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擺放了數千雙鞋紀念死難者。
轉眼間已是南京大屠殺七十年紀念，從“七七事變”起算，中國宣布全民抗戰也已經七十一年。抗戰八年，軍民傷亡達2900萬之眾，物質損失不計其數，人權、物權犧牲之慘烈，超過二戰任何一個參戰國。包括筆者在內，每一個中國平民家庭都留有祖父母一代被戰爭戕害的記憶，或家破人亡，或流離失所。中國人沒有理由不呐喊，沒有理由不紀念。但到目前為止，國家應得之補償、民間應發之控訴，並沒有得到日方乃至世界輿論相等程度的尊重;甚至成反比，在世界人權輿論中還不及當年的戰敗者日本與德國。這是一個不得不提起的基本麵，這是為什麽?
我們為什麽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
造成這一基本麵之外因，當然有歐美中心論作祟。我曾利用在美國短暫訪問，關注過他們通用的二戰史地圖。中國本土戰場在那一類地圖中幾乎是一片空白，不要說南京大屠殺，即使如淞滬戰役這樣雙方投入上百萬軍隊，作戰規模不亞於斯大林格勒的大規模決戰，也找不到相應標記。而太平洋戰場上美國對日作戰經過，從珍珠港事件到後期逐島爭奪，事無巨細，一應俱全。如果是美國史地圖，這樣標記無可非議，作為二戰史地圖，如此繪製當然是片麵的，甚至是不夠格的。作為一個中國人，在美國讀那樣的二戰史地圖，心情可想而知。
若論內在原因，所在多矣。謹以今日可言者試言其三：
一、數據隨意，忽上忽下。如南京大屠殺，相當長時間內曾有意無意回避，不許民眾提及。此後政治進步，允許民間向日方提出賠償要求，地方政府聞風而動，興建慘案紀念碑，這一點當然值得肯定。但是一旦允許放聲，一提就是30萬，為什麽不是有零有整，拿出一個確鑿數據?到目前為止，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還剩下有戶籍管理的國家，從日軍在華建立戶籍編製，到今日戶籍管理，也許中國還是世界上唯一有長期民事檔案可查的國家。此前利用這一戶籍製度做出過多少事情，為什麽臨此大案，反而如此潦草，一個“3”再加五個“0”?我參觀珍珠港事件紀念碑、越戰死難者紀念牆，都是有名有姓，十分具體。波士頓猶太紀念死難碑，可能因無法收集那麽多具體人名，但刻有死難者集中營編號，一個挨著一個，密密匝匝，直上雲霄，參觀者仰頭達90度看不到頂端，那一組組冰冷的阿拉伯數字編號，比有名有氏更讓人震撼。如此具體，才是以人為本，真正體現每一個個體生命的價值，殺人三十萬是慘案，殺人二十萬、十萬零壹、零二就不是慘案?那零壹、零二就不是生命?目前所提三十萬，是模糊概念，不是具體數據，概念不能說服人，模糊概念更不能說服人，反而會讓人產生疑問，甚至給日方留下狡辯借口。應該是以確鑿數據，最好是刻有具體名姓，寧缺毋濫，才能最終震懾對方，贏得世界輿論敬重。
二、價值觀紊亂，隨政治氣候變動而變動。上世紀50至60年代，出於冷戰意識形態，中國曾不斷派出代表團去日本參加反戰反美活動。翻閱當時報紙雜誌，報道中日聯營參與反戰反美的新聞與文學作品，遠遠超過紀念中國民間的戰爭苦難。印象中最深的是《收獲》雜誌，曾刊登該刊主編參加廣島反戰歸來的長篇散文，作者訪問那裏的受害者，有名有姓，描繪其創傷，繪形繪色，極富感染力。雖說日方民間創傷也應該紀念，但作者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同情心已經轉移，顯然不在二戰反法西斯盟軍，而在被盟軍擊敗的日本一方。左翼文人當年是催逼抗戰的先鋒，為此曾鼓動學生上演多少街頭政治，為何在抗戰勝利後同情心轉移，而不是一如既往，堅守民族自尊，以反日、抗日為第一?那樣的文章那時並不罕見，在這裏僅舉一例。作為左聯成員，他們都參加過八年抗戰千裏流離，飽嚐顛沛之苦，我也相信那樣的文章隻反映當時的政治氣候，並不反映他們真實的曆史記憶。左翼文學匯入左翼意識形態成為其組成部分，令人齒冷，那是一代人的錯誤，沒有必要苛責個人。但是，當一個民族的底層民眾不能正常抒發戰爭苦難，這一民族能夠發出的聲音卻是價值觀紊亂，隨政治氣候而俯仰，令外人如何觀感?半個世紀以來，對這場戰爭的價值評價我們發生過多少次變化?內如承認正麵戰場，外如對日交涉開放民間輿論，昨日為非，今日為是，雖是節節進步，變化頻仍，太不穩定，外人適應這個變化，總要有個觀察過程，在這一過程結束之前，不可能很快贏得世人尊重。
三、製度落差，製約民意。中日之間曾為敵國，但在製度層麵，戰後日本已經轉軌為民主憲政，這是不爭之事實。這一製度落差，以及民主社會內政府行為與民意傾向之間的差異，我們卻時常遺忘。前幾年鬧得沸沸揚揚的“日本曆史教科書”事件，最後調查結果，隻有千分之四的學校使用了令人憤怒的那一種。在民主製下，一個社會並沒有統編教材，雖有類似教育部的文教部門，卻絕無權力指定民間使用何種教材。我們以己之“製”，度人之“教”，一見有學校使用那種教科書，立刻認為是官方所為、全民意向，於是憤青四出，狂呼口號，濫演“愛國”秀，貽笑大方而不知。反過來看自己，同樣以巴金為例，老人晚年再三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以戒懼後人崇尚暴力、殘害同胞，時至今日，這一遺願實現了沒有?
人自輕，方有外人輕之。比上述閱讀美國二戰史地圖時間更早，我曾在上海錄像館看過一部內部放映的中日邦交十周年紀念片，製片者為日方，價值立場中間偏左，可謂友好人士。片中說，田中角榮訪華簽約前曾派出一個外務省代表團打前站，一行人啟程時有預案，應對中方可能提出戰爭賠款，談判著力點不在有無，而在多少。出乎意料的是，在日方沒有思想準備的地方，談判差點“崩盤”;而已經有預案的戰爭賠款，卻沒有遇到任何麻煩，“零障礙”過關!“喜訊”傳到東京，一直在等待談判結果的日本外務省大喜過望，整棟樓歡呼起來，燈光一夜不滅，喧鬧激動，通宵達旦!這一畫麵使我受到的刺激，坦率地說，要比後來翻閱美國二戰史地圖深刻，不是鬱悶，是憤懣，回家枯坐，整整一晚不想說一句漢語。
我們該從曆史中學習什麽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已經不可能孤立存在。本民族王朝循環曆史慣性還在，垂直向下;外來橫向衝擊及其反應力圖打破這一封閉性循環，將垂直維扳倒，趨向水平維，改封閉為開放，將中國與世界聯成一片。垂直維與橫向維交集成一個動態十字，沿對角線前移，曆史趨勢是打破王朝循環，走向現代民主。此後發生多次中外戰爭，無論是單獨對英、對法、對日，乃至慈禧同時向八個國家宣戰，那都是王朝戰爭，屢戰屢敗，與1938至1945年具有現代意義的全民抗戰不可比擬。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第一次將自己的命運與世界民主陣營聯接在一起，民主陣營勝，中國民主前途存;世界民主陣營敗，中國民主前途亡。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此前此後中國都沒有發生過如此光明如此幸運的戰爭結盟。就此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人付出最多，最終哪怕是慘勝，中國人也是贏得最多，那是因為中華民族將自己的雙重命運——民族與民主的命運全部抵押了上去，贏得了雙重前途。由此而論，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日，是20世紀中華民族諸多紀念日中第一紀念日。這一天具有雙重意義，無論怎麽紀念都不過分：她不僅掙脫了民族危亡，還贏得民主建國的前途，甚至贏得世界四大列強之一的曆史性地位，所謂“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應該從這一年這一天開始。
隨後而來的內戰打斷了這一前途。抗戰八年以慘勝終，中華民族何等幸運，抗戰之後緊接內戰，中國民眾又何等不幸?中國居然成為二戰參戰國中唯一爆發大規模持久內戰的國家，甚至二戰結束，因二戰而起的冷戰也已經結束，內戰穿越冷戰，台灣海峽成為中華民族空前勝利之後，卻立刻切下的巨大傷口，至今未能愈合。日本利用兩岸內戰狀態，迅速擺脫另一戰敗國德意誌被管束地位，不僅沒有承擔應付之賠款，相反是來回要價，與兩岸分別簽訂和平協議，過程拖延30年之久，享盡漁人之利。最終形成的局麵，是理應賠款明償，卻以貸款暗索，戰勝者無光明正大之氣象，戰敗者有放貸讓息之怨恨，不倫不類，曖曖昧昧，與歐洲戰場結束後涇渭分明，不可同日而語。這是我們年年紀念抗戰，卻不能贏得二戰勝利後世界進步輿論甚至戰敗國輿論應有敬重之根本原因，也是上述基本麵之基本。
作者:朱學勤 201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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