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李世默的清華演講錯在哪裏

在TED的演講中，李世默區分了兩種“元敘事”。一種是關於“人類 曆史發展規律”的馬列主義“元敘事”，另外一種是西方“民主”與“專製”二元對立的“元敘事”。蘇東的崩潰證明了前一種元敘事的失敗，而西方民主的困境證 明了第二種元敘事的終結。利用周末“浪費時間”來研究中共的李世默發現，政治學裏最流行的關於選舉民主製度的說法是錯誤的，民主國家不僅沒有實現民主的美 好預言和承諾，反而普遍陷入了治理危機和改革困境。

這種民主政治的危機，正是汪暉所言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後果。在汪暉看來現代政治體製經曆 了一個從“黨—國”體製到“國—黨”體製的轉化過程。多黨製的前提是政黨有明確的代表性及其政治價值，它通過在國家框架下的特定的製度安排，形成黨派間的 相互競爭。西方曆史上不同的社會運動（首先是工人運動）產生了不同性質的政黨，所有這些傳統政黨都來自於社會並以鮮明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綱領表達、維護並爭 取實現某個或某些社會群體的利益。這種具有鮮明“代表性”的政黨是政黨政治和民主製度的基石，不同社會群體可以通過選票來對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做出選擇， 政黨通過對國家的支配執行某一社會群體的利益。政黨的輪替本質上是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再分配，因而是“政治”意義上的。

李世默關於兩個曆史元敘事的批評及其對中國共產黨治理與改革模式的新觀察，為沉湎於左右道路之爭的思想界帶來新的空氣，也引來了思考和爭議。

但 是在近三十年來，伴隨著政黨本身日益強烈的實用主義傾向以及各個政黨之間政策選擇上的趨同和共謀，政黨的代表性越來越模糊。社會和民眾無法像過去一樣，根 據政黨提供的意識形態和綱領路線,根據不同政黨所曾經分別堅持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來選擇政黨。隨著政黨“代表性的斷裂”，通過多黨 競爭來實現“民主”的前提也就消解了，如汪暉所言：“當代議會民主的主要問題是：構成民主之前提的共同善或公共利益被摒除於政治決定之外，兩黨或多黨之間 的政治差異被縮小到近於無，後者可以被概括為多黨政治的政治趨同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政黨不再是某種政治理念和政治實踐的行動者，而更接近於一種常規性 的國家權力，變成在一定程度上“去政治化的”的權力機器。而這一國家機器，不過是馬克思所言的“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換 句話說，這種去政治化的政治正是工人政黨及工人政治衰落的產物。西方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的沒落導致工人政黨沒有能力挑戰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治秩序，這些政黨或 者衰落下去，或者改旗易幟，從改良主義的左翼政黨徹底蛻化為新自由主義的吹鼓手。在這種情況下，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消解了，區別隻在於哪個政黨在操作 上能夠更好地執行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和新自由主義的職能，政治問題變成一個純粹的技術問題或者叫“治理能力”問題，政黨淪落成了“更換領導人的國家機器”。 所以多黨之下的民眾看似有很多種選擇，但實際上別無選擇。美國兩黨之間的差別接近於無，所以被壓迫的99%無法通過選舉的方式來選擇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 黨。在這種代表性斷裂的情況下，許多西方國家陷入了李世默所說的“一次選舉，長期後悔”的周期性困境，長期低迷的投票率就是對這種“別無選擇”的假民主的 抗議。

與西方一樣，三十年來的中國也同樣經曆了這樣一個“去政治化”的過程。中國共產黨是在十月革命影響下，在第三國際直接指導和支持下建 立的政黨。它通過廣泛的政治動員和階級鬥爭，建立了以無產階級、工農聯盟、民族解放的統一戰線為內涵的政治代表性，並擊敗了疏離和背叛了工農革命的國民 黨。這種政治代表性是共產黨一黨執政和建設的合法性基石，並以憲法的形式確立下來。

而在改革開放後，執政黨逐漸將經濟建設、尤其是市場經濟 的建設作為通往現代化的普遍道路。在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曆史進程中，政治精英逐漸將自己轉化為特殊利益集團的代表，權力精英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分界逐漸模糊而 與工農群眾則日益疏遠，執政黨與其所宣稱的階級代表性之間已經斷裂。汪暉說：“‘代表性斷裂’集中表現為政黨一方麵超越先前的階級範疇，宣稱其普遍代表 性，另一方麵卻與大眾，尤其是處於底層的大眾更加疏遠。我們可以找到對於工人和農民的保護性政策，卻難以發現在人民戰爭中形成的那種工農政治與政黨政治之 間的有機關聯。”在此情況下，黨逐漸從一個特定政治價值的團體蛻變為一種結構性的和控製性的權力體製，從一個階級性的組織轉化為“去階級化”的組織，黨內 的分歧被納入了現代化基本路線的技術性分歧的話語之中。

李世默的敘述就是這種去政治化的政治背景下的產物。在他的敘述裏，傳統階級政治所講 的五階段論和共產主義是一種教條主義的“元敘述”，這就消解了傳統共產黨所要追求的根本政治價值。共產黨不再是一個代表某一個社會集團實現其解放和理想的 政黨，而變成一個站在抽象全民的立場上能夠更好地實現國家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的政黨。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本身的政治價值（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消滅資產階級， 實現工人階級的當家做主等）被消解了，留下的是其作為國家或者“政治體製”的職能。所以，李對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敘述，不再訴諸傳統的代表性政治，而是從 “治理能力”出發——“曾有人問我：‘中共不經選舉執政，其合法性從何而來？’我的回答是：“舍我其誰的執政能力。”“中國共產黨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改革 專家。”

既然中國與西方同樣處於這樣一種代表性斷裂的“國—黨”體製中，麵對的都是無可選擇的政黨和無可選擇的國家，那麽對中共的指責也就 自然消解了。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治理能力就超越了“民主”而成為敘述的主體，衡量兩種體製優劣的標準就變成了哪種國家體製有更好的執政能力。在西方所謂 民主國家普遍陷入無法實現有效治理的困境的時候，隻有中國能夠一枝獨秀，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中國模式的優越性就在這種語境中體現了出來。對中共執政合法 性的探討，就變成了對國家治理方式和手段的分析，這是李世默在清華演講中所講到的主要內容。

如果肯定“去政治化”這個前提，那麽李世默的敘 述就沒有問題。可是問題恰恰在於這一前提上。去政治化的本質其實是重新的強化政治性，通過將新的、政治性的安排置於“去政治化的”表象之中，新的社會不平 等就被“自然化”了。代表性斷裂的背後是遮蔽代表性，利益集團綁架國家實現自己特殊利益的行為就在去政治化的語境中被消解和掩蓋了了，一切社會問題都變成 了治理的技術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如果說在改革過程中某些社會階層付出了代價和犧牲。那麽這會被敘述為為了實現現代化所必須品嚐的“陣痛”，而不是一些社 會集團對另外一些社會集團的剝奪。可選擇的政治問題（可以通過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博弈實現調整）變成了別無選擇的技術問題，從而消解了潛在的不滿和反抗。 這種去政治化的敘述的本質是要遮蔽和加劇現實存在的不平等，為階級地位和社會特權辯護。聯想到李世默作為一個風險投資資本家的身份和地位，我們就很容易明 白這一點。

三十年來中國已經從一個階級趨於消失的社會轉化為一個“重新階級化”的社會，形成了世界上最為龐大的工人群體。但是在去政治化的 政治中，國家和資本的霸權壓製階級話語，以隱藏階級地位和社會特權，為新自由主義保駕護航。當新生的工人群體當其作為一種階級力量要誕生的時刻，卻遇到重 重障礙，“新興的中國工人階級，在出生的那一刻便像一個到處飄蕩的幽靈，沒有聲音、沒有身份、沒有棲身之所。”（潘毅、陳靜慈《階級話語的消逝》），富士 康的二十六連跳是這一群體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中的絕望呼喊。要重建社會平等和公正，就首先要打破這種“去政治化”和“自然化”的話語霸權，重建工人階級的政 治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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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teven8888- ♂ (0 bytes) () 01/05/2015 postreply 13:1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