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風燭殘年、出走海外的高耀潔教授，即將迎來她的87歲生日。高耀潔，1927年生於山東曹縣，畢業於河南大學醫學院。曾任河南中醫學院教授，河南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主任醫師。突破重重阻力，揭露中原地區因采供血導致艾滋病大規模蔓延的真相，被媒體譽為“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2009年8月出走美國。朱學勤教授此文，讀之令人潸然淚下！
我與高耀潔相識，是因為與中原有不解之緣。“文革”中插隊去河南，在豫東鹽堿地上生活過幾年。猶記寒冬臘月，天一亮背起糞籮頭拾糞，走九裏跨過省界，走到過山東曹縣地麵。後來與高耀潔教授見麵，才知道那竟是她出生的地方。中原血禍震驚全國，我去鄭州她家，但見四壁蕭瑟，牆上掛著一幅對聯“但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地上、床上、過道處凡能插腳的地方，堆滿了防艾圖書和方便食品，等著打包郵寄。聽她略帶魯西南口音的豫東方言，與我能說的河南土話同音，於是互稱“老家隻隔幾裏地”。
她問我對河南的印象，我說那裏的官場令人不快，熱情中透著虛偽，庸碌中透著狡詐；而百姓分外可憐，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四十年前，我帶著左翼激情去豫東，下鄉第一課是請貧苦社員憶苦思甜，老人們說著說著下了道，控訴起1959年“合大夥”（辦食堂）餓死人的恐怖歲月，幹部連聲在底下喊：“下來，下來！”那一聲喊，將我的左翼狂熱砸得粉碎。高耀潔接著這句話，說了另一個“下來，下來”的故事：
2001年9月30日，她到河南周口地區查訪艾滋病疫情，返途中聽說某村疫情嚴重，臨時拐彎走進了這個村子。進村就聽見有奶聲奶氣的叫聲，略帶嘶啞：“下來！下來！”循聲走進一個門半掩小院，走到靠北的屋子，欲待敲門詢問之際，出來一條大黑狗。這狗骨瘦如柴，叫了一聲，返身回屋。她跟著那狗走進屋裏，隻見梁上垂掛著一根草繩，一個年輕農婦懸梁自盡。屍體腳下，是一個兩歲多的小男孩，鼻涕和著眼淚哭喊，抓住梁上屍體的腳後跟在啃咬。
“下來，下來！”，顯然是那個隻有兩歲的孩子發出的，他是叫娘“下來”給他喂奶，卻隻夠得到媽媽冰涼的腳後跟，將腳後跟當乳頭啃咬。那一天是中秋前夕，也是那年那月的最後一日，中原血殤，以一個孩子的嘶啞叫聲在紀念第二天的節日，母與子生離死別！如此悲慘景象，大概隻有在毛澤東同樣是詠歎血禍的詩詞中出現過？——“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不到兩個月，那孩子也死了。
談到我對中原官場的厭惡，高耀潔告訴我血禍恰恰起源於那裏的官場，官員為“GDP”大辦血站，官員采血，百姓賣血，禍害由此而起，並不是起源於西方人理解的民眾“性解放”。她與我講了當年田間地頭如何采血、賣血的細節，此後她也曾對作家閻連科講過，後者將其寫入小說《丁莊夢》（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閻連科的文學風格是魔幻現實主義，但這一細節卻完全是寫實：
一夜間，幾百口人的丁莊村，突然冒出了十幾個血站來。縣醫院血站、鄉醫院血站、鄉政府血站、公安局血站、組織部血站、宣傳部血站、獸醫站血站、教育局血站、商業局血站、駐軍血站、紅十字會血站、配種站血站，八八九九，豎一塊木牌子，寫上幾個字，來兩個護士和會計，一個血站就建立起來了。
在莊頭，在十字路口上，在誰家閑著的一間屋子裏，再或把原來廢了的牛棚掃一掃，取下一塊門板洗一洗，把門板架在牛槽上，擺上針頭、針管、酒精瓶，再把抽血的玻璃瓶子掛在牛棚的橫梁上，這就開始買血、賣血了。
莊子裏到處都是掛著如藤如蔓、流著血的塑料管和紅葡萄似的血漿瓶。到處都是扔的消毒棉球和廢針頭。到處都是碎了的針管玻璃和裝血的玻璃瓶。到處都是擱著、掛著收集起來的O型、A型、B型、和AB型的血瓶和血桶。地麵上是一片落著的血滴和灑出來的紅血漿，空氣中整日飄散著紅烈烈的血腥氣。
……
（老村長李三仁）喚著說：“丁輝呀——我頭暈得很，這天這地都在我眼前轉圈兒。”
我爹說：“不讓你賣你偏要賣。我提著你腿倒倒血？”
他就說：“倒倒吧。”
也就躺在田頭上，我爹、我叔一人提了一隻他的腿，腳在上，頭向下，讓他的血從腿上、身上朝著頭上流。為了讓他頭上血足些，我爹我叔還慢慢提著他的雙腿抖了抖，像提著洗了的褲子腿，抖著讓水從褲腿朝著褲腰上流。
抖完了，把他的雙腿放下來：“好些嗎？”
李三仁就從地裏慢慢站起來，走了兩步路，回頭笑著說：“好多了。我經了半輩子的事，還怕流這一點兒血。”
我爹我叔蹬著三輪就走了。
李三仁便柱著钁頭又回田裏幹活了。
閻連科聽高耀潔講述上述細節，驚訝得半天說不出一句話。我所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也隻是來自魯迅筆下，來自“魯鎮”、“未莊”係列小說。但魯迅想象力再豐富，也無法想象世間有如此真實景象——人如雞鴨，“提腿倒血”。這就是我所熟悉的中原田間地頭，這就是我所熟悉的豫東鄉親父老？相比“我爹”、“我叔”、“李三仁”，那祥林嫂、阿Q、小T又算得了什麽！
也許正是這些親眼目睹的悲慘場景，以及那一聲聲“下來，下來”，給高耀潔弱小的身軀注入頑強動力。她不是第一個把中原血禍說出來的醫生，卻是捅出這個消息之後（1996年），連續14年堅持不懈、遭打壓而絕不倒下的人。《2009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公布，中國在2008年有19712所醫院。即使以每個醫院隻有20個醫生為計，也至少有40萬醫生。而這40萬人中，為這場血禍站出來說話的隻有4個醫生，10萬分之一；4個醫生中隻有高耀潔教授麵對14年來的艱難險阻，挺到今天。她走過100多個村莊，訪問過近1000個艾滋家庭；足跡遍布豫、冀、魯、晉、陝、皖、湘、鄂、浙、蘇、雲、貴、川、粵、桂、滬16個省市。她收到過來自艾滋病人和各種其他性病相關的信件15000封，她給每一封信回信，沒有讓任何一個病人失望，這些信件集編為《一萬封信》，已正式出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她親手救助的艾滋孤兒就有164個。她的家每天接待來訪的艾滋病患者，多的時候一個月內接待過58位。她自編、自寫、自費印刷、自費寄出的防艾讀物有130多萬冊。相伴一生的老伴郭明久醫生於2006年4月去世後，她一度情緒低落，我把當月收到的稿費寄給她以致喪禮，她的回信竟是郵寄幾百本防艾的宣傳冊，囑我在大學生以及社區中分發。她不是沒有錢，而是把國際、國內所獲的獎金和個人積蓄、稿費、講課費等總計100多萬元人民幣，全部用在了中原血禍、百姓血難的救助工作上！
血禍蔓延驚天動地，危及種族血脈。如在以往，下至縣丞上至朝廷將寢食難安，在今天也應該是部長、書記、乃至國家總理親自過問的事，她卻以八旬老人的孤獨肩膀一人扛了起來。2007年，她突破封鎖到美國首府華盛頓領取“環球女性領袖獎”，那是她迄今在國際上獲得七個獎項中的第六項，但也是她第一次能夠出國領獎。頒獎會上，一位未受邀請、自費乘機、自購昂貴門票、專程遠途而來的美國鄉間老婦人，握著高耀潔的手，急匆匆表達自己的欽佩，她願以自己的微薄退休金贍養高耀潔晚年。憑著美國普通民眾的直覺，她將高耀潔與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相提並論，說“高教授的工作條件比特蕾莎修女還要困難，高教授不僅是善良人，還是一個英雄。”
這位素不相識的美國鄉間婦人，也許比我們本土知識人士更懂我們這裏的“特色”，更知道“特色”下的高耀潔是如何艱難：
她本身是個殘疾人。除了高血壓、心髒病，她比正常人缺少一個重要器官——胃。她的胃在“文革”中遭暴打損傷，切除了十分之九，而今不過是一截腸子一樣的象征物。在上海，我見她走路有點蹩拐，才發現這位婦產科醫學教授竟然是我在豫東民間到處看得見的“大娘腳”——雙足纏裹又放過。在參議員辦公室，希拉裏久久注視這雙在西方看不到的腳，無法想象就是這雙腳走過中國千裏萬裏，山路、平路、溝溝坎坎，一步一步捱了下來。
她是一個妻子。當她在山東大學講壇上為學生普及防艾知識的時候，老伴病倒住院；當她在那裏調查非法采血的黑血站時，老伴臥於病床乏人照顧；在她把關愛源源不斷送給艾滋孤兒寡母的時期，老伴溘然去世。她是一個母親，“文革”中兒子受她牽連，13歲曾被判刑關進冤獄，一生都活在恐懼中；小女兒受她牽連，曾經失去工作，走投無路，因此不能理解她的菩薩心腸和獻身行為，至今對她心有怨忿。言及自己的親人們，老人垂淚不已，私下裏說：老伴是個好老伴，自己不是個好母親。
2007年，為了保全中原的臉麵，而不是中原的生靈，有關方麵調動所有能調動的力量，既要阻止老人出國領獎，又要迫使她做出自動放棄的姿態。最後竟把她那少年時期受其牽連，至今心有餘悸的兒子動員到她麵前。兒子以自己的工作和前程為抵押，給老人重重地磕響頭，跪請母親答應有關方麵的話。那一天是2007年2月18日大年初一，她沒有動搖，她用那雙給這個世界接生無數次的手，在紙上寫下了兩行字：第一行是：“兒子郭鋤非曾因我受害坐過三年獄。”第二行是：“本人行為本人負責，一切概與兒子無關。”此時此刻，她腦海裏揮之不去的，想必還有另一幅母與子生離死別的真實畫麵，聲聲叫喚“下來，下來”？
“空氣中彌漫著采血、賣血的氣息”，這在特蕾莎修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特蕾莎最不能想象的是，艾滋病在西方是“後現代病”，但在中國竟會在不知後現代為何物的前現代農夫、農婦中瘋狂蔓延。高耀潔一再辨明，中原血禍不是因為“後現代”，而是肇始於官場“前現代”，是官員瘋狂追逐“GDP”，不擇手段，這才造成這場曠古奇聞、人間慘禍。她說穿了艾滋病的“中國特色”，說穿了“後現代”浮表下的“前現代”血寫的秘密，卻又頂住壓力守口不改，終於得罪有關方麵，最終竟不能見容於這塊土地。
這一天終於來了。2009年8月9日早晨，我打開電腦，高耀潔發自大洋彼岸的一封電子郵件赫然在目：
我離開中國，為的是能讓世界知道中原血禍的真相；我還是要回來的，我死也要死在回中國的飛機上。
合上電腦，我的大腦一片空白，如受電擊，久久無言。耄耋八旬，離家萬裏，舉目無親，風燭殘年？在我所知道的出走曆史中，大概隻有托爾斯泰83歲高齡在風雪中出走可以與之比擬。高耀潔也是知識分子，隻是飽受儒家傳統教育熏染。第一次與我見麵，《詩經》、《論語》，脫口而出，整章背誦。不要說醫學專家，即使在我認識的人文學界專業人士中，亦未見如此心誦故國古典者。她也83歲高齡了，這樣一位可敬可親的老人，在她有生之年，我再也見不著了？不再是鄉音絮語，不再是《詩經》、《論語》，不再是“老家隻隔幾裏”，而是一去兩萬裏，桴浮於海，我們隻能在飛機舷梯下等待她去國還魂之遺骸？
960萬平方公裏有“血禍”在地下蔓延，卻容不下地表上一個站著說真話的老人！所謂“中原血禍”，隻是一個隱喻：華夏早有“國殤”，老人隻不過說出“國殤”不是某一天造成，而是一場病在多年，無聲無息的“血殤”——“殤”不在肘腋，而在“血脈”，在種族命脈所係之“血液”。她無情刺穿某些知識時人“後現代”、“現代性”之神話，刺穿“特色”、“模式”、“崛起”之下還有前現代“血殤”。在丹麥，“皇帝沒有穿新衣”，說出這一秘密的是一個口無遮攔的孩子，人們世世代代記誦他；在我們，能說出這一秘密的卻是一位耄耋老人，一個來自舊社會的婦產科醫生，中原故國隻能放逐她？此情何以堪，此理何以言，若有言，又何處能暢言？
我隻感到眼前一層層病血淤積，堵至喉，堵至咽，口不能言。隻好引毛澤東對另一位醫生的著名讚譽，轉錄於下：
一個中國人，不遠萬裏，離開中國，這是什麽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精神，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這就是我們的國際主義，這就是我們用以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和狹隘愛國主義的國際主義。對於他的離開，我是很悲痛的。現在大家紀念他，可見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隻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熟悉“老三篇”的人不難看出，我隻改了兩個地方，將“外國人”改為“中國人”，將“來到”、“去世”改為“離開”。我以為，這也是最好的書麵推薦，謹以此向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推薦：中國出了個高耀潔，她為維護13億人的血脈做出巨大貢獻，她對中國的貢獻也是對人類和平的貢獻，她理應獲此獎，她是這一獎項的最好人選。
2010年12月19日
寫於高耀潔八十三壽辰
本文係朱學勤為高耀潔著《我的防艾路》所作序言，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