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與黨 2
朱雨心
所謂“教”，就是一套審美觀、或一套價值觀、或一套行為準則、或一套世界觀、或一套倫理道德，等等。最普通的表述，應該是：審美觀。“教”，可以有鬼神，但是，不是非要有鬼神。例如，有人稱：儒教。儒的審美體係是沒有鬼神的。有鬼神的“教”，是因為它沒有辦法建立令人信服的公理體係，從而不得不借助鬼神。“教”與“學”的區別在於：“教”，是不可以有異議的，隻能崇拜。任何對“教”的異議，必然導致“教”的分裂。“學”，是可以有異議的。對“學”的異議，通常導致“學”的發展。人無法質疑鬼神，所以，凡有鬼神的審美體係，都是“教”。同樣一套審美觀，可以是“教”，也可以是“學”。例如，可以是“儒教”，那就隻有崇拜，沒有質疑。也可以是“儒學”，那就既有認同，也可以有異議。所以，可以有“共產教”，也可以有“共產學”。（我還是很照顧人，給出路的吧？）。“教”與“學”，各有各的用處。套用孔子的用語,大致上應該是：中人以上從學，中人以下從教。
政教合一,有狹義的政教合一,與廣義的政教合一。狹義的政教合一，主要指政府強製推行“標準的意識形態”。廣義的政教合一，主要指政府強製推行“標準的生活方式”。美國不是狹義的政教合一，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世俗政府。但是，美國存在廣泛的廣義的政教合一，這是民主製度造成的（這個問題我早在《一代人的追求》中已經論述了，這裏就不重複了）。今天的中國是狹義的政教合一，從這個意義上講，它不是世俗政府。但是，中國的廣義的政教合一不如美國更廣泛，這一方麵是因為中國沒有民主製度，另一方麵是因為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中國在擺脫狹義的政教合一，以及建立法製與法治的過程中，應該恢複自己自由主義的傳統，而不要盲目效仿美國、進而走向廣義的政教合一。
一夫一妻製,在中國是典型的政教合一，但是，在美國卻不是。一夫一妻製，本是基督教的傳統。早期的美國是清一色的基督徒，在這個問題上，毫無異議。是先有傳統習慣在前，次有政府確認在後，又無異議，沒有任何“強製”，所以，就當時的美國而言，一夫一妻製不是政教合一。那麽，時至今日，美國的組成已經很多元化了，應該放棄一夫一妻製，實行自由婚姻。如果堅持一夫一妻製，那就成了政教合一。
共產教的思想意識，毛主席早就總結的很好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可以說是成為一個“共”的充分必要條件。也就是說：一個“共”必然認同“造反有理”，而認同了“造反有理”也就自然成了一個“共”。尷尬的是：今上是“黨”。造反，隻能是反黨。這個尷尬正是共產教國家的一個最根本性的矛盾。共產教國家許多內在的矛盾與一些規律性的東西，都是由這一個最根本性的矛盾主導或衍生的。
所以，在中國，反黨是自然的，因為從小學、中學、大學，教的就是“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實際上，教的就是反黨。所以，在中國，人人都反黨，越是好學生、越是受教育程度高，越是追求進步，也就越反黨。這是共產教國家最基本的一個特殊的國情。
網上流傳莫言2009年9月在德國法蘭克福“感知中國”論壇上的演講，最後說道：“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慢慢意識到，在某種意義上，像貝多芬那樣做（本文注：就是藐視國王）也許並不困難，像歌德那樣，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對著國王的儀仗恭恭敬敬地行禮，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這最後一段附在本文後，供參閱）。
莫言語焉不詳。是說歌德那樣做需要巨大的勇氣呢？還是說我們像歌德那樣做需要巨大的勇氣呢？歌德對國王行禮，是出於歌德內心的願望。歌德就認為應該對國王行禮。歌德那樣做，根本沒有任何心理負擔。哪裏需要什麽“巨大的勇氣”？中國人的傳統是君君、臣臣，對國王行禮，那也是理所當然，與歌德一樣，也根本不需要什麽“巨大的勇氣”。
然而，莫言想說的，其實很清楚，無非就是：在今天的中國，要對今上“黨”行禮，“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莫言想說的，沒錯。但是，為什麽呢？就是因為學校裏教的共產教“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反黨，是理所當然，沒有心理壓力；向“黨”行禮，卻是與理不合，“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莫言的話，反映的就是前麵講的那個“特殊的國情”。
莫言說“隨著年齡的增長，……”，這個其實是表麵現象。準確的，應該是：“隨著離開學校的時間的增長”。在今天的中國，一個人離開學校進入社會後，對事物才可能開始有正確的認識。人們或許不禁要問：既然如此，那麽，為什麽不在學校裏就把人教好了呢？這也是共產教國家“特殊的國情”。可以說，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對國王行禮，都是自然的，從小就知道，幾乎是一種本能，根本不需要什麽“隨著年齡的增長”。隻有共產教國家才會有這種困擾，而這種困擾完全來自於共產教國家的特殊的教育。它的特殊在於：反自然規律，反人類文明，無法與現實世界吻合。越是好學生，越是自認為追求進步的識字份子，就越難擺脫學校教的謬誤。莫言如果還是現在這個年齡，但是，剛剛中學畢業，他一定還是會認為：“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話了。”。
許多人不明白為什麽蘇聯一夜之間就“變天”了，說什麽：更無一人是男兒。這隻是情緒的宣泄，並沒有說明任何道理，無助於人們認識其中的原委。為什麽中國就沒有“變天”呢？事物的發生有偶然的因素與必然的因素。從偶然的因素上講，人的主觀願望是可以起一些作用的，那麽，若有什麽“男兒”或許能起一些作用。但是，必然的因素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並不是主觀上做“男兒”就能改變的。所以，要想不“變天”，就要認識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而不是僅僅憑借個人的主觀願望。
從偶然的因素講，碰巧，戈爾巴喬夫，是個書生，是個理想主義者，骨子裏頭認同“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砸爛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本來就是戈爾巴喬夫下意識中的預期。而碰巧，鄧小平，不是個書生，從來就不是個理想主義者，而是個典型的實用主義者，骨子裏頭就不認同“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盡管他是老資格的共產黨員。鄧小平最多隻認同特定的“造反有理”，例如，造國民黨的反。毛主席其實比鄧小平更書生氣、也有更多的理想主義，所以，毛主席更認同一般的“造反有理”，就是造一切統治者的反，包括共產黨自己。因此，毛主席才會提出什麽“繼續革命的理論”，主張每七、八年搞一次文革。在思想意識上，毛主席更象戈爾巴喬夫。如果，六四時，不是鄧小平當政，而是毛主席那樣的人當政，中國很有可能會“變天”。當然，現實中的毛主席，是個非常矛盾的人物。盡管毛主席在思想意識上非常的理想主義，但是，在政治上，毛主席卻是個實用主義者。
從必然的規律上講，蘇聯之所以“變天”，而中國之所沒有“變天”，最主要原因，是因為蘇聯的教育遠遠比中國更發達、更普及。所以，在蘇聯，反黨的人的比例遠遠比中國的高，反黨的人的積極性，也遠遠比中國反黨的人的積極性高，這就是因為：受教育越多越反黨呀。所以，我們可以推論：隨著中國的教育的發展與普及，中國反而會越來越不穩定，中國“變天”的可能性會越來越大。這不是因為識字份子“追求進步”，或是容易受什麽“西方精神汙染”的影響造成的，而是因為識字份子所受的“造反有理”的教育。設想，如果學校裏教的是三綱五常，那就會是完全不同的結果。
“西方精神汙染”也罷，“外部敵對勢力”也罷，都是客觀存在的，然而，使“西方精神汙染”或“外部敵對勢力”起作用的，卻是共產教“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因為，這種“造反有理”的 “革命道理”必然否定本民族的曆史、文化、與傳統，就是所謂“與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決裂”，必然導出“破四舊” （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邏輯。一旦認同了這個“破四舊”的邏輯，那麽，這裏的“四舊”，可以是兩千年舊，也可以是二十年舊，也可以就是昨天的。具體地這些“四舊”是什麽，在這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造反有理” 的“革命道理”， 有意識地或下意識地鄙視、否定自己國家與民族的、昨天以前的曆史與傳統，包括，思想、文化、風俗、習慣。這樣的國家、民族，沒有自豪感、沒有凝聚力，在文化上成了一個侏儒，從而失去了與其它文化自主交流的能力。而所謂的“代表先進文化”，隻不過是“破四舊”的另一種說法罷了。
所以，共產教“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所導致的“自我鄙視”、 “自我否定”，必然使國家民族解除精神武裝。結果是：除非自我封閉，不與外界交流，否則，必然在文化上處於劣勢。這個文化上的劣勢，不是因為傳統文化是否有劣勢，而是共產教“自我否定”造成的。所以，共產教國家，在文化上必然被外界所征服， 從而必然導致思想意識上容易被外部敵對勢力所操縱，精神被外部敵對勢力所控製。被解除了精神武裝的國家、民族，有再先進的飛機、大炮，再多的核導彈，都沒有用。共產教國家，受教育越多，越是被解除精神武裝。蘇聯的教育遠遠比中國更發達、更普及，所以，精神武裝就被解除的越多。這就是蘇聯之所以“變天”的另一個原因。
毛澤東時代一些紅色文化的自我膨脹的假像，固然填補了部分文化與精神空虛，一時成為精神武裝的源泉。 然而，其一，中國文化與精神的空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紅色文化造成的。其二，紅色文化是反動的（反自然規律與反人類文明），弊遠大於利，即使有一時之效，也無法持久。其三，這種紅色文化的自我膨脹的假像，完全是靠內部沒有言論自由，外部沒有文化交流來維持的，沒有真正的生命力。
共產黨要防止蘇聯那樣的“變天”，不是靠某些人的主觀願望，而是要認清“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正是共產教“造反有理” 的“革命道理”，才是蘇聯 “變天”的最根本的內在因素。強化共產教的意識形態，是飲鴆止渴。隻有反共，才能救黨。。（未完待續）
朱雨心， 2015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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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莫言2009年9月在德國在法蘭克福“感知中國”論壇的演講的最後一段（網上下載，未經考證）：
最後，我講一個小故事。聽說法蘭克福是歌德的出生地。在中國，流傳著一個非常有名的關於歌德的故事。有一次，歌德和貝多芬在路上並肩行走。突然，對麵來了國王的儀仗。貝多芬昂首挺胸，從國王的儀仗隊麵前挺身而過。歌德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在儀仗隊麵前恭敬肅立。我想，這個故事向我們傳達的就是對貝多芬的尊敬和對歌德的蔑視。在年輕的時候，我也認為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話了。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慢慢意識到，在某種意義上，像貝多芬那樣做也許並不困難。但像歌德那樣，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對著國王的儀仗恭恭敬敬地行禮，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