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與改革的同一及進化 - 盧麒元
文革，是人民變法；改革，是精英變法。文革和改革，都有一定的正義性和合理性。如果，文革中的民粹主義是錯誤的；那麽，改革中的精英主義絕不會是正確的。不能正確認識文革，就無 法真正改革。改革一旦喪失人民性，改革就必然走向失敗。站在哲學和曆史的高度，文革和改革具有同一性，並在交互不斷地共同進化。
文革，全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於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結束於1976年10月6日中南海“懷仁堂事變”。文革，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由全體中國人民參 與的，旨在改造中國官僚壟斷體製的非暴力革命。其經典標誌，就是各級人民自治組織（革委會）接管了國務院以下各級政府的權力。文革，是人類曆史上，最大規模的人民自治試驗。文革 ，在極短時間內，實現了人民自治組織（革委會）對各級政府的重組。毋庸置疑，由於缺乏足夠的理論準備和組織準備，文革過程是激進的和混亂的，甚至帶有極大的破壞性。文革後，文革 被定性為“十年動亂”和“十年浩劫”。但是，文革的憲政意義是顯而易見的，文革是人民真正自主行使主權和治權的偉大試驗，文革為人類探索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曆史經驗。 更為令人驚歎的是，正是文革為改革奠定了邏輯基礎。
改革，全稱改革開放。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做出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改革是以此為起點至今尚未完結的，旨在改變僵化經濟體製的非暴力革命。 其經典標誌是，通過私有化瓦解公有製體製，通過市場化瓦解計劃經濟模式，通過資本化瓦解官僚經濟組織，通過國際化瓦解黨和政府對國民經濟的管理。事實上，經曆了三十六年的不懈努 力，中國高度集權的官僚壟斷體製已經被破解，中國大部分的無形權力和一部分有形權力，已經被國內外金融資本控製。毋庸置疑，改革是人類曆史上，最大規模的資本自治試驗。由於，缺 乏足夠的理論準備和組織準備，改革也是激進的和混亂的，甚至是充滿破壞性的。在資本特權破解執政黨和政府治權的同時，資本特權也在迅速地吞噬中國人民的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資本 特權同時踐踏了社會倫理和自然倫理，社會開始陷入混亂，環境開始陷入災難。改革尚未完結，但曆史性的糾錯已經在所難免了。或者，改革正在為更高水平的文革奠定邏輯基礎。
在反對官僚壟斷體製的目標上，文革和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區別在於，文革是平民起來反對官僚壟斷體製，直接通過人民自治組織（革委會）代行政府權力；改革是精英起來反對官僚壟斷 體製，通過建立資本特權（資產階級法權）僭越政府權力。就曆史邏輯而言，沒有文革的試驗，絕對不會有改革的發端。拉長曆史的視角去看，無論是文革還是改革，都是反封建曆史的延續 。這一曆史過程，至今尚未終結。尚未終結的意思是，改革的模式再次昭示出資本自治的曆史局限性，更高水平的人民自治模式將成為未來中國的必然選擇。曆史是睿智的，曆史在尋找平衡 點，平民的極端模式不可取，精英的極端模式亦不可取。那麽，綜合模式就呼之欲出了。所謂不走老路和不走邪路，大體就是這個意思。難點在於，新正之路到底在哪裏呢？或者，文革與改 革可以並行不悖；也許，雙革才是最佳的曆史選擇。
認識總是不斷深化的。平民將人民自治模式框定為社會主義模式，並且固執地將之與資本主義對立（事實上，社會主義的對立麵不是資本主義，而是高度僵化的政府官僚主義）；精英將資本 僭越模式解讀成資本主義模式，並且固執地將之與社會主義對立（事實上，資本主義的對裏麵也不是社會主義，也是高度僵化的政府官僚主義）。雙方各執一詞，爭論了數十年。其實，雙方 完全未得要領。跳出曆史去看，你會驚訝地發現，文革所反對的官僚壟斷體製，改革所反對的計劃經濟體製，根本就是一回事。就初衷而言，文革和改革的目標是一致的。文革和改革的目的 何在？就是想建立一個正義、公平、廉潔、高效的文明政府！如果，中國人可以回歸理性，就不難發現，文革和改革，已經通過試驗，已經給出了一般性的結論。這就是文革形成的，人民自 治對政府的政治約束性條件，筆者將之概括為——人民立法；這就是改革形成的，資本自治對政府的經濟約束性條件，筆者將之概括為——有效市場。有了這兩條製約因素，政府就有機會變 成文明政府。簡言之，失去了人民製約（人民民主），政府一定會墮落的，古今中外絕無例外。
筆者遍讀了馬列毛關於人民民主的論述，筆者思考人民民主實現方式也已經長達三十餘年了。筆者不認為，無產階級專政能夠落實人民民主；筆者更不認為，人民民主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筆 者不認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會產生現代意義的文明政府。同時，筆者也不認為，資產階級專政可以落實人民民主；筆者更不認為，人民民主就是選主遊戲下的資產階級專政。超級地租的 出現，已經證明了資產階級專政的徹底失敗。筆者認為，專政則必然導致專權，專權則必然導致腐敗。筆者理解毛澤東親自發動文革的政治動因。毛澤東早就認識到了，專政則必然專權，專 權則必然腐敗，腐敗則必然亡黨亡國。毛澤東的文革，反對的恰恰是官僚主義專政。筆者認為，人民民主可以細分為：人民主權和人民治權。人民主權，核心就是人民立法權；人民治權，核 心就是商品定價權。在立法權和定價權回歸人民之後，政府的工作範疇就變得簡單明確了，官僚主義專政的空間就被極大地壓縮了。簡言之，重塑人民立法權和建立有效市場，是落實人民民 主的根本途徑。如今，無產階級不專政了，卻變成了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專政的經典用語就是“頂層設計”，這是用“頂層設計”代替人民立法，這是在剝奪人民民主權力，資本已經嚴 重越界了。曆史經驗證明，資產階級專政，隻會比無產階級專政更糟糕。我想，毛澤東複活，一定會再次發動文革的。我想，小平在世，也一定會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無論是無產階級專 政或資產階級專政，隻要是官僚主義專政，就注定是沒有出路的。
縱觀曆史，總結前人的理論和實踐，筆者認為必須跳出簡單的二元對立。筆者的意思很簡單：雙革並行。同時進行文革和改革。既然，“兩個不能否定”，幹脆將兩件事情一起幹了。同時推 動人民立法和有效市場。將立法權交給人民，將定價權交給市場，將政府變成有限政府。將行政權力關進籠子裏，政府有限之下，才有憲政可言。易言之，解決了文革和改革的同一性，也就 解決了中國共產黨的曆史性糾結，也就解決了困惑了六十五年的思想分歧，也就徹底解決了道路和路線之爭了，也就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國內外的道德製高點，也就有了係統建立社會主義道 統和法統的依據。重申一遍：人民立法；有效市場。
筆者在《新社會主義論》中，曾寫下這樣的一段話：“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這是政治哲學的最高境界。站在這樣的高度上，我們才能梳理中國的現代史，我們才能超越毛澤 東和鄧小平。沒有這樣的思想高度，我們根本無法化育資本主義，我們也就無法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讓我們一起來完成這次偉大的曆史性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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