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進口潮導致第一輪暴富——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廣東等地沿海開始了小範圍、低層次數額不大的走私活動。90年代後，走私潮愈演愈烈，不但大量政府官員被卷入其中，甚至海陸空軍的艦隻、飛機、軍車都成了走私的運輸工具。大多海關、公安、武警被走私分子利用，廈門遠華案便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借助走私，不法商人和官員一下暴富。有人估算，20多年的走私金額，在5萬億人民幣左右，可以形成100萬個百萬富翁。
價格雙軌製和企業承包製導致第二輪暴富——
價格雙軌製指的是中國經濟體製由原先的計 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中曾經采用的一種特殊的價格管理製度，即對同值的產品實行兩種不同的定價機製，一種是計劃內的壟斷性定價，另一種是市場定價，後者明 顯高於前者。而所謂企業承包製指的是由企業的經營者對企業進行承包經營的一種經濟責任製，它是中國政府為使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從而擴大企業自主 權，讓企業成為獨立的經營實體所推行的一種改革措施。在實行價格雙軌製的情況下，由於計劃外價格（市場價）和計劃內價格（平價）存在巨大的落差，有權的政 府官員及其親友將搞到手的平價鋼材、水泥、化肥、農藥等緊俏物資以市場價轉手倒賣（俗稱“官倒”），迅速暴富了起來。而企業實行承包製後，承包者大權在 握，許多廠長經理利用職權大肆鯨吞企業的資產，或以權謀私，大發橫財。當承包者擁有緊俏物資定價和銷售權時，例如首鋼，這兩種製度的弊端便結合在一起，成 為權力擁有者的天堂。這一輪暴富潮遍及神州大地，但致富的手段比較簡單，持續時間比較短，故有人估計總案值當在5萬億人民幣以下，實際落入官倒者和承包者手中約為1萬億人民幣，可造就不到100萬個百萬富翁。
國企和集體企業改製導致第四輪暴富——
賣完了土地賣企業，推行國有、集體企業 股份化、私有化，大小企業一律進行私下拍賣，把國家資產廉價出售給個人，使工人失去主人地位和工作崗位，是所謂企業改製的實質。經過前三輪的準備，中國的 財富已聚集到少數貪官和奸商手中，他們有能力收購國有企業。即使如此，這些人也不會按照市場價格收購。這時候一批會計事務所、國有資產評估所便大顯身手， 將國有企業的價格嚴重低估拍賣給當地的實權人物，並從中撈取豐厚的中介費。這實際上是一場明火執仗地搶劫。政府和銀行幫助這一搶劫過程順利地進行，政府允 許被私人收購的企業逃廢債務，用軍警彈壓企業職工的抗議，銀行提供貸款幫助收購。塵埃落定時，地方和部門的實權人物已經搖身一變成為大資本家了。大型國有 企業的股份化也同樣是一場搶劫，裁減員工，買斷工齡，是主要的搶劫方式。此外，3000萬中小股民也是被搶劫的對象，所用的辦法是讓會計師事物所高估企業資產，發行摻水股票，不斷地圈股民的錢。有人估計這輪行情的總值也在5萬億人民幣左右，可造就100萬個百萬富翁。
詳考上述四輪暴富潮的來龍去脈，細查權 貴資產階級的發家軌跡，可以說無時無處不活躍著權力神通廣大的身影。事實表明，貪官也好，貪官的親朋好友和買通貪官的奸商也好，沒有一個不是依靠權力暴富 的。毋須諱言，改革開放後，勞動者的汗水、創新者的智慧和企業家的資本與謀略也確實給一些人帶來了財富，甚至帶來了可觀的財富，但相比較而言，最有效的致 富手段卻不是它們，而是手中的權力。隻要有了權力，或者能夠利用和買通權力，不管你是誰，都能夠迅速致富，甚至能夠一夜暴富。正如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 授趙曉所總結的那樣，在中國收入增長最快的都是與權力相關的群體，中國的收入分配實際上形成了一個“‘有權必有錢的怪圈’：以權力為中心，離權力越近的人 越富，離權力越遠的人越窮。”
經濟學的常識告訴人們，權力不能創造財 富，創造財富的隻有兩樣東西，就是勞動和資本。權力卻能夠讓人致富，而且能夠讓人一夜暴富。從本質上講，這是因為權力雖然無法創造財富，卻能夠轉移財富、 分配財富，讓財富從創造者的手中“搬家”到掌握權力或能夠利用和買通權力的人那裏。換句話說，通過勞動和資本致富的人，他們的財富是自己創造的，通過權力 暴富的人卻不同，他們的財富沒有一分錢是自己創造的，都是從別人那裏轉移過來的，說白了其實也就是掠奪和盜竊來的，巧取豪奪來的。這就是依靠權力暴富的本 質。
有土地收益的流失中這一點表現得可謂十分明顯。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曾在一篇文章中舉例說，2005年全國有價出讓國有土地16.3萬公頃，其中“招拍掛”出讓麵積隻占三分之一。“招拍掛”與其他方式出讓的平均地價相差5倍，差價每公頃500多萬元。除去其中0.5萬公頃經濟適用房建設用地不適用“招拍掛”方式，其餘10.1萬公頃土地少收5400億元。這5400億元縱然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最終都落入了權力相關者和房地產開發商的腰包，使他們成了暴發戶。這筆巨額財富就是這些人采取各種方式利用權力掠奪和盜竊來的！這種對財富的掠奪和盜竊在企業的賄賂中表現得也很典型。據王小魯介紹，世界銀行2006年進行的中國120城市競爭力調查指出，企業的旅行和娛樂花費可以衡量對政府官員的“非正規支出”（行賄）。這項花費占企業銷售額的比例在各地和各類企業有所不同，最低0.7％，最高>2.3％。如果以0.5％作為企業正常支出水平，超過部分作為行賄部分，按2006年全國工業、建築業和第三產業銷售收入55萬億元計，企業用於行賄的旅行和娛樂花費約為5000億元。也就是說，這5000億元最終都被政府官員拿走了。這些財富當然不是他們創造的，卻塞進了自己的口袋。這不是掠奪和盜竊又是什麽？！
金融腐敗也是掠奪和盜竊財富的重點區域。2003年的時候，央行研究局曾做過一項大麵積的調查，結果表明全國正規金融機構貸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額外付費已成為一項“潛規則”。平均而言，企業在每筆貸款正常利息之外的額外付費和為維持與金融機構“良好借貸關係”的費用合計，相當於貸款額的9％。以2006年為例，全國金融機構貸款22萬億元，考慮大型企業貸款條件有利，較少發生這種情況，按貸款額的一半推算，額外付費給全國金融機構相關人員帶來的灰色收入可能高達1萬億元。顯然，這筆巨額灰色收入中沒有一分錢是收受者創造的，完全都是他們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從企業創造的財富中的巧取豪奪。
“改革”建立的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是一種權力市場經濟，而權力市場經濟最大的特點就是政府對市場的強有力控製，這一點而且在當代中國表現得尤為典型。正是政府的這種 強勢地位使權力在中國的財富分配過程中充當了決定性的角色，從而使權力產生了巨大的財富效應。可以肯定的是，不論是在權力市場經濟還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 濟條件下，政府對經濟都不可能完全放手，諸如進口配額、生產許可證發放、價格管製，乃至特定行業的特殊管製包括對從業人員數量的限製等等這一類幹預和管 製，或多或少都會存在。隻要存在著這種幹預和管製，相關的生產要素就無法在不同產業之間自由流動和競爭，就不可避免會造成資源的稀缺。顯而易見，誰擁有了 這種稀缺資源誰就擁有了某種特權，誰就能夠憑借這種特權獲得超額收入。
經濟學家把這種超額收入稱為“租金”。 這種租金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租金，它是由權力對市場的管製帶來的，因而又被稱為“權力租”。既然政府的政策幹預和行政管製能夠創造租金，在利益的驅動下， 當然就會有人千方百計買通那些有權對市場進行政策幹預和行政管製，能夠控製資源分配或影響資源分配的官員，以便獲取租金。這就是經濟學家筆下的“權力尋 租”，簡稱“尋租”。
在價格雙軌製時代，計劃內緊俏物資的調 撥權掌握在政府官員手中，誰有本事能從他們手裏搞到這些物資的調撥批文，誰就可以取得額外的差價收入。這筆財富就是一種租金，謀取這筆財富的過程就是一種 尋租活動。在實行土地協議批租的時代，批多少地，按什麽價格批，都由行政領導說了算。誰有能耐從他們那裏批到低價的好地，一倒手就能發筆橫財。這筆財富同 樣也是一種租金，謀取這筆財富的過程不用說也是一種尋租活動。尋租的實質，一言以蔽之，就是權力與財物的交換。它可以采取權錢交換的形式，也可以采取權物 交換、權色交換等其它形式，而最主要最常見的形式則是權錢交換。在交換過程中，一方是一批因為缺乏監督和約束手握權力待價而沽的大小官員，一方是在利益的 驅動下覬覦官員權力的各種尋租者，主要是官員的親朋好友以及想要買通官員的奸商，通過行賄受賄，“權”與“錢”發生易位，行賄的尋租者獲得了能夠給他們帶 來租金的特權，受賄的貪官撈到了自己想要的財物。交換完成後，尋租者會進而再將行賄換來的特權進一步轉化為租金，獲取沒有這種特權的人所不可能得到的超額 收益，而他們用於行賄的財物其實就是租金中的一部分。可見，隻要有尋租就會有權力與財物的交換，就會有腐敗，參與其中的人當然就能夠因此不勞而獲，大發橫 財。
相比較而言，在西方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 濟國家，盡管為了彌補市場機製的缺陷和不足，優化資源配置，政府有時也會對市場進行幹預，但不管政府怎麽幹預，相對於占主導地位的市場機製而言，它都隻是 一種調節經濟的輔助手段。而且，政府的權力始終是受到嚴格監督和製約的。因此，雖然在這些國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租金和尋租現象，但規模都不大，更不可能 泛濫成災。與之相應，權力的財富效應當然也就微乎其微。與其迥然不同的是，在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政府對市場的管製不但是全麵的經常性的，而且它手中 的這種權力同時又是不受監督和約束的，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體製性的大規模尋租，導致了權力與財物的大規模交換，導致了大規模的腐敗。在這種背景下，權力 的財富效應當然是無與倫比的。從這個角度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先後湧現的四輪暴富潮，其實就是四輪尋租大潮，四輪權錢交易的大潮，四輪腐敗大潮。
更為惡劣的是，在當下的中國，由於權力 對市場所具有的巨大控製力，尋租活動還呈現出一種惡性循環的趨勢。一旦政府官員發現尋租有利可圖，隨著貪欲和膽量的膨脹，越來越多的人就會不再僅僅滿足於 在尋租過程中隻扮演一個被動的被利用的角色，而會轉而利用行政幹預千方百計地增加某些行業或企業的超額利潤，主動地創造租金，以誘使企業與個人向他們進 貢，作為獲取這種壟斷租金的條件。他們甚至還會故意提出某項會使一些企業利益受損的政策或規定作為威脅，迫使企業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給他們，以求其高抬貴 手，放棄製定或實施該項政策或規定，使自身的利益不再受損。顯然，這已不是尋租，而是主動“創租”、“設租”了。由大規模的尋租發展到在尋租的同時積極地 創租、設租，權力的財富效應變得越來越大，貪官變得越來越瘋狂，他們的錢包也變得越來越鼓。
據中國經濟學家胡和立和萬安培計算，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全國人民一年生產出來的物質財富中有三分之一都變成了尋租者和貪官的收入。”網上還流傳一種說法：“‘官方統計的1999-2001</1999-2001>年10類腐敗經濟損失達到GDP總量比重的14.5%-14.9%，’每年達一萬多億元。這實質上意味著一年平均從全國每一個人身上剝削去1000元左右。而2009-2010年的損失數額更是觸目驚心，僅外逃官員就有6萬人之多，攜帶資金突破2萬億人民幣。”
可見，在改革開放建立的權力市場經濟之 下，官員憑借其不受人民監督和製約的巨大權力，牢牢控製著市場，主導著資源的配置，把整個中國迅速變成了一個規模空前巨大的彌漫著銅臭的尋租場，使得權錢 交易越演越烈，腐敗現象泛濫成災，這就是權力能夠在當今中國成為最有效的暴富手段的根源所在，這也正是權貴資產階級能夠先富暴富的訣竅和奧秘所在。
多年前，當改革開放剛剛拉開帷幕，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先富帶動後富。”當時，所有的中國人都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了憧憬，一個“富起來”的好日子似乎正在不遠處微笑著向他們走來。然而30多年後的今天，令小平同誌和絕大多數人民群眾沒有想到的是，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卻沒有讓中國老百姓富起來，而是讓權貴資產階級利用權力掠奪和盜竊人民用血汗創造的財富暴富起來。2011年4月12日，胡潤研究院和群邑智庫聯合發布了《群邑智庫•2011胡潤財富報告》。這份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底，除香港、澳門、台灣之外的全國31個省、區、市中，每1400人中有1人是千萬富豪，千萬富豪人數已達96萬人，相比上一年增長9.7%。其中包括6萬個億萬富豪，比上一年增長9.1%。報告還顯示，2009年底，全國千萬富豪和億萬富豪人數分別為87.5萬人和5.5萬人；2008年底，全國千萬富豪和億萬富豪人數分別為82.5萬人和5.1萬人。其中，北京有17萬個千萬富豪和1萬個億萬富豪，排名第一；廣東有15.7萬個千萬富豪和9000個億萬富豪，排名第二；上海有13.2萬個千萬富豪和7800個億萬富豪，排名第三。北京、廣東、上海三地千萬富豪人數占全國的近一半。報告中說，95%以上的富豪都有投機經曆，“勤勞致富”最多成就一個新型富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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