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雨心: 共產與黨 2

來源: 朱雨心 2015-01-11 09:01:22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17384 bytes)
共產與黨 2
朱雨心

所謂“教”,就是一套審美觀、或一套價值觀、或一套行為準則、或一套世界觀、或一套倫理道德,等等。最普通的表述,應該是:審美觀。“教”,可以有鬼神,但是,不是非要有鬼神。例如,有人稱:儒教。儒的審美體係是沒有鬼神的。有鬼神的“教”,是因為它沒有辦法建立令人信服的公理體係,從而不得不借助鬼神。“教”與“學”的區別在於:“教”,是不可以有異議的,隻能崇拜。任何對“教”的異議,必然導致“教”的分裂。“學”,是可以有異議的。對“學”的異議,通常導致“學”的發展。人無法質疑鬼神,所以,凡有鬼神的審美體係,都是“教”。同樣一套審美觀,可以是“教”,也可以是“學”。例如,可以是“儒教”,那就隻有崇拜,沒有質疑。也可以是“儒學”,那就既有認同,也可以有異議。所以,可以有“共產教”,也可以有“共產學”。(我還是很照顧人,給出路的吧?)。“教”與“學”,各有各的用處。套用孔子的用語,大致上應該是:中人以上從學,中人以下從教。

政教合一,有狹義的政教合一,與廣義的政教合一。狹義的政教合一,主要指政府強製推行“標準的意識形態”。廣義的政教合一,主要指政府強製推行“標準的生活方式”。美國不是狹義的政教合一,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世俗政府。但是,美國存在廣泛的廣義的政教合一,這是民主製度造成的(這個問題我早在《一代人的追求》中已經論述了,這裏就不重複了)。今天的中國是狹義的政教合一,從這個意義上講,它不是世俗政府。但是,中國的廣義的政教合一不如美國更廣泛,這一方麵是因為中國沒有民主製度,另一方麵是因為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中國在擺脫狹義的政教合一,以及建立法製與法治的過程中,應該恢複自己自由主義的傳統,而不要盲目效仿美國、進而走向廣義的政教合一。

一夫一妻製,在中國是典型的政教合一,但是,在美國卻不是。一夫一妻製,本是基督教的傳統。早期的美國是清一色的基督徒,在這個問題上,毫無異議。是先有傳統習慣在前,次有政府確認在後,又無異議,沒有任何“強製”,所以,就當時的美國而言,一夫一妻製不是政教合一。那麽,時至今日,美國的組成已經很多元化了,應該放棄一夫一妻製,實行自由婚姻。如果堅持一夫一妻製,那就成了政教合一。

共產教的思想意識,毛主席早就總結的很好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可以說是成為一個“共”的充分必要條件。也就是說:一個“共”必然認同“造反有理”,而認同了“造反有理”也就自然成了一個“共”。尷尬的是:今上是“黨”。造反,隻能是反黨。這個尷尬正是共產教國家的一個最根本性的矛盾。共產教國家許多內在的矛盾與一些規律性的東西,都是由這一個最根本性的矛盾主導或衍生的。

所以,在中國,反黨是自然的,因為從小學、中學、大學,教的就是“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實際上,教的就是反黨。所以,在中國,人人都反黨,越是好學生、越是受教育程度高,越是追求進步,也就越反黨。這是共產教國家最基本的一個特殊的國情。

網上流傳莫言2009年9月在德國法蘭克福“感知中國”論壇上的演講,最後說道:“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慢慢意識到,在某種意義上,像貝多芬那樣做(本文注:就是藐視國王)也許並不困難,像歌德那樣,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對著國王的儀仗恭恭敬敬地行禮,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這最後一段附在本文後,供參閱)。

莫言語焉不詳。是說歌德那樣做需要巨大的勇氣呢?還是說我們像歌德那樣做需要巨大的勇氣呢?歌德對國王行禮,是出於歌德內心的願望。歌德就認為應該對國王行禮。歌德那樣做,根本沒有任何心理負擔。哪裏需要什麽“巨大的勇氣”?中國人的傳統是君君、臣臣,對國王行禮,那也是理所當然,與歌德一樣,也根本不需要什麽“巨大的勇氣”。

然而,莫言想說的,其實很清楚,無非就是:在今天的中國,要對今上“黨”行禮,“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莫言想說的,沒錯。但是,為什麽呢?就是因為學校裏教的共產教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反黨,是理所當然,沒有心理壓力;向“黨”行禮,卻是與理不合,“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莫言的話,反映的就是前麵講的那個“特殊的國情”。

莫言說“隨著年齡的增長,……”,這個其實是表麵現象。準確的,應該是:“隨著離開學校的時間的增長”。在今天的中國,一個人離開學校進入社會後,對事物才可能開始有正確的認識。人們或許不禁要問:既然如此,那麽,為什麽不在學校裏就把人教好了呢?這也是共產教國家“特殊的國情”。可以說,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對國王行禮,都是自然的,從小就知道,幾乎是一種本能,根本不需要什麽“隨著年齡的增長”。隻有共產教國家才會有這種困擾,而這種困擾完全來自於共產教國家的特殊的教育。它的特殊在於:反自然規律,反人類文明,無法與現實世界吻合。越是好學生,越是自認為追求進步的識字份子,就越難擺脫學校教的謬誤。莫言如果還是現在這個年齡,但是,剛剛中學畢業,他一定還是會認為:“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話了。”。

許多人不明白為什麽蘇聯一夜之間就“變天”了,說什麽:更無一人是男兒。這隻是情緒的宣泄,並沒有說明任何道理,無助於人們認識其中的原委。為什麽中國就沒有“變天”呢?事物的發生有偶然的因素與必然的因素。從偶然的因素上講,人的主觀願望是可以起一些作用的,那麽,若有什麽“男兒”或許能起一些作用。但是,必然的因素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並不是主觀上做“男兒”就能改變的。所以,要想不“變天”,就要認識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而不是僅僅憑借個人的主觀願望。

從偶然的因素講,碰巧,戈爾巴喬夫,是個書生,是個理想主義者,骨子裏頭認同“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砸爛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本來就是戈爾巴喬夫下意識中的預期。而碰巧,鄧小平,不是個書生,從來就不是個理想主義者,而是個典型的實用主義者,骨子裏頭就不認同“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盡管他是老資格的共產黨員。鄧小平最多隻認同特定的“造反有理”,例如,造國民黨的反。毛主席其實比鄧小平更書生氣、也有更多的理想主義,所以,毛主席更認同一般的“造反有理”,就是造一切統治者的反,包括共產黨自己。因此,毛主席才會提出什麽“繼續革命的理論”,主張每七、八年搞一次文革。在思想意識上,毛主席更象戈爾巴喬夫。如果,六四時,不是鄧小平當政,而是毛主席那樣的人當政,中國很有可能會“變天”。當然,現實中的毛主席,是個非常矛盾的人物。盡管毛主席在思想意識上非常的理想主義,但是,在政治上,毛主席卻是個實用主義者。

從必然的規律上講,蘇聯之所以“變天”,而中國之所沒有“變天”,最主要原因,是因為蘇聯的教育遠遠比中國更發達、更普及。所以,在蘇聯,反黨的人的比例遠遠比中國的高,反黨的人的積極性,也遠遠比中國反黨的人的積極性高,這就是因為:受教育越多越反黨呀。所以,我們可以推論:隨著中國的教育的發展與普及,中國反而會越來越不穩定,中國“變天”的可能性會越來越大。這不是因為識字份子“追求進步”,或是容易受什麽“西方精神汙染”的影響造成的,而是因為識字份子所受的“造反有理”的教育。設想,如果學校裏教的是三綱五常,那就會是完全不同的結果。

“西方精神汙染”也罷,“外部敵對勢力”也罷,都是客觀存在的,然而,使“西方精神汙染”或“外部敵對勢力”起作用的,卻是共產教“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因為,這種“造反有理”的 “革命道理”必然否定本民族的曆史、文化、與傳統,就是所謂“與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決裂”,必然導出“破四舊” (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邏輯。一旦認同了這個“破四舊”的邏輯,那麽,這裏的“四舊”,可以是兩千年舊,也可以是二十年舊,也可以就是昨天的。具體地這些“四舊”是什麽,在這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造反有理” 的“革命道理”, 有意識地或下意識地鄙視、否定自己國家與民族的、昨天以前的曆史與傳統,包括,思想、文化、風俗、習慣。這樣的國家、民族,沒有自豪感、沒有凝聚力,在文化上成了一個侏儒,從而失去了與其它文化自主交流的能力。而所謂的“代表先進文化”,隻不過是“破四舊”的另一種說法罷了。

所以,共產教“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所導致的“自我鄙視”、 “自我否定”,必然使國家民族解除精神武裝。結果是:除非自我封閉,不與外界交流,否則,必然在文化上處於劣勢。這個文化上的劣勢,不是因為傳統文化是否有劣勢,而是共產教“自我否定”造成的。所以,共產教國家,在文化上必然被外界所征服, 從而必然導致思想意識上容易被外部敵對勢力所操縱,精神被外部敵對勢力所控製。被解除了精神武裝的國家、民族,有再先進的飛機、大炮,再多的核導彈,都沒有用。共產教國家,受教育越多,越是被解除精神武裝。蘇聯的教育遠遠比中國更發達、更普及,所以,精神武裝就被解除的越多。這就是蘇聯之所以“變天”的另一個原因。

毛澤東時代一些紅色文化的自我膨脹的假像,固然填補了部分文化與精神空虛,一時成為精神武裝的源泉。 然而,其一,中國文化與精神的空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紅色文化造成的。其二,紅色文化是反動的(反自然規律與反人類文明),弊遠大於利,即使有一時之效,也無法持久。其三,這種紅色文化的自我膨脹的假像,完全是靠內部沒有言論自由,外部沒有文化交流來維持的,沒有真正的生命力。

共產黨要防止蘇聯那樣的“變天”,不是靠某些人的主觀願望,而是要認清“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正是共產教“造反有理” 的“革命道理”,才是蘇聯 “變天”的最根本的內在因素。強化共產教的意識形態,是飲鴆止渴。隻有反共,才能救黨。。(未完待續)

 
朱雨心, 2015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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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莫言2009年9月在德國在法蘭克福“感知中國”論壇的演講的最後一段(網上下載,未經考證):
最後,我講一個小故事。聽說法蘭克福是歌德的出生地。在中國,流傳著一個非常有名的關於歌德的故事。有一次,歌德和貝多芬在路上並肩行走。突然,對麵來了國王的儀仗。貝多芬昂首挺胸,從國王的儀仗隊麵前挺身而過。歌德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在儀仗隊麵前恭敬肅立。我想,這個故事向我們傳達的就是對貝多芬的尊敬和對歌德的蔑視。在年輕的時候,我也認為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話了。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慢慢意識到,在某種意義上,像貝多芬那樣做也許並不困難。但像歌德那樣,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對著國王的儀仗恭恭敬敬地行禮,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
 

所有跟帖: 

扯了一大通,還是不明白“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 -PYXZ- 給 PYXZ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01/11/2015 postreply 09:48:24

人類社會的終極結果一定會是共產主義社會,以後有空的話我會專門論證這個結論 -草原-- 給 草原- 發送悄悄話 草原- 的博客首頁 (0 bytes) () 01/11/2015 postreply 12:44:26

對,部分已經差不多了,如北歐。 -fortlee- 給 fortlee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01/11/2015 postreply 14: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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