問在60年代中國知不知道美蘇要聯手炸我們的核武器基地？”

 

　　——在1988年的時候，張愛萍將軍給您寫了一封信是嗎？

 

　　“對，對。就是那個時候。那個信上最主要的就是要核實一個事情：在1964年10月16號報出第一顆原子彈成功了，就是在這之前一個月的時候，在1964年9月，美國的衛星在我們新疆的羅布泊上空老轉悠，一天到晚地轉。鄧稼先有病住院時我曾經問過他，問他是不是有衛星在基地轉悠，他說是有。他們在那兒都看得見的。

 

　　“後來我從美國解密的文件上才知道，就是在1964年9月份的時候，美國已經探測出來中國馬上就要爆炸原子彈了，那時候美國的總統是約翰遜。約翰遜總統派人去找蘇聯駐美國的多波雷寧大使，跟多波雷寧說，你去聯係，我們美國和蘇聯兩家聯手做外科手術，把中國整個的新疆核武器基地給炸掉。結果當時赫魯曉夫說了一句‘沒有我們蘇聯的幫助，中國人幹不出原子彈來，你們放心’。就這樣，他沒炸，我們就成功了。我就給張愛萍將軍寫了一封信，我問張將軍，我們中國知不知道美蘇要聯手轟炸？”

 

　　——您當時谘詢他這個事，是出於一種什麽考慮呢？

 

　　“谘詢這個事的時候，是因為好奇，覺得這個工作一定很有吸引力，要不怎麽讓那麽多的外國人注意呢？另外還想收集一些這方麵的資料。到底人家衛星在我們天上能看見什麽東西，有人說，在那上麵看得可清楚了，能分辨到巴掌大，就是說底下是一個燙頭發的女人還是一個梳分頭的男人，都看得很清楚。當然，現在的衛星分辨率就更厲害了。”

 

　　——您就是為這個問張愛萍將軍？

 

　　“對，我把那個解密的英文材料翻成中文，寄給了張愛萍將軍。我說人家解密的材料是這樣的情況，說明在1964年9月的時候，美蘇要聯手用導彈炸掉我們新疆羅布泊等處的核武器基地，我們中國當時知不知道這事。知道的話是怎樣對付的？張愛萍將軍就回我那封信，而且同意我在《鄧稼先傳》裏把我們的通信刊印出來。這有個好處就是如果我光是用鉛字印下來的話，人家可能會不相信，我有張愛萍將軍親筆回信的手跡，信上說明，中國當時知道，周總理當時也知道，而且有兩個對付的方案。一個是拆掉，一個是趕快弄出來，即使要炸的話，我們已經有了。你可以看這個信上寫得很清楚。”

 

　　——您跟張將軍來核對這件事情的時候，是不是也包括在您采訪那100個人裏？

 

　　“對，我給張將軍寫信，也到張將軍家裏去過。他就住在地安門靠近什刹海的邊上，現在他們家還住在那兒。”

 

　　張將軍1988年4月8日給許鹿希的信：

 

　　鹿希同誌：

 

　　來函所詢之事，簡告如下：記得是1962年-1963年間，曾獲悉肯尼迪以可能的手段破壞我蘭州核燃料擴散工廠，當時中央研究對策時，有兩種意見：從蘭州拆遷到西南山嶽地帶，另一意見（是直接主管者們）是加速蘭州廠建設（當時快建成了），爭取盡快生產鈾燃料，同時在西南擇地另建一擴散廠，力爭美未破壞前能拿到手鈾235，到那時即使炸毀了，我已得到足夠的核燃料。同時，如敵先在我生產燃料前炸毀，我還有新建廠可再生產，隻不過延緩我試驗時間而已。中央采取了後一意見。以後肯被刺，就未得到美采取直接破壞的消息。至於美是否與蘇合謀過，我不得而知。其次，在蘭州和221盡可能加強防空力量。同時，試驗場區則采取大分散基區布置，而核裝置要到臨試驗前而不過早運至試驗場區，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主要核裝置）。

 

　　在1964年八九月間，夜間常在空中看到衛星經過試驗場區上空進行空間偵察。這些情況，總理常是直接電話告我注意盡可能隱蔽，我也常接電話報總理，直到試驗的現場一切情況，都是如此。這是一開始研製和試驗前總理規定的。總理是中央專門委員會主任，親自直接主持研製與試驗工作的，我們的一切事，都是直接報告總理的。這一點，你的記憶是對的。謹此簡告，如還有其他問題，請直接來信，不必客氣。

 

　　張愛萍

 

　　一九八八年四月八日

 

　　在許鹿希講的故事中，這個故事叫人的心情非常沉重。

 

　　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最後一個年頭，我國在戈壁灘上的一次空投核彈過程中，因降落傘沒有打開而出現了事故。在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倒計數之後，核彈本來應該飄到預定的空中爆心處，可是核彈卻從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天空沒有出現蘑菇雲。雖然這是一次偶然的事故，但是弄不好會引起嚴重後果！核彈哪裏去了？它還可能炸嗎?是不是在預定範圍內炸?或者已摔碎了,不會再炸?那核彈片的放射性汙染在哪個地區?會造成什麽樣的危害?指揮部立即派出100多名防化兵去尋找，由於偏離預定的爆心處很遠，始終沒有發現核彈的痕跡。但這是一件不能不了了之的事情。人們都記得日本廣島、長崎在遭受原子彈襲擊後留下的慘景。哪個國家也不能在自己本土上來這麽一下。

 

　　“文革”中周恩來總理和幾個老帥就多次說過，降落傘是個大問題，一定要保證降落傘能打開。可是恰巧就這一次，沒有打開。

 

　　許鹿希說：“因為我在1987年仔細問了當時二機部趙敬璞副部長，所以我才知道是怎麽回事。

 

　　馬蘭有一個機場，飛機是從馬蘭飛上去的。這個核彈是從飛機上投下來，飛機飛得非常高。因為那個核彈不能扔在馬蘭，馬蘭是有人住的地方，要扔在完全沒有人住的羅布泊，扔到羅布泊的天上，在羅布泊的天空中有一定的高度才能爆炸。爆炸以後當時算好了蘑菇雲應該在哪兒，蘑菇雲應該往哪兒飄，要對我們國內沒有任何害處。

 

　　這裏唯一保密的就是飛機的高度到現在還不能說。

 

　　飛機扔核彈，那個核彈必須得掛著降落傘飄，要是不掛降落傘的話，一扔出來核彈就爆炸，飛機就完蛋了，所以必須得算好降落傘怎麽飄，風向是多少，飄到一個爆心再爆。

 

　　這次糟糕的就是降落傘沒有打開，很多人不理解，說降落傘怎麽還打不開？普通人用的降落傘是好打開的。核彈是一噸重，你算算，比平常那個大差不多20倍。神舟六號的降落傘展覽過，很大的，從這頭到那頭，巨大展廳的樓頂整個都是。1979年用的那麽一個降落傘沒有打開，飛機扔出來這個核彈從高空一直掉下來，直接摔到地麵，就給摔碎了。

 

　　可是這次的核彈，是鄧稼先簽的字。鄧稼先簽字就表明說向國家保證這個彈是成功的，所以他決定自己親自去找，許多同誌都反對他去。陪他一塊去的就是當時（二機部）的副部長趙敬璞。他們倆一塊坐上吉普車去找。這時候基地的一位領導說‘老鄧你不能走，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錢’。這位基地的領導叫陳彬，鄧稼先聽後心中激動不已。他此時被一群生死與共的同誌的真摯情感所打動，但他已不可能聽這位將軍的勸告了。核燃料放射性鈈239，在大自然中的半衰期是24000年。如果侵入人體，極易被骨髓吸收。它在人體內的半衰期是200年，亦即進入體內後200年還剩一半。這就是說，它將終生傷害著‘被輻射’的人的身體，永無解除之日。這一切，鄧稼先是再清楚不過的了。但他就像不知道這些情況一樣，沒有聽從好心同誌的多方勸阻，坐在車上，他心裏有一句沒有說出來的話‘這事我不去誰去？’

 

　　鄧稼先當時不可能不去，因為當時不知道這個彈到底哪去了，也不知道這個彈是什麽情況，如果這個彈爆炸的話，那就壞了，廣島什麽樣，長崎是什麽樣，你可以看到畫麵是吧，我們不能自己在自己國土上幹這麽一下，對不對？

 

　　戈壁灘上不是沙漠，戈壁灘是大大小小的石頭。大石頭跟籃球那麽大，小石頭就是小石頭塊，吉普車就在滿是石頭塊的戈壁灘上到處跑，那天他和趙敬璞同行，乘坐一輛吉普車，向戈壁深處駛去。在汽車上，他們沒有說什麽話，這並不是沒話可說，而是鄧稼先的腦子裏在不停地思索。究竟是什麽事故？有幾種可能性？最壞的結果是什麽？他什麽都想到了，但就是沒有顧得想想鈈239對於人體的傷害。

 

　　他這時還不知道，因為降落傘沒有打開，導致核彈從飛機上直摔下來的著地點，偏離預定的爆心處很遠。他一門心思地一定得找到核彈，探明原因。車子在大戈壁上到處亂跑。他終於找到了，因為這是他們製造的，他認得。

 

　　到了發生事故地區的邊緣時，鄧稼先鎮靜地說‘到了,停車’，他要汽車停下來。一下車，鄧稼先立即感到了此地對於身體的危險性，這是核科學家的直覺。他堅決阻攔趙副部長和司機等人與他同行。趙敬璞副部長堅決要跟他一起過去，鄧稼先就嗬斥趙敬璞副部長，他當時也顧不上禮貌了，他說‘你們都給我站住！你們進去沒用’。鄧稼先把同行的人都嗬斥在一邊兒，他自己卻進去了。

 

　　他獨自向裏麵走去。他終於找到了，這是他們九院的寶貝，九院的心血凝成物。”

 

　　許鹿希說：“趙敬璞副部長說，大概摔碎的那個範圍呀，像半個足球場那麽大，就是整個彈都摔碎了。”

 

　　聽到這裏我問，他知道很危險，也阻攔別人進去，自己為什麽不注意呢？

 

　　許鹿希說：“那時候他已經顧不上了。”

 

　　說到這兒，許鹿希輕輕擦了擦流出的淚水繼續說：“那時候有人說他是傻子，我也說不出來他是什麽人，是傻子還是——反正他一切都根本想不到自己了，他完全懂鈈239是怎麽個毒性，鈾235是怎麽個毒性，完全懂，那一次他進去以後，找到了那個摔碎的彈片的時候，最糟糕的是他還雙手捧了一下，捧起來一看，他馬上就放鬆了，他們最擔心的後果沒有出現。他拖著疲憊不堪的步子向停在遠方的吉普車走去。

 

　　鄧稼先見到趙副部長的第一句話就是‘平安無事’。這意味著對全國老百姓來說，沒有影響。但就在此時，他也意識到自己的身體一定會有問題了，因為他是搞核物理的。當時在上車前，他主動邀請趙副部長與他合影留念。”

 

　　許鹿希說：“那是鄧稼先已經去世有幾年了。有一次趙敬璞副部長打電話說你到我這兒來一下，我有一件東西給你。我跟我兒子去的，我去他們家時，恰好李覺副部長在趙敬璞家裏，趙副部長給了我一張照片，這張照片鄧稼先生前沒有給我，我也不知道有這樣一張照片。趙副部長說‘這個照片你應該有’。我把那張照片複製以後，把原件還給他了。”

 

　　那張照片是兩個頭戴白帽子、身穿白色防護服、白口罩遮到眼睛下邊、辨不清麵貌的人站在荒無人煙的戈壁灘上的紀念照。左邊的高個子就是鄧稼先，右邊是趙敬璞副部長。

 

　　鄧稼先在研製核武器這一緊張的工作中，從來沒有主動邀請別人合影。他工作起來節奏很快，匆匆忙忙。這次他要特別留下一張紀念照，一定是內心裏有另外什麽想法。不言而喻，他似乎覺察到自己此後壽命的期限了吧。盡管期限是模糊的，但危險是清楚的。他遭受到極為嚴重的放射性鈈239的輻射傷害，這將是他身體狀況的巨大轉折。

 

　　這次對鄧稼先身體的傷害是現代醫學水平無法補救的。因為他已經多次受到輻射傷害，再加上這一次，埋下了他死於癌症的惡果。

 

　　那是一次當時在內部許多人都知道的事情。

 

　　那一天，很多部隊的領導都在現場等著觀看。據說，試驗場地擺上了許多試驗品：坦克、鐵架、活著的牲畜。但是，那次糟糕的就是在倒數三二一起爆的時候，沒有蘑菇雲，也沒有聲音，爆心地方什麽也沒有，不知道核彈哪兒去了，所以派防化兵找。在戈壁灘上來回找，防化兵不認識，因為這個核彈不是整個摔下來的，而是彈已經摔碎了。核心裝置為什麽鄧稼先去找呢？雷管、外殼不能作數，非要看最核心的部分，到底核心部分是核反應了還是摔碎了。沒有核反應表示沒有在我們中國國土上放一個核彈，那全體老百姓平安無事，最關鍵是這個。所以鄧稼先自己要去找。

 

　　許鹿希說：“鄧稼先完全可以不去，防化兵今天找不著明天找，明天找不著後天找，反正總有一天會找著。

 

　　但是鄧稼先就想找到以後親眼判斷一下，如果當時是一個核反應，等於在中國本土上放了一顆核彈，可了不得的，比廣島大太多了，老百姓要了命了，很多人馬上就得撤退，幸虧沒有，就是摔碎了，可是鄧稼先本人就完了，那次非常慘。

 

　　這些事是趙副部長在鄧稼先去世後告訴我的，還給了我那張照片。他還說，在回去的車上，鄧稼先向他解釋‘你們知道放射鈈最容易被什麽吸收嗎?人的骨髓!那玩意兒如果侵入人體,半衰期是多少年?200年!明白嗎?200年後還剩一半’。”

 

　　那個時候，三機部說二機部九院的臭彈，二機部說你們三機部的傘不好，鄧稼先一看降落傘摔在那兒，根本沒有打開，這個事情今天說起來沒有問題，不泄密，因為這個事情在1989年的時候，國防科工委有一個科技局的局長，他把這件事情寫出來了，這本書的名字是鄧小平親筆提的《中國核工業的四十年》。

 

　　許鹿希說：“書出來了，我們再說就沒有問題了，就不算泄密，過去不許講那些事故，哪一次事故都不允許說，現在我可以很公開地說，我們中國一共是45次核試驗。”

 

　　其實，鄧稼先一次又一次地主持新的核試驗,責任心和純樸的本質使他不願經常呆在辦公室裏指揮,而是經常出入車間及場區，所以，不可避免地要接觸大量放射性輻射,幹這一行的都管這叫“吃劑量”。這樣，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他幾乎是每天都要“吃劑量”,接觸放射物質。有一次他們打開密封罐觀看測試結果,原有的防護措施擋不住新材料強勁的輻射, 鄧稼先又是首當其衝地超限度地“吃劑量”！

 

 

 

第十五章 天上人間情未了

　　

　　許鹿希經過幾年的努力，采訪了100多人。每當她采訪不方便時，就讓孩子跟她一起去。采訪的過程沒有想象得那麽順利。有時候跟人家約好了采訪的時間，可是到那兒以後不是臨時取消就是要再耐心地等很久。春夏秋冬，即便許鹿希願意，可是孩子們未必能這樣堅持下去。他們還有自己的工作、生活。他們現在正處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時期。

 

　　孩子們陪著母親去采訪，有很大一個原因是他們不願意讓自己的母親再失望，但是時間長了也會有不愉快的事情發生。

 

　　那是1988年7月的一個夏日，又快到了鄧稼先逝世的忌日。那天，許鹿希的兒子又陪著她出去采訪一位熟人，那天的氣溫特別高，人在家裏坐著還嫌熱呢，更別說出去擠公共汽車了。許鹿希和兒子剛剛走到院子裏，就看到一位曾經和鄧稼先在一起工作過的老同事的兒子坐著自己父親的車從他們身邊緩緩駛過。看到這一切，孩子的情緒上來了：“我們做這樣的事情有什麽意思，別人誰會理解？看看人家，全家團圓，房子、汽車和名聲哪一樣都不少。”那一次的采訪孩子還是陪她去了，但是孩子的話卻在她的心中掀起了漣漪。

 

　　那天回來後，許鹿希迷惘的目光始終在屋內鄧稼先的塑像前盤桓。許多往事像過電影一樣，又一幕幕地出現。鄧稼先活著的時候，由於工作紀律的要求，他們沒有通過一封信，但那是有希望的等候。鄧稼先去世後，許鹿希在心裏千遍萬遍地給他寫過信，有懷念的衷腸，有勞累的訴說。她看著日曆，又快到鄧稼先的忌日了。他們夫妻因工作28年聚少離多，28年之後鄧稼先又很快地離開了人世。她常常想，鄧稼先是否知道她一個人有多苦！是否知道孩子們有多想他！難道就因為說過“我支持你”，就因為那至死不渝的愛？

 

　　那一天，從黃昏她就那麽坐著，一直到天上的月亮開始移動。

 

　　月亮代表他的心，也代表她的心。她知道鄧稼先是個快樂的人，當然也不願意看到她這麽憂傷。

 

　　為了盡量驅散彌漫在心底的憂傷，許鹿希拉開“一頭沉”寫字台的抽屜，把一張光盤拿了出來。這是一張朋友幫助刻錄的貝多芬的“歡樂頌”光盤。鄧稼先喜歡聽這首曲子，並且會用德文、英文、俄文演唱。現在許鹿希想借這會兒安靜的時候，自己也再聽一聽這首世界名曲。在音樂的旋律中，她不知不覺進入了音樂的意境。她在心裏說：“如果稼先在，我就不會有這些煩惱憂愁了。”她仿佛又回到了和鄧稼先一起歡樂的日子。

 

　　說來也奇怪，在鄧稼先離世的這些年裏，他經常在許鹿希的夢中送來他親切的囑托。特別是那天晚上，許鹿希在夢中見到了鄧稼先。她看見丈夫肩上背了個書包，手裏拿著一本書，像是去工作，又像是去學習。鄧稼先看到許鹿希後站住了，許鹿希問：“你上哪兒去？”

 

　　鄧稼先回答：“老地方。”

 

　　“老地方在什麽地方？我也去吧。”

 

　　“你忘了，老地方就是保密。你們要保重啊！”

 

　　說著他深情地望了妻子一眼，急匆匆地走了。

 

　　人生誌業，心無雜念。丈夫的追求也就是她的追求。她的丈夫為了國家的平安，連命都搭進去了，活著的人吃點苦算什麽呢？既然心已承諾，就應該堅持！

 

　　但是，現實中發生的許多事情不是說說就能解決問題的，因為對比太鮮明了。在鄧稼先的同事中，很多人也是院士，很多人的學問也很高，而且是很熟很熟的，甚至住得很近。孩子們管那些人叫叔叔、伯伯，是很親近的。可是孩子的父親鄧稼先卻走了另外一條路，那麽玩命地幹，以至於自己的孩子很早就失去了父親。

 

　　可以想一下，如果製造完原子彈就換人的話，或許，他們的父親和那些跟他們父親一樣實幹的人，也就不會那麽累，也不會接受那麽多輻射的影響，他們的健康也不會受到致命的傷害。

 

　　可是不幹又怎麽樣呢？中國那個時候科學家不多，研究核武器的就更少。中國不能沒有核武器，不能沒有原子彈、氫彈，所以這一撥人還是從頭練到底。

 

　　許鹿希說，我理解鄧稼先他們，但是，我也理解孩子們。他們的父輩承受的壓力，孩子們不知道，沒看見。看到的又是這邊被他們叫叔叔、伯伯的長輩有房有車的這一麵，看到他們的孩子比自己享受得多的一麵，所以心理不平衡。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們是解放後出生的，沒有見過洋人變成洋鬼子的情景，沒有那種再也不受別人欺負的強烈願望。所以，他們的情緒我理解，我不能責怪他們。孩子的工作要做，他們的情緒也要理解和引導。許鹿希這麽說著，笑容中沁出一派清涼。

 

　　是的，因為生也有涯，文化和思想的傳承是無涯的。

 

　　從1986年鄧稼先去世到1992年期間，許鹿希用了5年的時間，寫成了第一本傳記《兩彈元勳鄧稼先》。書出版後，許鹿希把書寄給了楊振寧先生。楊振寧先生在1993年2月9日給許教授回信說：

 

　　鹿希：

 

　　稼先的傳已看完，寫得不是最好，但稼先事跡動人，仍是極好的書。

 

　　可否請便中寄五冊來美，十冊去香港，我可以送朋友與圖書館（香港的，台灣的）。

 

　　匆祝

 

　　好

 

　　振寧

 

　　93年2月9日 於石溪

 

　　收到這封信之後，許鹿希陷入沉思。楊振寧先生的評價應該說是比較準確的。因為他和鄧稼先親如兄弟，雖然他們也有數十年不在一起了，但還是了解鄧稼先的為人、了解他對祖國的那份感情的。

 

　　許鹿希記得，鄧稼先住院期間，經常念叨和他曾經度過艱苦歲月的還在一線工作的同事們，經常念叨誰誰去世太早了，要不然一定會有大作為，誰誰身體不好，應該早點去檢查身體。誰誰還年輕，性子不要太急，積累了經驗就會出成果——那是一份放不下的思念啊！

 

　　鄧稼先和他的同事們為了國家的富強，甘願吃苦奉獻的精神如果不能寫出來，或者寫不好，就對不起鄧稼先和他的同事們。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之後，許鹿希再次拿起筆，決定重新寫一本《鄧稼先傳》。

 

　　許鹿希說，她又奮鬥了6年，1998年6月再次出版了《鄧稼先傳》。這本《鄧稼先傳》是許鹿希帶領他們的兩個孩子共同完成的，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許鹿希說：“這次出版的《鄧稼先傳》，封麵采用的是白底淺綠色環繞著鄧稼先的像。這種設計象征著鄧稼先的高潔和永生。書出版了以後寄給楊振寧先生，他看了以後就給我來了一個英文的電子郵件，現在我還壓在這個玻璃板底下。這個英文的郵件，翻譯過來就是‘鹿希，謝謝你的書，它是很好的研究作品，祝賀你！’”

 

　　“《鄧稼先傳》再次出版後，得到了楊振寧先生的肯定。我知道他滿意了，然後就寄了好多本給他，他外國的圖書館和朋友。這是一個6年。

 

　　“前麵用了6年初次寫出的《兩彈元勳鄧稼先》八萬七千字，這次再用了6年出版的《鄧稼先傳》17萬字，前後共用了12年。”

 

　　兩本傳記用文字構成了許鹿希特殊的精神世界，也是她在即將進入70歲時又一次為國防事業的奉獻。現在國內外許多圖書館都有《鄧稼先傳》。它將為後來者提供寶貴的參考史料。

 

　　精神世界的追求是永不滿足的。《鄧稼先傳》是文字的集結，雖然這次的出版比較成功和順利，但是，還是有朋友認為，這本書沒有達到預想的期望，還不能完全展示鄧稼先的精神世界。許鹿希自己也認為，如果再出一本《鄧稼先圖片傳略》，書中配上鄧稼先的一些經典照片就更好了。許鹿希說幹就幹，她不顧年邁，再次選擇了挑戰。

 

　　布穀鳥一生隻唱一首歌，那是在莊稼快播種的時候“布穀，布穀”的叫聲。前麵出版的《鄧稼先傳》是許鹿希帶領孩子們努力的結果。從1998年到2003年，她又用了5年的時間， 2003年12月出版了《鄧稼先圖片傳略》。

 

　　《鄧稼先圖片傳略》出版的意圖是要把那些照片和鄧稼先的一些重要手跡都印出來，免得以後遺失。這是一本比較直觀地、形象地反映鄧稼先生活的文字加圖片的傳略。

 

　　《鄧稼先圖片傳略》的外觀顏色呈素淨的米黃色，封麵附有鄧稼先雙手比劃原子彈的經典照片。封底若隱若現地印著中國男兒等字樣。在這部《鄧稼先圖片傳略》中，鄧稼先的事業、愛情、友誼都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現，特別是《鄧稼先圖片傳略》中有兩張九院在建立初期的計算工具——手搖計算器和電動計算器，令人非常感慨。

 

　　這兩張照片形象生動地告訴人們，我國的第一顆原子彈是在怎樣的條件下研製出來的。就像《鄧稼先圖片傳略》中的題記說的那樣：“1924年到1986年，一個短短的生命曆程，在曆史的長河中，似乎算不上什麽，但這個對人類、對曆史做出過重大貢獻的人的一生，卻是值得我們追憶和展示的。”透過這本傳略，我們再次感受到了許鹿希的執著和追求完美的精神。

 

　　——您做這件事情特別地嚴謹。

 

　　“ 我是像做科學實驗、帶研究生做科研一樣，每件事情都有證據。”

 

　　那是孤獨而又漫長的日子。但是，每當許鹿希在鄧稼先曾經用過的桌子上，整理和修改《鄧稼先圖片傳略》的時候，她就仿佛感覺到鄧稼先就在她的身邊。不是嗎，如果你想念一個人，那麽他就活著。

 

　　就是在這個5年裏，許鹿希決定把鄧稼先所有的已經或者能夠公開發表的科學文章結集出版。她要把鄧稼先從24歲到美國讀研究生起，到62歲在病房裏的最後一刻寫下的文字為止，在科學領域裏跋涉的文稿全部整理出來，展示他們那一代科學家的科學思想和人文思想，那將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在2008年12月30日的那次采訪中，進門後她就讓我看一本《鄧稼先文集》，並說要把這本書送給我。當時我很感動地連忙接過這本書。許鹿希翻開書的前兩頁讓我看，我有些驚訝地說：“全是英文？”許鹿希沒有正麵回答我的話，而是指著頁麵上的英文說：“這是鄧稼先的博士論文。”再往後翻看，更讓我疑惑了，我說：“怎麽是物理公式和數學公式呢？”許鹿希說：“對，這些都是不保密的，是當時鄧稼先給剛剛調到核武器研製隊伍中的年輕人編寫的教材。”

 

　　許鹿希停頓了一下，給我講了出版《鄧稼先文集》的過程。

 

　　許鹿希說：“整理鄧稼先的文集非常困難，很不容易找到他所有的材料。也就是說，出鄧稼先的文集，就是把鄧稼先所有不保密的文稿找出來，這讓我費了很大勁。就說他1950年在美國普渡大學的博士論文吧，他是1950年8月20號拿到博士文憑的，過了9天，8月29號就坐輪船回中國了，所以他來不及把論文的全文帶回來，帶回來的隻是文憑。因為要出這個文集，我就請楊振寧先生幫助，他有朋友在普渡大學，從普渡大學研究生院把42年前鄧稼先的博士論文全文複印件寄給楊振寧先生，楊振寧先生在1992年4月28日郵寄給我女兒鄧誌典，她在保存一個備份之後，再寄給我，這篇論文才得以編入文集。你看，這文集中的博士論文是這樣費勁搞來的，就這樣，文集上的材料都是一點點找出來的。”

 

　　在2002年的5月，安徽教育出版社的王宏金編審專程來京，和許鹿希一起審閱鄧稼先公開發表的論文和全部著作手稿，同時，在征得兒女們的同意後，鄧稼先的博士論文全文（英文）首次印刷出版。

 

　　——您怎麽想到出了傳記後又出版學術性這麽強的文集呢？

 

　　許鹿希說：“我一定要把這個文集整理出來。因為我相信鄧稼先如果活著的話，他也一定會把這項工作做起來的。

 

　　“1958年，剛剛開始研製原子彈的時候，組織上讓鄧稼先從各個大學調了許多優秀的大學畢業生，經審查批準，第一批調了28名大學生，後來稱為‘28星宿’，成為研究所的第一批青年骨幹。可是那些畢業生都是各行各業的，有學物理的，有學數學的，有學外文的，還有學建築的，學工程的，五花八門什麽都有。

 

　　“要把大家團結到一起設計原子彈，大家必須要有共同語言，都得懂呀，學外文的他肯定不懂物理，什麽中子、什麽高溫高壓、什麽狀態方程啦。要形成一個團隊的話必須得培訓。那時鄧稼先就自己講課，課的內容都是自己準備的，那些授課筆記的很多內容就是現在出版的文集中的內容，是不保密的。”

 

　　說到學習，那個時候由於是剛剛開始組織人手研究原子彈，還沒有離開北京，鄧稼先特別希望大家能夠早點兒把業務知識熟悉起來。他希望大家在學習上能夠抓緊，晚上勞動回去以後趕緊洗洗，吃點飯，坐下來學習。鄧稼先也給這些年輕人做一些輔導，一般都要加班到淩晨一兩點。

 

　　一次，鄧稼先和年輕人又加班到很晚，由於鄧稼先要回到北醫的宿舍，得走一條原來是高粱地的高低不平的土路，年輕人不放心鄧稼先自己回去，要送他。他有一部舊自行車，年輕人送他的時候他就推著車子跟大家一起走。北醫的家屬院有個規定，晚上10點半以後就關門了。四周沒有圍牆，都用鐵絲網圍著，傳達室有個老頭看門，因為經常加班到一兩點，鄧稼先就不好意思敲門打攪，大家就給他想了一個辦法，讓他鑽鐵絲網。

 

　　一個人拉著上麵的鐵絲，一個人拉著下麵的鐵絲，讓他鑽過去。他又高又胖，所以行動很不方便。隻聽到有衣服撕裂的聲音，結果一看褲子刮了個口子。等他鑽過去以後，大家又把自行車給他遞過去。那天晚上，鄧稼先剛進家門，褲子上的口子就被正在等候他的妻子許鹿希發現了。妻子那詫異的目光，讓鄧稼先無法開口解釋。因為事先說好了，鄧稼先的事情不能打聽，所以許鹿希隻好讓他上床休息後，再給他把破了的褲子縫好。第二天，鄧稼先穿著妻子縫好的褲子，歉意地笑笑，帶著講課稿又出門了。在北京，這樣的日子大約有一年的時間。

 

　　剛開始研究原子彈的時候，大家的學習熱情非常高。李鷹翔說，“技術民主”是中國科技界的一個非常好的傳統，類似於“頭腦風暴”，大家坐在一起，有老科學家，有中層技術骨幹，有剛畢業的年輕大學生，大家平等地進行討論，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這裏沒有學術權威，隻有科技工作者。不管是剛畢業的大學生，還是負責製造工作的技術工人，都可以到黑板上寫出自己的想法，匯聚科學思想的火花。

 

　　那個時候風氣非常好，因為大家遇到的問題都是新的，不論領導還是群眾，都沒有條條框框的限製，不是說哪個領導對這個問題已經很清楚了，他是權威就要聽他的。鄧稼先有一句話常常掛在口頭：“在學術問題上人人平等。”

 

　　也就是說，無論你是大學生還是專家，隻要有道理就可以說服別人。有時候研究人員為了某個數據到底是對是錯爭論得麵紅耳赤。這時候的鄧稼先就能在爭論中讓大家冷靜下來，細致地分析，他把這些人磨合得很好。有時候走在路上，他把人拉住，某某，你這個問題做得怎麽樣了？還要努力啊！所以大家都覺得領導同我們那麽融洽，對我們那麽好，我們也要賣力，再不賣力就對不起他，他交代什麽事情，大家都願意做。

 

　　我在查閱資料時特別注意到二機部的李覺副部長也在鄧稼先主持的掃盲班上聽過課。由於他經常在外地，就請鄧稼先給他“開小灶”，進行“啟蒙”教育，為他揭開神奇的原子世界的奧秘。許多核工業的老領導都是從鄧稼先那裏知道了在公元前420年希臘科學家德謨克利特便創立了原子論。經過2000多年的沉寂之後，在20世紀初，原子物理異軍突起，取得的成果令人眼花繚亂。

 

　　1911年，原子物理學家盧瑟福創立了原子核物理模型；

 

　　1932年，德國的查德威克發現了中子；

 

　　1939年，德國的科學家哈恩發現了核裂變。

 

　　不久，匈牙利科學家利奧·西拉德最先確認，用快速中子轟擊鈾核，在一定情況下，會引起原子大爆炸，其威力是不可想象的！西拉德以一個戰略家的眼光看出，倘若希特勒掌握了這種武器，那麽他就會稱霸世界。於是，西拉德找到了愛因斯坦，請求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大科學家給美國總統羅斯福寫信，說明情況。

 

　　羅斯福收到這封信的2年零4個月後，才下達了研製原子彈的密令。這樣，美國核物理學家奧本海默在洛斯阿莫斯開始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工作，從而運籌了美國的原子彈工程，又稱“曼哈頓工程”。他的最大貢獻是指導美國成功研製了原子彈，有美國“原子彈之父”的美譽。

 

　　那個時候鄧稼先為研製原子彈的參與者們普及核物理知識的手稿今天看來還是有著重大意義的。

 

　　為了讓鄧稼先的手稿發揮最大作用，許鹿希在鄧稼先去世以後，把鄧稼先當初為年輕大學生授課的筆記手稿整理好收藏了起來。這其中最主要的有電動力學和量子場論，還有群論，這三個是不保密的。當時在整理時許鹿希就想，以後如果有機會印出來就好了。

 

　　《鄧稼先文集》於2003年出版，2004年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成功的40周年紀念，也是鄧稼先80歲的冥壽。

 

　　在采訪中，我問許鹿希，這本文集對後來做這方麵工作的人有什麽意義？

 

　　“ 對了，你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出版《鄧稼先文集》，很重要的一個方麵是其中的許多內容都非常珍貴，屬於首次披露，是鄧稼先參加核武器研製工作期間為在核事業路上跋涉的年輕人總結出的基礎科學知識。鄧稼先的手稿，如果是100%的話，現在有90%還在保密室裏保存，文集中出版的這些頂多是10%。另外，在第一顆原子彈成功以後，在鄧稼先的組織領導下，有100多位科學家，就是他們這個單位的同事吧，把他們設計第一顆原子彈的心血寫成了一本很厚很厚的書，這本書叫做《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設計總結》。這是一本巨著，這本書到現在為止還是保密的。我曾經問過他們單位的人，這本書為什麽現在還不能拿出來？回答是：隻要一公開，各個國家拿著這本書，照著樣一步一步就做出來了，這就叫核擴散。所以鄧稼先還有很多著作都在他單位的保密室裏。”

 

　　說到這兒，許鹿希的目光投向了窗外，停頓片刻，接著說，估計我在有生之年看不到解密了，來不及了。如果把他全部的著作出版，估計要很長的時間，50年或100年。那個時候就完全解密了。

 

 

　　2002年3月，安徽教育出版社準備出版鄧稼先的文集，尋找鄧稼先文章的時候發現，除了封存的“絕密”材料外，幾乎沒有文章可編，上世紀５０年代鄧稼先公開發表的４篇論文，總共隻有一二十頁，眼看文集就要落空。幸虧許鹿希珍藏了鄧稼先三部專著的手稿，才使文集得以匯編。用“珍藏”兩字一點也不過分，這三部手稿每頁紙都用塑料袋套住，精心保存。這三部作品是鄧稼先在1986年臨終前寫下的，是原子武器研究的專用教材！

 

　　半個世紀前的博士論文和《物理學報》上的文章，其複印件難免有不清楚的地方，鄧稼先的表侄葛孟曾細心閱讀，逐字逐句地進行了辨認。許鹿希更是用放大鏡對文章中的每一個公式、每一個字母仔細校對。《鄧稼先文集》的出版用了6年的時間，那一年許鹿希已經75歲了。

 

　　許鹿希欣慰地說，這是她進入老年之後十分艱難的一次奮鬥。

 

　　在這裏，我特別想告訴讀者，20多年來，許鹿希為鄧稼先出版書籍、文章，沒有向他的單位要過一分錢，也沒有要過一個人手幫忙，一切都由許鹿希和她的親人們承擔。

 

　　兩個6年加一個5年，算上采訪的時間，共用了20年還要多的時間，許鹿希說：“我和鄧稼先之間沒有首飾相送，物質上的享受也沒有，朝朝暮暮在一起的時間也隻有5年。但是，我知道他需要什麽，他知道我需要什麽。我把《鄧稼先文集》整理出來，是想讓更多的青年才俊能夠少走一些彎路，因為，這本書的專著部分是鄧稼先的手稿，屬首次公開出版，彌足珍貴。書中的三部專著是原子彈、氫彈等核武器研製工作的入門基礎，有人戲稱為‘敲門磚’。”

 

　　許鹿希說，她特別希望讀過這本書的年輕人能夠明白才學和知識與中華民族強盛的關係。她說鄧稼先也會願意這樣做的，隻是他走得太快了，最後一年在醫院裏的短暫時間都用來為我們國家寫那份建議書了。想一想，我們現在一個天上，一個人間，我把鄧稼先想要做的事情完成了。當然，文集作者的署名是鄧稼先。

 

　　他們一個天上，一個人間，還這麽默契和同心。這一切，不要說他們那一代人感慨，就是現在的年輕人也是“隻羨鴛鴦不羨仙”了。

 

　　文集出版的那一年是2003年，鄧稼先已經逝世17年了。令人欣慰的是，這本文集出版以後，還獲得了2004年第14屆中國圖書獎。2004年12月14日的《光明日報》，刊登了第14屆中國圖書獎的獲獎書目。《鄧小平年譜》《鄧小平手跡選》《鄧小平畫傳》也同時獲獎。

 

　　——剛剛您拿出中國圖書獎證書的時候，我以為是獎給您的，因為這本書是您全力出版的。

 

　　“是獎給鄧稼先的。雖然是我整理好了給出版社的，並且幫出版社校對，但是，這畢竟是鄧稼先的心血，可以說是物歸原主吧。我在校對這本文集時，弄得很細，基本上沒有出錯，得了這個獎，我也非常高興，因為這本文集是我自己來完成的，這一點非常自豪。出版社也很高興，中國圖書獎對於出版社來說是他們的榮譽。”

 

　　——您真是追求真正愛情的典範！

 

　　“你看過《居裏夫人傳》是吧，裏麵有一個小故事，對我們來說，非常有意義。

 

　　“居裏先生被馬車撞了，當時就去世了，這是一個很大的悲傷，他的家人非常沉痛。第二天的時候，該居裏先生上物理課了，教室裏學生們都坐好了，就等著居裏先生來上課，這時有人說居裏先生不在了。這一說不得了，學生們在驚訝的同時，也在問今天的課還能不能上了，大家沒想到的是，一打上課鈴的時候，居裏夫人穿了一套黑衣服穩穩地走上講台，把書本翻開，第一句話就說居裏先生上次講到第幾頁，第幾段，今天我接著往下講。從此，這個物理課就是居裏夫人替居裏先生繼續講下去了。

 

　　“這個故事讓我非常感動。這就是深沉的愛，她完全能夠理解居裏先生要幹什麽，對吧？居裏先生就是要把這個課講下去，所以這個比任何的紀念都有意義。所以，我知道鄧稼先如果活著的話，他就會把這部文集出版。內容隻要能夠公開的，他都會集結起來，因為這些非常有用。對於參與搞核武器工作的年輕學生或者研究生來說，這是基礎。另外一點要說明一下，一般的像鄧稼先這樣院士級的科學家，很多人沒有時間，有些人甚至不屑於去講最基礎的課程，而是去搞自己所專心的那一個最尖的、最偏的、自己最感興趣的研究課題。

 

　　“鄧稼先在這方麵非常好。他不計較這個，許多講稿都是在半夜裏寫的，然後白天給年輕的同事們講。”

 

　　——能夠刊印的這些手稿，您是怎麽拿到的？

 

　　許鹿希說：“因為鄧稼先的講稿有一部分不保密，在他病重期間拿到家裏來了，他在醫院的時候我們聊起過這些手稿，他告訴我，他寫的這些東西還非常有用，是給年輕人打基礎的。他最後希望寫一部80萬字的大書，可是因為要給中央寫建議書，沒有時間了，等他寫完建議書以後，很快就不行了，一天到晚得輸血呀，所以後來80萬字群論就沒有寫完，隻寫了大約四分之一。他曾經跟我說過，他說希望病情能夠稍微穩定一點，他就可以繼續把群論寫完。鄧稼先想從電動力學、量子場論、群論，一部分一部分往下寫出來，成為係列吧。他曾經跟我談過，他想這樣對培養年輕人非常好，可是他沒做完就不在了。我想這個出版工作要靠別人做，沒有人肯做，就是說還是我做比較合適。”

 

　　——您比較了解？

 

　　“ 我一點都不懂，可是我非常細心，出這本文集的時候，公式有時候很複雜，有的公式一頁紙寫不完，很長，很容易排錯版。我就拿著鄧稼先的原稿一點點地對。”

 

　　——您75歲了，出這個書一點一點地對？

 

　　“對，我想這是非常值得的，2003年我75歲，如果那時候不出的話，再往後，我生病住院住了幾個月，我就沒有那個精力了。”

 

　　——很費勁？

 

　　“很費勁。

 

　　“這就可以回答上次你問的那個問題，夫妻之間的愛情不僅表現在卿卿我我或是朝朝暮暮呀，或者像電視上的有各種表情，外在的。”

 

　　——對，您是很深沉的。

 

　　“是很深沉的，我理解他需要什麽，他也理解我，這是最好的。”

 

　　——鄧稼先去世很多年了，您還在想著為他出書，實際上就是上次您說你們從結婚那天，彼此就有了托付。您對鄧稼先的這種深沉的愛，是跟國家的命運、國家的核事業聯係在一起了。

 

　　“ 我希望是這樣。”

 

　　——這是一個很高的境界。

 

　　“那你這麽理解就是誇獎我了，我希望是吧。也很高興你能夠理解我們。”

 

　　看著文集中鄧稼先的照片，我反複地思量著。照片上的鄧稼先穿的衣服還是老樣子的中山裝，但是他的神態告訴我們，他並不需要自己的愛人給弄多漂亮的、多時髦的衣服。

 

　　許鹿希也一樣，甚至在他們聚少離多的28年中，沒有得到更多人的祝福，但是她沒有怨言。

 

　　在我知道了鄧稼先和許鹿希的故事以後，我曾經給身邊很多人講過這個真實的故事，我也曾經問過許多人，如果你有這樣一個愛人，讓你們分開很久很久，你會怎樣？我得到的很多回答是沉默。我也曾問過自己這個問題。

 

　　許鹿希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從不隱瞞自己終身的承諾：“無論別人怎麽看這個問題，我始終不變。

 

　　“我通過采訪100多人了解了鄧稼先的事業。雖然我們分別28年，他又那麽快地離開了人世，但是我介入了他的工作，反而感到離他更近了，我感到我們沒有分開，我們始終在一起，因為有心的承諾。”

 

　　人說眼睛是心靈的窗戶，從跟許鹿希第一次接觸，我就覺得她的目光非常地溫和，是話語間透著智慧的一位女性。接受智慧之人的啟迪，當然是很容易的。

 

　　許鹿希的介紹讓我們了解了過去那段不尋常的日子。她用溫潤的眼光看待28年的分別。但是，畢竟我們都生活在現實中，現實中的困難會磨平所有的浪漫和幻想。

 

　　“我沒有怨言，家裏這邊，孩子和老人是我管，我的工作也幹得不錯。我理解他，他在1958年接受這個任務的時候，我跟他說‘我支持你！’那年我30歲。

 

　　“從那時到現在，我一輩子都是支持他的。這種支持從沒有因為任何原因包括我已經是年邁之人而放棄。他是在1986年去世的，因為鄧稼先走得太快了，他得癌症的時候7月31號住院，再轉過來7月29號去世，他實際上得病以後隻有363天，這個時間非常短促，中間做了2次大手術，3次小手術。最緊迫的就是在363天裏，鄧稼先都在思考和撰寫我國今後核武器進展的建議書。他最後的時間非常緊張。算起來，他一生整個的過程，沒有留下一點時間給自己再整理一下還沒寫完的書稿和論著。所以在他去世以後，從1986年到現在的23年間，我想盡了辦法，采訪了很多人，隻為了了解他，了解他們那一批人！

 

　　“我已經80多歲了，我很高興我們之間能有這樣長久的感情。他對得起我，我對得起他！”

 

　　在采訪中，許鹿希曾經多次問我：“我講這些你能理解嗎？我們能溝通嗎？”

 

　　不能說我對鄧稼先和許鹿希的愛情理解得多麽透徹，因為他們的愛是大愛，是超凡脫俗的愛情。但是，至少我可以理解，他們已經把自己的愛情與國家的命運、國家的利益聯係起來了。

 

　　他們的愛是高尚珍貴的，是穿越時空的。

 

　　許鹿希說：“讓我們的孩子和後代都覺得，這一對夫妻是真正的夫妻。隻可惜他去世太早，走得太急。”

 

　　我想，這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人世間沒有特別完美的事吧。

 

　　在人間，許鹿希仍然堅守著那一份永恒的愛情。而鄧稼先則在天空中深情地凝視著她，微笑和朝霞相映，目光和陽光相融。

 

 

 

第十六章 鄧稼先和楊振寧

　　

　　1971年夏天，鄧稼先的老朋友、享譽世界的美籍華人楊振寧先生從美國經巴黎飛抵上海，自1945年離開祖國20多年後首次回國。在楊振寧先生開出的會見人名單中，第一個要見的就是鄧稼先。

 

　　周恩來總理立即將鄧稼先召回北京。那是進入夏季後氣溫比較高的一天，當他推開自己家房門站在許鹿希麵前時，許鹿希不禁大吃一驚，她感到自己的丈夫就像從天上掉下來一樣。

 

　　從1958年到1971年，這是一次極不尋常的相見。許鹿希還清楚地記得，那天突然出現在眼前的鄧稼先穿著舊灰製服和綠軍便鞋，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當年那麽英俊高大的漢子，如今都有了白頭發。

 

　　分別那麽久，他們突然見麵，彼此相望，誰都說不出話來。好一會兒，還是鄧稼先說話了：

 

　　“家裏都好吧？”

 

　　“好好。。”許鹿希連著說了幾個“好”字。

 

　　這時，許鹿希才回過神兒來。這麽久了，一點音信都沒有。許鹿希有些不自然地走近鄧稼先，想接過他手裏的提包。當她的手拉住提包的時候，鄧稼先卻把提包也抓得緊緊的。分別的時候他們是30多歲，10多年過去了，如今他們都是40多歲的人了，是生疏了，還是人到中年？他們就這樣麵對麵地抓住一個提包，相對無言。

 

　　好一會兒，許鹿希強忍著就要流出的眼淚問：“你回來啦？”

 

　　鄧稼先沒有回答，隻是鬆開提包去拉許鹿希的手。提包掉在了地上，他們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這一刻，淚水在無聲地流淌。

 

　　許久，鄧稼先才說：“你還記得我說過的老朋友楊振寧嗎？”

 

　　“記得，記得呀。”

 

　　“他回來了。”

 

　　“那你回來是。。”

 

　　許鹿希想問，又停住了。

 

　　她知道，鄧稼先的一切都是不能問的。

 

　　鄧稼先這時笑著，搖著許鹿希的手說：“給口水喝吧。”

 

　　“我去給你倒水，去給你倒水。”許鹿希說著轉身去了廚房。

 

　　鄧稼先四周環顧了一下，屋裏的一切都沒變。

 

　　端著水過來的許鹿希把水遞到鄧稼先的手上：“再不回來，都快不認識了。”

 

　　鄧稼先喝了一口水若有所思地說：“我們的事情慢慢再說，楊振寧這次回來，我們要準備一下。”

 

　　許鹿希記得，鄧稼先在她麵前多次提起過楊振寧，許鹿希對楊振寧的名字是很熟悉的，隻是從來沒有見過。

 

　　“楊先生會來咱們家裏嗎？”

 

　　鄧稼先說：“聽組織安排吧。”

 

　　那一天許鹿希和鄧稼先早早地吃了晚飯，把兩個孩子安頓好後，他們就急匆匆地到商店去了。好在他們去得早，商店還沒有關門。楊振寧先生雖然是他們的老朋友，但是也有20多年不見了。所以，許鹿希堅持要給家裏的床鋪買一條新床單，左挑右選，買了條淺灰色帶印花的床單。看著這條床單，鄧稼先滿意地笑了。

 

　　1971年鄧稼先與楊振寧那次見麵是他們分別20多年後的第一次重逢。也就是那一次，許鹿希知道了鄧稼先這次回來是周總理讓他接待楊振寧先生。可能是第一次回來的時間太短吧，楊振寧先生1971年第一次回到中國時並沒有去他們家，楊振寧和鄧稼先是在友誼賓館見的麵。

 

　　和楊振寧見了麵以後，鄧稼先又很快回到了基地。

 

　　許鹿希說：“1972年楊振寧先生再次回國後，鄧稼先接到上級命令回到北京。是因為楊振寧先生的到來，他才能在一年後又回到北京的。楊振寧先生1972年回國那次到我們家來做客了。”

 

　　許鹿希指著我坐的沙發說：“你坐的這個沙發和你旁邊那個沙發，一個是楊振寧坐的，一個是鄧稼先坐的，我從1972年一直留到現在，很珍貴。”

 

　　那一天，楊振寧先生在房間裏環顧四周後發現屋裏沒有孩子的床鋪，問鄧稼先：“孩子呢？”站在一邊的許鹿希說，孩子在爺爺家裏。

 

　　1972年楊振寧先生在鄧稼先家裏喝水談天，彼此都有很多話要告訴對方，也有很多的事情要了解。

 

　　許鹿希說，這兩位科學家在一起聊天的感覺非常好。

 

　　我問許鹿希：“什麽感覺呢？”

 

　　“就是感覺他們對科學的那種執著吧，非常有意思。我問過楊振寧先生，我也問過鄧稼先，我說你們倆談話的時候，又默契，又幽默，彼此像是從來沒有分開過。談話間，楊振寧先生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他的思路非常快。

 

　　離開祖國那麽多年了，楊先生說的還是北京話，根本沒有變化。他北京話說得非常好，因為他是很小就在北京了。他比鄧稼先大兩歲，在他麵前，鄧稼先更多的時候是以傾聽的姿態出現的。後來我問過鄧稼先‘為什麽你們倆在一起的時候總是楊先生說話，你怎麽不多說話呢’，鄧稼先說‘當然了，楊振寧比我大嘛’。”

 

　　許鹿希說，鄧稼先不正麵回答她的問題，剛開始她還覺得是不是鄧稼先出去了這麽久不愛說話了，後來她才慢慢地體會出其中的意味。

 

　　——您問鄧稼先這問題的時候，他們倆都在一起嗎？

 

　　“沒有，我是隨便地問了一下鄧稼先。因為他們倆都在一起的時候，我不插話。”

 

　　——那您在旁邊嗎？

 

　　“我不在旁邊，因為有時候他們說的我不太懂，尤其鄧稼先經常問楊振寧一些物理學或者科學上的問題，問的和說的都比較簡單。這個問題現在在國際上做到什麽程度了？我們想往什麽方向去做，合不合適？楊振寧先生馬上就說這個工作在哪個國家哪個研究室，誰誰做到什麽程度了，他們遇到什麽問題，他們是怎麽拐彎的，怎麽碰釘子的。因為楊振寧願意幫助別人，很多實驗室的負責人遇到問題，經常給他打電話尋求意見，所以他對世界各國理論物理方麵進展的情況非常清楚，甚至比有的科學雜誌、物理學雜誌上發表的前沿知識都要早得多。這也是鄧稼先一問他，他就滔滔不絕的原因。有時候說到倆人都不能夠用語言完全表達了，就開始拿筆寫了，寫幾個字就行，因為是公式吧。楊振寧先生笑著跟鄧稼先說‘人家做到這個程度做不下去了，拐彎碰釘子了，你們千萬別這麽做’。

 

　　這是後來楊振寧多次回國對鄧稼先最大的幫助。科學研究工作最要緊的是方向。能這樣坦誠地說話，表明他二人友誼的深厚。

 

　　對於參與原子彈製造的這一代人來說，當時自己的國家是一個什麽樣的狀況，有一個什麽樣的底子，都是十分清楚的。我們過去連汽車、自行車都造不了，更別想原子彈這些尖端的東西了。楊振寧回來的時候已經是1971年，原子彈、氫彈都成功了。所以，楊振寧先生非常感慨。有位導演，要拍鄧稼先的電視劇，說背景要一幢別墅，兩隊警衛。許鹿希說：“鄧稼先不是那樣的。現在的房子才是鄧稼先生前住的房子。這兩個沙發是楊振寧來看鄧稼先的時候坐的。他們兩人就這樣一人一個，坐在這兒談話。”

 

　　鄧稼先和楊振寧真正成為好朋友，是在上了中學以後。他倆先後考進崇德中學，這是一座英國人辦的教會學校。楊振寧早兩年進校，他天資聰穎，才思敏捷，是個老師和同學都喜歡的“機靈鬼”。鄧稼先也很聰明，但性格較為沉穩，待人忠實厚道，真誠可靠。這兩個朋友在一起，互相珍視對方身上的優點，並看做自己性格的補充。

 

　　在課餘時間，他們常常形影不離，或是趴在地上玩彈球，或是在牆邊以手代拍，模仿壁球遊戲，或是在一起談天說地，甚至還比賽爬樹。兩人相處時，常常是楊振寧指手畫腳，口若懸河，鄧稼先則是麵帶微笑，洗耳恭聽。

 

　　盧溝橋事變，日本侵略者的槍炮聲打破了他們無憂無慮的學校生活，楊振寧隨家南下遷往昆明。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蟄因患肺結核咯血不止，隻好留在北平，在西單附近租了小房暫住。因為崇德中學是英國人所辦，在英國沒有參戰之前，日軍不敢貿然令其停辦，所以鄧稼先繼續讀了兩年，於1940年隨大姐鄧仲先也到了昆明。

 

　　北平淪陷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均遷往雲南昆明，在市郊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間，合並組建起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這所抗戰期間名揚全國的高等學府，擁有許多著名的學者和教授，可謂群英薈萃。

 

　　楊振寧於1938年考入西南聯大物理係，本科學習結束後又進修了兩年碩士研究生課程，所以他總共讀了6年。鄧稼先於1941年也考入西南聯大物理係，在校學習4年。這樣，他倆共有3年在同校同係學習。

 

　　1945年抗戰勝利後，楊振寧報考公費留學生被錄取，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鄧稼先在西南聯大畢業後北上，在北京大學任物理助教。後來，鄧稼先也考取了留美研究生。在赴美之前，他寫信征求楊振寧的意見，到美國哪所大學就讀較為合適。楊振寧經過仔細斟酌，建議鄧稼先到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學進修。原因是，一來此校離芝加哥很近，兩人可以經常見麵；二來普渡大學理工科水平很高，排在美國理工大學的前10名之內，而且收費低廉，經濟上易於保證。

 

　　鄧稼先采納了楊振寧的建議。正好這時楊振寧的弟弟楊振平要去美國上大學，於是楊父將楊振平托付給鄧稼先，二人結伴而行，於1948年乘船到達舊金山。鄧稼先將楊振平送到芝加哥楊振寧處，然後到普渡大學就讀。

 

　　二次大戰結束後，世界科學技術飛速發展，人們認識到核物理的重要性，它成了世界性的熱門學科。鄧稼先和楊振寧不約而同地意識到，掌握好這門學問，是到達科學前沿的必經之路。兩人所選的專業都是理論物理，亞學科都是理論核物理，而且他們的博士論文也同屬原子核物理範圍。

 

　　1949年暑假，鄧稼先來到芝加哥，與楊振寧、楊振平團聚。三人同租了一間房子，一起煮飯、遊玩、散步、聊天，重溫兒時的情景，探討學術上的問題。這是他們在美國時間最久、玩得最盡興的一次聚會。在楊振寧和鄧稼先的家裏，至今仍保存著當時二人互相拍攝的照片。 

 

　　楊振寧已經取得博士學位，不久應聘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工作。後來，他與在美國留學的杜聿明先生的女兒杜致禮結為伉儷，並在美國定居，從事理論物理的科學研究。

 

　　鄧稼先那個時候正在撰寫博士論文。鄧稼先很早的時候就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他出國留學前，也曾經對跟他要好的地下黨員說過，學成一定回國。

 

　　新中國誕生的消息傳到大洋彼岸後，鄧稼先的心情再也無法平靜。1950年8月20日，鄧稼先完成學業並取得博士學位，他衝破重重阻撓，登上威爾遜總統號輪船，於8月29日踏上了歸國的路程。從那時起，鄧稼先就與楊振寧分開了，不過他們的友情卻一直保持著。

 

　　回到祖國後，鄧稼先參與了正在進行的創建中國近代物理所的工作。留在美國繼續從事理論物理學研究的楊振寧，先後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研究員、教授，紐約州立大學教授和該校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等。他的科研成就碩果累累，引人注目，1957年獲得諾貝爾物理獎，在學術界地位舉足輕重，是美國和中國等多個國家科學院院士。

 

　　在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第二年，1958年，鄧稼先被選為研製中國第一枚原子彈的主攻手，從此隱姓埋名。

 

　　1964年，中國的原子彈爆炸成功，震驚了全世界。

 

　　當楊振寧聽到中國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後激動不已。他從不同新聞機構的報道中，感到他思念的老朋友鄧稼先參與了中國的核試驗工作。他看到有美國的報刊報道說，中國人的原子彈是由美國科學家參與做成的。1971年他回到國內時很想問鄧稼先，但是一直沒有說出來。

 

　　那天，楊振寧離開北京去上海，返回美國，鄧稼先去機場送行，當他把老朋友送入停機坪時，楊振寧回轉身，看著鄧稼先沉默了一會兒，終於問：“稼先，我在美國聽人說，中國的原子彈，是一個美國人幫助搞的，他叫寒春，這是真的嗎？”聽到楊振寧這樣的問話，鄧稼先吃驚地張了張嘴，好一會兒，他才說：“你先上飛機吧。”

 

　　送走了楊振寧先生，鄧稼先馬上向上級報告並請示了他遇到的提問。周恩來總理明確指示：“可以告訴楊先生，中國的原子彈、氫彈全部是由中國人自己研製的。”

 

　　激動萬分的鄧稼先就在自己家裏多次做過“粗估”計算的“一頭沉”寫字台上給楊振寧寫了封信，並立即交專人乘民航班機趕往上海。

 

　　楊振寧是在上海市“革委會”為他餞行的宴會上接到這份信件的。當他拆開信封，一眼看到熟悉的鄧稼先的筆跡——“全部是由中國人自己研製”，頓時淚水奪眶而出。“他控製不住地起身到洗手間去了。作為一個宴席的主賓，突然地淚流滿麵，在座的陪同人員非常驚訝，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

 

　　2009年1月楊振寧在回答鳳凰衛視記者的專訪時，剛好說到這一段。他說：“當時自己不知道為什麽眼淚就流了出來。後來有人問‘你為什麽流眼淚’，既然有人問了，我也就想了，為什麽流眼淚呢？為什麽會有那麽大的感情震蕩，為了民族的自豪？為了稼先而感到驕傲？其實我也說不清楚，當時的感情可能很複雜吧。”

 

　　許鹿希說：“我與楊先生曾有過麵對麵談話和信件的交往。以他的應變能力，可達外交家與政治家水平。他風度傲然，令人很難看到內裏。他在人前不能控製自己的情緒，是因為他在海外盼望過的強國夢，被他的同學實現了。中國人再不必有屈身向外之感了。”

 

　　後來鄧稼先又請楊振寧吃了一次烤鴨。和他在一起，鄧稼先總感到有點兒緊張，他害怕童年時代的朋友會突然問起他的工作。可是楊振寧像是忘了這樁事，兩個物理學家都在有意選擇非物理學的話題。

 

　　從1971年楊振寧第一次回國之後，他就多次到中國講學和訪問，他關心中國的科學事業。每次來華，隻要條件允許，他就要會見鄧稼先，暢敘友情。楊振寧逐漸了解到鄧稼先的功績，對他更加敬重和愛護，用各種方式表達心意。

 

　　細心的楊振寧還記得鄧稼先的愛好，知道他性格恬淡，喜歡京劇和交響樂，便特意從美國帶來一張貝多芬第六交響曲的密紋唱片，送給鄧稼先。在鄧稼先即將60歲的時候，楊振寧又從美國買了一副設有電腦程序的國際象棋，要鄧稼先注意休息和娛樂，閑暇時可以獨自與電腦對陣。鄧稼先感激老友的情意，收下了禮物。可是他實在沒有空閑，這副國際象棋，如今還靜靜地躺在鄧稼先家的櫃子裏。

 

　　到了80年代，這兩位科學家已是年屆花甲的老人。可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卻仿佛又回到愉快的少年時期，充滿了童稚純真的情趣。

 

　　1983年楊振寧來北京時，有一次在電話中與鄧稼先閑談，說話間楊振寧突發奇想，要向鄧稼先借輛自行車，二人一起騎車去逛頤和園。鄧稼先說：“自行車我家倒有，可是。。。”試想，一位是國家待若上賓的貴客，一位是國家視若瑰寶的巨子，人們怎麽會讓他們兩位老人去冒這種風險呢? 楊振寧冷靜下來，也隻好遺憾地作罷。

 

　　還有一次，他們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邊吃邊談笑著，楊先生對鄧稼先說：“這回你可以吃飽了，想當年在美國留學的時候，你可是常常餓肚子的呀！”可不是嘛，鄧稼先留學的時候，生活很艱苦，開始沒有獎學金，吃飯不敢按飯量吃，隻能按錢吃。回想起這些往事，楊振寧和鄧稼先都笑了。

 

　　輕鬆的談話仿佛令時間倒轉，讓他們忘記了自己的年齡。也就是在那一次的見麵談話中，楊振寧忽然問：“稼先，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人用了7年，蘇聯人用了3年多，英國人用了4年，法國人用了8年，為什麽中國隻用了2年零8個月？”

 

　　鄧稼先沒有說話，他沉默著。他知道這是楊振寧很想知道的一個答案。但是，鄧稼先又確實無法回答。他無法滿足朋友的提問，因為這是秘密。

 

　　楊振寧和鄧稼先的工作區別是，楊振寧一生都在做理論方麵的東西，而鄧稼先是直接進入實踐的。他們的不同點就是，鄧稼先做的是中國的核武器，中國國防事業極端保密的一部分。一個字，一個公式，一丁點都不能泄漏的，楊振寧的工作是極其開放的，他每一篇文章都可以馬上公開發表。

 

　　同樣的領域裏，差別就這麽大。其實鄧稼先在沒有到核武器研究院之前的工作也是開放的，他隻要把論文寫完就可以發表。文章一發表，稿費很快就會寄來。那時候，鄧稼先隻要拿到稿費，就會高興地去給小孩買玩具，買那種特別能放鬆心情的玩具，尤其愛給孩子買小自行車一類的玩具。買那些小玩意兒給小孩玩的時候，鄧稼先自己也跟孩子似的高興得不得了。

 

　　鄧稼先經常對人說：“楊振寧在規範場方麵的造詣非常高，是他在物理學領域的最高成就。這比起宇稱不守恒來，對物理學的貢獻還要基本、還要深遠。其指導作用不僅隻在當前，而將以世紀來計量。如果不是有次數限製，楊振寧在規範場的成就，應該再獲一次諾貝爾物理獎的。”

 

　　許鹿希說：“從我們家來說，從鄧稼先來說，我們是非常感激楊振寧的。特別是鄧稼先在美國學習，還沒拿到獎學金的時候（要考到85分以上才拿獎學金），經濟上比較拮據，楊振寧幫了他的忙，楊振寧當時也隻是剛剛博士畢業，工作不久，他的錢也不多，還要拿一部分錢供給他弟弟楊振平上大學，再幫助鄧稼先一部分生活，他對鄧稼先是有恩惠的。

 

　　“這些都是鄧稼先告訴我的，所以我現在還記著。楊振寧和鄧稼先是一生一世的友情。”

 

　　“楊振寧先生國籍雖然改了，但是他非常愛中國和中華民族。他自己認為他這一生最有意義的是通過獲得諾貝爾獎幫助中國人克服了不如別人的心理障礙。

 

　　“我非常希望你能夠懂我的意思，有的人把鄧稼先跟楊振寧對比，或者拿楊振寧去說鄧稼先，這樣非常不好。有一位大學校長說的好，‘楊振寧得諾貝爾獎給我們爭了氣，我們中國人都感謝他；鄧稼先回國為中國製造出了原子彈、氫彈，中國人也都感激他；如果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也就沒有現在的大國地位，再過一百年，中華民族會有更多人記住鄧稼先。楊振寧先生懷念鄧稼先的文章是非常有說服力的，實際上把他們兩人所走的路做了總結’。”

 

　　楊振寧總是在關鍵的時候幫助鄧稼先，無論是他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

 

　　就說1971年他第一次回中國訪問的時候吧，在上海一到飛機場，接待他的外事人員問他要會見什麽人，他就開了個名單，在北京要見的第一個就是鄧稼先，這個名單很快就傳到周恩來總理那裏了，周總理就說趕緊把鄧稼先找著，讓鄧稼先在北京接待楊振寧，可鄧稼先當時正好是在青海的221基地，那些造反派和軍管人員正在批判他們，給他們辦學習班呢。

 

　　——科學家也辦學習班？

 

　　“嗯，辦學習班，有鄧稼先、於敏、陳能寬，兩彈一星的科學家就有3個，另外還有十幾個科學家和技術人員，都是骨幹，辦學習班，捏造事實，非說他們是有意搞破壞，這是非常冤枉的事。當時情況非常危險，正好這時趕上楊振寧回來，要見鄧稼先，局麵改變了，鄧稼先得到解救。鄧稼先一走，那個所謂的學習班就垮了，所以把陳能寬、於敏等受批判的科學家也救了。另外十幾個人，也都是我們國家非常寶貴的人才，他們也都得救了。這個事情非常巧合。

 

　　所以他們倆的關係不一般。這就是我為什麽在那本《鄧稼先傳》裏寫他們雖然是同學但是他們的友情比兄弟的情義還要深的原因了。

 

　　1985年，鄧稼先被確診為癌症並住院治療。在他住院的一年間，楊振寧曾兩次前往探視。第一次探望時，鄧稼先精神還不錯，還可以站起來迎接楊振寧。兩人談興很濃，他們一起回憶往事，互相詢問熟識朋友的近況，楊振寧還興致勃勃地介紹當時國際學術界的研究狀況，隨手寫出一些公式和示意圖。

 

　　1986年6月13日，楊振寧回美國前又來看望鄧稼先。那個時候鄧稼先開始大出血，醫生已無法控製病情的惡化。楊振寧站在病床前，深情地望著臥床不起的鄧稼先，楊振寧送上一束極大的鮮花，他知道，這次可能是與老友的訣別了。當時，鄧稼先的神智還很清醒，楊振寧走後，他對許鹿希說：“振寧知道我不行了，所以送來特大的一束鮮花。”分別前，兩人在病房裏合影留念，稼先執意送至病房門口，兩雙手，寫物理公式的手，握在一起。他們都知道，這一次是真正的告別了。

 

　　鄧稼先要許鹿希代他送楊振寧下樓。楊振寧上車前，許鹿希告訴他說，稼先病情已非常危險，幾乎無治愈的希望了。這消息給楊振寧很大打擊，他為老朋友的病情焦慮不安。回到美國以後，他找到當時還沒有上市的治癌新藥，請韓敘大使通過信使迅速送往北京。可惜藥送到的時候已經晚了。

 

　　一個多月後，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病逝。遠在美國的楊振寧教授懷著無限悲痛的心情給許鹿希發來唁電：

 

　　稼先為人忠誠純正，是我最敬愛的摯友。他的無私的精神與巨大的貢獻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驕傲。

 

　　許鹿希在給楊振寧的信中寫道：“如果人生能有輪回，稼先還會選擇這條路的。”

 

　　楊振寧先生在1986年9月23日的信中說：“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選擇他的途徑的話，他仍會走他已走過的道路，這是他的性格與品質。能這樣估價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們應為稼先慶幸！”

 

　　兩位著名科學家的友情不僅在科學界在民間也被傳為佳話。他們身上體現出的理想、骨氣、學識、為人等優秀知識分子的品德無不令人動容。

 

　　在鄧稼先逝世一年後，1987年10月23日，深秋的北京，瑟瑟冷風給人們帶來寒意。楊振寧在宋健、周光召、伍紹祖和九院領導及鄧稼先的大姐鄧仲先和夫人許鹿希等陪同下來到八寶山公墓鮮花叢中的靈台前，靈台上鄧稼先的遺像前擺著楊振寧送的花籃，緞帶上寫著“鄧稼先千古——楊振寧敬挽”。楊振寧眼含熱淚麵對鄧稼先的遺像肅立默哀，鞠躬悼念，祭奠與他有著半個世紀深情厚誼的摯友鄧稼先。

 

　　祭奠儀式結束後，許鹿希按照鄧稼先生前囑托，向楊振寧贈送一套安徽出產的石刻文房用具，盒麵寫的上款是“振寧，致禮存念”，下款是“稼先囑咐，鹿希贈一九八七·十”。 楊振寧的目光停留在“稼先囑咐”四個字上。

 

　　這一天，站在墓前的許鹿希思緒萬千。她想起稼先逝世後楊振寧先生寫來的親筆信，信中說：“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個世紀的友情。我知道我將永遠珍惜這些記憶。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裏，多從長遠的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隻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價值的。”

 

　　在掃墓現場，許鹿希當即寫了一首謝楊振寧先生為鄧稼先掃墓的詩贈送給楊振寧先生：

 

　　謝楊振寧先生為稼先掃墓

 

　　                    許鹿希

 

　　去年談笑病房間，

 

　　謝君送別花束鮮。

 

　　稼先逝去勞懸念，

 

　　深情憑吊八寶山。

 

　　重洋萬裏隔不斷，

 

　　互敬之心逐日添。

 

　　同窗友情勝兄弟，

 

　　楊振寧與鄧稼先。

 

　　1987年10月23日

 

　　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許鹿希將此詩贈送給了楊振寧先生。楊先生和許鹿希有一段對話，引起了雙方的回憶，昔日的情誼、曆曆往事又湧上心頭。許鹿希當晚將這一過程做了簡單的記錄：

 

　　許：去年，您曾兩次到病房探望身患重病的稼先，他見到您很高興。你們兩人有說有笑，他連病痛都忘了。（去年談笑病房間）

 

　　楊：（點頭，目光緩緩轉向它處）

 

　　許：您在臨別時，送給稼先一大束鮮花，這束花放在他病房的窗台上。他常常凝視著鮮花，在劇痛中得到支持和安慰。他很平靜地對我說：“外國人的習慣是在朋友的墓前送上一束鮮花，振寧他知道我不行了。” （謝君送別花束鮮）

 

　　楊：（熱淚奪眶而出，不能控製情感，連忙掏出手絹擦拭）

 

　　許：稼先在1986年7月29日逝去後至今的一年多的時間裏，您給我寄來9封信，並找出了40多年前你們合拍的一些照片和許多國外報紙的複印件以及新出版的書籍托人帶給我，表明了您對稼先的懷念，今天又親自來八寶山掃墓。（稼先逝去勞懸念，深情憑吊八寶山）

 

　　楊：（不斷地用手帕擦拭眼淚，點頭，哽咽難語）

 

　　許：太平洋的海水雖有萬裏之遙，您和稼先分居兩岸，但是它隔不斷兩人的友情。這麽多年以來，稼先對您十分欽佩，而且敬佩的心情與日俱增。（重洋萬裏隔不斷，互敬之心逐日添）

 

　　楊：（淚止，放好手帕）

 

　　許：您和稼先之間的友情，若從1936年在中學時算起，到1986年是五十年，半個世紀。（同窗友情勝兄弟，楊振寧與鄧稼先）

 

　　此時許鹿希將寫好的這首七言律詩贈給楊先生。

 

　　楊：（收下寫有此詩的紙）謝謝。我看看稼先的骨灰盒放在哪裏（楊振寧進入八寶山革命公墓第1—3室靈堂。楊先生仰視安放在上排的鄧稼先骨灰盒）。

 

　　從靈堂出來以後，楊振寧先生在最前麵，大家排成單行沿著靈台繞行一圈。

 

　　許鹿希記

 

　　1987年10月23日深夜，許鹿希徹夜難眠。幾十年過去了，在鄧稼先走了一年後，楊振寧先生還回來為他掃墓。她為鄧稼先有楊振寧這樣的朋友而感動。

 

　　第二天，1987年10月24日的《人民日報》和《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了“新華社北京23日電：重洋萬裏隔不斷，同窗友情勝兄弟——楊振寧到八寶山為鄧稼先掃墓”。

 

　　那一次掃墓之後6年，即1993年6月楊振寧先生又飽含深情地寫下《鄧稼先》一文，文章發表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上，文中字裏行間讓人感受到鄧稼先的人格魅力。特別是楊振寧先生在文中把鄧稼先與美國原子彈設計的領導人奧本海默做了對比的介紹，讀來令人深思。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了海內外極大的反響。

 

　　《人民日報》在1993年8月21日全文轉載，並加了編者按：

 

　　此文珍貴處是楊先生從科技發展史的高度，將同他有長期交往、所知甚深的中國、美國兩位原子彈設計的領導人做了對比評述，既高且深，又親切可讀。從楊振寧教授的回憶文章，可以進一步了解鄧稼先同誌的才能、風格、思想和為人。

 

　　現摘錄文中“鄧稼先與奧本海默”一節中的內容：

 

　　奧本海默和鄧稼先分別是美國和中國原子彈設計的領導人，各是兩國的功臣，可是他們的性格和為人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說他們走了兩個相反的極端。

 

　　奧本海默是一個拔尖的人物，鋒芒畢露。他二十幾歲的時候在德國哥廷根鎮做波恩的研究生。波恩在他晚年所寫的自傳中說研究生奧本海默常常在別人作學術報告時（包括波恩做學術報告時），打斷報告，走上講台拿起粉筆說“這可以用底下的辦法做得更好。”我認識奧本海默時他已40多歲了，已經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了，打斷別人的報告，使演講者難堪的事仍然不時出現，不過比起以前要較少出現一些。

 

　　他的文章不可以速讀。它們包容了優雅的風格和節奏。它們描述了近世科學時代人類所麵臨的多種複雜的問題，詳盡而奧妙。

 

　　像他的文章一樣，奧本海默是一個複雜的人。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歡他的人也不少。

 

　　鄧稼先則是一個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談話幾分鍾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實的人。他真誠坦白，從不驕人。他沒有小心眼兒，一生喜歡“純”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認識的知識分子當中，包括中國人和外國人，他是最有中國農民的樸實氣質的人。

 

　　我想鄧稼先的氣質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領導許許多多各階層工作者為中華民族做了曆史性貢獻的原因：人們知道他沒有私心，人們絕對相信他。

 

　　楊振宇先生寫的這篇《鄧稼先》現在被收入中學語文教材。

 

　　許鹿希說，鄧稼先和楊振寧兩人的父親都曾經是清華大學的教授，鄧稼先和楊振寧兩個人半個世紀的友誼情深似海。

 

　　鄧稼先逝世以後，為了讓他們之間的友誼能夠繼續下去，許鹿希在1990年到美國去的時候，拜訪了楊振寧先生。

 

　　那是一個晴空萬裏的日子，中午時分，在首都機場領取飛往美國的登機牌的時候，許鹿希剛好拿到了一個靠窗的座位，她開心地笑了。她要在這十幾小時的飛行中，認真地思考一些未來的事情。

 

　　巨大的波音飛機平穩地飛行在雲層上。她想到了鄧稼先剛剛要去美國留學的時候，她那顆少女的心是多麽惆悵，鄧稼先從美國留學回來的時候，她又是多麽喜悅。那個時候她的情緒變化隻有她自己知道。

 

　　如今，鄧稼先已經離世四年了，當初他在美國讀博士的許多事情，鄧稼先都給她講過。他們曾經約定，有機會一定一起來美國。如今隻有她一個追夢人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許鹿希從昏昏沉沉的睡眠中醒來。她從機艙窗戶的擋板縫隙中，瞥見了太平洋耀眼的晨光。在一片水天一色的美景中，她睡意全無。她知道，在經曆了十幾小時的飛行之後，即將到達目的地。她感到自己的心跳得厲害，她雖然隻來過一次美國，但對這個國家卻有著特殊的情感。這情感從鄧稼先留學那天就開始影響並感染著她。此時，她那顆等待的心更加迫切了。

 

　　十幾小時的空中飛行之後，她首先要去拜訪的就是自己丈夫的好友楊振寧先生。這是她期待很久的會麵。巨大的波音飛機落地，機翼覆蓋在地麵上的陰影，同她急切的心情一樣迅速前移。那種重回過往歲月的感受難以描述。她要在這次的拜訪中了解更多有關鄧稼先的事情。

 

　　她來到紐約州立大學楊振寧先生的辦公室。

 

　　許鹿希說：“那天，我和楊振寧先生好好地聊了一通。有些問題我不懂，借這次拜訪，詳細地問了他一下。第一，我不懂為什麽楊振寧和鄧稼先都是搞核物理研究的，為什麽在20世紀40年代，核物理發展那麽快，那麽吸引年輕人去做研究。那一次，楊振寧給我講了物理是怎麽發展的，並且告訴我，在1948年那個時候，現在所謂的基本粒子還隻是剛剛開始。核物理已經是比較大的一支了，它起源於1930年左右，到1948年核物理已經快有20年的曆史了。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搞核物理研究的人非常多，很熱門。鄧稼先到了普渡大學物理係，他的導師是荷蘭人，叫做德爾哈爾，是搞核物理研究的，所以鄧稼先很自然地也做了核物理方麵的研究。當然，還有一點就是，鄧稼先學習核物理，是為了他多年壓在心底的想讓國家富強的願望。他的論文題目《氘核的光致蛻變》，在當時是一個很時髦的題目，要細分的話，屬於理論核物理範圍。”

 

　　那一次去美國，許鹿希攢了很多問題希望在楊振寧先生那裏找到答案，楊先生也仔細地回答了她許多問題。很多問題就是在那一次弄清楚的，這對她後來籌備、撰寫《鄧稼先傳》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當然，在那一次的會麵中，楊振寧先生對有些問題做了再一次的核對。其中有一個問題是楊振寧先生以前聽說過的，這次他又非常認真地向許鹿希再次詢問。

 

　　“主要是在1971年，楊振寧先生第一次回國探親的時候，我曾經告訴楊先生，他那次回來的時候，鄧稼先正在青海221基地被造反派辦學習班，鄧稼先幾次提出要研究業務，被造反派說成是反革命的修正主義，是楊先生回來後，提出要見鄧稼先，這才救了他。聽我這麽說楊先生不信，我說確有其事，他說你怎麽證明？我說《光明日報》已經登載過於敏寫的紀念鄧稼先的文章，其中說到這事了。另外我給你那磁帶裏鄧稼先也說了，還有就是後來出了一本書，美國人寫的China Builds the bomb這本書，把這事也寫進去了。

 

　　“楊先生聽後，覺得這事情太巧了。

 

　　“看他將信將疑的樣子，我又說，你的書架上有這本書，那書第幾頁，你翻翻看。

 

　　“楊振寧先生是個一板一眼的人，我看他還有懷疑，就從他的書架上把那本China Builds the Bomb拿了下來，我之所以一眼就看到這本書，是因為我家裏也有這本書，非常熟悉。翻開讓他看，他才信。那天我們在這上麵還有點辯論的。

 

　　“他說了一句‘真沒想到。以前聽說這件事情，覺得是傳說’。我說這是老天爺保佑，雖然我們不信神不信上帝，可是巧到極點，真是太巧了，有這麽一個巧的事，才真的保住他們了。”

 

　　許鹿希1990年到美國去拜訪楊振寧先生的時候，她已經在準備出版《兩彈元勳鄧稼先》了。她說，那天她是中午到楊先生那兒的。他們在一起共進午餐，然後整整一下午，他們在一起回憶鄧稼先，回憶那已經久遠了的許多往事。楊振寧還自己開車帶許鹿希轉了一個很小的幼兒園。他告訴許鹿希，這個小幼兒園是他的女兒楊又禮小時候上的幼兒園。許鹿希有些奇怪地問，這個有什麽特別的地方嗎？楊振寧說，這個幼兒園的門特別重，女孩小的時候，給她放下車來，大人也必須下去，幫助孩子把那個門開開。許鹿希告訴楊振寧，北京的小孩送到幼兒園，就自己往裏跑。

 

　　那一次在美國，許鹿希明顯地感到，楊振寧先生對友人的懷念、對往事的懷念特別強烈。

 

 

 

第十七章 最後的時光

　　

　　鄧稼先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嘔心瀝血地進行新一代核武器的研究。

 

　　1984年底，鄧稼先再次飛往新疆，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核試驗。那一年烏魯木齊的雪下得出奇地大。有的地方出現了大雪封路。鄧稼先在嚴寒中拖著極為虛弱的身體又一次來到羅布泊基地，因為國家對這一次的核爆試驗寄予很大的期待。進行核試驗的那一天，他和老搭檔於敏、高潮等人坐在指揮車裏，守候在基地的前沿。老於和鄧稼先倆人相識很久，又相處得非常好。別人都說他們倆人是一個身子上長著的兩個腦袋。鄧稼先是個胖子，於敏因為用腦過度頭發過早地脫落了。基地人常說：“一個胖子、一個禿子緊忙活一陣子，就要響了。”

 

　　1984年這一次試驗是突破第二代核武器的關鍵性核爆試驗，在地下深井中進行，結果點火正常，燃燒正常。核試驗成功了。曾任二機部部長的劉西堯為這次試驗寫詩一首相贈：

 

　　二十年前春雷響，

 

　　今朝聚會盼新雷。

 

　　喜聞戈壁傳捷報，

 

　　敬賀老鄧立新功。

 

　　詩中所說的新功，是鄧稼先身患重病的情況下，堅持研究、多次試驗立下的新功，也是他事業上的第三個裏程碑。那次核試驗成功後，鄧稼先自己也高興地在慶祝會的簽到本上寫了打油詩：

 

　　紅雲衝天照九霄，

 

　　千鈞核力動地搖。

 

　　二十年來勇攀後，

 

　　二代輕舟已過橋。

 

　　這個“二代輕舟”，雖然有些國家當時立即監測到了，但是我國一直保密了十幾年。在鄧稼先逝世多年後的1999年，才第一次公布說，中國早已掌握了中子彈。

 

　　為此，鄧稼先第四次獲得科技進步特等獎。

 

　　在掌聲最熱烈的時候，

 

　　舞者悠然而止。

 

　　??

 

　　我需要有足夠的智慧，

 

　　來決定

 

　　幕落的時間。

 

　　鄧稼先，在他的人生即將走到盡頭的時候，在新疆羅布泊指揮了他一生中最後的一次核試驗。他用自己足夠的智慧，在自己人生即將幕落的時候，再次書寫了燦爛的篇章！

 

　　永別了，馬蘭

 

　　也許是一種預感的驅使吧，這次試驗成功以後，鄧稼先決定再去看看那個留做永久紀念的、托起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鐵塔。

 

　　在車還沒有來的時候，他一個人走出去，深情地呼吸著馬蘭基地清新的空氣。那一天，空氣少有的濕潤。這個地方凝聚著他太多的心血、太多的情感，也讓他有著太多的牽掛。

 

　　他從支在戈壁灘上的帳篷往試驗場走去。走著走著，他覺得腳步有些沉重，便找了一個地方雙手撐地坐了下來。當他發現自己坐的這個地方的不遠處盛開著一大片馬蘭花時，他的眼睛濕潤了。他起身往馬蘭花盛開的地方挪了挪，用手輕輕地撥弄著身邊那一叢叢盛開的馬蘭花，一絲眷戀之情湧上心頭。那一刻，許許多多的往事都湧現出來。

 

　　結婚後僅僅5年，妻子就一個人承擔了全部的家務。20多年來，妻子獨守家中，夫妻二人過著天各一方的寂寞生活。如今，她撫養的一雙兒女都長大成人。鄧稼先知道，他今生今世對妻子無法回報，他對自己深愛的兒女也有一種難言的歉疚。一個那麽喜歡孩子的父親，卻沒有機會和兒女們交流溝通，這是他最遺憾的。

 

　　他正沉浸在思緒之中的時候車來了。他要一個人去，隨車來的李醫生堅持要陪他一起走。他們坐著基地的車來到了當年的試驗區，就在這荒漠的戈壁灘上，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區漫步。鄧稼先隱隱地感到，他將與羅布泊、與馬蘭、與新疆永別了。

 

　　他仰望藍天，仿佛時光倒流，又出現了另一個場景，那是5年前，光彈落地後，碎片散落在戈壁灘上，吉普車和趙副部長等在遠處，他用雙手捧起了碎彈的核心部件。

 

　　連尿液都有很強的放射性

 

　　幾天之後，鄧稼先回到北京住進醫院進行檢查，結果表明，他的尿液具有很強的放射性，幾乎所有的化驗指標都不正常。就這樣，他還是沒有馬上住院。他說，還有一些事情沒有做完。

 

　　許鹿希說：“當我知道他受到輻射身體嚴重受損後，急得直跺腳，跟他發脾氣，我從來沒有跟他發過脾氣，這次實在忍不住了。這麽嚴重他還不肯休息。鄧稼先說，那麽多的事情沒有做完，住院治病也不踏實。脾氣發過去了，還要依著他，還要想各種法子幫他恢複。不過，打那以後，他衰老得很快。以前爬山時，他能一鼓作氣爬到山頂，可後來剛到半山腰，他就已經疲憊不堪了。”

 

　　鄧稼先住醫院前的那些日子好像特別忙，許鹿希就想辦法、找機會讓他鍛煉。

 

　　又是一個休息日，許鹿希決定陪鄧稼先去頤和園散散心。開始鄧稼先還說要去中科院找些資料，這一次，許鹿希堅持要他放下工作，去頤和園走走。無奈，他隻能和妻子到頤和園去。

 

　　頤和園是他倆結婚後的最初五年多次去的地方。園裏的山山水水，從佛香閣到十七孔橋，還有昆明湖的西岸邊未經修整的野路，都是他們很熟悉的。那天他們走進頤和園，兩人都有久違了的感覺。

 

　　鄧稼先說：“希希（鄧稼先從跟我認識就叫我希希），這麽多年你也沒來過了。”

 

　　“是啊，一天到晚都忙，哪有空。”許鹿希想說一個人來有什麽意思，卻改說了這樣一句話。

 

　　晚霞映紅了天邊，遊人的喧囂聲漸漸消失。鄧稼先和許鹿希漫步在後山的小路上。五月，是最容易讓人產生浪漫情感的季節。路旁盛開的小花讓他們的步子慢下來。他蹲下身，看著路邊的小花：“多像馬蘭花。”說著，鄧稼先坐在了旁邊的一塊石頭上。許鹿希問，是不是累了？鄧稼先點了點頭，並示意許鹿希也坐下休息。當許鹿希也坐下時，鄧稼先指著天邊的紅日說：“希希，這個景色，你可以用一部名著裏的一句話形容。”

 

　　“紅日依著白雲栽。”許鹿希說完這句，又緊跟著補充：“你又在考我呀，這是紅樓夢裏的詩句。”

 

　　聽著許鹿希的回答，鄧稼先輕輕地歎了一口氣：“恬淡、悠閑，要能老是過這樣的生活該多好啊！”

 

　　許鹿希說，那一天在頤和園，鄧稼先表現出的對安靜優美的大自然、對夫妻間悠閑自在的生活的眷戀之情，至今都讓她難忘。那天，他們在路旁休息了一會兒，又再次登上了萬壽山，長久地眺望美麗的昆明湖。

 

　　我曾問過許鹿希，鄧稼先回來以後到醫院檢查，已經發現他尿裏有很強的放射性，如果他很快住院治療，會是什麽樣的結果呢？

 

　　作為醫生的許鹿希回答：“那就好多了。”

 

　　在采訪中，一些曾經在核工業部工作、知道這件事的人說，其實就是1979年核彈掉下來那次的傷害最致命了。就是那一次他親自去尋找核彈，就那一下子，在他的生命裏埋下了惡果。

 

　　許鹿希說：“當時趙敬璞副部長還沒有給我那年他們在戈壁灘上尋找到掉下來的核彈後在現場拍攝的照片，我也不知道有這麽一個讓他‘吃’了大‘劑量’輻射的情況，我就知道一定是受到很大的輻射。”

 

　　一分錢不掙我養你

 

　　醫院檢查的結果讓許鹿希恐懼、緊張。她說：“我帶著鄧稼先到一些知名的大夫那兒去檢查，人家就問我，什麽樣的毒素使得鄧稼先的肝壞成那樣，指標壞到極點？

 

　　“後來鄧稼先告訴我不能說是什麽樣的毒素，其實就是放射性。那個時候因為西藥沒有辦法，所用的藥都是保肝的中藥。當時我最怕他會得肝癌，肝的破壞非常厲害。那時醫院設備還比較簡單，隻能測出白血球的數目有多少，紅血球有多少，白血球的染色體是什麽程度就不知道了。一些專家都覺得很奇怪，鄧稼先整體情況非常差，可是看起來白血球數量並不少，但是用高級的科研儀器觀測，就發現白血球裏麵的成分都打成末子了，白血球有數量沒有功能。知道了他的病情，我非常著急。我從來沒有跟他嚷嚷過，那次我跟他發脾氣了，我跺著腳跟他嚷嚷，你一定不能去了，一定得回來。他就笑，回來我做什麽？我說你就做你的學部委員，就是院士。他就笑，要是不發給我工資呢？我說沒有關係，一分錢不掙我養你，我的工資高。當時他沒有告訴我，實際上他們當時在突破中子彈，所以根本就離不開。他根本就不會聽我的，後來他又走了。”

 

　　 如果不用止痛劑，他疼都會疼死

 

　　許鹿希說：“那是一段痛心的日子。1985年7月31日到301醫院檢查出來得了直腸癌，醫生說你怎麽這會兒才來，他回答不出來。鄧稼先因患直腸癌住院，8月10日清除腫瘤手術時，擔負著國防部長、國務委員、中央軍委副秘書長重任的75歲高齡的張愛萍將軍８點趕到醫院，自手術開始，他就在手術室外等候，等了5小時，一直等到手術結束。

 

　　手術後，醫生把從鄧稼先身上切除的一段腸子給我們看，我用手按了一下上麵的淋巴，硬硬的。我知道，稼先的病已經到了晚期。”

 

　　說到張愛萍將軍讓鄧稼先住院一事，許鹿希依然動情不已。那是1985年7月31日，鄧稼先那時是九院院長。他從綿陽專程趕到北京，向張愛萍及有關領導匯報九院重建情況。

 

　　張愛萍一見到鄧稼先就有些吃驚：“你怎麽瘦了？氣色也不太好。”

 

　　“不會吧，沒有什麽變化呀！”鄧稼先知道張愛萍不是一般的見麵問好，從他的神色上感受到他是真切地關心，而周圍的人沒談到他這方麵的變化，自己也沒感覺到。

 

　　張愛萍依然認真地問：“你最近身體怎樣？有什麽不舒服嗎？”

 

　　鄧稼先說：“其他沒有什麽，隻是患痔瘡，總流血，怪討厭的。”

 

　　“做過檢查和治療了嗎？”

 

　　“隻是做了一般的治療，沒做什麽檢查。”

 

　　“那就到301（醫院）去好好檢查一下。我來給你聯係。”

 

　　張愛萍說著，就打電話給301醫院院長，說明了鄧稼先的病情，特別叮囑給全麵檢查一下。對方問什麽時間，張愛萍說：“現在，現在就去！”

 

　　“不，不！”鄧稼先連忙推辭，“我還沒匯報工作哪！”

 

　　張愛萍問：“有什麽亟待解決的問題嗎？”

 

　　鄧稼先說：“沒有。”

 

　　張愛萍說：“沒有現在就去。我陪你去。”

 

　　“不能不能不能！”鄧稼先幾乎驚慌失措了。身為軍委副秘書長、國防部長的張愛萍，每天都有許多重要的事情，而且他本人惜時如金。鄧稼先知道，就在此時，張愛萍將軍還要主持一個會議，已是古稀之年的老將軍，怎麽可以讓他陪著自己去查病呢？！於是就再三謝絕，他怕再多打擾，便帶著警衛員去301醫院了。

 

　　張愛萍兩年前到九院視察工作時，曾規定科學家每年堅持查體，堅持休假製度。可是，鄧稼先隻安排別人去，自己總是一推再推。醫院領導和醫生，見張愛萍親自打電話安排一位病人來檢查，已經感受到這位病人的分量了。張愛萍還對他們說：“這是我們的功勳科學家！”

 

　　按常規做活檢，就需要一個星期才能看到結果，由於張愛萍將軍的安排，20分鍾結果就出來了。

 

　　結果令人震驚：直腸癌，已屬中期偏晚，而且有淋巴結及周圍組織轉移。

 

　　張愛萍指示醫院領導：“馬上安排住院，為鄧稼先同誌專門組織一個醫療小組，盡快研究出治療方案，我聽你們的方案匯報。”

 

　　怎麽沒早發現呢？一些不治之症怎麽專門禍害我們這些最優秀的同誌呢？看來對專家們按時查體的製度還沒有很好地落實。張愛萍自醫院出來，一直考慮著這些問題。

 

　　返回辦公室後，張愛萍親自給科工委、核工業部有關領導打電話，明確指示：“要迅速檢查一下專家體檢製度和休息療養製度的落實情況，今年未進行體檢的，要馬上補查；未休息療養的，要組織療養。有困難向我報告，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再犯錯誤了！”

 

　　鄧稼先的手術是成功的，病灶全部切除，一段時間鄧稼先的精神狀態也比較好。張愛萍略感欣慰。主任醫師向他報告，下一步要進行化療，之後才能判定能否康複。張愛萍又一次叮囑說：一定要設法減輕他的痛苦，千方百計地予以治療。有什麽困難和情況，要及時報告我們。為了他的康複，我們不惜一切代價。

 

　　此後，醫院對鄧稼先的病情就采取了“病情報告”的辦法，不定期而又及時地報告有關首長和單位。1985年8月24日，張愛萍接到了當天的也是第一期《鄧稼先病情報告》，說有癌細胞轉移，準備化療。張愛萍在這期病報上批示道：

 

　　請國防科工委領導（光亞同誌）和核工業部領導同誌分別前往探視。對其本人和家屬應多予以慰勉和照顧。國防科工委和核工業部應指定專人隨時與鄧夫人和醫院取得聯係。

 

　　許鹿希噙著淚水說著：“領導的關心給了我很大的安慰。我知道，稼先的病已經到了晚期。在他住院期間，我經常囑咐醫生給他注射止痛劑，因為在最後的日子裏，他太疼痛了。如果不用止痛劑，他疼都會疼死的！”

 

　　沒過多長時間，因白血球數目太低，血象太差，必須中斷治療，醫生建議他回家休養。

 

　　在家休養期間，由妻子陪著，他到地壇逛廟會，各種小吃、各種土特產、各種表演，都深深地吸引著他。他居然吃了三個春卷，三個艾窩窩。

 

　　1986年的國際形勢是，除了中、法兩國以外，另外的三個核大國都已達到了在實驗室內用計算機模擬核彈爆炸試驗。因此，他們就主張核禁試，目的在於限製別人發展，維持優勢地位。不言而喻，中國必須也在達到這個水平以後，才能停止核試驗和在此條約上簽字。

 

　　鄧稼先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裏，敏銳地意識到核大國設計技術水平已接近理論極限，不需要進行更多發展，如果中國不能搶在這個時間內完成既定發展目標，就會喪失在國際政治、外交中的主動權，結果就可能是“多年努力，功虧一簣”。怎麽才能達到不要做核爆炸試驗就能夠在實驗室用計算機模擬，中央非常需要一個建議書。所以，要讓鄧稼先無論如何得留下來一份我國今後核武器進展的建議書。

 

　　1986年3月29日，鄧稼先又做了一次小手術。他預感到日子不多了，對許鹿希說：“我有兩件事必須做完，那一份建議書和那一本書。”他指的是關於我國核武器發展的建議和關於群論的著作。這是一個臨近人生終點的科學家對祖國的最後牽掛。1986年5月16日，鄧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術，身體越來越差，虛弱得幾乎無法挪步。

 

　　說到此時，有著堅強意誌和樂觀精神的許鹿希潸然淚下。在鄧稼先住院的日日夜夜，許鹿希自己也再次經曆著痛苦的煎熬：“鄧稼先得的是直腸癌，到了後期身體不停地出血，但是他還要堅持坐在橡皮圈上（以減緩壓力帶來的痛苦）寫建議書，那是他心甘情願的！”

 

　　手術後不久，他就要來了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的雜誌、資料和剪報，藏在病房的壁櫃裏，因為醫生護士不允許他工作。在起草這份重要的建議書時，他幾乎是在和生命賽跑。感到時間緊迫，他置一切於不顧。那時因為疼痛劇烈，不斷地注射止痛針，身上的針眼密密麻麻，皮肉都紮爛了，滿頭虛汗。

 

　　許鹿希不能忘記：“雖然我天天陪著他，我情緒和當時的精神根本沒有工夫跟他談他的事業、他的過去。我都急壞了，焦急得不得了，我懂這個病的情況，我非常絕望，一切辦法都試了，根本阻止不了癌細胞的擴散。我那時候看見他還堅持工作，很奇怪，根本不想知道他在做什麽。其實，他做的事情，一方麵領導要他做，一方麵是他自己也覺得應該把該留下的東西寫出來。

 

　　鄧稼先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裏，在醫院寫建議書的時候，不斷地約同事們到醫院來商量。親友們在探視時遇到這種情況，便懂事地告辭了。病房變成了會議室，成了他和九院領導的辦公室。他們不停地商量、討論。那一切我都看見了，他最後的時間非常緊張。”

 

　　他寫的對今後中國的核武器怎麽發展的那個建議書很厚，真是費了很大勁在病床上把這個建議書寫出來了。

 

　　許鹿希說：“建議書最後寫完讓我從醫院裏抱出來，鄧稼先在我抱著一大堆建議書文稿就要走出病房門的時候把我叫住說‘希希，這個建議書比你的命還重要’。我緊緊地抱著那個很厚的建議書，我知道他是多麽地信任我。那年我58歲，我理解他，這個建議書很重要，比我的命還重要，就是這份建議書我親自送到了九院領導的手中。”

 

　　經過和九院的同事們反複研究討論，多次修改，在鄧稼先逝世前3個多月，終於完成了給中央的建議書。鄧稼先在最後的日子裏，為國家做出了核試驗的最後一些建議。

 

　　許鹿希說：“這個建議書非常關鍵，當時很多人參與討論，是鄧稼先跟於敏兩個人簽名的。於敏我們在前麵也提到，他也是九院的一個科學家，也是兩彈一星的功勳科學家，是鄧稼先的摯友。這個關於今後我國核武器發展的建議書寫出來給中央報上去了，這是所有核專家的希望。在鄧稼先1986年去世以後到1996年10年間，我國的核武器研究就是按照鄧稼先和他同事們的這個建議書繼續進行的。這個建議書詳細地提出了中國要達到的主要目標和實現目標的具體途徑及措施。

 

　　在鄧稼先去世之後，九院的繼任者們依此繼續前進10年，使我國也達到了可以不用到新疆羅布泊做核爆炸試驗，在房子裏用計算機就可以模擬的高度。

 

　　中國的核試驗一共做了45次。

 

　　第一次成功是1964年10月16日。

 

　　最後一次是在1996年7月29日。

 

　　選擇1996年7月29日這個日子，就是因為鄧稼先是在1986年的7月29日這天逝世的，特意選定鄧稼先逝世10周年的日子就是為了紀念這位“兩彈元勳”。 

 

　　在試驗成功的當天，報紙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

 

　　“1996年7月29日中國成功地進行了一次核試驗。中華人民共和國鄭重宣布，從1996年7月30日起，中國開始暫停核試驗。”

 

　　它顯示中國與其他核大國一樣，跨過了原子彈、氫彈、小型化和中子彈以及核禁試等階段，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從此，羅布泊將永遠地寂靜，並被人們永遠懷念。

 

　　10年以後，九院的三位領導、院士於敏、胡仁宇、胡思得聯名在1996年7月22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了題為《十年，我們時刻懷念》的文章，紀念鄧稼先逝世10周年。這篇文章中還提到了這份建議書的內容、作用及其深遠的意義。

 

　　他早知道會有這一天

 

　　許鹿希回憶說：“我曾經對楊振寧先生說，中國原子彈的造價可比外國少得多。而楊振寧先生則說，如果算上中國科學家的生命，則遠不止這些。”

 

　　在我的采訪中，我是想好了，不要過早地提問那些傷心的事情，先把別的問題了解清楚再說。但是，有些問題是無法回避的，特別是鄧稼先最後的日子是一定要問的。我知道這是非常令人心痛的。

 

　　——鄧稼先最後的病情，那個時候醫生有沒有跟你們說？

 

　　“我比醫生知道得清楚，有一個醫生在第二次手術以後出來的時候，他悄悄跟我說，他們在手術台上已經看到了癌細胞擴散的部位，可是那個部位是手術刀不敢進去的，手術刀如果進去到那個地方，當時在手術台上就下不來了。醫生跟我說這個話，我當時就理解。鄧稼先後來疼得不得了，出血很厲害，背上和腿上大片的血，鼻子、嘴都流血，肛門都流血，尿全是血，可怕極了，後來非常慘。”

 

　　說到這兒，許鹿希再次哽咽著：“直腸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會像他這樣，直腸癌有很多種類，他得的是一個非常惡性的直腸癌！”

 

　　——那時候您一直守著他？

 

　　“我一直守著他，當時覺得自己很無能，雖然是學醫的，卻在這上麵一點辦法都沒有，眼看著他不行了，我就是沒有辦法。”

 

　　1985年7月31日到1986年7月29日，是許鹿希與鄧稼先相處的最後日子。在最後的一年裏，許鹿希異常心酸，思念的終結竟是永別。

 

　　鄧稼先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對愛妻許鹿希說：“假如生命終結後可以再生，那麽，我仍選擇中國，選擇核事業。”

 

　　在鄧稼先生命的最後一個月裏，中央決定對鄧稼先解密。

 

　　——1986年6月24號《解放軍報》刊登《兩彈元勳——鄧稼先》的報道，宣傳他的事跡，對他開始解密，他後來看見那篇文章了嗎？

 

　　“他看見了。”

 

　　——他當時怎麽說的，他有什麽想法？

 

　　“他看到這個之後，心裏有一種，有一種這一生沒有白白度過的感覺。因為在這以前，都隱姓埋名，完全不知道他做些什麽事，保密到什麽程度？他們單位讓我對北醫的黨委都不能說我丈夫是做什麽的，如果有人問，就說做保密工作。我們單位很多人一直到北醫的領導，從報紙上、鄧稼先的追悼會上，才知道他是做什麽事情的。

 

　　“在他已經不行的時候，1986年的3月，中央軍委的領導說‘一輩子這麽辛苦，做了這麽多工作，不能讓他就這麽走了”，所以就趕緊叫記者，通知《解放軍報》的記者，還有《人民日報》的記者，去采訪鄧稼先。

 

　　“記者采訪完了後就趕緊寫文章，因為這個文章寫出來以後，還得經過中央軍委審查，怕有泄密，所以審查完了是6月24號公開發表的。

 

　　——當時這篇報道出來以後，他自己除了感覺很欣慰以外有沒有跟他這個病聯係在一起？

 

　　“他自己完全懂，剛開始住院的時候他就歎氣，他說他早知道會有這一天，不過他說沒想到來得這麽快。鄧稼先實際上是置生死於度外的，他是不怕死的。要是怕自己得這個病的話，隻要早一點離開他原來的崗位就可以了。”

 

　　 研製原子彈的獎金是人民幣10元

 

　　1986年7月17日，國務院副總理李鵬代表國務院將“七五”期間第一枚全國勞動模範獎章授予了鄧稼先。

 

　　鄧稼先生前，由於他功勳卓著，得到過許多大獎。為此，許多人問過他搞兩彈得到多少獎金，鄧稼先對此總是笑而不答。在鄧稼先病危期間，遠在美國的楊振寧趕了回來，到醫院看望他。就在醫院的這次會麵中，楊振寧也提到了獎金的事情。當時許鹿希回答，獎金是人民幣10元。鄧稼先補充說，是原子彈10元，氫彈10元。楊振寧以為他們在開玩笑，許鹿希說，這是真的，不是開玩笑。1985年頒發原子彈特等獎的獎金總數是1萬元，單位裏平均分配，人人有份兒。但是九院人多，還得墊上十幾萬元，才按10元、5元3元這三個等級發下去了。

 

　　 他在向這個世界戀戀不舍地告別

 

　　說起給鄧稼先頒獎，還有一段令人心酸的事情。在鄧稼先病重期間，國家要給研製核武器的人員頒獎，其中有鄧稼先。

 

　　在為研製核武器有功人員頒獎的頭一天讓這些人去排隊、站位置，做一個表演，彩排一下。就是這麽重要的彩排，鄧稼先沒有去。他知道來日不多了，他要回去吃一頓家裏的飯，重溫一下那個曾經帶給他無限歡樂的家的感覺。

 

　　回家的那天，許鹿希讓家裏的保姆準備了甲魚、蘆筍，還有許多鄧稼先愛吃的飯菜。可以說，每一道菜都做得非常精細。但是，飯桌上他們卻相對無言。他們都知道，這是最後一次的團聚飯了。那天的飯菜是什麽滋味，誰都不可能吃出來。這樣的時刻，帶來的隻能是無言的哀傷！

 

　　吃過飯後，鄧稼先想隨便走走。許鹿希知道，他這是在告別了。他去了自己在北京的辦公樓、研究室，還去了辦公樓對麵他們常常去買東西的小賣部。他在小賣部附近徘徊許久，他看到有一個熟人從小賣部出來，鄧稼先主動上前打了招呼。

 

　　北京的“八一湖”，是鄧稼先過去經常遊泳的地方。那一片幽靜的、藍綠色的湖水在陽光下晃動著縷縷波紋。許鹿希和鄧稼先在湖邊找了一個安靜的地方坐下。微風吹來，鄧稼先發現許鹿希的頭發一縷一縷地在風中飄動，他想用手把正在飄動的頭發按下去，但是很快又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他覺得此時的許鹿希更加迷人。

 

　　“稼先，你在看什麽？”

 

　　“看你呀，你的頭發好像長了些。這樣也好，這樣更好看。”

 

　　聽著鄧稼先沒頭沒腦的話，許鹿希用手捋了一下頭發。是啊，自己一直把頭發剪得很短，這段時間為了照顧鄧稼先，頭發長了也沒去剪。

 

　　這時已經是黃昏時分，忽然，他們聽到了遠遠的夾雜在風中的歌聲，時而逼近，時而茫遠，然而卻是那樣的憂傷。不知怎的，那歌詞卻漸漸清晰起來：“我要去那裏，那裏沒有戰爭。我要去那裏，那裏有開滿菊花的紛芳。我要去那裏，那裏有我的好姑娘。”

 

　　他們倆都被這歌聲震驚了，述說不出的感動，讓他們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特別是那句“那裏有開滿菊花的紛芳”，讓他們又回到了結婚初期，他們到處看菊花的美好時光。許鹿希，這位堅強的女性，此時淚眼婆娑地靠近鄧稼先，注視著鄧稼先。

 

　　那一天，他們在“八一湖”待了很久。

 

　　第二天，也是最後一次，鄧稼先提出再去天安門看看國旗。醫生堅決反對，還是許鹿希幫助說了情，醫生才勉強同意，但要求不要在外麵待得太久。那一次，許鹿希有一節重要的課要給學生上，所以是警衛員陪鄧稼先到天安門去看的國旗。

 

　　鄧稼先和警衛員來到天安門廣場。看著飄蕩在天安門廣場上空的五星紅旗，鄧稼先激動不已。他前後看了看，發現自己站的位置剛好是在紅旗下，鄧稼先的心中油然而起的一種自豪逐漸地蔓延到全身，他感到許久沒有的一種力量驅使他挺了挺胸。鄧稼先，祖國的優秀兒子，久久地注視著五星紅旗！

 

　　離開天安門之後，他又到了幾個長期在大西北工作的同事家裏看了一下。他是多麽熱愛自己的事業，牽掛自己的戰友啊！

 

　　他是在向這個世界戀戀不舍地告別！

 

　　 “他的血流盡了”

 

　　應該說，鄧稼先最後的日子也是不平凡的。

 

　　1986年的7月17日，李鵬副總理把全國勞動模範的獎牌給鄧稼先送到了病房裏。那一天，鄧稼先麵對共和國的副總理和記者，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再次做了無悔的表達。當時在場的許多人都被這位共和國忠誠的兒子所感動。在鄧稼先去世前不久，組織上為他個人配備了一輛專車。不過，他隻是在家人攙扶下，坐進去，讓司機開著轉了一小圈，他和自己的家人對此多次向組織表示感謝。

 

　　遠在美國留學的女兒典典也回來了，現實中的變化讓鄧稼先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將走到盡頭。

 

　　許鹿希說：“1986 年7月17日李鵬副總理送的獎牌，那時距去世隻有12天，李鵬副總理來時他還清醒，沒過幾天就昏迷了。昏迷之後，在7月20日醒過來一次，那一次醒過來後，稼先拉著我的手說‘煤礦工人太苦了’，說到這兒他停頓了一下繼續說‘將來可以用造氫彈的原理，做成很小的可控核聚變鑽探機，就可用於煤礦鑽探，就不用人下去了。所需要的氘和氚，這兩個是海水裏無窮無盡的。這是最清潔、沒有公害的能源，而且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因為地球上的海水太多了。這個，人類50年一定能達到。可惜，我是趕不上了。’”

 

　　許鹿希繼續回憶：“現在我們國家的可控核聚變已經開始了。海水淡化是要用能源的。另外，核輻射是最好的清潔劑，像這次汶川大地震，噴了很多消毒液，現在核輻射消毒還沒有大麵積的使用，如果能夠使用上核輻射消毒，就太了不起了。輻射保鮮也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領域。原子能方麵的發展不完全是搞幾個原子彈、氫彈，在民用方麵的用處是非常大的。這些鄧稼先在他第一次昏迷醒來後都跟我說到了。”

 

　　一個生了重病的人，知道自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會怎麽對待自己所剩無多的生命。人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也許會有兩種狀態：一是消極痛苦乃至恐懼，不知如何是好；還有一種，積極的，把自己的生命價值發揮到極致，像鄧稼先那樣，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不悲傷，不歎氣，用寶貴的時間和自己的同事一起寫出今後10年核武器發展的建議書，甚至思考著核能源造福百姓的事情。那是生命即將終結前的生命價值的耀眼光輝。

 

　　許鹿希說：“鄧稼先最後留下了兩句話。一句是‘苦了你了’，當時我感覺得到，他對我很擔心，不知道今後怎麽辦？還有一句是‘死而無憾’，這句話是說他自己這一生沒有空虛地度過。第二次昏迷就再也沒有醒來。他全身大出血，輸血都來不及，輸的血沒有流的快，很快就不行了。”

 

　　對鄧稼先的病情，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都很關心。301醫院的領導和醫護人員也盡了最大努力，但最終還是沒有挽留住這位功勳卓著的偉大科學家。

 

　　一代英豪，就這樣走到了生命的終點。

 

　　1986年7月29日，下午1時50分。

 

　　這顆科學巨星隕落了，終年62歲。

 

　　他的身體涼得那麽快，悲痛之中許鹿希還緊緊抓住他那雙手，喃喃地說：“他的血流盡了。”

 

　　假如生命是無味的，我不要來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滿足的了。鄧稼先帶著滿足走了，他是帶著愛和夢去了另一個世界的。他得到了永遠的安慰。

 

　　人們為這位中華精英過早離開人世而感到悲痛。他的同事和朋友們懷著無比悲痛、崇敬的心情獻給他一支支挽歌。

 

　　後來擔任九院院長職務的胡思得是1958年來九院的28位大學畢業生之一，他為鄧稼先寫了傳記。

 

　　鄧稼先的老同事杜祥琬懷著崇敬的心情寫詩悼念：

 

　　悼老鄧：

 

　　和平歲月未居安，

 

　　一線奔波為核彈。

 

　　健康生命全不顧，

 

　　牛郎織女到終年。

 

　　酷愛生活似童頑，

 

　　浩瀚胸懷比草原。

 

　　手挽左右成集體，

 

　　尊上愛下好中間。

 

　　鑄成大業入史冊，

 

　　深沉情愛留人間。

 

　　世上之人誰無死，

 

　　精忠報國重天山！

 

　　1986年7月30日，正在外地的張愛萍將軍接到了國務院辦公廳秘書局關於鄧稼先病逝、安排其後事的傳真報告，深感悲痛，當即在電報上批示：決定何人參加追悼會，請即告我。我今日趕回京。

 

　　1986年８月３日下午，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了追悼會。根據中央的決定，張愛萍致悼詞。

 

　　新華社為此發通稿。８月４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的題目是《中國兩彈元勳鄧稼先逝世黨和國家領導人深切哀悼》。

 

　　同時還發表了張愛萍的悼詞《無私無畏貢獻畢生精力嘔心瀝血建立國防殊勳》。

 

　　追悼會後，張愛萍滿懷悲痛寫下了一首挽詞：

 

　　痛悼我國傑出的核科學家鄧稼先同誌

 

　　踏遍戈壁共草原，

 

　　二十五年前。

 

　　連克千重關，

 

　　群力奮戰君當先。

 

　　捷音頻年傳。

 

　　蔑視核訛詐，

 

　　華夏創新篇。

 

　　君視名利如糞土，

 

　　許身國威壯河山。

 

　　哀君早辭世，

 

　　功勳澤人間。

 

　　許鹿希回憶說：“稼先逝世後，張將軍請我和孩子到北戴河軍委療養院休息了10多天。他還建議拍一部《兩彈元勳鄧稼先》的紀錄片，連片名都給寫好了。我把他親筆寫的這幅墨寶掛在家裏，以示對稼先的紀念，也是對張將軍的感念。張將軍曾在鄧稼先逝世後兩天，即1986年7月31日，拄著手杖，爬上了二層樓，到我家來看望我們。我們全家都很感動。”

 

　　鄧稼先逝世前是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員。

 

　　許鹿希最理解丈夫的心。在鄧稼先的追悼會後，一位當時的領導人問許鹿希有什麽要求。許鹿希說：“希望國家能經常為在基地工作的人進行體檢。”

 

　　許鹿希認為，鄧稼先對自己選擇的路死而無憾，她也同樣為自己的選擇永不後悔，不改初衷。

 

　　悠悠歲月，不改變初衷是因為他們從未分別；不懷疑猶豫是因為他們從未失去幸福；不放棄選擇，是因為他們永遠不會年邁衰老。那種最廣闊最深沉的愛既浸潤了他們的一生，也浸潤著我們的人生，浸潤著我們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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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稼先於敏兩位書生，對國防的貢獻，堪比漢武時解決匈奴問題的衛青霍去病 -yaowangshanhaiguan- ♀ (0 bytes) () 01/14/2015 postreply 16:45:19

• 比的很好，衛霍被譽為大漢雙璧， 鄧於是大中華雙璧 -sunnymanman- ♂ (70 bytes) () 01/14/2015 postreply 16:58:07

• The comparison does not make sense, though all deserve honor and -YanbeiYin- ♀ (0 bytes) () 01/14/2015 postreply 19:4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